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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帝今年44歲，執(zhí)政已經36年。他一身絲毫沒有與他占據(jù)的王位不稱之處。他威武雄壯，身材勻稱而比普通人略高，兩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圓略帶鷹鉤狀，雖然臉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跡，但并不影響他英俊的外表。但是，康熙的精神品質遠遠強過他身體的特征。他生來就帶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記憶力強，有驚人的天才。他有經得起各種事變考驗的堅強意識?！习傩諛O為贊賞他對公平和正義的熱心，對臣民的父親般的慈愛，對道德和智慧的愛好，以及對欲望的驚人的自制力。更使人驚奇的是，這樣忙碌的皇帝竟對各種科學如此勤奮好學，對藝術如此醉心?！?br>　　以上是康熙的法國老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在其《康熙皇帝傳》中對他的帝王學生的描述和贊美。白晉是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和法國科學院派遣來中國的5人科學考察團的成員之一，他雖然也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但與他其他來華耶穌會傳教士顯然不同：他們是以“國王的數(shù)學家”之身份，帶著科學儀器和法國國王“改進科學和藝術”的敕令來到中國的。他們在海上輾轉近3年，于1688年年初到達北京。不久，白晉與考察團的另一成員張誠，被留在宮中，為康熙進講幾何、哲學、人體解剖等西方新學。
　　康熙帝對他們這些科學家兼?zhèn)鹘淌拷o予了充分的信任，對他們帶來的科學知識表現(xiàn)出極大的關注和學習興趣。先說幾件實例：
　　早在康熙尚未親政的1664年，由于保守勢力彈劾當時的欽天監(jiān)正、德國傳教士湯若望邪說惑眾，圖欲謀反，曾發(fā)生欽天監(jiān)教案，將湯若望等人判罪入獄或處死、流放。湯若望本人因此病故。1669年，親政后不久的16歲的康熙皇帝，讓繼任欽天監(jiān)正楊光先和湯若望的助手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同時分別預測次日正午日影的準確位置，用實驗驗證真知，昭告群臣，樹立科學的威嚴。于是，罷免楊光先的欽天監(jiān)正，重新啟用傳教士南懷仁為欽天監(jiān)正。并且為湯若望平反昭雪。欽天監(jiān)是管理天象、制定歷法的機構，歷來被認為是與朝廷命運攸關的重要位置?？滴趵^承順治之制，將此大權委任給一個外國人，體現(xiàn)了君王崇信真知、為我所用的雄才大略。自此，清宮中傳教士聲望日隆，日益發(fā)揮更加顯著的作用。就是這個南懷仁，在三藩之亂時，還奉命為清廷制造過一批適合山地作戰(zhàn)的輕型火炮。
　　1693年，康熙接受張誠的建議，準備調用傳教士對大清輿地進行全面普查，繪制大清全國地圖。為此，委派白晉回法國招募有關人才、購置器械。上述白晉所著《康熙皇帝傳》就是他在1697年回到法國后，為了滿足路易十四及各界人士了解清國及其宮廷的愿望，而寫的上呈路易十四的報告書，與此同時，還獻上一幀康熙大帝的畫像。次年，白晉帶領新招募的傳教士科學家，回到中國。此后，康熙帝讓他們從測量長城全圖開始，分別測繪了全國18省包括滿洲、蒙古的地理地貌，并于1717年終于完成《皇輿全覽圖》32幀。此前中國的地圖不講經緯度，只是以十里方圓為一基本方格繪制平面圖，拼合起來就算是地圖。此次所繪不僅是中國第一次經過實地勘測后，運用最新的近代地理測繪手段所繪制出來的，以經緯度為基準，體現(xiàn)城市、河流、山脈位置的科學地圖。而且在此后的整個清代，這份傳教士與滿漢大臣通力合作的地圖，也是最好、最準確的地圖。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中稱它：“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準確?！笨梢娝谑澜绶秶鷥纫簿哂袩o可比擬的領先水平。
