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漢君
“序言”作為一種文體，究竟起自何年，始于誰手，今已無可考證了。雖然章學誠在他的《文史通義》中說，后世文體“皆備于戰(zhàn)國”，但今天存世的典籍，先秦以前的，我們卻未見有“序言”這種文體出現(xiàn)。而趙翼雖有“孔子作《序卦》及《尚書序》”一語，但他這里所言之“序”，卻并非我們所說的文體意義上的“序言”，而只不過是一種解說之語罷了。至于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所說的“《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后有記”，其所謂的“序”、“記”，與《詩》、《書》并不出于同一時代，實乃后人所作。直到西漢時候，我們才見司馬遷的《史記》有了《太史公自序》，揚雄的《法言》有了《法言序》，班固的《漢書》也有了《敘傳》。這些序言性質(zhì)的文字，雖然都被置于書末而非書前，但其與著作本身皆出于同時，則是確定無疑的。大概正因如此，明代吳訥在他的《文章辨體》中才作出了序言這種文體，“始于《詩》之《大序》”這一判斷。然而，《詩經(jīng)》的序言究竟是何人所作，卻曾有過爭議。先時，鄭玄有“子夏作序”一說，但到了唐代，韓愈便對此說提出了質(zhì)疑。目前，《詩序》出于漢代毛氏之手已成了不爭之論。但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詩序》出于漢代，并不意味著序言這種文體也必然產(chǎn)生于漢代。
何為“序言”？其關(guān)鍵在于對那個“序”字的理解。其所謂“序”者，原義乃“東、西墻也”，因有次序之意，故被引入著述之中，“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也就是說，著作以序言開頭，進而才引出后面的正文。對這一概念，解說最為精當?shù)?，當屬明代學者徐師曾，其《文體明辨·序》有言：“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边€說：“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事?！彼麑π蜓赃@種文體所作的詮釋，一直被后世學者普遍認可。
如今，序言這種文體，經(jīng)過兩千多年的演進，其功用與范式基本已經(jīng)固定下來，學者們對這種文體的研究也有了長足進展。
時至今日，網(wǎng)絡(luò)勃興，人皆可言，國人年不分老幼，職無論高低，舊官新貴、武夫莽漢出口即稱之曰詩，落筆遂指其為賦;而且印書成風，能碼成一堆字者，即可人人刊刻，個個付梓，“序言”自然也就得時而興，乘勢而行了，于是乎卷首冊尾，幾至無書不序了。尤其是那些聲不出里巷、名不見經(jīng)傳的“才子”、“才女”們，鼓搗出一本書來，更以得到鄉(xiāng)賢一紙序文為要，一來可以抬高身價，滿足虛榮，二來也是更要緊處，則在于能夠借勢促銷，售賣獲利。
當然，對于著述者而言，看重序言本也無可厚非。一本書寫出來，輔以一篇序言加以必要的說明，對于讀者了解該書，無疑大有裨益。但欲“拉大旗作虎皮”，似乎就有些不妥了。即如清代大學者段玉裁，最初寫成《六書音均表》時，在學界尚無名望，官階也十分卑下，僅“署理富順及南溪縣事”，實在身微言輕。此公便自撰了一篇序言，署上了時任四川學政吳省欽的名號。吳省欽其人，早年曾當過和珅的老師，和珅得勢，他便一力攀附，當時不僅在官場上吃得開，在士林中也有人稱其“工詩文”。但實際上，他不過才具平平，更不擅小學之學，尤其讓人不齒的，則是其品行不端。據(jù)說，他在擔任主考官時曾因賄賂取士，引起了考生的不滿，有人便給他題了一副對聯(lián)：“少目焉能識文字，欠金安可望功名”，橫批：“口大吞天。”對聯(lián)將他的名字巧妙地嵌在了對聯(lián)里，一時傳為丑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段玉裁卻挾其名號以自重，未免有些饑不擇食。但他渴望著作行世且能引人矚目，這種迫切心情還是可以理解的。其實，假借他人名諱以為序，段玉裁并非孤例。清末大學者王念孫，寫了《重刻<說文解字>序》后，署上的名字卻是朱筠;王國維的《人間詞甲稿序》、《人間詞乙稿序》本出于自己筆下，卻要托名樊志厚。但“二王”的序言托名，卻與段玉裁不同，他們所托之人非師即友，皆為學界精英，尤其在學術(shù)理念上相互投契，彼此敬重，與頂戴花翎毫不相干，有此一舉，并不含有任何功利目的。
古人著書立說，為何要作序言？一般說來，不外兩種情況：
