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流行語：《紅高粱》
《紅高粱》第一次讓中國人看到了自己血液中汪洋恣肆的生命力。這是一個真正的民間社會，他們曠達豪爽，他們放蕩不羈，他們離經(jīng)叛道，他們崇尚自由，他們生機勃勃，他們敢愛敢恨。他們就像青殺口上那片神秘的野高粱，生生死死，卻自在地活成了天地間最歡樂的精靈。
1988年初，《紅高粱》這部噴涌著情欲和野性的電影，一下俘虜了中國人的心。幾乎人人都被“我爺爺”“我奶奶”的故事震憾。這個故事有殺人越貨，有搶親野合，有世俗歡愛，有精忠報國。農(nóng)民不是過去的農(nóng)民，鄉(xiāng)村不是過去的鄉(xiāng)村，情愛不是過去的情愛，戰(zhàn)爭不是過去的戰(zhàn)爭?？傊?，這部電影超越了任何對類型電影的認知，它展示的只有最本真、最原始的人性。
這是張藝謀導演的第一部電影，也被視為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這部電影剛拍完，還未公映，便被送到了柏林電影節(jié)參賽。說起來，也是機緣巧合，這是中國首次參加柏林電影節(jié)。本來，1987年底已確定讓陳凱歌執(zhí)導的《孩子王》參賽柏林，然而陳凱歌主動放棄了這個機會，他選擇了戛納。這時已進入12月，而柏林的報名在11月底就截止了。于是負責選片的余玉熙向各電影廠緊急求援，西影廠便推薦了剛剛完成的《紅高粱》。柏林電影節(jié)主席看到片子后，激動地說：“這正是柏林電影節(jié)要的片子！”
于是來自遙遠中國的《紅高粱》在那一年轟動柏林，并一舉拿下了柏林電影節(jié)的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首次在國際四大電影節(jié)中獲獎。
這部電影在國內(nèi)公映同樣轟動。那正是張藝謀聲名鵲起的一年，剛剛憑電影《老井》捧得了東京電影節(jié)的影帝稱號，又獲了一個國際電影節(jié)的大獎，一時讓國人對中國電影的充滿了信心。在當時電影票價只有幾角錢的情況下，票價居然被炒到了10元，可見當時火爆的程度。
這是一部極具視覺沖擊力的電影，把人們帶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紅色世界。從我奶奶豐滿紅唇，到迎親的紅衣、紅蓋頭、紅轎子，從野合時高粱稈尖狂舞的陽光，到血液般肆意流淌的高粱酒，從血淋淋的人肉，到日全食時紅彤彤的混沌天地，電影完全被紅色籠罩了。這紅色與過去文革中滿目創(chuàng)痍的紅色不同，透出的是對自由生命的禮贊。它桀驁不馴，它纏綿柔情，它超脫壯美。當人們沉浸于這滿世界的紅色時，就像回到了母腹，對自己生命的感受，也在盛大熱烈中變得厚重而神圣。可以說，這是對中國人一次母腹般的生命教育。
說到這部電影，不能不說到著名作家莫言。正是他用小說的方式創(chuàng)造了一個想像中的故鄉(xiāng)高密，才使一切成為可能。那是一個只存在于莫言筆下的神奇的地方：最美麗也最丑陋，最超脫也最世俗，最能喝也最能愛。正是他用文字踏碎了世間的清規(guī)戒律和桎梏，才給了張藝謀一個繼續(xù)創(chuàng)作的空間。據(jù)莫言回憶，1988年春節(jié)后他回到北京，深夜的馬路上還能聽到很多人高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電影使莫言的名字也變得深入人心。
除了莫言，這部電影還成就過很多人：影后鞏俐、影帝姜文、攝影大師顧長衛(wèi)、作曲家趙季平，這幾乎是那個年代最重要的幾個電影人了。所以《紅高粱》能成為神話，似乎也是一種必然。它第一次向我們證明了這種從未被主流意識認可的原始生命力，一直存在于中國的民間。
1988年備忘：
王朔：王朔在這一年，有《頑主》等4部作品被同時搬上銀幕。他不僅復活了一批鮮活生動的京味市井話語，而且擅用調侃來躲避崇高，一夜之間瓦解了中國文學刻板的面目。他不僅影響過一代人的表達，甚至影響了他們的思維方式。隨著民眾對王朔的熱捧，很多作家一時間找不著了北。最初有批評家把王朔小說稱為“痞子文學”，因為小說中的頑主們常拿各種政治語匯開涮，戲仿和嘲諷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推崇的革命精神或理想。痞子雖是個貶義詞，卻成為民眾喜歡他的理由。
人體藝術：1988年12月22日，中國美術館前人山人海。排隊購票的人從美術館排成數(shù)列，到了兩站地外。這便是首屆《油畫人體藝術大展》的盛況。當時這個展覽觀念絕對超前，因為在幾年前，還發(fā)生過一大學生因畫裸體借給他人而坐牢的事。門票價格漲了10倍，計劃一周的展期破天荒延長到4周，依然天天人流如潮，畫家們第一次簽名簽到手酸。雖然很多人是沖著“光屁股畫展”來的，但人體藝術終于不用偷偷摸摸了。藝術的開放算是從這一天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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