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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治學的門徑與取法》緒論

  前不見古人,

  后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陳之昂:《登幽州臺歌》

  上窮碧落下黃泉,

  兩處茫茫皆不見。

  ——白居易:《長恨歌》

  橫看成嶺側(cè)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

  ——蘇軾:《題西林壁》

  王國維關于成就人生的事業(yè)學問須經(jīng)歷三境界說,世人耳熟能詳。上引唐宋三詩,則似與今日治學的三種狀態(tài)神似。前者憑空天降,橫逸斜出,無知無畏。其中則動手動腳,踏破鐵鞋,實則家有金山,卻沿門托缽。后者各以一定之規(guī)裁量所有,看似清晰,其實始終茫然,且不自覺。治學以及讀書,必須熟悉前人研究、相關材料以及事實問題,才有可能拿捏得當,三者缺一不可。否則謹慎者難免心中無數(shù),忐忑不安,摸著石頭卻過不了河,大膽者索性掃除羈絆,打倒前人,鑿空逞臆,以便隨心所欲。即使見識高明,也有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智者之失,乃至不溫故而欲知新的臆論妄言。諸如此類的超越創(chuàng)新,不知前人何在,也就很難真正突過,充其量只能沉浸在坐井觀天的自娛自樂之中。

  本書各篇,主要分為三個方面:其一,有關近代中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的通論及專論。其二,關于各種類型史料的認識與應用的分說。其三,關于各個具體研究領域、方面的史料與取法的探討。雖然因緣各異,長短不一,內(nèi)容則主要涉及史料的規(guī)模類型、解讀應用以及與此相應的治學的門徑方法。以往凡有著述,都要專門用心寫一緒論,說明研究辦法以及書中未能備述各事。本書多少有些例外,各篇大都是相當于緒論的各種解說,再寫緒論,似乎多此一舉。因此只是簡略交待些寫作因緣,并略作申述。其中有些看似題外話,卻是讀書治學的應有之義,讀者不妨心領神會。至于各自悟出什么,全憑因緣造化。

  一、兩種史法

  本書的寫作,緣于友人進言,可寫些文詞淺顯的短文,為初學后進顯示讀書治學的門徑。其實此類書前賢早已具備,無庸置喙,而且要想深入淺出而不逾矩,實為難上加難之事,并非如一般所以為的那樣可以信手拈來。深入則難解,淺出則亂來,不易兼而有之。不過當時也心有所動,并擬就數(shù)十則條目,從求師談起,逐層遞進,顯示讀書與治學的取徑途轍。只是動起手來,猶豫再三,還是改變初衷,不欲刻意追求淺顯易懂,雅俗共賞。因為學術研究,必須取法乎上,才不至于等而下之。而良法必然高深,不可專為小夫下士乃至坊間流俗道。此非故標高的,但凡針對一般時趨立論的,立意本來不高,結(jié)局勢必陷入對立面的窠臼。而基本的途轍門徑,看似簡單易行,實則暗藏玄機,聽授者程度悟性不同,領略各異。從者眾與和者寡,高下立判,少有例外。

  王國維談哲學,有可信則不可愛,可愛則不可信之說,這樣的兩難也可以放大到各類學問。就清代以來學術的取徑表現(xiàn)看,大概都有可愛與可信的難以兼得。溝通之道,是將可信之學做到可愛。所謂可愛,并非人見人愛的萬人迷,而是情有獨鐘的生死戀,是潛心向?qū)W者心儀的摯愛,不是一般讀者兼具的泛愛。講座之類的耳學,對于聽授者而言,大抵為可愛之學,圖個熱鬧,刺激一下感官,振奮一下精神是可以的。循此要想登堂入室,則很可能是緣木求魚為多。固然,講者也可以不顧聽眾感受,徑直宣講其可信之學。其結(jié)果勢必聽者藐藐,門可羅雀。要使從學者能夠領悟可信之學的可愛,決非講座之類可以成就。

  歷來講治學方法大體有兩種:一是讀書治學有成,述其心得,所言不是空談方法,而有應用的成功范例,皆有裨于治學的實際,可以助長功力;一是專講方法,猶如紙上談兵,花拳繡腿,說得天花亂墜,打得刀光劍影,臨陣卻不切實用,反而可能誤導。近代新進學人頗為尊奉的章學誠,在乾嘉學術系統(tǒng)中便屬于專講史法一類。其所講古代學術,謬誤甚多,而其侈談如何治史修志,下手卻鮮有成功實例。如此卻一心想以金針度人,難免招來無數(shù)的物議。若非近代學人比附西學,誤解科學,以為章氏所言符合西洋的科學化準則(其實西洋不存在公認的科學標準,也沒有不言而喻的普適科學方法),遂被再發(fā)現(xiàn)重認識,其學術地位更加可議。

  專講史法與治學心得不同,前者不僅有鑿空逞臆之嫌,而且不無以訛傳訛之處。教條般的高頭講章,看似頭頭是道,井井有條,實則于治史百無一用。解讀材料研治問題,必須講究有效實用,避免夸夸其談。凡不能以所講方法做出高明具體研究者,充其量無非章學誠的翻版再世。而讀書得間的領悟,哪怕只是一孔之見,也有助于解讀材料、研究史事。前賢好以序跋的形式言說其心中推許的理念方法,這些序跋,作為對相關著述的評介,未必完全適當,或是不免有所隱曲,而作為心中期許的標的,卻往往能夠體現(xiàn)高遠意境。尤其是那些出類拔萃的高人雅士,所言大都經(jīng)驗之談兼高妙之論,品味雋永,收效顯著。相比之下,專門論述治學方法的著述,雖然不乏常識通則,反倒顯得浮泛疏廓,或以域外之陳言,為華夏之新知,夾雜各種橫通之論,只能蒙騙小夫下士。若是應用于實際的讀書治學,則非但無濟于事,還可能使人誤入歧途,以致不可救藥。

  有鑒于此,不必侈談史學理論和方法,而要依照前賢所指示的途轍,根據(jù)治學所悟,提供一些使用材料、研究問題的取徑做法。這些行之有效的取徑和做法,或者本來不過讀書治學的基礎門徑,且經(jīng)前賢反復論道,卑之無甚高論;或者為近代學術大家治學的良法美意,貫穿體現(xiàn)于其代表性著述之中,必須反復揣摩,以求心領神會。二者看似高下有別,但治學方法的基本與高明其實相輔相成,基本所在往往也是高明所由。即使技術層面以下的規(guī)則,如果理解到位,拿捏精當,也可能成為萬變不離其宗的根本。當然,在專講史法的人看來,前賢的經(jīng)驗心得反倒有不像乃至不是方法之嫌。

