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杰
2009年12月7日
我校出版社即將出版張元濟(菊生)先生的年譜長編,聞之欣忭。
一百多年前,張先生因參與戊戌變法,被處“革職永不敘用”,李鴻章將他推薦給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創(chuàng)辦人盛宣懷,盛宣懷非但沒有把他視作清廷罪臣,反之卻委以譯書院主事一職。從1899年到1902年任職期間,他主持出版了嚴復譯《原富》等一批國外學術書籍,為我國萌芽時期的現(xiàn)代高等教育提供了教學參考用書,他主持的譯書院也成為中國高等學校附設出版機構之嚆矢。1901年,我校第一任校長何嗣?突然病故,張先生接過重任,成為交大校史上第二任校長。期間,他創(chuàng)造性地開設外院,創(chuàng)設特班,為學校初創(chuàng)時期的建設立下汗馬功勞,培養(yǎng)了蔡鍔、黃炎培、李叔同、邵力子等一大批我國近代民主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先行者。張先生在南洋公學工作時間雖不算長,但他是一位受我們交大人尊敬的前輩,他的年譜長編由南洋譯書院傳人——我校出版社出版,更具有特殊意義。
張先生于1903年初離開南洋公學,投身并終生服務于民營出版企業(yè)——商務印書館。他以“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作為出版方針,順應時代發(fā)展潮流,將原本只有小規(guī)模印刷能力的商務印書館建設成為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兼有出版、印刷、發(fā)行三大功能,融新聞、出版、圖書館和培訓于一體,在世界上也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大型文化出版機構。他主持并親自參加編纂的商務版《最新教科書》,為商務印書館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在此基礎上,他倡導商務印書館著手辭典工具書的編纂出版,親自參加了我國現(xiàn)代最早的漢語辭典《辭源》的編纂工作。繼之,《中國人名大辭典》、《植物學大辭典》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專用辭典及多種外國語辭典先后問世,使商務版辭典工具書蔚為壯觀。以嚴(復)譯名著八種、蔡元培著《中國倫理學史》、林紓譯《伊索寓言》、伍光建白話文譯本《三個火槍手》等為代表的一批著譯的出版,給中國學術文化著作出版帶來了全新氣象。20世紀20年代,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張先生率領的商務印書館吸引了一大批新型知識分子,如胡適、蔡元培、梁啟超、瞿秋白、魯迅等,成為商務印書館的重要作者,把他們的著作推向社會,從而使商務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支柱和強有力的推手。張先生一生業(yè)績,使他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出版事業(yè)的奠基人。
張先生一生雖以出版家聞名,但他關注、涉足的領域很廣泛。以教育為例,他在戊戌維新時期創(chuàng)辦通藝學堂,為有相當基礎的年輕官員和官家子弟傳授英語和實用科學,后來主辦了商務印書館師范講學社,開啟我國繼續(xù)教育的先河。他在南洋公學任職時,擔任了我國現(xiàn)代高等教育初創(chuàng)時期的教學和教育行政管理;他主持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的《最新教科書》、《共和國教科書》,從小學到中學,年級、科目齊全,成為我國現(xiàn)代教育早期最成功的教科書,對我國基礎教育的現(xiàn)代化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他與我國職業(yè)教育的先驅、交大另一位杰出校友黃炎培等一起創(chuàng)辦了聲名卓著的中華職業(yè)教育社??梢哉f,張先生在我國教育事業(yè)的各個領域都留下了足跡。
難能可貴的是,張先生在大力推動新式教育,不斷引進國外學術和文化,積極支持和倡導新文化運動的同時,始終熱愛中華傳統(tǒng)文化。他從創(chuàng)設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伊始,就著手建設編譯所的圖書室涵芬樓,繼而發(fā)展成東方圖書館,廣泛收集、搶救在社會變動和戰(zhàn)亂中流散的善本古籍,并在此基礎上運用照相制版新技術,出版了《四部叢刊》、《續(xù)古逸叢書》等大型古籍叢書。他退休后,更以一人一己之力,用十年時間??辈⒂坝〕霭媪恕栋亳谋径氖贰?。這些大型古籍叢書已成為民國古籍出版的代表性成果,他本人也因史學、古籍文獻學的卓越成就,當選為民國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屆院士。
