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xué)評論家李長之在創(chuàng)作于1940年的著作《道教徒詩人李白及其痛苦》中，劈頭就這樣寫道，“當(dāng)我一苦悶了，當(dāng)我一覺得四周圍的空氣太窒塞了，當(dāng)我覺得處處不得伸展，焦灼與渺茫，悲憤與惶惑，向我雜然并投地襲擊起來了，我就尤其想到李白了。”
原因很簡單：讀李白的詩，會讓人得到解放。
李長之寫到，李白的人生，跟一般人的人生并沒有太大的懸殊，他所悲的、所喜的，正是我們所悲的、所喜的；然而，“他比我們喜、喜得厲害，悲、悲得厲害”，“于是我們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種擴展和解放了，而這種擴展和解放卻又是在我們心靈的深處，于種種壓迫之余，所時時刻刻地在期待著，在尋求著的”。
“凡是李白最成功的作品，例如那‘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的《古風(fēng)》；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將進酒》；
‘清風(fēng)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的《襄陽歌》；
‘頭陀云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的《江夏贈韋南陵冰》；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平生不下淚，于此泣無窮’的《江夏別宋之悌》；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南陵別兒童入京》；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的《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當(dāng)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里’的《把酒問月》；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的《月下獨酌》。這些統(tǒng)統(tǒng)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往往上下千古，令人讀了，把精神擴張到極處。”李長之總結(jié)道。
相較于杜甫，李白更讓人感到親切。人人都從讀到的那些驚才絕艷的詩歌中想象李白的模樣。那么，他到底長什么樣？
李長之從李白自己以及同時代人的記載里，拼貼出李白的一些特征。
他的眼睛很亮——專門跑了三千多里地去看他、視他為偶像的詩人魏萬描述他“眸子炯然，哆如餓虎”，他的朋友崔宗之也說他“雙眸光照人”。
他喜歡穿紫袍子——在《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中他寫道：“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fù)歌，興酣樂事多。”他還曾穿著這紫皮袍去看朋友，“草裹烏紗巾，倒被紫綺裘”。
他隨身帶著刀子——魏萬說他“少任俠，手刃數(shù)人”，崔宗之的詩說他“袖有匕首劍”。
他有時會穿道服——“曾受道箓于齊，有青綺冠帔一副”，魏萬描述道。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與其說他是文人，不如說是奇人。
李白說“我本楚狂人”，其實，還有人說他是瘋子。
在《江夏贈韋南陵冰》中李白寫過“槌碎黃鶴樓”，有人諷刺他亂來，他回以一首詩：“黃鶴高樓已槌碎，黃鶴仙人無所依。黃鶴上天訴玉帝，卻放黃鶴江南歸。神明太守再雕飾，新圖粉壁還芳菲。一州笑我為狂客，少年往往來相譏?！?br>
從“一州笑我為狂客”這一句，可以想見他當(dāng)時是如何得意、如何眉飛色舞，對他來說，這就是最過癮的事。
李白寫詩還喜歡用“愁殺”“笑殺”“狂殺”“醉殺”“惱殺”等極度夸張的字眼。這對他來說，應(yīng)該是性格使然，因為他的內(nèi)心是熱烈的，情緒也無可抑制地噴薄而出。
“瘋子和狂人有沒有價值呢？這在普通人偶爾一想，好像是沒有的，其實，太不然了，我敢說任何人需要著瘋子、狂人。我只揭穿一句話就夠了，就是，瘋子和狂人的要求乃是人人所有的要求，不過不肯說出來、不敢說出來，天天壓抑著、委屈著罷了。卻逢巧有人替我們沖口說出來了，難道不是人類的功臣嗎？
倘若更進一步，不但能替我們說出來，而且能將那最要緊、最根本、最普遍的給道出來，而且更進一步，乃是把這最要緊、最根本、最普遍的要求，置之于最美妙的藝術(shù)形式之中。
那么，怎么樣呢？這只能說是功臣了！我們的大詩人李白，卻正恰恰是其中之一，而且屬于最煊赫的之一！”李長之寫道。
著有《大唐李白》的作家張大春這樣概括李白：“一個街頭藝人，一個酒館狂生，一個以他那樣的階級不該擁有的寫作能力而名聞遐邇的道者，一個曾經(jīng)那樣接近過權(quán)力核心而仍只被以‘倡優(yōu)之徒’對待的浪子，以及——到了生命的最后階段——一個國人皆曰可殺的叛國者。”
