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爾曾經(jīng)把存在規(guī)定為在全適性中被感知到的東西。這特別容易理解，所謂全適性，就是指意向對象的充實和確證。一個例子：我尋找著我的筆，當我找到的那一刻，我就感知到了存在，因為意向之筆變成了實在之筆。需注意：存在之感不是靜態(tài)的，而是隨著充實的增加而增加，也可能被進一步的經(jīng)驗否定。你在遠處看見你的筆，待你走近一些，你越來越確定那是你的筆，存在感也隨之增加了；但待你走得很近，你發(fā)現(xiàn)搞錯了，那只不過是擺在桌上的黑色木條。從而，之前的存在感——筆的實在感被否定，而換之以木條的實在感。
如此，存在其實是一種信仰，即：相信某某東西是真實的、實在的（real）。就在這個意義上，存在與真理變成了一個東西。存在感，就是真理感。因為真理也不是別的，就是意指對象的直觀充實。如果嚴格按照胡塞爾的思路，我們發(fā)現(xiàn)，真理和存在其實就是在命題轉化為事態(tài)的過程中可以被消去的東西。未獲得真理之前是這樣的：張三說“雪是白的”；獲得真理之后，命題變成了事態(tài)：雪是白的。真理和存在的達成，便是“張三說”以及雙引號的消去。胡塞爾的真理理論和塔斯基的真理理論其實是同源的。
胡塞爾《邏輯研究》中最核心的突破是對“直觀”的突破：不僅可以有個體直觀，而且還能有本質直觀和范疇直觀。直觀可謂胡塞爾現(xiàn)象學的核心原則，因為所謂的充實，就是直觀。說胡塞爾的哲學是徹底的經(jīng)驗論，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因為現(xiàn)象學之證據(jù)的唯一要求，就是直觀：一切直觀之物都是現(xiàn)象學的合理證據(jù)；反之，一切不是直觀的東西都不是現(xiàn)象學的證據(jù)，必須剔除在現(xiàn)象學范圍之外。
范疇直觀給了海德格爾很好的刺激，因為海德格爾自以為通過范疇直觀，他苦苦追問的“存在”總算可以現(xiàn)身了。還是舉個例子：鋼筆是黑顏色的。對鋼筆的直觀是個體直觀，對黑顏色的直觀也是個體直觀，但對鋼筆之黑顏色的直觀卻是范疇直觀。因為鋼筆之黑色涉及到了個體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涉及到了句法：鋼筆“是”黑顏色的。海德格爾認為，在這樣的范疇直觀中，我們其實直觀到了關系，也即作為系詞的“是”。從而，也直觀到了系詞意義上的存在。這里需要注意：西方世界中作為系詞的“是”與“存在”是同一個詞：being/dasSein。還需要注意：現(xiàn)象學意義上的范疇，其實就是引入了句法的事態(tài)。范疇直觀，不僅是說直觀到了系詞和句法本身，而是直觀到了包含著句法和關系的事態(tài)。
若海德格爾嚴格按照胡塞爾的思路，那么，他所謂的存在就很好搞懂。無非，把個體的充實和確證換成了對事態(tài)和關系的充實和確證。存在，依然是種信仰和設定。但海德格爾就是在這里跑偏的。且偏得合情合理，偏得深刻。
他把關系意義上的存在，也即命題意義上的存在理解為“揭示”（Entdecken）。這確是合乎事理的，對個體進行連接，道清關系，不就是“揭示”、厘清了個體之真理嘛。之所以說這個理解深刻，是因為存在從此被動詞化了。原本是對作為事態(tài)的結果的感知，如今則變成了揭示著的過程本身。我們還得小心體會這個偏差。
胡塞爾原來關注的是意向主體和意向對象之間的指涉和充實關系。說實在的，主體和對象的關系是胡塞爾現(xiàn)象學的核心。而經(jīng)海德格爾引入“揭示”后，關注的核心變成了關聯(lián)著揭示的無蔽和遮蔽：揭示之前便是遮蔽，揭示之后自然就是無蔽。而揭示本身，則就是“去蔽”（Entbergen）。這便是海德格爾沿用一生的真理概念：去蔽和揭示。
但海德格爾并不停留于此。海德格爾之所以為海德格爾，在于他追問了以下別人壓根兒想不到要追問的問題：去蔽是如何可能的？或者說，真理是如何可能的？這才是海德格爾特別是其后期的核心課題。簡單來說，去蔽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敞開性”（openness）。敞開性處在什么位置？我準備用海德格爾著名的森林之喻來回答：一片森林，我們之所以能看到其隱隱綽綽的內部，不僅是因為光線的照射，而是首先因為森林事先有了林中空地也即敞開之地，若無此敞開之地，光線是無論如何都進不來的。故而，真理便是有前提的，其前提便是敞開性。只有有了敞開性，才能去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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