□ 記得我在20世紀80年代初，念到大學三年級時，因為是天體物理專業(yè)，開始上所謂“四大力學”課程（理論力學、統(tǒng)計力學、電動力學、量子力學），記得那時校園里流行著幾種美國的物理學教材，其中就有《費曼物理學講義》（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那時對費曼其人了解甚少，對物理學的理解，也經(jīng)常只是沉溺在無窮無盡的習題中而已。
《費曼物理學講義》對20世紀物理學的兩大重要成就——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作了系統(tǒng)介紹，書中還反映了費恩曼和其他在前沿工作的物理學家對一些問題的分析和處理方法。因為書中對基本概念、定理和定律的講解，特別注重從物理上作出深刻敘述，而且全書系根據(jù)課堂講授的錄音整理編輯（據(jù)說費曼講課通常只帶一張紙），保留了費恩曼講課生動活潑引人入勝的獨特風格，所以很受歡迎。
但是費曼作為一個“科學明星”，進入中國各大學物理系師生之外的公眾視野，基本上還是近幾年的事情。這時費曼更讓我們關(guān)注的，早已不僅僅是他的物理學了。
■ 與你類似，我也是在上大學學物理時，曾自己購買了當年影印版的三大卷原文的《費曼物理學講義》，這在當時也算是一大筆開銷呢。盡管沒有全部通讀，畢竟也對讀過的某些部分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當時在我學習超導物理學時，費曼對于弱連接超導體的約瑟夫森效應的一個簡化明了的獨特證明，就讓人記憶至今。而且，那個本是在一本面向大學生講普通物理的課堂講授中對一個專業(yè)問題的證明，后來竟成為許多超導專著所常用的內(nèi)容，這也顯示出費曼的與眾不同。
當然，后來了解到作為一個“科學明星”的費曼，先是在國外作訪問學者時，看到那本后來被譯為《別鬧了，費曼先生》（在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后出的另一個版本中，又被譯為《別逗了，費曼先生》）的那本原著。然后就要到21世紀了，他的兩本同樣是很特殊的傳記（由別人記錄他的言行、故事）中譯本的出版，產(chǎn)生了相當?shù)挠绊憽Ｆ鋵?，在此之前，早?989年，科學出版社就出版了《別鬧了，費曼先生》的第一個中譯本，當時用的書名是《愛開玩笑的科學家——費曼》。可惜，像當時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許多書一樣，那本書的影響似乎并不大。
□ 關(guān)于費曼的物理學成就和造詣，各方早有公論，也不是我們近年所關(guān)心的重點。當費曼以一個“科學明星”進入中國公眾的事業(yè)中時，其實大家更關(guān)心的是他的思想——其中當然包括他對科學的看法。另外，當他成為公眾人物后，也不可避免地被要求扮演某種類似“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對物理學之外的各種問題發(fā)表意見。
例如，在《這個不科學的年代！》一書中，收有費曼的三次演講，其中頗多他對科學本質(zhì)的思考和對其它社會問題的看法，并且相當程度地保留著演講現(xiàn)場的語言痕跡，讀來非常有趣。在第二場演講中，費曼講到科學在應用時的局限，雖然用的是非常淺顯的大白話，所言之理卻很深刻。費曼說，“我該不該這樣做？”，這永遠是人類面對的大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科學無法幫助你解決。他分析說，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如果我這樣做了會發(fā)生什么后果”，第二部分是“我希望這些后果發(fā)生嗎？”。第一部分科學有可能幫助你，但是第二部分科學無法幫助你。所以費曼的結(jié)論是：科學無法替道德問題——其實也可以理解為價值問題——做決定。
比方說，科學可以告訴你，爆炸一顆原子彈會殺死許多人；但是要不要殺死這些人呢？科學卻無法幫助你做決定。其實類似的思想，早年我在讀賴欣巴赫《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時就接觸過。不過賴欣巴赫并不是談論科學的局限，而是鼓吹一種“科學的”哲學，這種哲學試圖幫助你分析各種行動的后果，但是最終要不要采取某個行動（即你要不要某個后果），則不是他能夠幫助你解決的。