“國人皆曰可殺的叛國者”是指756年李白參與永王起兵爭位，被控鼓吹、協(xié)同反叛之罪，并被流放，杜甫作為堅定的李白控，接連寫下《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夢李白二首》等詩篇為李白正名，并在《不見》中寫出“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也因此，今天有人把杜甫形容為“李白營銷團隊的首席顧問”，并認(rèn)為那首描述李白才華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簡直就是為李白進行危機公關(guān)的文案：“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fēng)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張大春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李白實際上是建立了自己的“自媒體”。
張大春說，李白想當(dāng)國師，認(rèn)為皇帝應(yīng)該用他。但商人家庭的出身限制了他，他沒有機會達成夢想，于是，就找到了另一個路徑：建立個人名聲，“為達天聽”。
首先，他在27歲那年娶了一個“故相之女”。
他的第一任妻子許氏，是高宗到武則天時代的大臣許圉師的孫女。他們之間門不當(dāng)戶不對，張大春推測，他的妻子極可能是再嫁的，或者是位“老”小姐。他沒有一首詩是寫給許氏的，因此，他的婚姻恐怕也不幸福。
但這是擺脫商人家庭的重要一步。
其次，寫詩結(jié)交朋友。
張大春說：“拿詩作禮物這件事情，他也是做得最徹底、最全面的。他送詩的對象很多，多半是中下層的官僚，你都很難通過歷史的材料，考證他送的詩都是送給什么人了，看起來有少府又有縣尉。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用，總之就是送，就是賺得民間的名聲?！?br>
但這確實有效，杜甫、魏萬等人就是為李白的詩所傾倒，徹底成為李白控的。他盡量不提自己的出身，他的粉絲們也貼心地從不提及。
這里需要提及李杜之間不對等的友情。
杜甫前前后后給李白寫了15首詩，那句“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就是為李白鳴不平的，認(rèn)為李白受到了不公正對待。反之，李白的態(tài)度就冷淡得多（也許覺得杜甫對自己的愛是理所當(dāng)然的）。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替李白開脫：“李白雖然年長11歲，他對于杜甫也有同樣深厚的感情。”或許是一種互補吧，杜甫的沉郁，是需要李白的狂放來刺激的。
唐朝是詩歌的盛世，這是歷代帝王扶持的結(jié)果。
在《大唐李白·少年游》中，張大春寫道：“……一個以鮮卑族‘異種冒姓’而奄有天下的共主，似乎寧可特意表示其受漢族文化的熏沐濡染，并不稍遜于中土之人；由此，李唐王朝特別重視與獎掖文教?！备咦诩拔浜缶蜁r常自制新詞，編為樂府，以供傳唱；中宗則每每在月底駕臨昆明池，主持賦詩大會。
一則考察群臣的才思，一則激揚他們的斗性。
賦詩、獻詩、采詩這一整套程序走完，就是賦詩大會的高潮環(huán)節(jié)：未中選的詩篇被放在竹編的朱紅色漆籠中，由眾女官向彩樓下拋撒，詩簽繽紛飄搖，群臣則摩肩接踵，自取其詩作而歸。
在書中，李白的老師趙蕤把群臣所作之詩叫做“乞兒詞”，把詩會稱為“丐恩會”，彩樓則是“折頸樓”——人們仰望天恩，久候卻不能獲得圣眷，連脖子都僵折了。這種祈望天恩的心態(tài)，就叫“熱中”——“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孟子·萬章句上》）。
李白也不能例外。
張大春在書中虛構(gòu)了少年李白拜趙蕤為師的情節(jié)：（李）“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來求神仙指點?！保ㄚw）“出欲何往？”（李）“學(xué)一藝、成一業(yè)、取一官、謀一國，乃至平一天下，皆佳！”（趙）“若是學(xué)了一藝，而不能成就一業(yè)，抑或成就一業(yè)，卻不能掠取一官，抑或掠取一官，但不足以謀事一國，而謀事一國卻攪擾得天下大亂，可乎？”（李）“亦佳！”
但他的痛苦也在于此。
不能參加科舉，以白身之姿三入長安，李白固然以文名得到玄宗的贊賞——“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焉能致此”，但也被批“此人固窮相”，終其一生，并未實現(xiàn)“謀事一國”的目標(biāo)。
所以張大春在《大唐李白·將進酒》的序言中寫道：“作詩這件事，除了能夠傳揚李白在俗世的名聲，讓他贏得一個商人幾乎絕無可能在士大夫間獵取的尊重，同時也不斷地透露李白內(nèi)在深刻的不安。
無論是淪隱或顯達，也無論是任官或修道，更無論是立功或成仙，李白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懷疑自己的天地究竟應(yīng)該位置于何處。也就是說，李白的詩歌一直就是他拋向世界的困惑。他始終不知道自己的歸屬，縱使歸屬在眼前腳下，他也已經(jīng)將視線和步履投向另一個未知的角落?！?br>
“這是一個既失落了機會又登不上舞臺的縱橫家血淚斑斑的實踐。天才之奮勉、天才之寂寞、天才之不為時人所知、天才之無用武之地，俱在于是?！?br>
或許正如張大春所說，李白只是想“玩一把”，只要讓這個天下變好一點，就不玩了，就像賭徒。但他沒有得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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