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末稱二王之妙”，這里的“妙”大有不同。
孫過庭借：【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安輒題后答之…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弊泳从执穑骸皶r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表達了他對“二王”父子書法的看法。
謝安與王羲之是同輩，書法受王羲之影響，尺牘是他最拿手的，對于小王有別父王羲之書體、自創(chuàng)一手行草書體，呈鋒芒畢露，飄逸神秀、挺尖瘦硬之氣，自然讓謝安有些看不慣。
孫過庭借謝安之口，透露出他對王獻之筆法傳承上的不足還自以為是的態(tài)度表示不滿。
孫過庭究竟表達了什么意思呢？就筆法而言，王羲之是宗法，小王在筆法上的確作了“減省”，而同時夸大了筆法的“盛氣”。孫過庭對王獻之的“減省”持否定態(tài)度，而對王獻之的“盛氣”他表示了贊同，認同父子并稱為“妙”。
筆法是“二王”書法的核心問題，父子倆雖一脈相承，卻各有所長。
張懷瓘在《書議》中提出了一個核心標準：“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辈凑者@個標準對“四賢”排名，“二王”父子：“真書：逸少第一，子敬第四；行書：逸少第一，子敬第二；草書：子敬第三，逸少第八。”
張懷瓘還在《書議》中還作了如下解釋：“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開張于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于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yōu)游；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
張懷瓘的這番話高度贊譽王獻之的書法，尤其肯定了他“筆法依然體勢之中，最風流者也”。
吳德旋、黃庭堅、項穆等評論王獻之都比張懷瓘有過之而無不及：“大令狂草，盡變右軍之法而獨辟門戶，縱橫揮霍，不主故常。余謂大令草書，雖極力奔放，而仍不失清遠之韻?！保ㄒ姟冻踉聵菧S書隨筆》）
黃庭堅《山谷題跋》：“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耳。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
項穆《書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讓禮樂，森嚴有法，神彩攸煥，正奇混成也?！蓖醌I之有意識想突破其父草書，但下意識地將其父的“中和”轉為“偏激”，走向以“奇”、“險”的新境界。項穆也認為“書至子敬，尚奇之門開矣”。
而對于王獻之的貶損以唐太宗為代表，他崇拜王羲之而貶低王獻之：“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枋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歟！”
有人以為，唐太宗作為盛唐明君，出于政治、社會道教之倫理，傾向于王羲之是必然的，也有的認為，派別不同，唐太宗以虞世南為師，上溯智永、大王，書風接近儒家的中庸思想，寫的字中正平和，被譽為“君子藏器”。而王獻之是另一派別。
這些原因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但從唐太宗的書法作品看，更多地得之于王獻之也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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