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黃金路段，中西文明交流的前沿陣地，是石窟藝術的集中地段，擁有眾多壯觀的石窟。河西走廊石窟群不僅開鑿時間早，分布地域廣，造像華麗，壁畫精美，而且延續(xù)時間長達1500年之久。
祁連山北麓被冰雪融水形成的眾多河流切割，形成了許多有著斷壁絕崖的河谷地貌，也為石窟開鑿提供了絕佳場所,因而河西走廊的石窟全部開鑿在有河水流過的斷崖上，武威地處甘肅省中部、河西走廊東端，是亞歐大陸橋的咽喉地帶和西隴海蘭新線經(jīng)濟帶的中心地段，是蘭州、西寧和銀川經(jīng)濟發(fā)展的幾何中心，也是河西走廊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最集中的地區(qū)和重要的商貿(mào)集散地。武威的天梯山石窟、白塔寺遺址、武威文廟、鳩摩羅什寺、中國旅游標志——馬踏飛燕、西夏遺存等在華夏文明傳承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始建于北涼沮渠蒙遜時期，對洛陽龍門石窟、大同云岡石窟，敦煌莫高窟都有一定的影響，堪稱中國石窟鼻祖。
從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西晉永興元年至北魏統(tǒng)一），眾多游牧民族趁西晉“八王之亂”，國力衰弱之際，陸續(xù)建立了數(shù)個非漢族政權，形成與南方漢人政權對峙的時期，史稱“五胡亂華”，“五胡”主要指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胡人大部落，五胡是西晉末年各亂華胡人的代表，事實上數(shù)目遠非五個。
公元311年，趁混亂之際，匈奴、鮮卑、羯、羌、氐等游牧部落聯(lián)盟向中原發(fā)起了大舉進攻，洛陽、長安相繼被攻破。南至淮河，北至陰山，西至蔥嶺，東至東海，東北至鴨綠江下游以北，西南至瀾滄江以東，相繼建立了十六個較大的分裂割據(jù)政權，即成漢（巴氐）、漢、前趙（匈奴）、后趙（羯）、前涼（漢）、前燕（鮮卑）、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鮮卑）、西秦（鮮卑）、后涼（氐）、北涼（匈奴）、南涼（鮮卑）、南燕（鮮卑）、西涼（漢）、夏（匈奴）、北燕（漢）。
在那個年代“皇帝輪流做，明年到君家”，稍微有些勢力的人物，都抓住這難得的歷史機遇，先積累財富、后招兵買馬，為當上皇帝而努力奮斗。一旦時機成熟，就和周圍國家分庭抗禮，劃清國界，登基稱帝，嘯聚一方，作威作福。十幾個國家實力都差不多，誰也奈何不了誰，打打殺殺，爭來搶去，正中了張養(yǎng)浩《山坡羊·潼關懷古》詩中所言：“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王朝興衰，不管朝代更替，也不管那個皇帝執(zhí)政，遭殃的只有老百姓。百余年間，北方各少數(shù)民族和漢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了數(shù)十個強弱不等、大小不一的國家和政權，其中存在時間較長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有十六國。而入主中原的五個主要部族即由匈奴、羯、鮮卑、氐、羌五個草原少數(shù)民族組成，習慣上稱之為“五胡亂華”或“五胡十六國”。
石窟藝術是一種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故事，興于魏晉，盛于隋唐。石窟藝術也是佛教藝術，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它所創(chuàng)造的佛像、菩薩、羅漢、護法，以及佛本生的各種故事形象，都是通過具體人的生活形象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羅藝術精華，融匯了中國繪畫和雕塑的傳統(tǒng)技法和審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漢化過程，是研究中國社會史、佛教史、藝術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貴資料。
河西走廊是歷史上世界幾大文明或東傳或西漸的必經(jīng)孔道，特殊的區(qū)位優(yōu)勢使之成為佛教傳播的中心地區(qū)和中轉站。中原發(fā)生了“永嘉之亂”之后，到五胡亂華的十六國時期，北方兵荒馬亂，而河西走廊因為地處偏遠沒有受到太多沖擊，成為和平籠罩的亂世“避風港”。在當時的長安，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秦中川，血沒腕，唯有涼州（武威）倚柱觀。”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作為相對安定、平靜的所在，大量人口遷徙至此。尤其洛陽以西及關中等地的士族大夫，達官顯貴、文人墨客、能工巧匠大量遷徙至河西走廊一帶，公元412年，當時的北涼都城姑臧（今甘肅武威），集中了諸多高僧，其中不少人在此從事佛教傳播和經(jīng)典翻譯。
