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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為何不提張仲景?

張仲景

連環(huán)畫《赤壁之戰(zhàn)》。據(jù)考證,身為南陽人,張仲景很可能在“火燒新野”后,隨軍南下。

“惟張仲景方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參古今之法,不越毫末,實乃大圣之所作也?!边@是金代著名醫(yī)家成無己在《傷寒明理論》中,對張仲景的贊美。

張仲景,名機,以字行,被后代尊為“醫(yī)圣”。

奇怪的是,在《三國志》中,竟未提及這位“醫(yī)圣”。魏晉時,太醫(yī)令王叔和(本名熙,以字行)與張的弟子衛(wèi)汎交好,遂重新整理《傷寒雜病論》,使它得以流傳,但存世僅《傷寒論》,無《雜病論》(后來唐人發(fā)現(xiàn)一本舊醫(yī)書,文風酷似張仲景,遂刪傷寒部分,僅留雜病,即《金匱要略》)。

后代論張仲景,多從王叔和處來??傻搅怂未瑥堉倬暗穆臍v突然變厚,成了“孝廉”,還當過“長沙太守”,并首次被確認為“醫(yī)圣”。從宋代到清初,人們還算客氣,同時稱伊尹為“元圣”,唐代韋訊為“醫(yī)中之圣”,秦越人為“亞圣”。此外,宋代的錢乙、金代的李杲、明代的薛已和王肯堂、清初的蕭京……也都曾被稱為“醫(yī)圣”(據(jù)余新忠先生《醫(yī)圣的層累造成》一文)。

雖然皇家從未承認,但“醫(yī)圣”漸成張仲景專屬。余新忠先生指出,這是宋代、明清和1930年后三次“造神”的結果。令人好奇:為何人們偏偏選中張仲景?

ont > 人生為疫情所改寫

張仲景是東漢南陽涅陽縣(今屬河南省鄧州市)人。在《傷寒雜病論》開篇中,他寫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元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有學者認為,此非原文,是王叔和添入。假如確是張仲景所寫,則透露了兩個信息:

首先,張仲景出身巨族,依東漢察舉制,確有可能當過孝廉。據(jù)《抱樸子》:“漢之末年,舉士也必附己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決。”張仲景符合這一條件。

其次,受“建安大疫”影響,張仲景開始學醫(yī)。中國歷史上有三次疫病高峰,分別在漢末魏晉、金元之交、明清之交,“建安大疫”是首次高峰的頂點。據(jù)《中國人口史》,公元157年,漢朝人口為5648萬,到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只剩1500萬。

每逢戰(zhàn)亂,大量民眾脫離政府控制、不再交稅,人口統(tǒng)計陡然下降,未必都是病死,但建安七子中,徐幹、王粲、應玚、劉禎、陳琳均死于“建安大疫”。曹植在《說疫氣》中寫道:“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蜿H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那么,明明是瘟疫,為何張仲景卻說是“傷寒”呢?一方面,東漢末年中原氣溫驟降,被認為是引發(fā)瘟疫的原因;另一方面,傷寒別名瘟疫,東晉陳延之在《經(jīng)方小品》中寫道:“云傷寒是雅士之辭,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間號耳?!?/span>

由此可以理解,為何漢末三國時期,道團(道教前身)和佛教開始流行,黃巾軍領袖張角亦自稱“大醫(yī)”。

“建安大疫”是什么???

“建安大疫”究竟是什么???爭論頗多,主要有兩種說法:

其一,流感。因流傳廣、傳染快,符合流感特征,但死亡率過高,非普通流感所能。

其二,鼠疫。據(jù)《金匱要略》,死者呈陰毒、陽毒癥狀,陰毒即渾身瘀青,陽毒即有紅疹,很像鼠疫。

其實,直到明代,中國才有比較確切的鼠疫記載。只因“黑死病”(即鼠疫)曾重創(chuàng)歐洲,西方人便稱它來自中國(此外有印度說、中亞說等,均證據(jù)不足)。意大利編年史家德米西稱:1346年,蒙古大軍為攻破黑海附近的城市卡法,用投石機將因鼠疫而死的士兵尸體拋入城中,“空氣被污染了,水被毒化了,瘟疫蔓延起來。千人之中僅有一人能夠幸免”。

德米西寫得繪聲繪色,但卡法被圍時,他遠在意大利的皮亞琴察,20年后,才據(jù)傳說編出這段“歷史”。德米西從沒回答過這樣的疑問:為什么鼠疫給歐洲帶來滅頂之災,卻對蒙古大軍影響不大?難道東亞人抵抗力超強?

