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后期，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一群文學青年醉心于西方現(xiàn)代主義，對于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則頗有反感。我們甚至于相約不去上一位教授講司各特的課?；叵肫饋恚@當中七分是追隨文學時尚，三分是無知。當時我們不過通過若干選本讀了一些浪漫派的抒情詩，覺得它們寫得平常，缺乏刺激，而它們在中國的追隨者——新月派詩人——不僅不引起我們的尊重，反而由于他們的作品缺乏大的激情和新鮮的語言而更令我們遠離浪漫主義。當時我們當中不少人也寫詩，而一寫就覺得非寫艾略特和奧登那路的詩不可，只有他們才有現(xiàn)代敏感和與之相應的現(xiàn)代手法。
半個世紀過去了，經(jīng)歷了許多變化，讀的詩也多了，看法也變了。
現(xiàn)代主義仍然是寶貴的詩歌經(jīng)驗，它是現(xiàn)代思想、現(xiàn)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為它們打先鋒，起了突破性的歷史作用。但是浪漫主義是一個更大的詩歌現(xiàn)象，在規(guī)模上，在影響上，在今天的余波上。現(xiàn)代主義的若干根子，就在浪漫主義之中；浪漫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到今天也沒有全部實現(xiàn)，而現(xiàn)代主義作為文學風尚則已成為陳跡了。
為了說明這一些，有必要對浪漫主義進行再認識。浪漫主義包羅廣，內(nèi)容也復雜，因此需要限制范圍，作為第一步，這里選擇了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作為再認識的
具體對象。
英國浪漫主義的特殊重要性半因它的環(huán)境，半因它的表現(xiàn)。論環(huán)境，當時英國是第一個經(jīng)歷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的國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在國內(nèi)它的政府用
嚴刑峻法對付群眾運動，而人民的斗爭則更趨高漲，終于導致后來的憲章運動和議會改革。從布萊克起始，直到濟慈，浪漫詩人們都對這樣的環(huán)境有深刻感受，形之于詩，作品表現(xiàn)出空前的尖銳性。
論表現(xiàn)：英國浪漫詩歌時間長，數(shù)量大，而且兩代重要詩人都有多篇不朽之作，在題材和詩藝上都突破前人，突破國界，成為全歐洲以至全世界的文學和 思想
影響。 英國的近代詩歌理論也是在這個時期開端的，幾位大詩人都作出了意義重大的貢獻。
由于這些原因，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又不僅僅是英國一國的，而是世界詩歌的一個重要部分。對它的再認識也是對世界詩歌更多一點了解。
再認識首先意味著要認識它的歷史——它的來龍去脈，它的興起和發(fā)展，其中有哪些重要詩人，他們寫了哪些主要作品，在思想和藝術(shù)上有什么特色，有什么變
化，造成了什么影響， 對于今天又有什么意義，等等。
這就牽涉到本書的寫法。
這是一部斷代詩史。詩史是一個文學品種的歷史。對于文學史的寫法，近來討論頗多，我也想說明一下自己是根據(jù)什么原則來寫此書的。
這部斷代英國詩史是由中國人寫給中國讀者看的，因此不同于英美同類著作。
它要努力做到的是下列幾點：
一、敘述性——首先要把重要事實交代清楚。為此大量引用原作，加以翻譯，讓讀者通過它們多少知道一點原作的面貌。
二、闡釋性——對于重要詩人的主要作品，幾乎逐篇闡釋，闡釋不限于主題，也談到詩藝和詩歌語言，而且力求把題材和技巧結(jié)合起來談。
三、全局觀——要在無數(shù)細節(jié)中尋出一條總的脈絡。詩史不是若干詩人腦專題研究的簡單串聯(lián)，它對所討論的詩歌整體應有一個概觀，找出它發(fā)展的軌跡。
四、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這是一個大題目，針對詩史， 這里只談兩點：一是把詩歌放在社會環(huán)境中來看。詩人的天才創(chuàng)造是重要的，但又必然有社會、經(jīng)濟、政治、思想潮流、國內(nèi)外大事等不同程度的影響；英國浪漫主義本身就是第一次工業(yè)革命和法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兩大革命的產(chǎn)物。二是根據(jù)當時當?shù)厍闆r，實事求是地闡釋與評價作品。
五、文學性——談的是文學作品，就要著重文學品質(zhì)。討論詩歌不能只談內(nèi)容，還要討論詩藝。上面說到過的整體發(fā)展脈絡就包括了詩藝本身的發(fā)展變化。其次，討論文學問題的文章本身也應是文學作品。
這五點任何一點都不是可以輕易做到的，本書只是一種向它們靠攏的努力。但是我又以為，只有做到了它們，才能使我們中國人寫的外國文學史有比較鮮明的中
國色彩。
就敘述性而言，西方史學界近年來的作法是分析多于敘述，雖然最近又出現(xiàn)了“回到敘述”的呼聲。文學史也一樣。他們面對本國讀者，許多史實和作品幾乎人