　　傳教士們應邀為康熙講解西方科學知識，南懷仁講解數(shù)學儀器的運用，以及天文學中最有趣和最容易理解的東西，還有幾何學、靜力學；徐日昇講解樂理。關于康熙熱心學習幾何學的情形，白晉寫道：“他于某一天告訴我們，他將歐幾里得的書讀了不下12遍，我們?yōu)樗庙^靼文（滿文）翻譯了此書?！滴跖d致勃勃地學習這種學問，他除了每天與我們一起度過2、3小時外，白天和黑夜還要將許多時間用于這種學習?！睅缀螌W習告一段落后，康熙帝又要學習西方哲學，讓白晉和張誠用滿文編撰了一本《古今哲學》，這是根據(jù)法國皇家學院院士、哲學家杜阿梅的同名著作為藍本編寫的。后來，康熙曾身染瘧疾，被傳教士從歐洲帶來的奎寧治好，促使他又對西醫(yī)、西藥和人體解剖學發(fā)生興趣，清宮中建立了一個小型實驗室，制造西藥，并大量信用西醫(yī)、西藥，為皇帝、皇族、大臣甚至侍從治病。
　　在“華夏中心主義”和嚴“夷夏之防”的傳統(tǒng)觀念和體制下，中國朝廷向來蔑視外國民族，即使是接待外國使節(jié)，也都把他們看作是來朝貢的，傲慢無比。但是，康熙糾正了漢族統(tǒng)治者的這種傲慢與偏見，在處理外交事務上，他極力表現(xiàn)出寬仁、熱情、平等和禮貌。這是他勝于此前漢族皇帝的地方，而且，也是他比他的子孫們顯得更為高明大度之處。在訂立《中俄尼布楚條約》的前后，他禮遇莫斯科派來的使節(jié)，寬待雅克薩戰(zhàn)爭中的俄羅斯俘虜，派徐日昇和張誠隨清國全權代表出席雙邊談判。最終，以大國的實力和風范成功抵制了俄羅斯的進犯，安靖了中國北方邊疆。他還以同樣寬大的胸襟，熱情地接待荷蘭、葡萄牙來的使節(jié)，既尊重他們又很好地安撫了他們。傳教士李明說：“他頤然和藹，動作溫柔，一切容態(tài)舉止，都像是位君主，一見便引人注目?！币晃缓商m使節(jié)說：“他慈祥、穩(wěn)重、舉止端莊，他那威嚴的外表，……他的容貌和舉止，讓人一看便知是心地高尚的人。”清初在朝廷、在康熙身邊任職的許多傳教士，都曾留下過他們在中國的見聞錄或專論，對于康熙，除了他不是一個天主教信徒，令他們遺憾外，幾乎都給予了從外貌到精神、從能力到品格的贊美和推崇。
　　康熙帝這種對于外來西方文化的熱情學習、大膽信用，造就了康熙王朝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空前活躍和西學東漸的豐碩成果，這也是形成康雍乾三朝盛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康熙帝之所以能夠這種對待西方異文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崛起于東北一隅的滿洲貴族，雖然已君臨天下，但在他們發(fā)展、壯大的過程中，所接觸到的周邊文化，蒙古族文化也好、藏族文化也好，都是比他們進步成熟的文化，有自己的文字、宗教以及政治制度等，更不必說漢文化的輝煌和發(fā)達。滿清皇族一向善于吸取和采納這些先進的異族文化，來促進和完善滿族文化的發(fā)展。如眾所周知的，滿文即是在吸取蒙文特點的基礎上，改造創(chuàng)成的；而滿洲皇公大臣們對于漢文化的學習、研究更是制度性的。清初各帝的漢文化修養(yǎng)、詩文寫作能力，也是遠遠超出了明末諸帝的。這樣一個善于向異民族文化學習的滿清皇族，面對西方近代科技文化，自然也會表現(xiàn)出接納、學習、為我所用的闊大氣派，傳教士帶來的種種新鮮玩意，對康熙來說，只不過是另一種先進的異文化，如果它能夠助我平定三藩、統(tǒng)一天下，如果它精確、實用、有效，為什么不大膽地采納、使用它們呢？
　　白晉對路易十四說“在世界的另一端，發(fā)現(xiàn)了一個除法國以外從未見過的君王。他像陛下一樣具有卓越而完美的天才和皇帝的胸懷。 ……如果沒有您的話，他早已成為人世間的一位無與倫比的皇帝了?！贝_實，路易十四締造了國力強盛、文化繁榮的路易十四時代1643－1715年，使法國雄踞歐洲。在他稍后的康熙時代1661－1722年，則更是一個疆土遼闊、充滿方興未艾的強大生命力的亞洲大帝國?？滴鹾吐芬资?，在當時，堪稱領導東西方世界的最偉大君王。
　　