■ 如果從費曼作為“科學明星”來說，那他確實很有些“公共知識分子”的味道。他甚至曾參與對航天飛機失事原因的調(diào)查，以及像對中小學教科書的審查工作等，這都頗有“公共知識分子”的特色。但盡管如此，我卻還是覺得，與更為標準的“公共知識分子”形象相比，也許他的“個人化”特色要比其“公共”特色更為突出。
但即使在這種可以用非常個人化、個性化來描述的特色中，費曼又可以說是科學家中非常突出的。這也許在他的那兩本特殊的“傳記”（即《你干嗎在乎別人怎么想》和《別鬧了，費曼先生》）中，就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
而在國內(nèi)最新出版的《費曼手札——不休止的鼓聲》一書中，他的那種與眾不同的個性，通過更為真實的費曼個人通信，又可以讓人們有進一步的認識。應該可以想象，他在寫這些信時是不準備發(fā)表的，從而應該比為了發(fā)表的目的而向別人講自己要更可信。至少，在我的記憶中，像他幾次力辭不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這倒可與我們這里的科學家們打破腦袋爭當院士（甚至不惜運用不正當手段）形成絕對鮮明的反差，像他與人打賭在若干年內(nèi)不做行政管理工作，像他拒絕接受榮譽博士學位，像他拒絕《今日物理》向他免費寄贈雜志，等等，等等，可舉的例子實在是不少呢。
□ 那倒真是如此。昔王爾德有名言曰：“除了誘惑，我什么都能抗拒”，免費寄贈雜志這種小誘惑我都很難抗拒（估計你也差不多吧？），更大的誘惑恐怕就更難抗拒了。
你上面說的這些費曼的逸事，都表明他屬于特立獨行之人。人生在世，真要想做到特立獨行，其實殊非易事。自身既要有特立獨行的資本，外部又要有特立獨行的條件。費曼恰恰這兩項都具備，所以才能不時安然上演特立獨行的喜劇。一方面，他是物理學天才，有成就有地位，特立獨行就容易得到周圍人們的寬容；另一方面，在美國，可能人們對生活中那些特立獨行的人本來就相當寬容。
不過，費曼也有他認真工作小心謹慎的一面，不是一直那么游戲人間的——這似乎是他成名以后才給人的強烈印象吧。在《費曼手札》中有一封費曼21歲那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念研究生時寫給他母親敘家常的信，有一段說：“昨天晚上，惠勒教授忽然有事離開學校，我只好替他上今天力學的課。我昨夜花了一整晚的時間，準備今天的課程?！被堇帐琴M曼的指導教授。你看，第一次給老師代課，費曼還是非常認真準備的，這和后來關(guān)于他“上課只帶一張紙”的傳說很不相同。
■ 確實如此。在《費曼手札》中還有另一個例子給我以很深刻的印象，即他對“民科”們和一些還不一定算得上是“民科”而只是熱愛科學的中小學生給他的來信的回復。我想，我們恐怕或多或少地都收到過不少類似的“民科”來信甚至還會遇到他們登門拜訪。而我們的反應又是怎樣的呢？雖然我們現(xiàn)在在理論研究和相關(guān)的理論認識上（以及在部分實踐上）對“民科”并沒有像許多人那樣的歧視，但我們畢竟很少像費曼那樣能夠一封封地回復他們的來信，回答他們的問題。當然，他們對費曼的回答的反應也和我們預期的大致差不多。我們也還可以用人數(shù)多少以及工作忙否或其他更多的理由為我們的不理睬做出解釋，不過，這里更重要的，似乎還是一個認真的態(tài)度，甚至某種在類似社會責任那種意義上的為人方式吧。
當然，相比起在以往的傳記中談及的費曼更為傳奇、更為特立獨行的做事風格，這些費曼認真的地方似乎不那么突出，人們似乎總是更加關(guān)注與眾不同的東西，但我們同樣可以設(shè)想，如果沒有那些認真（甚至比其他人更加認真）的工作，費曼也不大可能成為那樣一個成功的物理學家。也許他與其他成功的物理學家的主要不同之處，是他在某種有共性的努力而帶來的成功（當然這種共性的努力不是全部，而重要因素之一）的過程中、以及在成功之后，仍然樂于并且敢于保持著他在為人處事上與眾不同的個性化的方面。
再回應一下你剛說過的一個人可以特立獨行的內(nèi)部和外部條件問題。就此，我還可以舉另一例子：我以前曾與人說過，其實，蘇聯(lián)著名物理朗道與費曼在為人處事的個性上以及工作方式上似乎頗有相似之處的，只是恰恰由于外部條件的約束，才使得朗道沒有能夠象費曼那樣自如，那樣更可以自由發(fā)揮其個性。你說是不是？