據(jù)測定,14%歐洲人有Delta 32基因突變,可抵抗鼠疫,該突變發(fā)生在700年前,只有2%的東亞人有這種基因。這說明:

其一,東亞人抵抗鼠疫能力更差。

其二,東亞歷史上未出現(xiàn)超大范圍的鼠疫疫情。

傳播鼠疫能力最強的是黑鼠,主要分布在熱帶和亞熱帶,中國家鼠以褐家鼠、黃胸鼠、小家鼠為主。北方少有黃胸鼠,褐家鼠則傳病能力差,至于小家鼠,活動范圍僅30米至50米。如果鼠疫來自中國,在傳統(tǒng)交通條件下,幾乎不可能傳到歐洲。

可見,“建安大疫”并非鼠疫。

赤壁之戰(zhàn)曹軍敗于瘟疫?

東漢末年瘟疫頻發(fā),可能與胡人大量進入中原有關。

漢代政策是,游牧民族只要不掠奪,即可入漢地定居,這為地方勢力擴張?zhí)峁┝藱C遇。到東漢末年,幾乎所有邊鎮(zhèn)太守都擁有胡人軍隊,這是割據(jù)的基礎。

袁紹“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董卓則有西部羌胡兵;張繡、韓遂有氐羌兵;馬超有“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曹操征服烏桓后,“悉徙其族居中國”;公孫瓚的部隊中也有胡騎,劉備在他手下當別部司馬時,統(tǒng)帥過烏丸雜胡騎;諸葛亮六出祁山,多與鮮卑軻比能聯(lián)手。

游牧民族善畜牧,家畜可能將炭疽病、結核病、麻疹、血吸蟲病、肝吸蟲病、流感等傳染給人,加上戰(zhàn)亂等,給瘟疫流行創(chuàng)造了條件。值得注意的是,東漢末年的瘟疫多發(fā)生在北方,其中最離奇的是赤壁之戰(zhàn)。

據(jù)西晉人虞溥所著《江表傳》:“(周)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書與(孫)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span>

《三國志·郭嘉傳》則稱:“太祖(曹操)征荊州,還于巴丘,遇疾疫,燒船,嘆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span>

后來史家多認為,這是曹操為掩飾慘敗而設的托詞。但赤壁敗后,曹軍中仍有瘟疫,引人好奇:為什么曹軍鬧瘟疫,孫劉聯(lián)軍卻沒事?

很多學者提出,曹軍遭遇的所謂瘟疫,應為血吸蟲病。孫劉聯(lián)軍多南方人,抵抗力較強,曹軍多北方人,受害更深。

張仲景當過長沙太守?

血吸蟲病即“山風蠱”,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中的女尸中,便發(fā)現(xiàn)了大量血吸蟲卵。一般認為,血吸蟲病致曹軍士兵大量死亡,而曹操仍取當時北方流行的處理方法——火葬,而非土葬。南方空氣潮濕,木柴不易燃,大量尸體未及時處理,加重了疫情。

學者孫維旭指出:血吸蟲病潛伏期為2周到3個月,多出現(xiàn)在夏秋季,而赤壁之戰(zhàn)發(fā)生在冬季。且曹操南下后,接收大量荊州兵,他們也是南方人,為何沒表現(xiàn)出更強的抵抗力?

孫維旭認為,這可能恰好表明,歷史上爭議最大的“張仲景曾任長沙太守說”是成立的。

稱張仲景任長沙太守,最早出自唐代甘伯宗的《名醫(yī)錄》,此書已佚,經(jīng)宋代范行準轉抄,被視為信史。甘伯宗晚張仲景至少400年,此前王叔和、皇甫謐都沒說張仲景當過官,宋代《太平御覽》中也沒提此事,可謂“孤證不立”。

長沙太守是要職,史籍記錄8人曾任此職,即孫堅、蘇代、張羨、張懌(張羨之子)、韓玄、廖立、濮陽逸、馬俊。清代學者孫鼎宜稱張羨即張機,但張羨死于建安六年(201)前,與張仲景不符。