  聽授者大體也有兩類:一是讀過書,有過治學的實踐;一是只讀過教科書,充滿耳學,卻從未或很少眼學。按照錢穆的說法,方法是對讀過書的人說才有用,向沒有讀過書的人談方法,往往有害無益。受清季以來推行的國民教育的制約,無論學習多么系統(tǒng),讀完書再做學問已是奢求。而有效實用的方法,是治學者的心得,沒有讀書的經(jīng)驗,則無法判斷深淺優(yōu)劣高下,很難體會其中奧妙,甚至越是浮泛,越有共鳴,反之,則無動于衷,無所適從。倘若新進以為先學會了方法再讀書治學,可以事半功倍,則猶如試圖在岸上學習游泳的各種姿勢要領,然后期待下水就會劈波斬浪一樣,不僅奢望,而且無稽。盡管諸如此類的誤人子弟如今在大學里已經(jīng)并非異態(tài),畢竟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中國歷史文化悠久,史學尤為發(fā)達,治史方法極其講究。近代以來,雖然社會整體發(fā)展相對滯后,文史之學依然可觀。本書所講方法,大體是學習歷代讀書法的要旨,揣摩近代學人治學的苦心,移植來研治史料極大豐富的近代中國的歷史。治學必須先因而后創(chuàng),能夠?qū)⑶百t已知承接下來,才有可能發(fā)展創(chuàng)新。而前賢所用的方法,已經(jīng)其實踐證明行之有效,揣摩領悟,善加運用,功力可以大進。當然,前提之一,應當切實準確地把握,若良莠不分,也會南轅北轍;前提之二,應恰當合理地運用,否則良法未必當然成就美意。

  近代學術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史方法,是在宋代史家方法的基礎上發(fā)展演變而來。而宋人治史,尤以長編考異之法最為精當。此法在近代的運用,概括者如沈曾植以俱舍宗治俱舍學之說,稍詳者如陳寅恪《楊樹達〈論語疏證〉序》:

  夫圣人之言,必有為而發(fā),若不取事實以證之,則成無的之矢矣。圣言簡奧,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語以參之,則為不解之謎矣。既廣搜群籍,以參證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滯者,若不考訂解釋,折衷一是,則圣人之言行,終不可明矣。今先生匯集古籍中事實語言之與論語有關者,并間下己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此司馬君實李仁甫長編考異之法,乃自來詁釋論語者所未有,誠可為治經(jīng)者辟一新途徑,樹一新楷模也。[1]

  中國歷史文化,特重政治倫理,所謂思想學說,多有具體的時空人事因素,少有形而上的抽象,研究此類對象,不能簡單地直面文本,望文生義。要想全面認識蛋的外觀內(nèi)里,來龍去脈,還必須追究下蛋的那只雞。只有了解下蛋的雞,才能對其所生之蛋認識透徹。

  更為詳盡的發(fā)揮,則見于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比較不同的史料以求近真并得其頭緒的論述[2]。三說詳略各異,要旨則一,認真揣摩這一治史最根本也是最緊要的方法,并且根據(jù)具體研究對象的千差萬別而靈活運用,不僅可以立于不敗之地,而且有望臻于化境。

  在具體研究領域,各學術大家通過其代表性成果從不同層面展現(xiàn)了治學良法的成效,諸如顧頡剛的《孟姜女的傳說》,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辨證》,梁方仲的《一條鞭法》,嚴耕望的《唐代交通圖考》等,問題有別,而主旨一致。陳寅恪將中國固有的長編考異、合本子注與域外比較研究的事實聯(lián)系各法參合運用,注意章程條文與社會常情及其變態(tài)的關系;傅斯年用語言學與史學的方法探討事物的發(fā)生及其演化;錢穆注意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的聯(lián)系和分別;顧頡剛注重史事的時空推演關系治學的門徑與取法等。以上均可視為體現(xiàn)長編考異比較之法的本旨及其變相。

  更為重要的是,以長編考異之法研治歷史,既是基本所在,也是高明所由;既有助于矯正時下的種種學風流弊,又能夠上探領悟前賢治學的精妙,實為萬變不離其宗的根本。其主要準則有二:其一,解讀史料史事,必須遵循時空、人等具體要素,凡是脫離具體時空、人的事實聯(lián)系,依照外來后出的各種觀念架構(gòu)拼湊而成的解讀連綴,都是徒勞無功地試圖增減歷史。其二,歷史的內(nèi)在關聯(lián)并非羅列史事即可呈現(xiàn),而是深藏于無限延伸的史事、錯綜復雜的聯(lián)系背后,必須透過紛繁的表象尋繹聯(lián)系的頭緒才能逐漸認知。

  史學要在講究事實,歷史已經(jīng)過去,無論怎樣認為,均不可能增減分毫。因此,治史所重不在如何認為,而在恰如其分地解讀史料,適得其所地呈現(xiàn)史事,從各種層面角度顯現(xiàn)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以及相互聯(lián)系,并且表明依據(jù)什么說是如此這般,所用論據(jù)是否經(jīng)過前后左右、上下內(nèi)外的反復驗證。呈現(xiàn)事實及揭示內(nèi)在聯(lián)系本身就包含認識,如何述說同時也就是展現(xiàn)學人的見識。不能重現(xiàn)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的所謂認識,至多只能說是從閱讀歷史中獲得靈感的自我表現(xiàn)。在此類主體的眼中,歷史無非和文學作品一樣,一旦形成,就離開作者而獨立,可以從中獲取種種連作者也意想不到的靈感。至于歷史本身究竟如何,反而無關緊要。

  歷來學界爭鳴,好以“我認為”揚己抑人,聳動觀聽,一般學術綜述以及各種論著所提及的前人先行研究,每每好稱引各自提出的論點,而不深究這些論點的依據(jù)以及所憑據(jù)的是否經(jīng)過驗證,即為重視“認為”的顯例。其實各式各樣的認為,并不處于同一水平線上。學問雖然可以見仁見智,卻不能隨心所欲,檢驗的標準在于本事,以及借由何種依據(jù)如何接近本相。歷史已經(jīng)發(fā)生,不會因后人的意識而改變,凡是符合事實的,都不取決于個人如何認為;而形形色色的認為無論怎樣高談闊論,若與事實不符,則都是錯誤而不會影響歷史事實,只能干擾、淆亂對于歷史的認識。也就是說,其于史事而言沒有任何意義,但是會作用于如何呈現(xiàn)歷史。由于學人的述說各自呈現(xiàn)出來的史事常常因人而異,如何還原歷史似乎成為無法驗證之事。實則這些后人的看法五花八門固然令人無所適從,眾口一詞也未必就是事實俱在。善讀者透過羅生門似的各種記錄說法,可以逐漸近真并得其頭緒。若是主觀過甚,就只能快刀斬亂麻,剁碎了再來任意牽連。無論如何,史事本相與前人本意才是衡量檢驗后人認識當否高下的準則尺度,而不能本末倒置。

