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藏品的流向
讓臨沂人窩火得是于騰偌大一份寶藏化為了烏有，不僅沒有眼福而且還不知情。
豈不知收藏不僅是知識的較量，更是財富的打拼。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積累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流失的過程，其中的艱辛，其中的愉悅，其中的憂傷，“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雖然“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但情感不能代替理智。
于騰的收藏，不知凡幾，大致去向清晰，讓臨沂人無須自責的是，于騰家庭綽有余裕，不用賣畫維持生計，其藏品在四川任上大部已經(jīng)做了處理。我們今天把于騰定位為收藏家，其實有違于騰“學而優(yōu)則仕”的初衷，他是個傳統(tǒng)官員，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藏品在他手里首先是工具，其次才是玩物。這樣才能理解于騰。
于騰所藏字畫的流逝可從時間上分為生前與身后，生前主要是打點官場、結(jié)交權(quán)貴；身后就有點復(fù)雜了。
于騰未發(fā)達時，家境貧寒，收藏字畫是他出任四川宜賓縣令后的業(yè)余雅好。清末官場黑得很，縣分大小，人有遠近，明朝不明，清朝也不清。于騰為官幾十年，由宜賓縣令轉(zhuǎn)任銅梁縣令，從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到燈紅酒綠的重慶府附近，再升任天府之國首府成都知府，不打點官場，孝敬上司，大約寸步難行。從流傳有序的字畫題跋，收藏印章看，于騰孝敬最多的是丁寶楨。
丁寶楨（1820-1886年），貴州省平遠州（今織金縣）牛場鎮(zhèn)人，字稚璜，咸豐三年（1853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因軍功卓著相繼任岳州、長沙知府；同治五年（1866年）調(diào)山東按察使，遷布政使，晉級巡撫。1869年秋以智斬慈禧寵宦安得海而名揚天下。1868年丁寶楨奉詔勤王，率軍一日百里急行軍，大勝，解北京之危。同治皇帝在驚魂初定之后，一連下了7道圣旨，嘉獎他的武勇忠誠。清光緒二年（1876年）九月，57歲的丁寶楨受到慈禧皇太后和光緒皇帝的接見。慈禧特為丁寶楨寫了一幅字“國之寶楨”，被授頭品頂戴、太子少保，掛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銜，升任四川總督。光緒十三年（1886年）卒，謚“文誠”，贈太子太保，祀賢良祠。說句題外話，丁寶楨屬淮軍悍將，同大多湘軍、淮軍將領(lǐng)一樣又是科舉出身，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xiàn)象，他有文化，有氣魄。敢殺安得海，讓曾國藩、李鴻章佩服得五體投地，可見此人手段。
于騰敬獻丁寶楨的字畫多幅，均鈐有于騰的收藏章：其中部分亦有丁寶楨幼子丁伯川的鑒賞章。
如南宋佚名《海棠蛺蝶圖》，絹本設(shè)色，縱25厘米，橫24.5厘米?，F(xiàn)藏故宮博物院。畫面描寫一枝海棠迎風搖曳，蛺蝶翩翩起舞于海棠花枝間。畫風工整，敷色濃艷，用筆沉穩(wěn)，畫葉用顏色層層渲染，陰陽向背都交代得十分細致精到，體現(xiàn)了精密不茍的時代審美趣味，為南宋花鳥小品畫中的精品。
本幅無作者款印。鈐鑒藏印“于騰私印”“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丁伯川鑒賞章”“ □堂”等4方。