學者馬星雨等認為,漢代有“遙領制”,即不實際到任,僅享受相關待遇。

孫維旭則提出,身為南陽人,張仲景很可能在“火燒新野”后,隨軍南下。此時他已攻克了傷寒癥,而冬季正是傷寒盛行時節(jié),曹軍損失慘重,而孫劉聯(lián)軍平安過關。因此大功,被劉備任為長沙太守,后劉備丟了荊州,張仲景自然也就離職了。

正史無載但傳說很多

曾任長沙太守,又是名醫(yī),《三國志》為什么忽略張仲景呢?原因也不復雜,作者陳壽曾說:“(蜀國)又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笔駠鴽]史官,留下史料少。《三國志》對蜀國人物的記錄都很簡略,《關羽傳》僅1200字,連張飛、趙云、黃忠、魏延等開國功臣的出生時間都沒記載。

正史無載,但民間關于張仲景的傳說卻很多,只是不太可靠。比如說張仲景發(fā)明了餃子,是為預防冬天凍耳朵,又稱“嬌耳”。事實上,直到宋代,“餃”仍讀如“決”,一般寫作角子,這是根據(jù)形狀來命名,與“嬌耳”無關。將面和副食包裹在一起吃,是游牧民族食俗,三國時傳入中原。

再如說名醫(yī)華佗曾贊《傷寒雜病論》是“真活人書”,此說見于《三國志·華佗傳》:“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粑贩ú皇埽⒁嗖粡?,索火燒之?!笨梢?,華佗是說自己的書“可以活人”,但宋代孫奇認為:“每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經(jīng)。臣奇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比A佗、張仲景平生無交集,被孫奇硬扯在一起。

在張仲景時代,醫(yī)仍被視為方術,《傷寒雜病論》中也有巫術內(nèi)容,比如“燒裈(kn)散”,據(jù)說可以治傷寒。對此奇方,后人頗難解,只好硬解道:“裈襠味咸而腐穢,故能入少陰……藥物雖陋,而用意至微,不因其陋而忽之,則升仲景之階矣?!?/span>

一步步當上了“醫(yī)圣”

雖然《傷寒雜病論》曾受巫術影響,但與《黃帝內(nèi)經(jīng)》偏重理論不同,它更重實證。張仲景提出11個對抗傷寒的方劑:桂枝、麻黃、葛根、柴胡、梔子、承氣、瀉心、白虎、五苓、四逆、理中。皆是臨床經(jīng)驗的總結。北宋著名醫(yī)家劉完素說:“(《傷寒雜病論》)使后之學者,有可依靠?!?/span>

張仲景開辟了中醫(yī)史上全新的進路:不拘泥于理論推演,不糾纏于文獻考證,一切以實證為準繩。這被稱為中醫(yī)的“實證派”,與堅守《黃帝內(nèi)經(jīng)》的“理念派”分途。

在實際診病中,張仲景亦有創(chuàng)新。比如《黃帝內(nèi)經(jīng)》中診脈,是診全身各處,而張仲景重視少陽脈,在腳腕上,這啟迪了后來醫(yī)家,專按病人腕部診脈。

宋代醫(yī)家“神話”張仲景,因宋代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大量人口進入城市(城市化率最高時達20%,相當于1960年水平)。為應對陡然增長的醫(yī)療需求,只好推行“局方”,即不考慮患者具體情況,因病設方,只有《傷寒雜病論》能滿足這一要求。

明清醫(yī)家“神話”張仲景,則因明清之交,氣候驟冷、戰(zhàn)爭頻仍,進入又一個疫病高峰期,《傷寒雜病論》契合實用,故清代名醫(yī)葉天士等對《黃帝內(nèi)經(jīng)》極為輕視,視張仲景為正道。

上世紀30年代醫(yī)家“神話”張仲景,則是因西醫(yī)重實證,而張仲景亦重實證,是中西醫(yī)結合的契機。

歷史是公正的,雖《三國志》不載,但在現(xiàn)實的持續(xù)需要下,張仲景還是一步步走上“醫(yī)圣”的寶座。(蔡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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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煒:“醫(yī)圣”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專為瘟疫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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