  一般而言,學問之事,越是高明則懂的人越少,如果用多數(shù)取決的辦法,被否定的很可能恰是遠見卓識。而多數(shù)認定的觀點即使未必正確,一定時期內(nèi)仍然具有影響力。這與各式各樣學術評價的道理大抵相通,拋開一切利害牽扯,也有見識高下之別。在高深的層面,真正的權(quán)威只是少數(shù)。權(quán)威的意見固然難免錯誤,但幾率較低。所以學術研究只能自由,不能民主。民主式的學術容易導致平庸。

  人們求知,存在相反相成的兩面,一方面將既有知識當成裁量的尺度,一方面則作為吸收新知和開發(fā)智慧的工具,這是出現(xiàn)事實與認識反差的要因之一。盲從既有知識就是成見,以之為評判的規(guī)矩尺度,很容易自我禁錮,做了自身知識缺陷的奴隸,無數(shù)的論斷,都不免流于自以為是的放大與泛濫,見仁見智成了分不清是非正誤的遁詞,從而失去進步的動力。

  二、學界江湖

  無論如何取法乎上,本書的用意之一,仍是作為入門書寫給新進看,雖然不以專教小夫下士為榮,畢竟要顯示一些基礎門徑。求學首先要會讀書,少了童子功,又有體制的壓力,無法放眼讀書之后再做學問,在不得不為寫書而翻書找材料的同時,如何避免偏蔽,就有賴于師。所以原來擬定的條目,是從求師開始。當然,若為師也偏于一隅,弟子就很容易坐井觀天。

  近年來,大學為何不出大師的問題令各方相當糾結(jié),尤其困擾著大學及其主管部門的當政者。其潛臺詞是大學應該出大師,而且以前也曾經(jīng)出過不少大師。其實這兩方面均有可議。在堪稱國學大師的章太炎看來,大學連學問也不出,何況大師? 至少從中國傳統(tǒng)學問的研究看,此言不無道理。章太炎以為,學問之事,在野則盛,在朝則衰,所以官學始終不及私學。而在今日的體制之下,即使不能說學人和學問都出自大學,也很難說大學以及體制性科研機構(gòu)以外的學問超過大學,甚至很難說大學以外還有多少學人。嚴耕望說治學要讀人人常見之書,說人人不常說的話。言他人所不能言,包括不敢言和不會言兩種。如果只會講不便說的事理,意在聳動一般受眾的視聽,顯然很難稱之為學問。

  談論大學與大師的話題,已經(jīng)過濫而有流俗之嫌。不過,轉(zhuǎn)換思路,不論大學應否、如何培養(yǎng)大師或是為何還沒有培養(yǎng)出大師,而是深究一下大學怎么會與大師扯上關系,其中有多少誤解和扭曲,倒是頗有意思,且為求師一節(jié)的應有之義。

  所謂大師,本是古代的官名,后為佛教的尊號及謚號,俗世間有指稱學或術高明者。將大學與大師聯(lián)系到一起,時下指認的肇始者是梅貽琦。1931 年底,梅貽琦由清華留美學生監(jiān)督回國就任清華大學校長,在就職演說中,為了強調(diào)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仿孟子故國說,提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此說當時未必引起廣泛反響,而近年來卻被反復征引,到處流傳,作為大學教育今不如昔的鐵證,甚或變成所謂世紀之問??墒遣恢挥X間,意思有了不小的改變。人們普遍質(zhì)疑在大學的重點建設熱潮中,只見大樓起,不見大師出。殊不知梅貽琦的大學有大師,所指是要聘請好的師資,并未賦予大學以培養(yǎng)大師的責任。在梅貽琦說那番話的時代,大學不要說培養(yǎng)大師,連能否出真學問,在堪稱大師的章太炎等人看來,也還大成問題。近代中國的大學,官辦(包括國立省立)者無非廟堂之學,私立者大行妾婦之道。況且大學不過是人生中的學習階段,即使拿到博士學位(1950 年代以前國內(nèi)大學尚無此設置),至多只是奠定基礎,就算潛力無限,距離大師也還相當遙遠。所以梅貽琦說辦大學有兩個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這是合情合理之論。若宣稱要培養(yǎng)大師,便成妄言。

  此事從梅貽琦長校的清華大學本身就能得到印證。清華開辦國學研究院,從全國各處招收來的學生大都已經(jīng)學有所成,相對于剛剛升大的清華本科生,功力不止深了一層,又得到幾位名師的親炙,足以成家者甚多,幫助清華一舉摘掉無學的惡名。可是不要說畢業(yè)之際,就算功成名就之時,有哪一位敢以大師自居?國學院出身的姜亮夫就承認,直到晚年,他還是不懂陳寅恪當年上課所講的內(nèi)容。國學院因為請不到名師等原因而停辦后,陳寅恪繼續(xù)任教于清華大學的歷史、國文兩系,其在歷史系開設的課程,因為程度太深,學生難以承受,不得不一再降低難度。可見讓大學培養(yǎng)大師,多少有些天方夜譚的味道。時下一些名校的大師班,以及雖然沒有貼上標簽,卻宣稱以培養(yǎng)大師為宗旨的種種宏偉計劃,若非另有所圖,就是愚不可及。從請名師的角度看(名師有具時名、名副其實之別,如今更有命名與成名之分),清華國學院所請的梁啟超、王國維等,雖然各有長短,當時確已被指稱為大師。在近代中國學術界,如果這幾位不能當之無愧,可以候選的也就屈指可數(shù)。梅貽琦敢于宣稱大學要有大師,顯然與他們響亮的名頭不無關系。其余包括首席國立北京大學在內(nèi),都缺少如此充沛的底氣?;蛟S梅貽琦的大師說,不無擠兌沒有或不敢稱大師的北京大學之意??墒?,清華國學院的幾位大師,都沒有大學的學歷,也很難說是由大學培養(yǎng)的。梁啟超只進過學海堂和萬木草堂,王國維海內(nèi)外的學歷也很低,陳寅恪雖然讀過歐美各國的多家名校卻不取文憑,甚至沒有注冊,且從不稱引師說。他以朱熹為楷模,對待域外文化,盡量取珠還櫝,以免數(shù)典忘祖。梁啟超、王國維等過世后,清華國學院擬聘的幾位大家,如章太炎、柳詒徵等,也都不是大學出身。而拿不到全美最容易拿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的胡適,被認為是有資格的受聘者,他敢于就任北京大學教授,而婉拒清華國學院導師的禮聘,不無自知之明。民國時期幾位無所不能、號稱大師如衛(wèi)聚賢、鄭師許等,在學術史上并未留下深刻印記,以致于今日學界知道其人其事者為數(shù)甚少。至于時下票選出來的國學大師或是打著國學大師旗號的風水先生,不過是大眾的自娛自樂,江湖術士的故技重施,大都由自詡代表民意的各種媒體炒作出來,不必當真,也當不得真的。