□ 關(guān)于朗道的一些故事，也是我非常喜歡提起的。他們兩人確實有相當類似的地方。要是朗道生在美國，不知他會不會上演費曼那樣的故事。
關(guān)于費曼的“鬧”，也是非常有趣的。中國人通常認為一個學者應該是沉靜穩(wěn)重道貌岸然的，學者而“鬧”，成何體統(tǒng)？這當然和費曼本人飛揚跳脫的性格有關(guān)，也是他思想活躍童心不老的直接表現(xiàn)?！秳e鬧了，費曼先生》這個書名耐人尋味——到底是欣賞他的“鬧”呢還是也覺得他“鬧”得有些過分了？
不過在討論費曼時，還有一個問題也是我很感興趣的，那就是：費曼是不是一個科學主義者？我們知道，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可以不是科學主義者，而一個不懂科學的人也可以成為科學主義者。我們周圍的科學主義者，則更多的是對科學有些了解（或一知半解）卻又自以為“科學素養(yǎng)”高于天下的人。
費曼作為一個成功的物理學家，當然知道科學的局限，這在他那本《這個不科學的年代！》中表現(xiàn)得很清楚。從他那幾次演講來看，他當然認為科學非常好，但是他承認即使是科學知識本身也不是絕對精確的；他還承認人世間有許多根本性的問題科學是無能為力的。這樣他就避免了將科學知識凌駕于其它知識體系之上——而這正是許多科學主義者最愛做的一件事情（我本人多年前也曾經(jīng)贊成這樣做）。
所以在我看來，費曼如果要算一個科學主義者的話，至少也是非常寬容開明的那種。對此很想聽聽你的看法。
■ 我傾向于相信，如果朗道生在費曼時代的美國，那肯定會是另一個出色的“費曼”。不過，他在當時的俄國能夠做到那個份兒上，應該說已經(jīng)是很不容易了。
關(guān)于費曼的“鬧”，我覺得，這已經(jīng)是附加上了中國人的理解了。因為他那本傳記的原書名，如果直譯，應該是“費曼先生，我肯定你是在開玩笑”。而在中譯本中，則譯成了《別鬧了，費曼先生》，而在更新的一個中譯本（湖南科技社）中，又改成《別逗了，費曼先生》。如果按照美國人的思維，那原書名強調(diào)的是費曼的所作所為，讓人難很相信他是在當真地做他的事說他的話，同時又有一種對于幽默感的欣賞；而第一個中譯本的書名，用“鬧”字，所強調(diào)的東西與原書書名就有些差距了，似乎更有一種認為費曼有些“胡鬧”的意味（胡鬧與開玩笑可是很一不樣的）；而第二個中譯本的書名，倒似乎有些接受原書名的意思。但為什么不直接用原書名的直譯呢？在這其中，或許還反映出了在我們與美國的出版者和讀者（即是出版者想像中的讀者又是現(xiàn)實中的讀者）心目中，是如何理解科學家應該是怎樣的人、應該怎樣行事，以及如果要與眾不同地行事并引人注意的話，底線又應該在哪里的差別。
關(guān)于費曼是否科學主義者的問題，要確切地講，也許還需要認真地、更多地讀讀費曼的著作，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大致可以算是一個溫和的科學主義者吧。因為確實他正反兩方面的言行皆有。除了你說的那些表明其并不過于夸大科學知識的地位的說法之外，他確實又有像對于哲學的輕視等等。
說到這里，再聯(lián)系到我們前面提到的朗道，我倒想問你一個問題：你說在我們這里會不會有出現(xiàn)像費曼這樣的科學家的可能性呢？
□ 我想這種可能性至少目前還是非常小的。
首先，科學家要達到費曼這樣的科學成就就很難。這又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的應試教育中，不鼓勵創(chuàng)新，還極力扼殺孩子們的想像力；二是科研環(huán)境長期不理想，先前是知識分子受打擊。缺乏經(jīng)費之類，現(xiàn)在這兩個問題緩解了，卻又落入“量化考核”的重軛之下，不讓人安安靜靜做學問了。
其次，文化中的傳統(tǒng)因素一直在起著作用。一個類似費曼這樣特立獨行童心不老的人，喜歡“鬧”，喜歡“逗”，通常會被周圍的人視為異類。一個這樣的人，他的成長之路一定荊棘遍地，很難“成角”、“成腕”。想想我們以前談論過的束星北吧，他應該可以算一個特立獨行之人了，能力和天分也都不弱，但在國內(nèi)長期郁郁不得志，人格還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