除了資助翻譯佛經(jīng)外，北涼國的締造者沮渠蒙遜還大興土木，修建寺院。此刻姑臧城內(nèi)的偉殿高塔，正是他一手締造的“人間佛國”。然而沮渠蒙遜意識到，相對于土木建筑，石頭無疑更為堅固持久，建造石窟可以令佛教長久留存。于是他開始命人在姑臧周邊勘察地形，選擇適合開窟造像的地點，最終選定在城南百里之處的天梯山?；蛟S，沮渠蒙遜沒想到，他主持開鑿的天梯山石窟，開啟了中國石窟營造的一個重要模式——皇家模式，也就是朝廷推動石窟的開鑿。后世中原最重要的兩處石窟——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也正是在皇家的大力推動下，才迎來了石窟建造的高潮。
“漠漠青冥不可梯，梯山高出辟層蹊。朝天有路風云合，隱霧何人竹不棲。玉塞萬年憑作障，泉源六出各成溪。振衣千仞曾尋夢，一覽青川綠樹低。”這是清代詩人對天梯山石窟的描述，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城南約50公里的中路鄉(xiāng)燈山村。因山道崎嶇，峰巒疊嶂，形如懸梯，故名。天梯山巔白雪皚皚，常年不化；山間泉水叮咚，草木叢生，風光綺麗，“天梯積雪”為涼州八景之一。天梯山石窟也稱大佛寺，始建于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北涼，距今約有1600年歷史。天梯山石窟是我國開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國早期石窟藝術的代表，是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的源頭，在我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喻為“石窟鼻祖”。
清澈的黃羊河水明鏡一般，天梯山的偉岸雄姿倒影在清澈碧波之中。石窟中大佛依山而坐，腳下碧波蕩漾，薄云纏繞其身，構成了一幅山、水、佛、云渾然一體的壯觀奇景，從水庫乘船過水庫后沿著棧道登臨天梯山遠眺，黛青色的祁連山脈映入眼簾，層巒疊嶂。山頂白皚皚，使青色的山體顯得更加冷峻。湖水映襯著藍天、白云、青山，像一塊溫潤的碧玉，給這片原本蒼涼的天地增添了靈秀之氣。
據(jù)明正統(tǒng)碑記載，天梯山石窟“諸佛之龕，二十有六”，乾隆《武威縣志》記載：“大佛寺，城東南一百里，有石佛像，高九丈，貫樓九層，又名廣善寺。”這在《法苑珠林》等佛教經(jīng)籍中都有記載。石窟造像別具一格，或石雕或泥塑，其規(guī)模宏偉壯觀，精美絕倫，千姿百態(tài)，可與敦煌莫高窟媲美。天梯山石窟是在天然洞穴的基礎上創(chuàng)鑿的，東晉元熙八年（412）十月，蒙遜由張掖遷都于姑臧，稱河西王，設置官署，修繕宮殿，建起城門諸觀。同時召集涼州高僧曇曜及能工巧匠劈山開路，開鑿天梯山石窟，大造佛像。不久其母車氏病逝，特在窟中為其母先雕鑿5米高石像一尊，形似泣涕之狀，表示懺悔。
天梯山石最大石窟洞高30米，寬19米，深6米。據(jù)有關史料記載：此石窟是北涼王沮渠蒙遜于公元412年至439年之間開鑿的?？邇?nèi)有釋迦牟尼大像1尊，高28米，寬10米，面水而立，右臂前伸，指向前方，巍然端坐。大佛含笑，右手指向磨臍山，雍容典雅，莊嚴肅穆，有氣吞煙霞，揮斥乾坤之勢。釋迦兩旁還有文殊、普賢菩薩，廣目、多聞天王、迦葉、阿難等6尊造像，造型生動，神態(tài)威嚴?？邇?nèi)南北兩壁繪有大幅壁畫。南壁上部為云紋青龍；中部為大象梅花鹿，大象背部馱有煙焰發(fā)光的經(jīng)卷，下部是猛虎和樹木花卉。北壁上部繪有青龍雙虎，中部繪有白馬、墨虎、菩提樹，馬背上經(jīng)卷閃光；下部繪有牡丹花卉。整個壁畫筆觸清新，色澤艷麗，形象逼真，因歷代戰(zhàn)亂，加上自然災害頻繁（主要是地震），石窟殘損嚴重，特別是1927年的大地震，對天梯山石窟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九層貫樓和大部分洞窟頃刻間震毀，許多塑像受到損失，幸存比較完整的有8窟，大佛坐像安然無恙。此窟的開鑿，引起佛教界注目，使西域高僧接踵而至，他們在涼州講經(jīng)說法，翻譯佛經(jīng)，使天梯山石窟更具盛名。
第3窟·一佛二菩薩
第4窟·北涼壁畫