  進一步追究,除大師之外,即使是有大師之說,梅貽琦長校時的清華大學也不無可議。幾位導師或治學的門徑與取法亡故或離去后,碩果僅存的陳寅恪移席史學系,因主持系務的蔣廷黻主張社會科學化的新史學,力挺雷海宗,陳寅恪遂有逐漸被邊緣化之嫌。只是由于他的學術聲望高和人脈廣,才不至于失勢。至于雷海宗,雖然如今間或也被捧為大師,學術上畢竟不止略遜一籌。其對學生的影響,層級越低則越大,待到進入高深研究甚至教書階段,就不免褪色??箲?zhàn)時期清華和北大、南開組成西南聯(lián)大,如今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在艱難困苦的環(huán)境中培養(yǎng)大師的典范??墒牵瑥腻X鍾書《圍城》所描寫的三閭大學及其各色人等看,至少在他眼中,這里不僅沒有大師,良師也為數(shù)不多。而且他本人的遭遇即顯示,潛在的大師在此同樣不能被預測和善待。固然,錢鍾書是否大師,或許還有爭議,但是,如果連他能否成為大師也未可預料,中國的最高學府又如何能夠自產(chǎn)自銷“大師”? 又如何當?shù)闷稹按髮W要有大師”這樣的理念呢?

  所謂大師者,須天資超凡,非同尋常,而天才不可人為塑造,天才與優(yōu)才相距決不止一步之遙,所以大學未必能夠造就大師,大師或許可以成就大學。如此解讀,雖不中,亦不遠。

  大學未必有大師,而大學為師須有一定之規(guī)。大學老師教書育人,應授業(yè)、解惑、明道三者兼?zhèn)?。金毓黻認為,大、中、小學為師,至少應分別達到這三個層次。大學為師,必須具備最高一級的明道。所謂明道,即包括人與學的傳承的淵源流變。只有掌握學問整體與部分的關聯(lián)以及古今中外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演化,才能通曉各方面的來龍去脈。這樣博大精深的極高境界,既目不可及,又深不可測,難以兼得。按照分科的專門之學來明道,或許可以把握近代以來學問的演進,若要上溯中國歷代的思想學術文化,則難免格義附會;照本宣科的授業(yè),只能重復教科書的套話;天南海北的解惑,大都不著邊際的妄言,都不免直把良才雕成朽木的流弊。

  學問之事,難能才可貴,越高明則懂的人越少,這一通則,即使在專門從事教書治學的大學亦無例外。因為受教育者永遠是有待雕琢的素材,無力分辨,卻必須聽授,所以大學如江湖,騙子最易橫行。若無高度自覺和自律,一味鼓動后學新進,勢必以橫通為博雅,為了嘩眾取寵,不惜信口雌黃。近代中國那幾位被戲稱為大師的學人,涉獵廣泛,著述等身,看似無所不通,名噪一時,如今不要說坊間大眾,學界也不大知其名諱事業(yè)。而陳寅恪任教于清華大學之時,雖然一再降低標準,所開設的課程學生仍然難以聽受,最受歡迎的反而是雷海宗。雷氏深受德國的斯本格勒文化類型學的影響,后者的著述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歐洲一度大熱,卻不過震動社會與坊間,算不上學院派的學問。若以學習為主業(yè)的青年學生將其作為教學效果甚至水平的評判準則,豈非本末倒置。

  學問必須系統(tǒng)教授,才能隨時隨地將東倒西歪的醉漢扶上正軌。講座之類的往教耳學無濟于事,弄得不好,還會亂人心智,使得新進誤入歧途。因為高深的學問以及高明的講法一般難以承受,必須循序漸進,不能橫逸斜出。而意在取悅聽眾的媚時語,雖然可以吸引眼球,博得掌聲,不無感官刺激,容易引起淺學的共鳴或公眾的興趣,于深入堂奧的學問之道卻是有害無益。如果扶醉漢之人也是醉漢,非但不能奢望其指點迷津,反而可能跟著誤入歧途,走進死胡同,踏上不歸路。

  學問上事,有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有無這樣的追求,品味大異其趣。近人以為,古人一字不識學者之恥的觀念,使得每個學人不堪負重,學問不能擴張,形同兩腳書櫥??墒俏唇?jīng)放眼讀書,不知整體的結(jié)果,又導致學問沒有高度深度,流于侏儒化。形形色色的成果不計其數(shù),而量的擴張非但沒有帶來學術的發(fā)達,反而造成學人見識功力的積弱。只有憑借分科治學所形成的畫地為牢的小圈子,在自定行規(guī)的自我評價中自娛自樂,才能自欺欺人地說著無知無畏的大話,做著突過前人、引領時趨的美夢。

  大學是養(yǎng)育人才之地,人才輩出,則無論做什么成功的可能性都高。若是但出貨不出人,貨再多也難免假冒偽劣。讀學位者一心尋找好題目,以為題好必然容易寫好,其實大謬不然。能力不足,素養(yǎng)不高,再好的題目也做不好。所以攻讀學位應以訓練提升能力素養(yǎng)為主,只要基礎扎實,潛心向?qū)W,不僅終有所成,而且可以持續(xù)釋放潛力,向上攀升,不至于以獲得學位為人生的高峰,更不會始終亂做而不自覺。制度性地一味鼓勵后進濫多發(fā)表,雖然有利于單位的排名和個人的升等,喂飽了圖利的刊物,卻毀了一代人的學術生命。

  大學又是君子匯聚之所,君子不黨,彼此相交淡如水,不像小人各有所圖,無所不能利益交換,相互夤援,盤根錯節(jié),結(jié)成穩(wěn)固的共同體。而且君子講氣節(jié),有風骨,棱角分明,只宜遠交,不易近處,尤其不宜于今日倡行的所謂團隊精神。因此,學術機構(gòu)要想方設法開拓足夠的空間,使其相安無事,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二桃殺三士,挑動窩里斗。小人若是參雜其間,上下其手,必定容易得勢。廟堂太小,自然供不起大菩薩真神靈,連羅漢也難以容身,小鬼橫行就在情理之中。用雇匠之法求師,所得不僅有限,而且很容易上當受騙。

  無論章太炎對于大學如何白眼相加,理想上參與其中的學人還是企盼建立一座座學術殿堂。若大學畸變成一處處碼頭,而學人大都行色匆匆地跑碼頭,學界就真的成了魚龍混雜的江湖。江湖自有地位高下之分,爭強斗狠,勝負輸贏,無非為了名次先后。實力不濟,又利益相關,難免裘千尺之類的騙子花樣翻新地招搖撞騙。諸如此類的情形由來已久,今人無限景仰的民國時期的大學,親歷者當時就有學術江湖的慨嘆,似乎并不像后來者憧憬的那樣理想。只是那時送禮者的形象相當負面,北京政府時期,有一位頗具時名的后進,喜歡送禮,人所共知,可是非但禮往往送不進去,本人也因為聲名不佳而逐漸淡出學術界。可見當時雖然政界商界的賄賂貪腐成風,愛惜羽毛、自命清高的學人大都并不吃這一套。況且即便是江湖,真正的高手超然世外,反而不屑于江湖地位。