當然，我們社會畢竟還是在進步，也許若干年后，費曼或朗道這樣的人物，能夠在中國出現(xiàn)，也未可知。
我想你提到這個問題，當然不會是為了預測或算命吧？你背后進一步的想法是什么呢？
■ 你的分析很對。我提這個問題，當然不是為了什么預測，而且也知道這種可能性很小，只是想聽你談談這種可能性小的原因。因為造成這種可能性的環(huán)境，實際上是一種不理想的、有問題的環(huán)境。你剛舉的束星北的例子也很說明問題。往小里說，是我們的教育體制、教育理念有問題；往大里說，則是我們的文化中有些不適于特殊人才成長的因素。所以說，雖然現(xiàn)在我們天天講創(chuàng)新，而實際上，我們的教育與文化環(huán)境，卻是非常不利于像費曼這種真正有創(chuàng)新能力的人成長的。
說到這里，我還想再問你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也有人問過我許多次，而我似乎也一直沒有想到真正有力的回答。這個問題就是：為什么費曼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傳記），在像美國這樣的地方，都是很暢銷的書，而到了我們這里，情況卻很不一樣，他的書遠沒有達到那么暢銷的程度。你說，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 這個問題其實不僅僅表現(xiàn)在有關(guān)費曼的書上。事實上，歐美許多暢銷的科學文化書籍（其中有些就是我們傳統(tǒng)意義上的科普作品）引進中國之后，在銷售上都不很成功。甚至某些著名的科學文化雜志，引進中國后也有類似的命運。
對于這一現(xiàn)象，以前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解釋，認為這是中國公眾“科學素養(yǎng)”還不夠高之故。這種解釋當然暗含了這樣的判斷，即“科學素養(yǎng)”較高的人群會更有興趣閱讀《別鬧了，費曼先生》、《費曼手札》這樣的書。我認為這種判斷可能忽視了“國情”的不同，因而用來解釋中國的上述現(xiàn)象未必合適。
“國情”當然是一個很老套的解釋，但我在這里有更具體的考慮。我的基本想法是：不同的人群，他們關(guān)心的問題也很不相同，對不同書籍的閱讀興趣，很大程度上與此事有關(guān)。許多出國生活過足夠長時間的人都知道，美國——比如說吧——公眾所關(guān)心的事情，通常和中國公眾所關(guān)心的事情大不相同。這也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別鬧了，費曼先生》這樣的書在美國暢銷而在中國不那么暢銷。
對上述解釋我還可以提出另一個旁證。在中國，類似《別鬧了，費曼先生》這樣的科學文化書籍，在不同人群中的受歡迎程度也是大不相同的。這些書籍的中譯本出版之后，往往有“叫好不叫座”的現(xiàn)象——學者的評價很好，他們還會在報刊雜志上寫文章稱贊這些書；但在實際銷售中，原先所設(shè)計的“目標讀者群”（多半是比照美國情形而來的，比如大學生或中學生）卻并不踴躍購買。據(jù)說有些學術(shù)界評價頗高的科學文化書籍的中譯本，許多購買者卻是“民科”。當然，我們不反對民科——在《我們的科學文化》中，他們已經(jīng)來到陽光下了，但他們不是出版者原先所設(shè)計的“目標讀者群”。
其實這也許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一個在大眾媒體上經(jīng)常露面的“科學明星”，關(guān)于他的書籍好賣，有什么奇怪的呢？在中國，易中天和于丹的書不是也曾經(jīng)很好賣嗎？但是在中國，迄今還沒有出現(xiàn)過類似R. P.費曼、卡爾·薩根這樣的人物。
說到這里我有一個大膽建議：有膽略的中國出版家，是不是可以考慮與電視等媒體聯(lián)手，在中國推出一兩個類似R. P.費曼、卡爾·薩根這樣的“科學明星”，以此來全面促進科學文化書籍的銷售呢？這對于真正提高全民科學素養(yǎng)也大有好處??！
■ 你說的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建議。但相對于美國有費曼熱、卡爾·薩根熱，而中國卻只有于丹和易中天熱的背景，也許還提示著我們另一個問題，即關(guān)于科普，即使在最廣義的理解中，我們是不是又忽視了“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性了呢？