一是發(fā)乎衷愫，誠意推介。即在閱讀時，要么被原著所觸動，要么被作者所感染，于是出自內(nèi)心付諸筆端，為之作序。其所序者，或別有所悟，借題發(fā)揮，翻出新意;或爬梳剔抉，鉤沉索隱，探微指妙。但無論何者，其所序之言總不過都是以誠意推介為目的。較為典型的，如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伶官傳序》。歐陽修在編撰《新五代史》時，對唐莊宗因?qū)櫺伊嫒俗罱K誤國喪命感嘆不已，故而總結(jié)出了“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教訓，于是便在此傳前面寫下了這篇序言。所序很短，但卻被后世倍加推崇，清代文學家沈德潛甚至贊其“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其實，作者在這里加上這樣一篇序文，既不是為《新五代史》做補綴，亦非編寫史書的必要程式，之所以要寫，實在是有感而發(fā)。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漢代劉向的《戰(zhàn)國策·序》。據(jù)載，劉向領(lǐng)詔命校閱經(jīng)傳諸子，“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這篇序言即為其中之一。此序只以少量篇幅扼要說明了?？薄稇?zhàn)國策》的大致情形，卻重點陳述了自西周興起至秦朝滅亡的歷史變遷，尤其是秦朝滅亡的教訓，意在裨益朝政。
二是承人之請，為序體現(xiàn)了文友之間的一種情誼。此類序文甚夥，更多見于子集。譬如明代王思任的《王季重十種》，內(nèi)收雜序、游記、雜記共一百四十八篇，其中序文占了九十七篇，約為全書的三分之二。在這些序言中，除《唐詞紀事序》、《地理玄珠序》、《銓史紀名序》、《東坡養(yǎng)生集序》等少數(shù)幾篇是為別人的輯錄所作，序賈誼、李賀、徐文長等幾篇是為前人的文集所作外，其余絕大部分都是為舊雨新知而寫。他的這些序文，絕非“好好先生”那種應(yīng)景捧場的應(yīng)酬之文，更非鄉(xiāng)愿口中的陳詞濫調(diào)，大部分篇章都寫得個性張揚、文采斐然，其中許多段落，讀來不禁令人撫掌擊節(jié)，一贊三嘆。試覽《楊泠然秀野堂集序》。甫一開篇，作者即揮筆寫道：“夜郎有頎丈夫楊泠然出，驟起如眉山青突萬丈，一時箐魈瘴母化為藜火瑞霞?！逼鸸P便勢如峰巖峭拔，先聲奪人。接下來又道：“領(lǐng)解后，遂提旌鼓，下荊湘，入燕趙，取巍科加掇。往來吳會，與二三拳勁角中原，橫不可制。其所謂玄飛孤詣、磊仄沖通之旨，大半寄之于吟。有《問梅》、《射虎》、《避暑》、《聽泉》、《塵香》、《澤畔》等詩，而總題之曰《秀野堂集》。王子讀而快之，曰：神龍不冶處，老鶴不庭居，其心自大，匪身之所能域也。爭十丈之天，不如擴一尺之地;爭萬里之境，不如擴一黍之心。善哉泠然之堂秀而野乎！”繼而，文章便抓住一個“野”字，乘勢一筆宕開，縱論詩歌應(yīng)“舒卷天云，縱橫草木，布置川岳，呼遣鳥魚”。他進而提出：野者乃“天地間之大史也，此惟大文之人，能領(lǐng)略而噉饗之”的觀點，令人掩卷玩味，思之再三。王季重為詩為文，歷來主張生動自然，在此書中，不僅那些“記”寫得鮮活靈動，這些“序”也無不深得“生動之氣”。似這等有聲有色、有滋有味的序文，讀之真乃一種享受！
當然，像王思任所作的這樣言之有物、文理懿茂的序言，自古便不乏其例，即便是在當下也偶有所見。如陳嘉映為后學葛海濱所譯漢彌爾頓的名著《希臘精神》所寫下的《希臘是個奇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毅為以色列歷史學家赫拉利《人類簡史》中譯本所作的推薦序，都是可讀性很強，讀后能夠讓人大有裨益的誠意之作。而賈平凹那篇寫在《寂寞圣哲》書前的序言，則真的可以當作美文來讀了。
由此可見，序言對于一本書而言，雖為附麗之語，但下筆卻絕不可輕漫敷衍。序文再短，卻也盡顯作者格局闊窄、學養(yǎng)厚薄以及文字功力之高下。因此，古時那些學者作序，哪怕是聲名顯赫的大家，哪怕僅僅是受人之托，也都要盡展平生所學，傾力而為，絲毫不敢虛應(yīng)故事，而且越是頗負盛名的學界聞人，越是謹慎用筆，如果一旦事涉學術(shù)理念，則更旗幟鮮明，不肯敷衍了事、屈身俯就了。
1934年2月，郭紹虞請胡適為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作序。此書在講述文學批評的歷史時，打破了過去以人為線或以時為序的傳統(tǒng)敘述方式，采用了一種“以問題為綱”的編寫體例，把文學批評史分為了文學觀念演進期、文學觀念復古期和文學批評完成期。但對這種分期，胡適并不認同。于是，他在序言中除肯定郭紹虞“搜集材料最辛勤”，也評價本書能“使人明了這一千多年的中國文學理論演變的痕跡”，但對于書中這三個分期卻直言不諱，認為并不妥當。面對這樣一篇序言，郭紹虞自然不能接受，因而，后來在此書出版時，他僅將胡序的末段引入了自序之中，并沒有全文采用胡適的序言。這里姑且不論兩人學術(shù)觀點上的是非曲直，僅說胡適作序，絕不肯放棄自己的學術(shù)理念去迎合別人，送順水人情，而是毫不掩飾地亮明了自己的觀點，哪怕這篇序文最后不被接受和采用，也毫不顧惜。這是為人、為文的良知所在。這種做人真誠、做事坦蕩的態(tài)度令人敬佩不已，而我們今天所缺少的，則恰是這樣一種精神。
序言這種文體，自誕生之日起便屬于散文的范疇。自西漢以降，除名之為“序”，也有“題”、“記”、“跋”之謂。而單就序言的體裁來說，則大致可以分為議論文和敘事文兩種。本文前面提到的幾篇序言，便屬于議論文。而敘事類的序文，最受推崇的，恐非李清照的《金石錄后序》莫屬。此文是李清照為夫君趙明誠的《金石錄》所寫。文中除簡要介紹《金石錄》的內(nèi)容外，也敘述這些文物當年積存之不易，以及在離亂中的散失過程，其傷痛之情溢于言表，其中憶及夫妻二人對所收集到的古籍進行讎校一節(jié)，文筆尤為生動：“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札精致，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后。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xiāng)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鄙钪救ぼS然紙上。這篇序記與《金石錄》一起成為傳世經(jīng)典。除此，晚唐杜牧的《李長吉歌詩序》、宋末文天祥的《指南錄后序》，雖然都是前敘后論，但在習慣上也都被劃歸于敘事類序文。