  三、系統(tǒng)與附會

  民國時大學不止官辦,私立的也為數(shù)不少。章太炎的意思,應該還有另一層,也許更為重要,即大學按照西式的分科架構(gòu)講中國學問,究竟能夠理解中國幾分。清華的幾位大師,按照時人的看法,其實是國學大師。這不僅由于他們都任教于國學研究院,而且所治學問主要還在中國一面。同時,除了趙元任較為專門以外,其余各位教書治學大體還能因循傳統(tǒng)通儒之學的軌則,至少不會拘泥于某一專科。當然,是否稱得上國學大師,還要綜合考察自稱、他指和后認。雖然國學的涵義前后不一,因人而異,如果幾方面參看,近代中國學人中堪稱國學大師者唯有章太炎,其次勉強可算王國維,再次則梁啟超。后來錢穆或有此資格,不過當時的地位尚未到如此高度。其他則姑不論學問的寬窄深淺高下,或不以國學自認(如傅斯年即明確反對國學一說),或雖然牽涉標名國學的機構(gòu)組織,卻極少甚至從不談論國學(如陳垣、陳寅恪,前者還明確表示過對于國學概論之類課程的浮泛不以為然)。至于老師宿儒,新舊營壘之間的評價看法迥異,大都不被認為是屬于新學問的國學家。

  中國歷來書籍分類與學問分別的關系,相當復雜,不可一概而論,尤其不可用后出的分科觀念來裁量。中國學問,原以經(jīng)學為統(tǒng)馭。近人疑古,只能追究先秦以上,而經(jīng)學主要是管兩漢以下,恰似歐洲的神學統(tǒng)馭中世紀的情形,不會因為圣經(jīng)的文本存在歧義就無視神學之于中世紀歐洲的重要性。西學東漸以來,如何安置中西學的兩套系統(tǒng),始終困擾著朝野上下。開始清廷嘗試以科舉兼容西學,持續(xù)半個世紀不得要領,繼而以學堂融匯中學,而學堂已是按照西學分科設置課程科目,等于要中學順應西學,實際上是用西學架構(gòu)分解重組中學。不斷調(diào)適的結(jié)果是,找不到對應的經(jīng)學被迫退出,只能通過其他學科片斷體現(xiàn)或掙扎于體制之外。至于文史等學雖然看似找到對應,卻是用西式系統(tǒng)條理固有材料,使之扭曲變形甚至變質(zhì)。若以哲學、文學、史學的分科講國學,則失卻國學的本意,不合中國學問的本相,更無論社會科學的不合體。

  某種程度上,國學可以說是在經(jīng)學失位失勢的情況下不得已的替代。因為人們開始意識到,被西式分科溶解組裝的中學,很可能失去本意和作用。如同存古,其所謂古,不過是遭遇西學的中國當時的學問。張之洞等人意識到中學與西學不同,不能以西學講中學,但中體西用影響了中國固有學術思想的整體架構(gòu)、地位和價值。所以后來惲毓鼎等人痛心疾首地指斥主張停罷科舉的二張(張之洞、張百熙)為中國文化劫難的罪魁禍首。用西式架構(gòu)條理中國學問,看似具有統(tǒng)系,實則牽強附會。既然學問的分門別類仿照域外,方法觀念便不得不取自異域。而外國的架構(gòu)是為了與其本國的主流學術對話,與中國不相鑿枘。就此而論,章太炎說大學不出學問,并非保守言論,拉車向后,而是具有先見之明。

  關于中學的科目問題,近代治目錄學者已經(jīng)言人人殊。呂思勉、姚名達等受章學誠《校讎通義》的影響,附會西學分科,相對疏離,葉德輝和余嘉錫所講則較為近真。宋育仁說書不是學,但書中有學,確為的論。作為中國學問概稱的國學,只是近代的產(chǎn)物,與古代中國指稱國子監(jiān)的國學沒有共性。近代國學其實是中國受東學(包括日本的國學)、西學(包括西人之東方學和漢學)影響的中學。就社會背景而論,講國學是為了因應東學、西學的沖擊。就學問形式籠統(tǒng)而言,所謂相對于西學指中學,相對于舊學指新學,往往就是對著東學、西學講中學,既有與之對應者,也有與之反向者,所以國學也包括佛學和四裔之學,也就是傅斯年等人所謂的虜學。

  不過,近代國學的講法固然五花八門,因人而異,其共同性則是或有分科,而并不囿于專門,試圖找回中國固有學問的形態(tài)和理路。這與今日言國學者,其實是在模糊概念的共同名義下各以專家講專門之學大不相同。將專門拼湊起來以為國學,猶如用若干小師分授以圖培育大師,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欺世盜名,都會誤人子弟。恰如民國時錢玄同批評提倡復古讀經(jīng),說不是經(jīng)該不該讀,而是提倡者配不配讀。今日大概很難找到真正會講能講所謂國學的學人,也很難找到能學會學所謂國學的學生。除了普通教育階段讀過的教科書外,所學所講全都是重新調(diào)理后的專門分科知識。

  近代講國學者大都程度不同地系統(tǒng)受過中國固有教育,雖然一度附會西學,誤以為分科就是科學,如梁啟超、章太炎、劉師培等,后來還是逐漸意識到未必能以中學對應西式分科之學。所以講授國學雖有分科,但本人還能貫通各科或多科??墒堑茏觽兺鶡o力兼修,即使國學院之類的教學機構(gòu),培育出來的也多是專門人才,只不過其專門學問較少西式框架的束縛而已。

  晚清以來的學人以分科為科學,治學好分門別類,用以自修,則畛域自囿;若用分科眼光看待他人的研究著述,更是本心迷亂,看朱成碧,非但不足以裁量他人,反而自曝其短。尤其是歷史研究,即使在講求分科的近代中國,史學與其他各科的關聯(lián)及分別,也是剪不斷理還亂。一方面,今日以前的一切都是歷史,而且所有歷史事實之間存在錯綜復雜的聯(lián)系,就此而論,歷史是一門綜合的學問,治史無所謂分科,但凡分科,則難免割裂歷史本來的聯(lián)系。另一方面,歷史雖然具有綜合性,仍是整個學問體系當中的一門,同時正因為牽涉各科范圍,又可以用各種分科的觀念來研治歷史,形成日益細分化的分門別類史。