熱愛祖國,是貫穿張先生一生的準則。早年他希望國家通過維新改良,自立圖強,曾上奏光緒皇帝,大膽提出自己的見解?!靶抡睍r期,他通過主持的商務印書館出版大批政法書籍(如在南洋譯書院親自經手、積極謀劃,終由商務承印出版的煌煌80冊《新譯日本法規(guī)大全》)、普及性讀物,藉以在官員和民眾中普及憲政和法制知識。此后,他長期埋頭出版業(yè)務,把商務印書館編纂小學教科書看作盡自己國民義務的唯一途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出版教科書,推動教育普及,啟迪民智,提高民族素質。八年抗戰(zhàn),他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主席身份堅守上海,不向汪偽當局工商登記,為免親日勢力滲入而堅持八年不召開股東會,不改選董事會,日本人登門時,以“兩國交兵不便接談”為由拒絕接見??箲?zhàn)勝利后,他支持愛國學生運動,曾兩次與我校另一位著名老校長唐文治先生等聯(lián)名上書上海市長,要求釋放被捕學生。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會上,他當著權要發(fā)言,呼吁和平,反對內戰(zhàn)。1949年以后,他積極參加政協(xié)活動,為新中國建設建言獻策,并創(chuàng)作了多首詩作,歌頌新中國、新時代。
人物年譜,古來有之。它是人物傳記的特殊體裁,也是我國史學著作中一種特有的寫作形式。它是將譜主一生言論、功業(yè)、著述等史料,按時間先后排列的資料集。進入近代,年譜篇幅逐漸增多,內容更趨詳實。丁文江等編著的《梁啟超年譜長編》,又將年譜寫作水平推進一大步,成為今人編著人物年譜的范例。由于年譜編纂是“述而不作”,因此編著者真正的功力應體現(xiàn)在材料發(fā)掘的深度和廣度,對材料真?zhèn)蔚谋嫖觯约按_定事件發(fā)生時間的精確度等方面,這其實是史學研究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本書兩位編著者從事張元濟研究長達二十多年,掌握張先生生平資料很充分。二十多年前,張先生哲嗣張樹年先生曾編纂了《張元濟年譜》,此次出版的《張元濟年譜長編》,在資料內容的深度和廣度上有了進一步拓展。首先是加入了許多過去沒有載入的新材料,例如1907年末張先生作為浙路代表之一進京,與袁世凱、那桐交涉的談話紀要;1928年赴日訪書以后,向日本藏書家借影日藏中華典籍的通信等。其次是經過考訂,厘清了一些事件的日期時間,例如張先生險遭炸彈暗算的時間,以及從上海閘北長康里遷寓新世界長吉里的時間等。三是編著者費了不少心力,將以往公開出版的張先生著作與原稿或最初版本進行了核對,糾正了不少錯訛,例如《挽陳伯巖詩》的詩注、20世紀初致孫壯的一些信件等。更為可貴的是,編著者不為尊者諱,以對歷史負責任的態(tài)度,還原了譜主真實的思想與面貌,例如1911年張先生上慶親王奕?的手折,反映出他的一些今天看來不甚合時宜的觀點,這份手折過去出版時,曾被人加以修飾,抹去了一些不恰當?shù)难赞o,而本書卻尊重歷史事實,采用了未經他人篡改的文本。資料研究中,還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即同一事件的多件資料中,會有一些內容是互相矛盾的。對此,編著者的處理是認真的,他們選定認為是真實可信者編入正文,再用頁末注的方式,列出其他不同說法的資料,有時并給出作者之所以取舍的理由。這體現(xiàn)了編著者對待歷史真實性和處理內容不同資料的嚴肅、科學的治學態(tài)度。當然,年譜長編最大的一個優(yōu)勢在于“長”字,全書150萬字,可以有足夠的空間,把反映張先生重要思想、學術觀點的文章、談話等史料盡量完整地引錄,這對反映張先生的生平、思想,無疑更加全面和深化。
張元濟先生堪稱我國近現(xiàn)代文化教育史上守正出新、人格完善的前輩。作為交大現(xiàn)任校長,我對張先生擔任交大校長期間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以及他對中國近代教育和出版事業(yè)的杰出貢獻,充滿景仰之情。我相信《張元濟年譜長編》的出版,將有利于更多交大后學了解、學習張先生的人格和思想,也會促進學術界對這位受人尊敬的前輩的研究邁向更新、更高的臺階。
是為序。
(2009年12月7日,《張元濟年譜長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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