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
1976年10月以后，上海師范大學（現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魯迅著作注釋組的研究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注釋組成員分工南下北上，拜訪許多剛剛獲得“解放”的文壇前輩，整理了一批口述史料，后以《魯迅研究資料》為書名編印了一冊“內部資料”。其中，巴金、任白戈、艾蕪、鄭育之、段可情五位老作家的談話整理稿，又以《訪問五位同志的談話記錄》為題發(fā)表于1978年10月創(chuàng)刊的《新文學史料》第1輯。?
當時赴成都訪問艾蕪的是我的前輩也是我的同事湯逸中老師，他還拜訪了任白戈和段可情，時在1978年5月。湯老師將訪問艾蕪的記錄整理稿復寫件寄給艾蕪之后，艾蕪作了仔細的修改補充。訪問整理稿復寫件書于“上海師范大學（分）”的18行報告紙上，共3頁，圓珠筆復寫，為湯老師筆跡。艾蕪在每頁上都用鋼筆作了修改，包括刪節(jié)、重寫和補充，尤以第一二頁改動最多。不僅如此，他還另用“四川文藝”285字一頁的稿紙寫下了4條共360余字的補充文字。
1978年7月17日，艾蕪又給湯老師寫了一封信，寫滿了整整一頁“四川文藝”稿紙。信中寫到他對訪問整理稿的修改和補充，也談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內部刊物”（即《新文學史料》，1978年創(chuàng)刊的第1輯和1979年出版的第2、第3輯都是“內部刊物”，第4輯起才改為公開發(fā)行）擬刊登這份談話整理稿事。這是艾蕪的一通佚簡，為《艾蕪全集》（2018年3月四川文藝出版社版）所失收，照錄如下：
逸中同志：
你好！我到北京去參加文聯委員會擴大會議，又到西安參觀半坡村博物館，回成都后又忙著別的事，現在才回你的信，很是抱歉！
你記錄的談話稿，略有錯誤的地方，我都加以訂正。改幾個字的，或幾句的，我就加以（在）旁邊或下面。有的改得長一點的，就另寫在一張稿紙上，用①②③等符號，表示應加在什么地方。
你說，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內部刊物，將登載這份稿子，希望通知他們，根據這次我改的，再行披露。他們并沒有寄打印的稿子給我修改。我只接到他們的征稿信件。此致
敬禮！
艾蕪
1978年7月7日于成都
雖然艾蕪這篇談話整理稿早已在《新文學史料》發(fā)表，但這份原始的修改補充稿仍然有其不容忽視的研究價值。艾蕪當時究竟修改了些什么，調整了些什么，補充了些什么，都值得探究。不妨以他的第4條補充文字為例。先把這段文字照錄如下：
1932年夏天，我在穆木天家里，參加過幾次會，大約參加會的人有穆木天、彭慧、葉以群，有時也有丁玲。有一次，胡風也來參加過（當時不叫胡風，卻名為谷非），聽說剛從日本回來。他在那次會上，作了專題發(fā)言，講日本左翼的組織和活動情況（只此一次，以后再沒有看見胡風參加了）。1932年冬天，在以群家里開會，有丁玲、以群和馮雪峰，叫我臨時去列席。那次會上，才知道馮雪峰是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特來出席領導。當時早已知道丁玲是黨團書記，以群負責組織。我在那次會上，給馮雪峰提了意見，批評了他。以后丁玲再也沒有叫我列席了。同馮雪峰一道開會，就只有這么一次。?
這段補充文字信息量很大，有不少當初訪談時沒有談到或未能記下的生動的細節(jié)。成立于1930年3月2日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極為重要的文學社團，但左聯當時到底是怎么開展活動，怎么具體運作的，相關的回憶一直不很多，艾蕪這段回憶就現身說法。文學青年的艾蕪，1931年春到上海，先向丁玲主編的左聯機關刊物《北斗》投稿，又與沙汀合作給魯迅寫信（魯迅的回信《關于小說題材的通信》后收入《二心集》），次年春即參加左聯。由于當局的高壓，左聯當時已無法再舉行會員大會而改為小組活動，3人一個小組。艾蕪就先后和茅盾與阿英、何家槐與草明、歐陽山與葉紫在一個小組。1932年夏天起，艾蕪又數次列席左聯領導層會議，相關情形就是上面那段話所回憶的。他先在左聯黨團成員穆木天（彭慧是其夫人，也是左聯黨團成員）家開會，后又到另一左聯黨團成員兼組織部長的葉以群家開會。就在葉以群家這次會上，艾蕪得知馮雪峰是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特來出席領導”。但他仍然向馮雪峰提了意見，具體什么意見呢？艾蕪沒有說，現在也無法考定了。結果是“以后丁玲再也沒有叫我列席了”，真是有意思。
今年是左聯成立90周年，這篇經艾蕪多處親筆修改補充的記錄整理稿的重現，或可視為一個小小的紀念，同時也可作為艾蕪的一份新發(fā)現的手稿，與這通佚簡一起，不能不使我們倍感珍視和親切。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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