再如馬遠《白薔薇圖》，絹本，設(shè)色，縱26.2厘米，橫25.8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畫中的白薔薇花朵碩大，枝葉繁茂，光彩奪目。畫家以細筆勾出花形，用白粉暈染花瓣，以深淺汁綠涂染枝葉，筆法嚴謹，一絲不茍，畫風清麗活潑，頗具生氣，代表了南宋畫院花鳥畫的典型風貌。
本幅款識：“馬遠”。鈐鑒藏印“勤孝堂”“芳林鑒賞”“毅崛珍藏”“于騰私印”“丁伯川鑒賞章”“懋和真賞”“項子京家珍藏”“退密”“神品”等。
于騰打點官場不僅面面俱到，而且煞費心機。孝敬四川一把手丁寶楨的是神品，官員有品級，贈予字畫的名頭也就不一樣了。由此可見晚清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
譬如他送給四川按察史方浚頤的則是明朝米萬鐘《劉景孟八十壽詩》。
方浚頤（1815-1889年），字子箴，號夢園，廣東定遠人。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進士。1869年任兩淮鹽運史。1876年任四川按察史，晚年居楊州主講安定書院。收藏書畫甚富，精鑒賞，頗負時名。
米萬鐘（1570-1628年），關(guān)中（令屬陜西?。┤?。明代書畫家。字友石，又字仲詔、子愿。居燕京（今北京）。宋代大書畫家米芾后裔。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進士，二十四年授永寧令尹，官至太仆少卿。工翰墨，有好石之癖。明陶宗儀《書史會要》謂米萬鐘“行得南宮家法與華亭董太史齊名，時有南董北米之譽。尤擅署書，擅名四十年，書跡遍天下”。世稱米萬鐘、董其昌、邢侗、張瑞圖并稱“明末四大書家”。
《劉景孟八十壽詩》是米萬鍾為景孟賀壽所書，長331厘米，高25厘米，約7.4平尺。迎首有清末重臣端方“壽景孟詩”四字隸書。畫心為賀壽詩句，用筆勁健豐潤,提按分明, 線條的組織與銜接極敏感，慣于一筆數(shù)字，貫氣流暢，中途無怯滯生硬之感。點線盤曲紆環(huán), 體勢沉著秀逸, 多欹側(cè)跌宕之姿，確有米字氣派。曾參加拍賣，因底價太高，流拍。
該畫鈐鑒藏印“怡親王寶”“芳林主人鑒賞”“卞令之鑒定”“曾藏潘氏海山仙館”“飛卿過眼”“海虞邵氏珍藏金石書畫之印”“曾在方夢園家”“嘉興新豐鄉(xiāng)人唐翰題收藏印”“端方私印”“萊臣心賞”“麟士”“向叔審定真跡”“曾藏荊門王氏處”等。“飛卿過眼”為于騰收藏章。
看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做地方官要有“護官符”。成都治下居住著許多達官貴族，身為知府的于騰豈敢慢待，不僅要通融，還要經(jīng)常走動，這也是當年官場的潛規(guī)則。舉個例子：于騰坐知縣的宜賓，出過一個大官叫薛煥。薛煥（1815-1880年），字覲堂，出生于四川敘州府宜賓縣黎湯鄉(xiāng)古木灣，因其父與興文縣富安鄉(xiāng)薛氏聯(lián)宗通好，遂使薛煥入籍興文縣學，故相關(guān)史料皆稱薛煥為興文人。薛煥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舉、二十九年選授江蘇金山知縣，后入向榮幕襄贊江南大營軍事。歷任松江知府，蘇松太道。江蘇按察使。江寧布政使，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旋以頭品頂戴調(diào)任為通商事務(wù)大臣。進京后署禮部左侍郎，繼改調(diào)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理衙門大臣等。同治五年離職回川，期間在川辦尊經(jīng)書院并任第一任山長。回川后，于騰特地饋贈了一副清朝王原祁的《仿大癡山水》與他。
