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
新中國成立伊始，馬列文論和毛澤東文藝思想成為古典文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原則，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成為分析和評判文學作品最基本的方法和手段。反映在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中，就是圍繞著杜甫的政治性、人民性、現(xiàn)實性等命題，展開討論。期間，發(fā)表相關研究論文1100余篇，專著近70種。較之民國時期的杜甫研究，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繼續(xù)向前，雖然前進的道路出現(xiàn)過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以1962年杜甫被評為世界文化名人為分水嶺，前后的杜甫研究總體來說，都不太令人滿意。尤其是1962年以后的杜甫研究，因受“文化大革命”風暴的沖擊和影響，幾乎完全處于一種停滯狀態(tài)。1962年以前的杜甫研究，因五十年代后期極左思潮的泛濫，亦受到波及。這些時候的杜甫研究，雖然也出現(xiàn)了一些有見地的研究成果，但總體來說顯得死氣沉沉，惟階級論的研究方法使杜甫研究陷入了教條化和簡單化的僵硬局面。1962年，杜甫誕生1250周年，同年杜甫亦被評為世界文化名人，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世界各地都在舉行紀念杜甫的同時，北京也隆重召開了紀念杜甫誕生1250周年的大會。大會開幕式上，郭沫若作了題為《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講話，馮至則作了《紀念偉大詩人杜甫》的主題發(fā)言。這次會議，給予了杜甫極高的評價和肯定，掀起了建國后杜甫研究的第一次熱潮，杜甫研究成為了當時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熱點。僅這一年，全國發(fā)表相關杜甫研究文章就超過300篇，占了當年整個古代文學研究成果的一半，⑤多出民國三十八年所有杜甫研究成果總和的一倍之多。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雖然總的來說是一路向上，但走著的卻是一條崎嶇道路。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杜甫研究秉承民國研究余緒，開始步入正軌，出現(xiàn)了一批有價值的學術研究成果，其中尤以馮至的《杜甫傳》為重要代表。該書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本杜甫研究專著。但是隨著五十年代末期中國浪漫主義政治的抬頭，極左思潮的出現(xiàn)給杜甫研究造成了嚴重損害，這個時候有學術價值的成果并不多見。六十年代初期，隨著左的思潮慢慢隱退，加之杜甫在1962年又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研究迎來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春天。但好景不長，1966年馬上又進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時期。在那樣的年代里，知識分子們戰(zhàn)戰(zhàn)兢兢，朝不保夕，哪還有什么心思來進行學術研究。十年當中，整個中國除了香港和臺灣還在繼續(xù)研究杜甫外，大陸地區(qū)的所有研究工作幾乎都停了下來，期間因配合政治運動需要，也零星刊發(fā)了一些文章，甚至專著，但其學術價值和水平亦可想見。七十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個時期的杜甫研究主要是清算和糾正“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xiàn)的各種謬論和錯誤觀點。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徹底結束了杜甫研究中的各種亂象，李、杜研究，也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古典文學研究的前沿。這個時期，杜甫的生平、思想、行蹤、交友，杜詩的創(chuàng)作手法、風格特征、修辭藝術、分體分類等，無一不被涉及和關注，且這些研究都取得了不錯的成果，令人鼓舞。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我們擬分三個時段來敘述，即：建國十七年的杜甫研究、“文革”時期的杜甫研究、“文革”結束后的三年杜甫研究。
(一)建國十七年的杜甫研究
這個時期的杜甫研究，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原則，圍繞著杜甫的人民性、現(xiàn)實性、政治性等問題作了很多的探討和分析。認為杜甫是一位人民詩人、政治詩人，其詩歌的藝術創(chuàng)作手法和風格都達到了現(xiàn)實主義的最高峰。此時的杜甫研究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成為政治的扈從，但對杜甫的評價畢竟還是正面的。在研究中雖然受蘇聯(lián)模式影響，存在有簡單化、公式化的弊病，但其成績是不容抹煞的。