  鑒于史學與各學科關系的復雜,遂有學人慨嘆讓歷史融化在一切學科之中。實則治史必須在整體之下研究具體,具體問題涉及甚至屬于特定的分科范圍,而研究的眼光、辦法卻不能囿于分科的觀念知識,否則等于將史事先驗地劃分為某科的事實,而某科的觀念為后來形成,史事并不會按照事后的分科觀念發(fā)生及演化。濫用后出集合概念認識歷史而不自覺其局限,勢必無法把握史事的原貌和脈絡。有鑒于此,近代具通識眼光者強調(diào)治學要點、線、面、體相輔相成。若一味打洞,再深也是限于一點,不及其余,既不知此點在整體中的位置,也不知此點與相關各點的聯(lián)系。如此,則對于此點很難把握得當。將此一點故意放大則心術有虧,盲目拔高則見識不足,都不能得其所哉。

  本科到博士,尚在學習階段,雖然未經(jīng)放眼讀書,若得良師把關,還能中規(guī)中矩。不過,有志于學者,不會以獲得學位為人生事業(yè)的巔峰,而是作為學術生涯的起步。治學若無高遠志向,必定淺嘗輒止。早在游學美東之際,陳寅恪鑒于中國學術文化傳統(tǒng)惟重實用,不究虛理,缺乏精深遠大之思,士子群習八股,以得功名富貴,學德之士終屬極少數(shù),近代留學生又一味追求實用,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尤其是不愿學習亙?nèi)f古橫九垓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精深博奧的天理人事之學,而救國經(jīng)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曾經(jīng)斷言:

  此后若中國之實業(yè)發(fā)達,生計優(yōu)裕,財源浚辟,則中國人經(jīng)商營業(yè)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3]

  這番話在當時一心追求富強的國人聽來,大感疑惑。可是將近一個世紀過去,卻不得不服膺其遠見卓識。

  于是,如何才能提升在學問藝術方面競逐世界之林的能力,對于國人可謂一大考驗,不能不反躬自省,有心向?qū)W者更要時時捫心自問。

  陳寅恪所說的學術不斷趨時與永不過時的問題,還可以進一步深究。關于民國時期學術的研判,常有一異相。好尚者所推崇的,大都是文史學人,尤其是研治中國文史之學的學人。而當年文史學人頻頻抱怨的,恰是當局傾全力扶持實用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各種實用學科不但資源占盡,還吸引了無數(shù)青年才俊向往科學,以致報考人文學科的選材不易,后繼乏人。對此,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學人各有解釋:或質(zhì)疑今人認識有所偏差,忽略了社會科學家對社會的貢獻;或認為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性質(zhì)有別,前者必須筑塔積薪,后來居上,用今日的標準衡量,民國學人的水準不高,且已過時,而后者未必青勝于藍,對前賢先哲只能高山仰止,難以跨越。兩說各有道理,也各執(zhí)一偏。如果經(jīng)濟學名家斷定經(jīng)濟學本質(zhì)上是說明過往的觀點可信,則其貢獻不會與GDP 有多少聯(lián)系,更不可能用GDP 來測量。抱持這樣的觀念,不過是經(jīng)濟高速成長期人們對于經(jīng)濟學的普遍迷信。實際上經(jīng)濟發(fā)展與經(jīng)濟學的關聯(lián)度遠比人們想像的低。而自然科學在歐洲學術發(fā)展史上,擁有許多過去卻不過時的大家,只是民國學人達不到相關學科發(fā)展進程中里程碑式的境界高度,只能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享有時名和地位而已。其貢獻不能脫離具體的環(huán)境因素。諸如此類的現(xiàn)象,今日未必不會重演,所以不少的似曾相識,還有待時光的檢驗。

  即使在中國文史之學領域,近代以來,由于中西學乾坤顛倒,國人以西為尊為優(yōu),除少數(shù)高明,所謂道教之真精神與新儒家之舊途徑,已成異數(shù)。而一味輸入新知,則難逃跨文化傳通大都誤解膚淺的定勢。而大勢所趨之下,沈曾植、王國維、陳寅恪等大家,都是照遠不照近,照高不照低,能夠承接其學問者,惟有并世高人與讀書種子。這使得那些借助域外引領時趨者大都有意鼓動青年,以求造成時勢風尚。對于近代以來中外學術思想文化關系的種種變相,陳寅恪考古論今,再度預言:

  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jié)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tài)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4]

  今日看來,其預見性正在逐漸顯現(xiàn)的過程中。潛心向?qū)W者可以引為針砭,以免誤入歧途卻一往無前。

  其實,若以高為準,則近實際上也在其籠罩之下。晚清民國時期那些引領潮流、樹立典范的名士,因為成名太早,見識不夠,所言難免破綻百出。淺學者既無力察覺,對立面的抨擊又新舊纏繞而難以取信,只有通人能夠明察秋毫,有所諷喻。享有時名者耳聞目睹,往往暗自修正,并不明說變化的所為何來。而指點迷津的通人大都不愿直言:一則自高身份,不肯指名評點,或旁敲側(cè)擊,或隱晦透露;二則所評必是千慮一失,一般讀者未必領會,反而看高明者的笑話,以為盛名之下,不過如此;三則被評點者往往亦頗自負,偶有疏失,未必甘心受教,有時還會意氣相爭。有鑒于此,一般的學術論爭,大都外行淺學逞其口快,或旨在博取時名。而高手過招,卻不動聲色,不露痕跡。學人失察,將好勝者的口角當成學術焦點,誤以為轟動一時的熱鬧是學術發(fā)展的前趨。就此而論,近代學術風氣的開創(chuàng)與引領究竟應該如何裁量衡定,還大有講究。若以眾從為準,則引領多數(shù)淺學者自然成為主導。只是從者眾能夠形成風氣,卻并非學問的指標。

  治學取徑,有削足適履與量體裁衣之別。談方法過重履和衣的制式,而忽略體的形態(tài)和足的大小,或者說只是從履和衣的角度來看足與體,難免本末倒置。不能量體裁衣,勢必削足適履,其結(jié)果不斷變換衣履,卻始終無法合體。所謂與國際對話、瞄準世界學術前沿之類,無非其變相。因為域外學人的看法無論是否高明新奇,仍是后來怎么看的認識,必須用中國的實事進行衡量。量體之尺可以西式,裁出的衣服必須中國。只有熟悉體和足,才不至于被衣履的樣式色澤所?;笠灾撩つ俊?/strong>

  中國歷史上受域外影響最大的三時期,魏晉至兩宋以及明末清初諸儒的態(tài)度均為吸收輸入外來學說與不忘本來民族地位相反相成,只有晚清民國轉(zhuǎn)為以西化為主導準的。這一時期的學人大都經(jīng)過附會西學的階段,然后逐漸回歸本位。當然也有始終勇往直前者。像陳寅恪那樣從頭至尾堅持仿效前賢,取珠還櫝,以免數(shù)典忘祖的,為數(shù)不多。依照時賢的看法,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越少用外國框框的,價值反而越高,則陳寅恪當在其列,且是有數(shù)之人。