王原祁（1642-1715年），婁東畫派代表人物。字茂京，號麓臺、石師道人，江蘇太倉人。康熙九年（1670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人稱王司農(nóng)。以畫供奉內(nèi)廷，學元四家，以黃公望（號大癡道人）為宗，與王時敏、王鑒、王翚并稱清初“四王”。
《仿大癡山水》是王原祁應(yīng)其侄兒，當時的成都知府屺望（屺望即王瞻）之請而作。中國書畫鑒定界當代泰斗張珩評價此畫說：“王原祁為屺望仿大癡軸，此畫用筆設(shè)色俱佳，丘壑亦勝”。此圖軸122×55厘米，原藏上海博物館。后經(jīng)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拍賣，成交價2185萬元。
鈐印“原祁之印”“麓臺”“掃花蓭”“石師道人”。鑒藏?。猴w卿過眼、虛齋珍賞、枕經(jīng)書屋主人次申章、醒齋歡喜”。“枕經(jīng)書屋”為薛煥第三子薛華培堂號。
于騰故后，續(xù)弦王氏扶柩還鄉(xiāng)，居住在沂州城，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當時的蘭山縣令宮本昂嗜古癡迷，他通過巧取豪奪攫取了不少于騰的遺存。宮本昂，江蘇泰州人，字子行，亦字紫珩，又字千里，室名延蝶仙館，鑒藏家，道光至同治間人，在山東為官多年，光緒十四年曾任費縣知縣，光緒二十一年任蘭山縣令時。光緒諭旨：“蘭山縣知縣宮本昂，揣摩鉆營，貪以致富。著即行革職。”
我們今天知道宮本昂收藏一冊清王鑒《仿古山水集冊》。確實來自于騰家。王鑒（1598-1677年），明末清初畫家，“四王”之一。字元照，一字圓照，號湘碧，又號香庵主，江南太倉人。王世貞曾孫。崇禎六年（1633年）舉人。后任廉州府知府，世稱“王廉州”。工畫，早年由董其昌親自傳授，董其昌向王鑒表示“學畫唯多仿古人”“時從董宗伯、王奉常游，得見宋元諸名公墨跡”，與同族王時敏齊名，王時敏曾題王鑒畫云：“廉州畫出入宋元，士氣作家俱備，一時鮮有敵手”。
該冊畫幅27×21厘米，絹本，共七幅，鈐鑒藏印“古余珍賞、于騰之印、長卿珍秘、泰州宮氏珍藏、金匱廉泉桐城吳芝瑛夫婦共欣賞之印、楓琊、蔣谷孫審定真跡、望云草堂珍藏、山左陳氏石樵珍藏、于騰、薦款葆采允弟之印”。“長卿珍秘”也是于騰的收藏印，該畫2006年由嘉德四季第4期拍賣會拍出。
宮氏藏畫，去世后全部轉(zhuǎn)予親戚廉泉，后流往日本。這也是研究《研山銘》走向的一條線索。
于騰夫人王氏在沂州興辦義學，被朝廷誥封為“一品夫人”，并賜其金鳳冠一頂，山東巡撫楊世驤親贈“撤環(huán)興學”牌匾,以示褒獎。從于騰的藏畫的流向中，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榮譽的背后還有其他故事?，F(xiàn)藏大連天工藝術(shù)品收藏館宋代曾云巢的《芳草春暉圖》，原藏于皇城宮中，流傳有序，上鈐有“乾隆御覽之寶”“嘉慶御覽之寶”“乾隆鑒賞”“石渠寶笈”“石渠定鑒”“寶笈重編”“古稀天子”“壽”“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煙云無盡藏”等印。后經(jīng)于騰收藏，鈐有“飛卿過眼”收藏章，其后又重新回到了宮中。被加蓋了“宣統(tǒng)鑒賞”印章一枚，可以肯定此畫的回歸當于“撤環(huán)興學”事件有關(guān)。
至于此畫的價值，當為存世宋畫中的重器，于騰收藏品中的花魁。元代書法家、文學家周伯琦借用唐人裴說之詩為本畫題簽說“數(shù)朵欲傾城，安同桃李榮，未嘗貧處見，不似地中生，此物疑無價，當春獨有名，游蜂與蝴蝶，來往自多情”，與畫相得益彰，說得恰到好處。而于騰在此加蓋印章的印文也相當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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