晚明時代，生產技術與自然科學有了較大的發(fā)展，與其相適應的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在東南沿海一帶稀疏萌芽。反映在社會歷史領域，商品經濟初現(xiàn)端倪，市民意識開始覺醒；在思想文化領域，一些思想家、科學家逐漸跳出王學末流與佛教末流的空疏學風，轉而主張并注重“實學”“實行”的經世思潮。而在世界范圍內，航海技術的發(fā)展以及地理大發(fā)現(xiàn)，全球范圍的經濟、文化交往成為可能，西方的冒險家開始踏上東方這片童話般的樂土，緊隨其后的是傳教士，他們要把心中的“天學”播種到“智慧之源”的中國。于是，東西兩大古老的文明系統(tǒng)第一次發(fā)生劇烈的碰撞。隨著基督教的東進，西方的邏輯學也挺進中國這塊古老的文化土壤。徐光啟發(fā)端于前，翻譯《幾何原本》，第一次把一種全新的演繹方法介紹給中國知識界；李之藻緊承其后，窮數(shù)年之精力，與西方傳教士傅泛際合作，把反映亞里士多德邏輯思想的《名理探》翻譯成中文，這是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tǒng)介紹西方邏輯的學術著作。

一、徐光啟與《幾何原本》的翻譯

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生于南直隸松江府上?？h（今上海市）。當時的上?？h，是手工業(yè)較為發(fā)達，商品經濟相當繁榮的地區(qū)。受社會經濟環(huán)境的熏陶，徐光啟的父母明顯具有市民思想意識，這對徐光啟的思想有著很大影響。然而，封建科舉制度猶如一張無形的巨網(wǎng)，年輕的徐光啟依然走著一條讀書求仕的道路。明萬歷九年，十九歲的徐光啟中秀才，可是，其后的舉人、進士之途卻耗費了他二十三年的時光，直到萬歷三十二年（1614年），他才列名進士之中。艱難的求仕路途，并沒有使他變成一個像范進一樣貪戀科舉功名的書呆子，反而使徐光啟大腦中本已潛藏的經世思想凸現(xiàn)出來。據(jù)《農政全書·張溥原序》記載：“公初筮仕入館職，即身任天下，講求治道，博極群書，要諸體用。詩賦書法，素所善也，既謂雕蟲不足學，悉屏不為，專以神明治歷律兵農，窮天人旨趣?！?/p>

明萬歷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徐光啟受聘赴廣東韶州任教。在那里，他曾見到意大利籍傳教士郭居靜（原名Lazarus cattaneo，公元1594年來華）,這是徐光啟第一次與西方傳教士接觸。1601年，他又在南京結識了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并在1603年由羅如望（原名Joɑo de Rocha,葡萄牙人,1594年來華）主持受洗加入基督教會。與傳教士接觸，使徐光啟眼界大開，他加入教會，主要的動因就是受西方科學技術的吸引。他在《泰西水法序》中說：“泰西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賓于國。其始至也，人人共嘆異之；及驟與之言，久與之處，無不意消而中悅服者，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于士大夫也?！?a title="" name="_ednref1">[i]明萬歷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秋 ，徐光啟與傳教士利瑪竇合作翻譯西方古代數(shù)學名著《幾何原本》，第二年春譯出前六卷并刊刻出版。這是西方數(shù)學著作首次被譯為中文。《幾何原本》是古希臘數(shù)學家歐幾里得總結前人的成果，于公元前三世紀編纂而成的。這部數(shù)學名著，以嚴密的邏輯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設、定義出發(fā)，把古代的幾何學知識總結整理成為一個相當完備的體系。

徐光啟選擇翻譯《幾何原本》絕非偶然，他是有著深厚科學素養(yǎng)的科學家，按照科學本身的規(guī)律挑選這部西方古代數(shù)學名著，“算術者工人之斧斤尋尺，歷律兩家旁及萬事者，其所造宮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徹，諸事未可易論?！?a title="" name="_ednref2">[ii]他又說：“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定其法，發(fā)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芫藭?，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a title="" name="_ednref3">[iii]這是對《幾何原本》的極高評價。他還說：“昔人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吾輩言幾何之學，正與此異。因反其語曰：‘金針度去從君用，未把鴛鴦繡與人’。若此書者，又非止金針度與而已，直是教人開礦冶鐵，抽線造針，又是教人植桑飼蠶，練絲染縷，直是等閑細事。然則何故不與繡出鴛鴦？……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繡鴛鴦也?！?a title="" name="_ednref4">[iv]在這里，徐光啟生動形象地說出了翻譯《幾何原本》的目的。