  史學應以史事為準則,不能以前人研究為判斷。在所謂世界眼光的主導下,與國際對話成為時趨。歐美的中國研究,面向中國的實事,卻處于本國學術的邊緣,必須接受和按照主流的觀念方法,才能取得與主流對話的資格。而其主流學術的理論方法及觀念架構(gòu),并非因緣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生成,用于解讀中國,往往似是而非。陳寅恪關于文化史研究的批評,頗能切中要害:

  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一)舊派失之滯。舊派作“中國文化史”……不過鈔鈔而已,其缺點是只有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讀后不能使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與社會制度的關系。(二)新派失之誣。新派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條理,然甚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歷史、政治、社會的材料,歸納而得的結(jié)論。結(jié)論如果正確,對于我們的材料,也有適用之處。因為人類活動本有其共同之處,所以“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過也有時不適用,因中國的材料有時在其范圍之外。所以講大概似乎對,講到精細處則不夠準確,而講歷史重在準確,功夫所至,不嫌瑣細。[5]

  歐美的主流學術固然樂見自己的理論方法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價值,其邊緣學科也借由運用這樣的觀念架構(gòu)研治其他國家的歷史文化而獲得主流學術認可的資格,并且憑借西風彌漫的優(yōu)勢,取得引領各國學術時趨的地位,所犧牲的,恰好是作為檢驗標準的中國文獻的本意和歷史的本事。如果歐美的邊緣性學術再轉(zhuǎn)手成為中國學習的榜樣,流弊勢將進一步蔓延擴大。既然附會西學越少的成就越大,則今日研治中國史事,應當以事實為基準,檢驗中外學人的成說,而不宜在與國際對話的基礎上立論。

  或疑如此做法與后現(xiàn)代類似,實則后現(xiàn)代的所謂解構(gòu),只是將有說成無,殊不知錯也是一種實事,也要說明其如何從無到有的發(fā)生及演化,并且在此過程中,把握原有和應有的大體及淵源流變。

  如陳寅恪所說,重在準確的史學常常由細節(jié)所決定,因此,史學可以說是一項事實勝于雄辯的學問。史無定法,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歷史上人事均為單體,所以治史不能套用千篇一律的階段、程序和格局。歷史發(fā)展的可能性千變?nèi)f化,呈現(xiàn)出來的過程和狀態(tài)千差萬別,如何才能做到精細準確,顯然不能由簡單的歸納概括或先立論再找論據(jù)并舉例說明的方式達到。所謂不嫌瑣細,尤其與通行做法異趣。今日治史的普遍癥結(jié)之一,恰在不善于處理材料,講清事實,呈現(xiàn)材料及史事之間固有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不預設觀念架構(gòu),既看不懂材料,也不知史事有何意思,或是多用材料則難免堆砌羅列,如同流水賬。而使用外來觀念架構(gòu)取舍材料,裁量史事,又會陷入形似而實不同的尷尬,日后學問越是增進越覺得不相鑿枘。

  1930 年代,錢穆針對北平學術界非考據(jù)不足以言學問的風氣,強調(diào)義理自故實出和非碎無以立通。史事的具體細節(jié)相互聯(lián)系,不僅非碎無以立通,而且談碎之際就有通與不通之別。不從故實出的義理,或削足適履,或紙上談兵,或橘逾淮為枳。沒有義理連接的故實,相互牴牾,支離破碎,不僅偏窄,而且錯亂。要將所有單體的史事安放到適得其所,必須碎與通相輔相成。研究要專而不宜泛,專則窄,容易流于細碎,但專未必就是不通。由碎而通,不僅要注意碎與碎之間存在關聯(lián),即便碎本身,得其所哉也是通的體現(xiàn)。否則,高談闊論,門外文談,便是泛而非通,實為不通之至。同樣,碎也要通,一方面碎為通的部分;另一方面,貫通才能放置細碎得當。具體的專題研究若是孤立片面,非但不通,而且易誤。有時甚至越是深入,越加偏頗。

  治史不嫌詳盡瑣細,對于研治近代中國尤為重要。按照時空順序排列比較材料,是史學的基本功夫,也是長編考異法的主要形態(tài)。相對于時下兩種流弊無窮的方式,即援引后出外來理論架構(gòu)的宏觀概括以及先立論再找依據(jù)的舉例說明,尤其具有針對性,善用可以避免宏論的以偏概全和例舉的任意取舍。一般以為萬言可盡者,能以數(shù)十萬言詳究,而且層層剝筍,環(huán)環(huán)相扣,多為佳作。當然,字數(shù)繁多并不等于深入精細準確。王國維所說“證據(jù)不在多,只要打不破”,能夠?qū)?shù)十萬言不能盡意的史事以萬言表達,且取舍精當,恰到好處,同樣是一等一的高手。能夠做到這一層,背后仍須有長編考異的貫通功夫,而不能單靠悟性聰明,運氣猜測。所謂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正因為近現(xiàn)代史料史事繁雜,雖然選題不難,可是駕馭不易,也最容易煮成夾生飯,無數(shù)的成果,反而糟蹋了無數(shù)的好題目。

  四、為己與自律

  近代學人每好標新立異,一則事事欲突過前人,二則總想根本解決。前者難免有意尋隙,后者實為子虛烏有。治學須先因而后創(chuàng),必須掌握前人已知,才有可能后來居上,而不會無知無畏。同理,讀書須為己而不為人,陳寅恪“讀書不肯為人忙”的意思,僅以德行完善自己,反對將學問視為沽名釣譽的手段為斷,或許有些局限,但解讀為要有創(chuàng)見,多少有違孔子讀書為己的初衷和陳寅恪的本意。固然,治學先要讀完前人書,吸收既有,才有可能更進一步。讀書少而著述多,為時下學界通病。讀書不夠,主要表現(xiàn)有二:其一,未經(jīng)放眼讀書的階段,即以過于狹隘的知識做鑿空蹈隙的專題,不僅見木不見林,還會將天邊的浮云誤認作樹林。其二,不讀書而一味找材料。以今日出版的加速進行以及網(wǎng)絡資源的極大豐富,學人坐擁書城的夢想早已成為普遍的現(xiàn)實。只要放眼讀書,可做的題目俯拾皆是,材料史事極大繁復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更是罕有完全不能下手的問題。家有金山,卻沿門托缽,踏破鐵鞋得來的珍饈美味,或許不過是珍珠翡翠白玉湯。

