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評”是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理論和批評?！端膸烊珪肪幾胝咴诩苛性娢脑u著作一類，以《文心雕龍》《詩品》為稱首，序云：“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鐘嶸?！痹娢脑u的成熟大約是在魏晉六朝之際。其實，若要追蹤詩文評的遠源，不能不上溯到上古三代之樂評。有樂評然后有詩文評，樂評是詩文評的先聲，詩文評是從樂評中破繭成蝶、脫身而出的。樂是中國最早最原始的綜合性文藝形態(tài)，包含今天的詩歌、音樂、舞蹈、戲曲等多種文藝類別，甚至還涉及禮儀、服飾、飲食等日常生活內(nèi)容。樂評則是與之俱來的初始的文藝理論與批評，其中包孕了詩歌批評、音樂批評、舞蹈批評和戲曲批評等。從樂評到相對獨立的詩歌批評、音樂批評等批評形態(tài)的形成，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演進過程。
詩樂交匯 附著混融
“詩言志”被稱為中國古代詩論“開山的綱領(lǐng)”。這是第一代治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人朱自清在建構(gòu)中國文學批評史過程中的重大創(chuàng)見，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界影響極大?，F(xiàn)在看來，其大體精神確不可易，但在具體的概念上則尚可作一定的辨析和補充。“詩言志”三字所言之詩，與歌、聲、律等渾然一體、不可分割。此處的詩和后來的詩在概念上并非完全等同，此時的論詩和后來的詩文評也有明顯的差異?！渡袝虻洹份d：“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缭唬骸?！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這段話追記上古先民有關(guān)樂的觀念及樂的應用、表演狀況，所論包含樂官、樂教、樂詩、樂歌、樂聲、樂律、樂器、樂舞等多個方面，是對樂的機構(gòu)、功能、形態(tài)、構(gòu)成、表現(xiàn)等所作的整體性描述。在這里，詩（歌辭）只是樂的一分子，所謂詩論實附著、混融于樂論之中。剝離樂論這個基本的歷史文化語境來理解詩，并不完全合適。
這種詩附屬于樂、混雜于樂的狀況從上古三代一直持續(xù)到春秋時期?！秶Z·周語下》所載周景王時樂官伶州鳩語云：“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jié)之?！痹娙允桥c歌、聲、律及“八音”等量齊觀的。又，《國語·魯語下》：“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币彩窃姡ǜ柁o）與歌（歌曲）相對合言。這些話既可視為春秋時人們對《尚書》觀念的承傳和發(fā)揮，也說明此時詩仍處于雜存、交集于樂的狀況?！蹲髠鳌は骞拍辍罚骸耙娢琛断蠊洝贰赌匣a》者。”孔穎達疏：“樂之為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薄断蠊洝贰赌匣a》皆為文王之樂，其中有詩，但“歌則詠其辭”，歌辭只是樂的成分之一。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詩都包裹、涵容在樂中，并不作為一種獨立的文藝形態(tài)存在。因此，最初的詩論也只是樂論的構(gòu)成部分，這一時期的文藝活動中尚沒有脫離樂論而獨立發(fā)表的詩評。
在周代“王官之學”的教學體系中，《詩》統(tǒng)屬于樂正（樂官），為“四教”之一?！抖Y記·王制》說：“樂正崇四術(shù)，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這時的詩是作為樂歌，為配合禮樂制度的推行、禮樂儀式的表演而存在的。但為了教學的方便，開始了用作教材和課本的《詩》的編訂，《詩》至少在孔子之時已經(jīng)編成，有了獨立的文本形態(tài)。這就為詩從樂中分化出來埋下了伏筆?！抖Y》《樂》《詩》《書》一旦成為獨立單行的文本，有關(guān)于各自文本的知識與學術(shù)譜系自然就會逐漸地積累并建立起來。
詩樂分離 文義單用
官學解體之后，孔子接著“以《詩》《書》《禮》《樂》教”，其時的《詩》《書》仍是服從于禮、樂，詩、樂仍具有一體性?？鬃诱f：“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比叻謩e為三個教學環(huán)節(jié)，但又構(gòu)成一個相互貫通的教學過程?？鬃诱f：“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的教學目的仍是服從于國家的內(nèi)政外交需要，培養(yǎng)出入于各種政治外交場合、精通各種禮儀要義和規(guī)則的人才。而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因為有單獨的文本可供揣摩和研讀，獨立的詩論也就開始出現(xiàn)。據(jù)《論語》所記，孔子和弟子們曾幾次就《詩》的文本意義展開專門探討。《八佾》：“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繪事后素”“禮后”都是對“巧笑倩兮”三句詩文義的發(fā)揮，屬于無關(guān)于儀式表演的詩義索求。《學而》所記孔子和子貢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詩的討論，也屬于此類。這種讀詩解詩法，雖仍是為將來出現(xiàn)在各種典禮場合的“賦詩言志”打基礎，但卻已進入比較單純的詩評、詩論范圍。