與徐光啟熱衷于譯介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不同，傳教士們對西方科技的翻譯是很有選擇的。對于傳教士們來說，“科學只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他們的目的自然是利用西方科學的威力，來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這種新科學可能是正確的，但對于傳教士們來說，重要的是它發(fā)源于基督教國家。這里有個暗含的邏輯，就是只有基督教才能夠發(fā)展出這樣的科學。因此，每一次正確的交食預報都被用來間接證明基督教神學是唯一的真理?！?a title="" name="_ednref5">[v]利瑪竇等傳教士并非傳播文化的使者，而是具有較高人文素養(yǎng)的虔誠的教徒，譯介西方科技只不過是作為叩開中國大門的手段，傳教才是其真正的使命。所以，當《幾何原本》譯好前六卷之后，“徐保祿（即徐光啟）還要繼續(xù)歐氏的其余部分，但利瑪竇神父認為就適合他們的目的而言有這六卷就已經足夠了”[vi]。再如，當徐光啟再三要要求向熊三拔學習水利知識時，熊三拔“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無吝色也，而故有怍色也”[vii]

對于徐光啟來說，譯介西方科學技術的書籍決不僅僅只有《幾何原本》，但是，就邏輯史的意義來說，《幾何原本》的意義卻非常重大。它雖然是數(shù)學著作，卻以嚴密的邏輯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設、定義出發(fā)，把古代的幾何學知識整理為一個完備的體系。它所代表的邏輯推理方法，曾被許多學者看成是世界近代科學產生、發(fā)展必不可少的前提。也就是說，《幾何原本》對于近代科學而言，其重要意義不僅是在數(shù)學方面，在邏輯史上也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徐光啟在《刻幾何原本序》中說：“《幾何原本》者，度數(shù)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guī)矩準繩之用也。”“既卒業(yè)而復之，由顯入微，從疑得信，蓋不用為用，眾用所基，真可謂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a title="" name="_ednref8">[viii]它從這些基本的公理、公設出發(fā)，再給出一系列井然有序的定理，這種嚴密的邏輯推理方法，中國古代是從未有過的。徐光啟以“不用為用，眾用所基”[ix]來說明它作為一門基礎科學理論的本質。徐光啟對《幾何原本》極其推崇，指出“此書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試、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脫之不可得，欲駁之不可得，欲減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彼^的“欲駁之不可得”，即說明了它的嚴密的邏輯性。徐光啟還把《幾何原本》的原理運用到實際研究中，他的《測量法義》等就是其產物。他在《題測量法義》中說：“法而系之儀也，自歲丁未始也，曷待乎？于時《幾何原本》之六卷始卒業(yè)矣，至是而后能傳其義也?！彼€比較中西古代數(shù)學著作的區(qū)別，“是法也，與《周髀》、《九章》之勾股測量異乎？不異也。不異，何貴焉？亦貴其義也。”這里的“義”就是指《幾何原本》的公理、公設及命題推演的嚴密邏輯體系。在他看來，我國古代數(shù)學缺乏這種邏輯推理系統(tǒng)，“第能言其法，不能言其義”。[x]

雖然徐光啟對《幾何原本》的邏輯推理方法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但是，由于它與中國古代數(shù)學思維方法相去甚遠，很不容易為當時的人們所理解接受。它的方法意義在近代才得到重視。