一直以來，由于序言這種文體應(yīng)用比較廣泛，存續(xù)時間也相對久遠，因而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也都在不斷拓展。就目前所能見到的序文來說，初時一般僅為書籍的前言或結(jié)語，后來才有了單篇文章、單首詩詞的“題序”，再后來，又根據(jù)“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的古意，興起了親友遠行，“文化人”要臨別贈言的風習，于是便又出現(xiàn)了“贈序”。對于贈序，一般認為較早的，是晉代傅玄的《贈扶風馬鈞序》和潘尼的《贈二李郎詩序》。兩文篇幅都極短，不過兩三句話而已。由此可見，初起時的贈序，在內(nèi)容上僅為臨別之際的幾句贈言。此后，贈序中漸漸多了敘事的成分，如《送孟東野序》、《送東陽馬生序》等，皆為很好的例證。而使贈序的內(nèi)容得以大幅擴展的，則要歸功于唐代的韓愈。他將過去“贈序”中單純的敘友情、別情，拓展為“述主張，議時事，詠懷抱，勸德行，極大地充實了贈序文的思想內(nèi)容，而且在寫法上也靈活多樣”（見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這不僅豐富了文體的內(nèi)容，也使這一文體本身在形式上愈加成熟起來。
除此而外，序言還可分為“他序”和“自序”兩種。他序如前。而所謂“自序”，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的著作寫序言，介紹自己著述的緣起、意圖和寫作過程，以及著述中的所思所感。本人案頭即有一本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小字白勞》，便是他的自序?qū)＜?。此書收錄了李零先生在三十多年的時間里每一本新著問世時所寫下的序言。李零著書從不請人作序，序言無一例外都是由他自己來寫。如今將這些序言輯為一集，不僅有了一種“學術(shù)編年”的味道，同時也反映出作者不同時期學術(shù)思想的變化。那么這本“自序集”，本身的序記該由誰來執(zhí)筆呢？翻開此書，見到書后有一篇“后記”，乃由孟繁之操刀。孟繁之何許人也？讀完后記方知，其為李零先生的同鄉(xiāng)后學。這不免讓人詫異。李零作為一位學界頗負聲望的著名學者，為其撰寫后記者，竟然是一位昔日的助手！名家出書反請后學為序，實屬罕見，而在時下，更與利益原則相背離?？梢姡黄蜓?，也是一個人人品和為學態(tài)度的折射。
其實，并不是每本書都一定要有序言。顧亭林在《日知錄·書不當兩序》一文中說：“凡書有所發(fā)明，序可也。無所發(fā)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為佐其說，他還引用了兩段話：一段是征引杜牧《答莊充書》所言：“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師其人而為之。今吾與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鼻f充雖為長者，但杜牧說自己不是宗師，所以沒資格為他寫序言。至此，顧先生正色說道：“今之好為人序者可以止矣。”另一段，則引用了婁堅在《重刻<元氏長慶集>序》中所說的一段話：“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傳者，皆汲汲于名，而唯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為優(yōu)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shè)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币闹?，顧先生又道：“今之好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span>
追古撫今，不難發(fā)現(xiàn)，作序，從來便有以能為他人之書寫序而稱幸者，也有借為別書作序而抬高身價者。其實，在皇皇巨著面前，再好的“序言”也不能與原著同日而語，何況是那些等同于蛇足或狗尾續(xù)貂的序文呢！但我們也不可否認，有些古籍，原著雖然已經(jīng)湮滅在了歷史的長河中，而其序跋至今仍留存于世，且頗為可讀，有名的《蘭亭集序》便是一例?！短m亭集》一書早不復見，但其序文則已成為傳世之作。這就是經(jīng)典序言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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