你看，在我們這里，像那些國醫(yī)養(yǎng)生類的書，不是也相當?shù)臅充N嗎？在廣義上講，那不也是一種“科普”嗎？盡管那些書仍然有許多許多的問題，但公眾卻還是樂于接受的。這似乎也意味著，中國公眾在科普方面的興奮點，確實是有別于西方的。
可是，那又怎么樣？換個思路來想，我們做科普又是為了什么呢？說到底，不是為了讓人們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嗎？能夠達到這個目的，而且又保持有中國的特色，那就是中國特色的成功的科普了。當我們說中國公眾科學素養(yǎng)低，這個結(jié)論恰恰是從中國公眾科學素養(yǎng)調(diào)查得出的，而那些調(diào)查問卷中的問題，就是以西方科學為主要內(nèi)容的，極少有關(guān)于中國“地方性”的“科學”的內(nèi)容。那不也正和我們這里說的科普書的情況一樣嗎？那種意義上的科學素養(yǎng)低，也正對應著一些相應類別的科普書在我們這里遭到冷遇。
因此，我想問題有兩個方面：其一，是我們在面對開發(fā)和認可有中國特色，或者說有地方性特色的科普書籍問題時，理論認識和工作力度均有待改進——在此就可以嘗試你上面關(guān)于“推出中國科學明星”的建議。其二，當然我們也應該做另外一些工作，比如，能夠使得更多的人欣賞像費曼這樣的出色學者的科普書的工作，因為這本來就是在多元的科普領(lǐng)域中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一元。
當我們真的能夠盡量地避免為了其他非學術(shù)、非科普的導向而做科普，而真正能夠揚已所長，補已所短的時候，才是一種理想的做科普的文化環(huán)境。在那種環(huán)境中，也許我們就無需討論像費曼這樣的科學家及其科普作品的市場問題了。
《費曼物理學講義》，（美）R. P. 費曼著，上?？茖W技術(shù)出版社，1981
《費曼手札——不休止的鼓聲》，（美）R. P. 費曼著，葉偉文譯，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08
《你干嗎在乎別人怎么想》，（美）R. P. 費曼著，李紹明等譯，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05
《發(fā)現(xiàn)的樂趣》，（美）R. P. 費曼著，張郁乎譯, 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05
《物理定律的本性》，（美）R. P. 費曼著，關(guān)洪譯, 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05
《費曼講物理·入門》，（美）R. P. 費曼著，秦克誠譯, 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04
《費曼講物理·相對論》，（美）R. P. 費曼著，周國榮譯, 湖南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04
《別鬧了，費曼先生》，（美）R. P. 費曼著，吳程遠譯，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臺灣），1999
《這個不科學的年代！費曼談科學精神的價值》，（美）R. P. 費曼著，吳程遠譯，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臺灣），1999
《迷人的科學風采》，約翰·格里賓等著，江向東譯，上?？萍冀逃霭嫔?，1999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nèi)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xiàn)有害或侵權(quán)內(nèi)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