  即使按照讀書為己的新解,也應讀完書再做學問。這樣的取法,今人聽來或有故標高的之嫌,不僅壓力之大無暇讀書,取徑之偏也無緣讀書。善讀者30 歲以后即無書可讀,而面對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如果不會執(zhí)簡御繁,勢必終生如牛負重。尤其是清代以來,各類文獻大幅度擴增,若是以為讀不完而干脆放棄放眼讀書的努力,一味窄而偏的結(jié)果,很可能誤而錯。以讀書為己作為準則,學人應當多讀書,不能只是為了寫書而翻書。為寫書而翻書,即不為己而但為人,等于不讀書而一味找材料,往往有先入為主的成見目的,并據(jù)此加以權(quán)衡取舍,難免看朱成碧的危險。盡管如今讀完書再做學問已是奢求,畢竟沒有整體,具體很難把握得當。所謂非碎無以立通,前提還是放眼讀書,并非由碎開始。況且放眼讀過書才能從常見材料查知真歷史,無須竭澤而漁,也能大體不錯。

  一般討論歷史問題,主要做法有三,即舉例、歸納、比較,三者依據(jù)大抵相同,均將看起來類似實際上無關(即沒有直接的事實聯(lián)系,或可能有間接關系而尚未證出)之事強牽硬扯到一起。以此為準,20 世紀前半期的史學爭鳴,大都是外行說話,而后半期則不少是內(nèi)行用外行的態(tài)度說話。

  治史既要與古人夢游神交,又須與今人心意相通。盡管中國文化一脈相承,經(jīng)過晚清民國的知識與制度轉(zhuǎn)型,要想二者兼顧,左右逢源,上下貫通,也是難事。歷史錯綜復雜,不可能整齊劃一,凡是太過條理井然的敘述,往往以犧牲史事為代價,任意裁剪調(diào)整。而這樣的敘述在外行乃至一般同行看來,以為深獲吾心,易于引起共鳴。至于曲折繁復的本事再現(xiàn),反而覺得故作搖曳,不得要領。治學本應好疑,而學人對于自己的知識,卻往往深信不疑。以至于看不懂時不是努力學習,而是質(zhì)疑他人是否說清楚。其所謂清楚,自然是以心中之是為尺度,而非以史事為準繩。

  讀書應當首先讀懂全文本意,不可全當翻檢史料。學人下筆時,心中的言說對象往往不止一端。心思越是細密繁復(如陳寅恪),或是故弄玄虛(如好小學的太炎門生),則言說的對象越是復雜,言說的內(nèi)涵越是豐富。閱讀此類文獻,能夠揣摩到那一層,實在考驗讀者。由于學力不足,讀書不細,看不懂他人著述,又好妄加揣度,常常曲解人意,不僅故意挑剔,甚至深文周納。諸如此類的解讀,既不符合文本的紙面意思,距離作者心中所想更加離題萬里。有時則明明意思顯然,卻故意混淆抹殺,非但以狗尾續(xù)貂為臨門一腳,還自詡佛頭著糞是滿樹新花。

  治史每每材料不能完整,而學人因為工具見識不夠,時時力有不逮,必須闕疑與藏拙。就客觀而論,史料之于本事,無論多么豐富,總是片斷,因而總有文獻不足征之處,應當留有以待。就主觀而論,個人學識再高,總有局限,力所不及,不可勉強出手。不會闕疑和藏拙,勢必進退失據(jù)。面對今人,或有天低吳楚眼空無物之感,畢竟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當闕疑處不能強說,當藏拙處不可炫能,否則自曝其短,適以露丑。高論固然不易,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說外行話,同樣難能。欲達此境界,非經(jīng)放眼讀書不可。時下的成名之士,已非昔日飽讀詩書的老師宿儒可比,未經(jīng)系統(tǒng)讀書的訓練,又好看似無所不知的激揚文字,開口便錯,句句綻論,雖然博得無數(shù)擁躉,卻是貽笑大方。知之為知之的古訓,應當成為時下放言無忌的聞人免開尊口的信條戒律。

  學術講究自律,學行重在口碑,而口碑因人而異。或者不免口稱敬畏,心生輕慢,但重生前的名利,不顧身后的清譽。學界斯文道喪,勢必亂象橫生。懶蟲與笨伯的抄襲剽竊,容易識破。自以為是的聰明人,或毀尸滅跡,有意回避直接參考的先行研究,反而大加征引各種間接論著,以炫其用功博學,蒙蔽智者,取信淺人;或制造問題,故意曲解抹殺,以前人不屑說不及說不必說為人所不知,標新立異,以為獨創(chuàng);或倒因為果,刻意將材料史事的時空關系錯置,制造論據(jù),形成論點。各類手法,往往混用。其人工于心計,善于文辭,談史論理,貌似廣博征引,具體扎實,條理清晰,邏輯嚴密,非熟悉前人研究、材料以及史事者,往往為其所迷惑。正因為此類行為易于得逞,較抄襲為害更烈。只是前賢無處不在,來者源源不絕,天下人不可盡欺。有心作祟者,得逞于一時之際,也就是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之時。

  學海無涯,高深莫測,學人治學,惟有高度自律,不可為所欲為。因為學問但憑良知,無法借助其他權(quán)力加以有效的制約監(jiān)督,學人若無自我約束,即無學術可言。正因為治學全靠自律,學人心中的天平但凡受學術以外的任何因素作用而有所偏倚,便是心術不正,而心術一偏,便已失卻治學的資格。如學術評價,或利益牽扯,或?qū)W識不夠,砝碼輕重失衡,天平難免傾斜,無法測量得當,能夠不負篩選已經(jīng)難得。因此,學人必須愛惜羽毛,無心之失尚可改過,有意逾矩不能寬恕,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絕無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的自新機會,只能永遠退出學界。

  學人志向,唯以學問爭勝,學問是一輩子而非一陣子的事,著述不能但求博取時名,罔顧傳世。或謂分科治學的時代,所出不過侏儒之學。此說或許反映了部分實情。但即使身陷其中,也應努力超越,不爭草頭王,不以偏門為時趨,不做諸侯封疆,胸懷天下,才是大道正途。如果能夠少些權(quán)謀的算計,多些學問的冥想,則不僅學界清靜幾許,沒有那么多烏煙瘴氣的斯文掃地,有望多出佳作,而且有助于堅守道德底線與社會良知,進而澄清風氣,端正人心。有鑒于此,錢穆所說論學術必先及于心術與風氣,才能具有絕大義理,經(jīng)得起絕大考據(jù),確為的論[6]。起步之初即不能潔身自好,后續(xù)如何確保不是歪門邪道下坡路?

  [1] 《楊樹達〈論語疏證〉序》,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 年,第262 頁。

  [2] 詳見桑兵《傅斯年“史學只是史料學”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5 期。收入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北京: 中華書局,2008 年。文字有所調(diào)整。

  [3]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2 冊,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 年,第101 頁。

  [4] 陳寅?。骸恶T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84—285 頁。

  [5] 卞僧慧纂,卞學洛整理:《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第146 頁。

  [6]錢穆:《〈新亞學報〉發(fā)刊詞》,《新亞學報》第1 期,1955 年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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