人皆知，無須多事敘述，倒是更需要從新的觀點進行分析評論。面對中國讀者，則首先要把重要史實和作品向他們交代清楚。何況敘述性在任何文學史都是重要的，西方文學史中經(jīng)歷時間淘汰而存在下來的，多數(shù)仍是敘述性、描寫性的。而且也沒有純粹的敘述，敘述之中必然包括分析評論，觀點和創(chuàng)見是不會被埋沒的就闡釋性而言，近來西方文論界對闡釋有兩種主要看法，互相矛盾。一是認為評論者的闡釋不可能道出作者原意，有時連作者本人的說法也未必準確；二是人人有權(quán)闡釋，作品的最后完成在于讀者的接受，而讀者是一個九頭鳥，人各不同，代各不同。我們相信常理的人可以有第三種看法，即闡釋是存在的事實，文學史家的職責之一即是闡釋。特別是中國人為中國讀者寫外國文學史，闡釋更是不容推卸的責任。他的中國觀點也正是通過闡釋來表現(xiàn)的。當然，他首先要弄懂作品本身，為此他需要搞清一切與作品有關(guān)的事實，包括英美本國人對作品的闡釋。但是他會有所取舍，會注意到本國人認為當然、因而不大注意的東西，特別是在藝術(shù)評價方面，他會受到歷史悠長的中國文化、文學傳統(tǒng)的隱秘的、持久的影響，會用它的高標準和平衡感去作出他獨特的判斷。應該說，正是這種來自各方的評論大大豐厚了對一個作品的認識。作品雖產(chǎn)生于一國，闡釋卻來自全球，文學的世界性正在這里。
就全局觀而言，多少文學史家作過努力，但又有幾人成功？以“人民性”或“現(xiàn)實主義”來貫穿一切，往往是大而無當，公式化，幾乎根本否定了文學的文學性。然而提出“國民性”或“國家意識的發(fā)展”等等來作為綱領(lǐng)，也未必濟事，這樣的觀念可以無所不包，也就不突出任何東西。此外就是把作家作品按時代大致劃分，略談每個分期的“時代精神”，接著就憑編寫者的個人印象或趣味，對作品發(fā)表一些欣賞性的讀后感，不涉及思想上、文藝上的重要問題，這樣的文學史也許可作優(yōu)美的小品文來讀，但又怎能稱得上歷史？然而每一種認真的努力又都不是白費的，以上的不同“流派”之中都各有可取之處，所留下的成品也有高出一般的。過去的主要問題似乎是對文學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認識不足，外國人寫的別國文學史往往連史實也了解不夠，評價更是脫離本國人的生活實際。我們應該更加廣泛閱讀，不僅讀文學作品本身，還要讀有關(guān)的哲學、科技、政治制度、民間習俗種種有關(guān)的著作，甚至參考檔案、小報、政府公告、戲院海報、政論小冊、單篇歌謠等等，深入文化的內(nèi)層，這樣也許能夠更多了解事物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同時，又需要居高臨下地看全局，看整體，而在這一點上外國人由于比較超脫也許更能看得清楚些。中國過去雖然沒有完整的文學史，但是歷來對于文學品種的演進，有一種共同的概觀，例如漢賦、六朝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等，在每個品種內(nèi)部又理得出興衰變化，雖然限于文體，不失為一種脈絡，有利于寫詩史、散文史、小說史的。
就歷史唯物主義而言，這是任何寫歷史的人應有的觀點，上述全局觀的取得就離不開歷史唯物主義。我們當代中國學者特別需要用它來研究和判別外國文學史上的各種現(xiàn)象。它會使我們把文學置于社會經(jīng)濟、政治、哲學思潮等等所組成的全局的宏觀之下，同時又充分認識文學的獨特性；它會使我們盡量了解作品的本來意義，不拿今天的認識強加在遠時和異域的作者身上，而同時又必然要用今天的新眼光來重新考察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藝術(shù)品質(zhì)。過去由于我們對歷史唯物主義認識限于表面，運用起來也就粗糙、簡單；如果今后我們能夠加強學習，理解文學現(xiàn)象的復雜和多面性，通過對一個具體對象的全面深入的研究來提高運用的能力，我們將會做得更好。歷史唯物主義也是需要發(fā)展的，而最好的發(fā)展辦法是將它應用在新的、難的課題上。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也需要參考一下別的國家在文學史研究上的新動向，例如美國最近興起的“新歷史主義”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就文學性而言，中國古典文學傳統(tǒng)向來著重文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僅作品本身要有文采，討論這作品的文章也要有文采。我們的文論大多是優(yōu)美可讀的?！段男牡颀垺酚玫溲诺鸟壩挠懻摿擞嘘P(guān)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問題。杜甫建立了以詩論詩的傳統(tǒng)。單拿現(xiàn)代來說，魯迅為《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所寫的序是用抒情的筆調(diào)寫的現(xiàn)代文學史的一個方面，而聞一多的《宮體詩的自贖》則是詩人寫的詩史片斷。他們兩人都有志于文學史而未竟其功，但又都樹立了用優(yōu)美的文筆來寫文學史的先例。只是到了后來，才出現(xiàn)了那種冗長、刻板的論文，談文學而本身無文學性可言。西方的文學史原來也是注意本身風格的。德·?？说偎沟摹兑獯罄膶W史》就是既有卓見，叉有文采，因而為學術(shù)界所重。不過后來也出現(xiàn)了一種極為枯燥、乏味的文學論文，近來更是術(shù)語連篇，越來越奧僻難讀了。在這樣的時候，我們中國的文學史家重振文采，中國特色也就不標自明。需要注意的，倒是不要因為重文采而走到只講究詞藻、華而不實的另一絕端。真正的文采不是舞文弄墨，而是文字后面有新鮮的見解和豐富的想象力，放出的實是思想的光采。為了寫好文學史，應該提倡一種清新、樸素，閃耀著才智，但又能透徹地說清事情和辯明道理的文字。
以上五點，未必把重要方面都已包括在內(nèi)，但如果能夠貫徹，中國人寫的外國文學史不僅會增加中國特色，而且會對世界上文學史的寫法作出獨特貢獻。
這是就中國外國文學研究者的整體而言，個人的試作則是另一回事了。本書斷斷續(xù)續(xù)寫了十年，昔日的素志未泯，今天的成品未必盡如意愿，還請廣大讀者、同行學人多作批評指教，我這小小的“作品”也是要靠讀者的“接受”才能最后完成的。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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