二、《名理探》譯介的文化背景

如果說徐光啟譯介西方演繹推理是譯介西方科學的附產品的話，那么，李之藻翻譯《名理探》，介紹西方邏輯學，則是一種主動的選擇。

李之藻（1565－1630年）字振之，又字我存，浙江仁和人。明萬歷年間舉人、進士。先后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福建學政、北京光祿寺少卿、修歷等職。晚年曾退居杭州專事著譯。1630年病逝于北京。與徐光啟一樣，李之藻也是晚明相當重要的科學家。1601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來到北京，李之藻與他交往密切。利瑪竇對李之藻稱贊有加，他曾說：“自吾抵上國，所見聰明了達，惟李振之、徐子先二先生耳?！边@個以古代諸子和魏晉玄學的術語而介紹《寰有詮》和《名理探》的譯者，感到“彼中先圣后圣所論天地萬物之理，探源窮委，步步推明，由有形入無形，由因性達超性，大抵有惑必開，無微不破”，“蓋千古以來所未有者”。[xi]對西方科學稱贊不已。驅使李之藻去追求西學的，首先也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對科學的熱情。李之藻自己明白地表示過他對科學的愿望：“秘義巧術，乃得之乎數(shù)萬里外來賓之使?！蚪浘曆屯ǎ滩环π?；若吾儒在世善世，所期無負霄壤，則實學更有自在；藻不敏，愿從君子砥焉。”[xii]他傾慕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并大量地介紹給中國人。從1613年至1631年中國出版的50余種西方譯著大多經過李之藻之手，或作序或同譯，或潤色，涉及天文、數(shù)學、哲學等多門學科。《名理探》是他的最后一部譯著。1623年與葡萄牙籍傳教士傅泛際（P.franciscus Furtado,1621年來華）合作翻譯，歷經數(shù)年，由傅泛際譯義，李之藻達辭。

那么，李之藻為什么會耗費五年精力，選擇翻譯與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沒有任何淵源的《名理探》呢？嵇文甫曾指出：“晚明是一個心宗盛行的時代。無論王學或禪學，都是直指本心，以不讀書為著名。然而實際上并不那么簡單，……在不讀書的環(huán)境中，也潛藏著讀書的種子；在師心蔑古的空氣中，卻透露出古學復興的曙光。世人但知清代古學昌明是明儒空腹高心的反動，而不知晚明學者已經為清儒做了些準備工作，而向新時代逐步推移了?！?a title="" name="_ednref13">[xiii]李之藻就是那些讀書人中的一個。他尖銳地指出明末讀書的弊端：“學者之病有四：淺學自奓一也,怠惰廢學二也，黨所錮習三也，惡問勝己四也?！?a title="" name="_ednref14">[xiv]他之所以要翻譯《名理探》，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為了矯正明末那種空疏的學術氣氛。李天經在序《名理探》時說：“世乃侈談虛無，詫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識解盡掃，希頓悟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謬；其去真實之大道，不亦遠乎！西儒傅先生既詮寰有，復衍《名理探》十余卷。大抵欲人明此真實之理，而于明悟為用，推論為梯；讀之其旨似奧，而味之其理皆真，誠為格物窮理之大原本哉?！?a title="" name="_ednref15">[xv]顯然，李之藻厭惡晚明王學末流“汗漫空疏”的學風，而推崇程朱理學的“格物窮理”之說。在他看來，程朱理學包含著“實學”“實行”的精神，但被王學末流所淹沒。西方的科學和邏輯有助于恢復程朱理學的“實學”“實行”的精神。他說：“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a title="" name="_ednref16">[xvi]因此，他把西方亞氏邏輯與程朱理學的“格物致知，窮理盡性”的“大原本”相為比附，希望能達到“息異喙，定一真”[xvii]的目的。李天經說得更為明顯：“有些書，則曩之窒者通，疑者信，寧為《名理探》而已耶？”又說“三論明――概念、判斷、推理――而名理探出，即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崩畲伪蚋鼮楸雀降卣f：“研究理道，吾儒本然，……寖假而承身毒之唾，拾柱下之沈，以奸吾儒之正?！┑玛偈滔却蠓?，日聽泰西諸賢昭事之學，其旨以盡性至命為歸，其功則本于窮理格致?！?a title="" name="_ednref18">[xviii]               