從《詩》在當時的應用看，《左傳》《國語》等史書中已出現(xiàn)“詩樂交匯”和“文義單用”兩種不同的用詩方式，也體現(xiàn)出從詩樂一體向詩樂分離的演變。詩樂交匯是指用于各種禮儀場合的賦詩、歌詩、誦詩，時人學《詩》學《樂》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參與社交場合的儀式活動。這些活動與國家的內(nèi)政外交密切相關(guān)，因而史書對這些禮儀場合的賦詩、歌詩、誦詩的書寫也就絡繹不絕?！蹲髠鳌匪涀畲笠淮卧姌方粎R的儀式性表演，就是發(fā)生于魯襄公二十九年的“季札觀樂”。魯國為季札表演整套的周王室樂舞，從《詩》之風、雅、頌到《韶》樂，每一表演結(jié)束，季札都有評點，如評《唐風》：“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后，誰能若是？”季札的評點雖都與詩相關(guān)，但屬典型的樂評，是對一系列樂歌樂舞展開的批評。
《詩》的“文義單用”則是指脫離了弦歌鼓舞的稱詩、引詩，即《詩》作為文字文本的單獨使用。《左傳》多次記載時人或君子（包括孔子）對《詩》的稱引。同樣是《詩》，此前是作為配合禮儀活動演繹的歌辭，而所稱所引則是脫離了樂歌樂舞的獨立自足的意義文本?！顿夜四辍罚骸熬又^：‘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币洞笱拧っ駝凇芬宰C晉文公的刑賞得當，但“不失賞刑”也可看作是對《民勞》兩句的解釋，甚至所記晉文公一事也可看作是這兩句詩的注腳。以詩證事，史詩互證，這就進入詩評、詩論的范圍了。
印記猶在 源承可見
進入戰(zhàn)國，禮樂制度土崩瓦解，各種內(nèi)政外交場合的典禮儀節(jié)已成往事云煙，人們對于《詩》的興趣和需求隨之也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对姟反嬖诘膬r值和功能，已不再是在一些重要場合以歌詠表演的方式表達國家意志或個人志向，人們開始從詩歌文本中求取治國理家、安身立命之道。因而孟子提出了新的讀詩解詩之法：“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闭f《詩》者關(guān)注的是詩之“志”及作詩人之“志”。又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詩不單要“知人”，還要“論世”。這和孔門言詩的“斷章取義”——對詩的自由發(fā)揮很不相同。在孟子的時代，詩的應用方式、功能定位都已發(fā)生巨大變化，此時的詩評、詩論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新變。
王國維《漢以后所傳周樂考》說“詩樂二家，在春秋之季已自分途”，儒家專言義理，樂家專主聲律。其實至少在孔子之時尚非如此，孔子雖以詩、樂分言，《詩》《樂》的授受也已各有獨立的譜系，但詩與樂的混融狀態(tài)依然存在。孔子稱《關(guān)雎》之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彼稳肃嶉浴锻ㄖ尽氛f：“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蛾P(guān)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于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于傷。此《關(guān)雎》所以為美也?！边@說明孔子論《詩》，依然是以樂為主。傳《詩》專以義理，是儒門后學的事。至魯、齊、韓、毛四家傳《詩》，才完全走上了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路子。因此，有批評史家將最早粗具體系的詩論歸之于出自漢代的《詩大序》。
《詩大序》雖已是獨立的詩文評專文，但其與樂評之間的源承關(guān)系仍然清晰可見。其將《樂記》的“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變化為“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以“言”替代“聲”；將孔子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解釋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guān)雎》之義也”。從以樂為主變?yōu)閷Ｕ撛娏x，雖已脫胎，但印記猶在。
要言之，詩文評孕育于上古三代，獨立成形于漢世，至魏晉南北朝而走向成熟。在詩文評的孕育期，樂評充當了溫潤寬厚的母體，是詩文評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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