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東南財富以及漢文化維持的以長安為中心集團外,尚有河北藩鎮(zhèn)獨立團體,與中央無隸屬關系,民間也無漢族文化影響。安史之亂后,雖號稱一朝,實為二國。李翱《韓公行狀》提到鎮(zhèn)州之亂,望之若回鶻吐蕃。
杜牧《過魏文貞公宅》講的是唐初封德彝與魏征的一次庭辯,辯論的主題是治國方略,應該是法家還是儒家為主。魏征以性善論贏得李世民的認可,才終于有了后來的貞觀之治,所以杜牧感嘆封德彝沒有親眼看到太平盛世。這一事件一方面反映唐朝任賢與從諫風氣,譬如魏征、馬周之事,統(tǒng)治者“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才有了李杜天生我材必有用、致君堯舜禹那種信念;一方面也反映出唐朝言論自由之風氣,即使有許多批評政治的抒情詩,絕不可能產(chǎn)生類似清朝文字獄。
杜甫晚年漂泊西南,遙想長安故都。長安附近有河汾之地,王通隱居十年有了河汾之學,重新發(fā)明了失落已久的先秦儒家的人性本善、人性平等的人性思想和民本民貴君輕、君權有限合法性、君臣關系相對性的政治思想。扭轉了漢儒以來性善惡混及人性三等說、屈民伸君說、君權神授說、尊君卑臣說。
門人有薛收、魏征,對貞觀之治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魏徵對達成貞觀之治,作出決定性貢獻。在貞觀君臣決定唐朝政治方向是采取儒家民本仁政,還是采取法家高壓統(tǒng)治的辯論決策中,魏徵所依據(jù)的由王通重新發(fā)明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發(fā)生了決定性作用。
公元737年,河西節(jié)度使崔希逸大勝吐蕃,王維勞軍途中寫下此詩。構圖精美,詩畫合一,描述邊境景象宏偉壯闊,也能看出邊境平安,國勢強盛。其中這句“大漠孤煙直”提到的孤煙應該是平安火,“長河落日圓”點明這平安火的報信時間為落日時。烽火是邊塞重要的景觀,望見烽火會聯(lián)想到戰(zhàn)斗也會聯(lián)想到思鄉(xiāng),不論敵人從何入侵都會第一時間通報,保護絲綢之路。“征蓬出漢塞”意思是比漢朝的疆域還要大,一種盛世自豪感油然而生。
當時西域許多樂器傳入,胡琴、琵琶、羌笛。
司馬光在《溫公讀詩話》中提到“山河在,明無余物;草木深,明無人矣”。安史之亂的造成有諸多方面原因,其中安祿山本人善投機、裝憨,唐玄宗也熱衷拓疆(武皇開邊意未已)。李白曾在安史之亂前夕到幽州,察覺是殺機一片,平判后“河朔三鎮(zhèn)”成為心腹大患。
安史之亂后,藩鎮(zhèn)割據(jù),皇權衰落。王叔文供職翰林院,處金鑾殿西,于天子一墻之隔。
王叔文集團的骨干有劉禹錫和柳宗元。
主要的政策一方面是除宮市,除進奉,減輕了人民負擔;一方面謀奪宦官兵權;還有一方面試圖抑制藩鎮(zhèn),尤其是河北三鎮(zhèn),柳宗元曾為此作《封建論》。
革新之敗,結果二王死,八司馬遭貶。柳宗元《江雪》中獨釣寒江雪,展示了詩人不傲不屈,正是柳宗元自我人格的寫照。劉禹錫在《秋詞》中感嘆“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足可見其戰(zhàn)斗精神?!俺林蹅扰锨Х^,病樹前頭萬木春”還是與其在玄都觀所作的詩有關
意義:改革積弊,加惠窮民。
后柳宗元在《與韓愈論史官書》批評韓愈不作為,韓愈編修史書直言其實,可見韓愈還是有衛(wèi)道精神的。韓愈作《師說》柳宗元作《答論師道書》聲援。二人友誼可從《柳子厚墓志銘》可知一二。
李商隱此時足見唐衰之勢。王叔文改革后,憲宗任用李、裴度,稍有振作,唐朝暫時統(tǒng)一。后來憲宗越發(fā)驕侈,迎佛骨一事還被韓愈上疏反對,最后貶至潮州。憲宗死后,唐進入后期,皇帝昏庸、宦官擅權、朝官黨爭、藩鎮(zhèn)割據(jù)。內憂外患,岌岌可危。
牛李黨爭。牛黨代表新興庶族地主進士出身,李黨代表北朝以來的山東士族以門蔭入仕。
均田制基本是計口授田。實行租庸調制減輕人民負擔,減輕人身依附。在此基礎上府兵制,寓兵于農(nóng),兵農(nóng)合一。
安史之亂后,土地兼并,別業(yè)增加,佛道的田莊發(fā)展都破壞了均田制。
作者孟郊46歲才中進士,不禁有感而發(fā)。王維、韓愈、柳宗元、白居易(貞元十六年只有17人中進士,每年約千人應舉)基本都是少年天才。
參加科舉的考生有三類:各級官學、鄉(xiāng)貢、制舉。考試科目有秀才、進士、明經(jīng)、明法、明書、明算。主要是進士科和明經(jīng)科。明經(jīng)科主要考帖經(jīng)(默寫)、口試(注釋)、策論(作文),百人中能取10~20人,以門閥子弟為主。進士科主要考察詩賦和試策,在千人中大約10~30人,以寒門為主。
當時行卷與溫卷之風盛行,例如《出塞》《楓橋夜泊》都是有名的行卷,那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可見有時候科舉拼的也是人氣。
唐士子的漫游與詩歌和科舉有關,唐人不以干謁為恥,如陳子昂。
唐前期,邊塞承載著士人們的激情與功名。岑參先后任節(jié)度使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幕僚,唐朝重戰(zhàn)功即使是科舉入仕也要走從軍之路,能有軍功,當然前提是唐朝前期軍事強大能打贏有軍功?!肮γ幌蝰R上取”“功名須及早”。高適同樣如此“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當時士人出塞之風蔚然,包括駱賓王、陳子昂、李白。
中后期,士人的價值取向各異,由憲宗到哀帝,653位進士中有432人入幕藩鎮(zhèn),包括不得志的詩人如李益,韓愈著名的《送董邵南序》和柳宗元《送從弟謀歸江陵序》也反映的是同樣問題,尤其韓愈眼見大批士人欲求于“不奉朝命”的藩鎮(zhèn),欲為朝廷廣招人才,替自己與他人抒發(fā)懷才不遇,贊董生隱居行義,也對刺史不推薦感到遺憾,勸在燕趙之士歸順。當然,也有不愿喪失立場與中央抗禮的,如張籍、王適等人。
唐詩中的邊塞豪歌,也因此分為兩種不同情感。初唐時意氣風發(fā),豪邁昂揚;中晚唐趨向內斂,未有輕揚自足姿態(tài),更多是一種懷才不遇。總體上邊塞詩展示了絕域風光,記錄了迥異于內陸的邊疆風情習俗(宴飲、樂器)。士子們懷土思親,都是拋棄妻子萬里戍邊,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士人也觀察軍士生活,感嘆賞罰不一的現(xiàn)象。也有對戰(zhàn)爭殘酷的冷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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