西方傳教士選擇翻譯《名理探》的目的顯然有別于李之藻，傳教才是他們的首要目的。當時的歐洲，以培根為代表的一些哲學家已經認識到舊的邏輯學的不足與危害，從而在邏輯領域展開一場革命。培根認為，亞里士多德的演繹邏輯有其難以克服的缺陷，并進行批判；他尤其反對經院哲學家濫用三段論，使邏輯學變得貧乏而煩瑣。培根提倡歸納邏輯，并且為了與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劃清界限，從而把他的邏輯學著作稱為《新工具》，以示區(qū)別。但是，傳教士們沒有也不可能譯介這些反映邏輯學新發(fā)展的內容，因為這些內容與教條不符?！睹硖健肥鞘呤兰o葡萄牙高因盤利大學的邏輯學講義，是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結合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為宗教神學辯護而寫成的,原名《亞里士多德辯證法概論》。十三世紀后，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從東方回到西方。經院哲學家就以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為工具，主要是利用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中的“范疇篇”、“解釋篇”從概念到概念，用抽象概念的定義、區(qū)分、排列和組合的方法，特別是用三段式的演繹法，來為基督教教條和教義作辯解，并使這些教條和教義系統(tǒng)化。顯然，《名理探》的翻譯有利于傳教。

三、《名理探》中的邏輯學知識

《名理探》1611年在德國印行。全書二十五篇，我們所見到的中譯本只是前十篇。在《名理探》中，李之藻首先對“名理探”作簡要的說明：“名理之論，凡屬兩可者，西云第亞勒第加。凡屬明確，不得不然者，西云絡日伽。窮理者，兼用此名，以稱推論之總藝云。依此稱絡日伽為名理探。即循所以明，推而通諸未明之辯也?！?a title="" name="_ednref19">[xix]“絡日伽”是邏輯學的音譯，“名理探”即邏輯學，就是“循所以明，推而通諸未明之辯也”。接著，李之藻又進一步把“名理探”分為“性成之名理探”和“學成之名理探”?！?性成之名理探，乃不學而自有之推論”；“ 學成之名理探，乃待學而后成之推論”。邏輯學主要探討“待學而后成之推論”。對于邏輯學的重要作用，李之藻多次強調：“學之真，由其論之確，而其推論規(guī)則，皆名理探所設也。賴有此具，以得貫通諸學，實信其確，真實從此開焉。”“名理乃人所賴以通貫眾學之具，故須先熟此學?！薄盁o其具，猶可得其為，然而用其具，更易于得其為，是為便于有之須。如欲行路，雖走亦可，然而得車馬，則更易也?！?a title="" name="_ednref20">[xx]“名理探”是一門工具科學。

對于邏輯學的研究范圍，李之藻也作了詳細的介紹：“正論云：明辯之規(guī)式，是名理探所向之全界也。所謂明辨，由吾所以明，推通吾所未明。曰解釋，月剖析，曰推論，三者是也。原夫凡物，皆有可知者三：一其內之義理，二其全中之各分，三其所函諸有之情。解釋者，宣暢其義理；剖析者，開剖其各分；推論者，推辯其情與其諸依賴者也。是名理探之全界也。”[xxi]在李之藻看來，形式邏輯的全部研究范圍就是有關演繹的法規(guī)和形式。他還說：“名理探三門，論明悟之首用、次用、三用。非先發(fā)直通，不能得斷通；非先發(fā)斷通，不能得推通。三者相因，故三門相須為用，自有相先之序。”[xxii] 這里所謂的“直通”就是指概念，斷通即指判斷，推通即推理。

名理探主要探討的內容是“五公”“十倫”。

“五公”，又名“五稱”，指宗、類、殊、獨、依。它是按照公元四世紀的薄斐略（Porphyry of Tyre）的煩瑣分析得來的,主要內容是關于概念的屬種關系和它的所有特性。“五公”的排列順序是不能隨意變化的，《名理探》說：“物理者，物有性情先后，宗也，殊也，類也，所以成其性者，因在先；獨也，依也，所以具其情者，因在后?！?a title="" name="_ednref23">[xxiii]下面的表格對五公內容可作一個初步概括：

為了便于理解，《名理探》舉例說明：“生覺為宗，人性為類，推理為殊，能笑為獨，黑白為依。”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宗與類的關系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屬概念與種概念之間的關系。宗是同一類事物的最大屬性，而且是相對的，比如“生覺為人性之宗；人性為能笑之宗”。

“五公”又可分為兩大類別，“宗”“類”“殊”為“本然之稱”，“獨”“依”為“依然之稱”?！氨救恢Q”反映事物的本質屬性，例如，“能推理的”即反映人的本質屬性；“依然之稱”反映事物的非本質屬性，例如，“能笑的”就不為人所獨有。

“十倫”是指自立體、幾何、互視、何似、施作、承受、體勢、何居、暫久、得有，它基本上是根據(jù)亞里士多德的十范疇劃分的。見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