建國后發(fā)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文章是馮至的《愛人民愛國家的詩人——杜甫》，第一部杜甫研究專著是馮至的《杜甫傳》。《杜甫傳》的出版，是新中國成立后，學者們運用馬列文論和毛澤東文藝思想來進行文學研究的重要代表成果。該書曾在《新觀察》上連載，后來作者又進行了一些完善與補充，于195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后來于1954年、1980年、1999年再版，現(xiàn)海外有多種譯本流傳，影響很大。類似的研究成果還有傅庚生的《杜甫詩論》和蕭滌非的《杜甫研究》等。《杜甫詩論》被認為是五十年代中國大陸地區(qū)比較早的一部“全面、系統(tǒng)地論述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成就的專著”。書中部分觀點，在今天看起來雖值得商榷，但許多見解仍有可取之處?！抖鸥ρ芯俊穭t分為上、下卷，上卷和下卷分別在1956年、1957年先后出版過，后于1959年又以合訂本的形式出版。上卷主要是關于杜甫其人的研究，下卷則選注了260余首杜詩，此書“代表了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杜甫研究的水平”⑥，在今天它仍然是杜甫研究者的必備之書。這些論著的共同特點就是反復強調(diào)杜甫的人民性和現(xiàn)實性。蕭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提出“人民詩人”的觀點在當時的影響非常大，一時間，杜甫研究中形成了一種以論證杜甫為人民詩人為最高的研究之風，并迅速席卷了整個杜甫研究領域。這個時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三卷本)和游國恩等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兩部高等院校教材，均開辟專章、專節(jié)來討論杜甫和杜詩。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杜甫一貫“同情人民”“熱愛人民”“歌頌人民”“贊美人民”，他最偉大的貢獻在于使“中國古典詩歌走向人民”，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性。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亦認為杜甫的詩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它同情人民、熱愛祖國，同時憎恨統(tǒng)治者一切的殘暴罪惡行為。這些論著都力圖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探究和分析杜甫與杜詩，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五六十年代，高唱杜甫的人民性，贊美杜詩的現(xiàn)實性，重視和闡釋杜甫的政治性和階級性成為了題中應有之義。這個時期見諸各類報刊雜志的各種論文，亦大都圍繞著這個主題來進行闡釋和生發(fā)，如夏承燾的《讀〈愛國詩人杜甫傳〉》、劉大杰的《人民詩人杜甫》、譚丕謨的《杜甫詩歌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劉紹亭的《〈杜甫詩歌中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讀后》、劉永年的《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看杜甫的基本政治態(tài)度》等。
五十年代后期，中國的政治也染上了浪漫主義的氣息，全民進入了“大躍進”時代，極左思潮泛濫成災。1958年3月，毛澤東到四川視察工作，并參觀了成都杜甫草堂，他對草堂里面的杜甫塑像和碑刻詩文都很感興趣，老人家還向杜甫草堂借閱了館藏杜集。毛澤東認為，杜詩是政治詩。主席的觀點，很快就成為了杜甫研究中的最高指導思想，之后所有相關的論著，無不堅定貫徹主席的這一思想。這個時期出版的各種杜甫研究專著，發(fā)表的各種報刊論文，包括二部《中國文學史》都或多或少，程度不一地闡釋和演繹了杜詩的“政治性”。這個時候杜甫研究的主調(diào)就是：杜甫是偉大的政治詩人，杜詩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現(xiàn)實性。出于某種政治需要，這個時期，還出現(xiàn)了專門針對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提出杜甫性格具有詼諧風趣的滑稽特點的批判文章。五十年末期的杜甫研究大多脫離了文學研究的軌道，成為政治附屬物。六十年代初期，中國政治上的浪漫激情有所收斂，此時的杜甫研究開始更多的關注詩歌本身的文學特征和藝術特色，對杜甫其人的研究亦不再僅僅局限于從政治的角度和眼光去解讀，對杜甫的評價和認識較之以往，更為公允客觀。
1962年，杜甫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后，也成為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聚焦點。與此同時，成都杜甫草堂也引起了海內(nèi)外人士的矚目，僅關于成都杜甫草堂介紹和研究的文章就有40余篇，或介紹，或緬懷，或游覽等，譬如鐘樹梁的《杜甫草堂》、楊平的《獻給詩圣——雨中訪杜甫草堂》、知漸的《重游杜甫草堂》、吳壽松的《游杜甫草堂》、劉開揚的《人日游杜甫草堂》、黑瑛的《萬里橋西一草堂——訪成都杜甫故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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