公元439 年，北魏滅北涼，結束了河西地區(qū)140余年割據(jù)而繁榮的局面，曾經(jīng)盛極一時的涼州佛教及藝術受到重創(chuàng)，涼州僧人紛紛外流，從姑臧遷宗族吏民3萬戶到平城（大同），其中有僧侶 3000 多人。這 3000 僧人實際上就是“涼州模式”的創(chuàng)造者，推動了北魏崇佛風氣日漸興盛。遷往平城的工匠、僧人里不乏高僧法師。據(jù)《釋老志》和《世祖紀》、《高祖紀》記載，涼州僧人師賢到平城之后，任道人統(tǒng)（管理宗教事務的官職），并在公元452年建議并親自主持，開始造帝王化佛教石像。公元460年，師賢去世，涼州高僧曇曜繼其職，改道人統(tǒng)為沙門統(tǒng)，繼續(xù)主持造像工作，并在平城近郊開鑿云岡石窟。他只用短短幾年（460～465年）就完成云岡石窟的代表作品“曇曜五窟”的建造，其第五窟大佛是云岡石窟最宏偉的雕像與代表作。后經(jīng)歷代開鑿，使云岡石窟成為中國最大石窟群之一，雕造富麗，為全國石窟之冠。之后陸續(xù)興建，前后歷60年，無數(shù)雕塑家在53個洞窟里雕刻佛像、飛天等51萬多件。其間最主要工程完成在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之前。這些宏大精美雕塑，是雕塑家們智慧和藝術才華結晶，而涼州僧人及工匠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見，在佛教文化與石窟寺藝術方面，北涼與北魏是源流關系，即北涼為源，北魏為流。據(jù)《魏書·釋老志》記載，馳名中外的龍門石窟是繼云岡石窟之后開鑿。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遷都到洛陽，從這時起，歷經(jīng)東魏和西魏、北齊直至明清，營建規(guī)模宏大的龍門石窟群，同時還開鑿鞏縣石窟和附近的幾座石窟。龍門石窟建造藝術風格，無不體現(xiàn)著天梯山石窟和云岡石窟特點，具有強烈的南朝文化與中原傳統(tǒng)漢文化色彩，又有濃厚的北方文化因素。
60年前的天梯山
1958年，由于在天梯山石窟附近修建黃羊河水庫，灌溉下游萬畝糧田，為了保護文物，甘肅省政府決定對洞窟內(nèi)部分文物搬遷保護，組織以常書鴻為隊長的文物搬遷保護機構，敦煌研究院、甘肅省博物館考古人員對石窟文物進行清理搬遷。除大佛窟外，距地表幾十米高處的小洞窟內(nèi)49身塑像、100多平方米的壁畫及25箱殘片均搬遷至省博物館保存。當初過高估計了蓄水水位，事實上水庫對洞窟并不造成威脅。1992年，國家文物局主持召開專家組會議經(jīng)論證，按照不可移動文物盡可能在原址、原位保護的原則，批復在原址、原位修復天梯山石窟文物。2005年，國家文物局要求將這批文物修運回原址修復，于是這批文物又被運回了武威。有著“窟鼻祖”之稱的武威天梯山石窟，因修水庫使窟內(nèi)文物被搬遷至蘭州，這批被省博物館保存管護了近半個世紀的文物重回故里，使石窟遺址與石窟原文物重新珠聯(lián)璧合，相映生輝。
甘肅省是石窟大省，除了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麥積山石窟之外，還有張掖馬蹄寺石窟，玉門昌馬石窟，瓜州榆林石窟等50多處石窟。河西走廊石窟始鑿的時間不僅早，而且開鑿的時間跨度大：上起公元4世紀中后期，從前秦一直到元明清等朝，時間前后跨度竟然達1500年。河西石窟建造的高峰期十六國、北朝、隋唐時期，恰好是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處于西北地區(qū)的時期，無論是割據(jù)一方的政權，還是大一統(tǒng)的王朝，統(tǒng)治者為加強統(tǒng)治，都在大力支持石窟建造。河西石窟群的選址全部在斷崖和有河流的地方。這些石窟基本都地處河西走廊南部的祁連山及其周邊群山之中，而且大多位于祁連山北麓的山間河谷地帶。也就是說，河流與斷崖這對黃金搭檔，成為河西石窟群選址開鑿的標準配置。河西走廊1000公里，從東到西分別有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每條水系都發(fā)源于祁連山，它們不僅滋養(yǎng)了行走在河西走廊上的無數(shù)商旅、使節(jié)、軍隊和僧侶，也造就了大大小小的綠洲，使得這里林茂糧豐，牛羊成群，也成為佛教石窟誕生的基地。每一條水系，都必然有著名的石窟群相伴而生。
瓜州榆林窟
敦煌莫高窟
龍門石窟
云岡石窟
麥積山石窟
中國四大石窟分別為“莫高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唯獨沒有武威的“天梯山石窟”。中國的佛教石窟大致的傳播路線是天竺到西域經(jīng)河西走廊再到中原，除了新疆的石窟外，莫高窟應該是中國內(nèi)陸最早石窟藝術開創(chuàng)地，其實在北魏時莫高窟并不出名，更沒有對云岡與龍門石窟產(chǎn)生影響。莫高窟始創(chuàng)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前涼升平十年（366），炳靈寺石窟169號的題記是公元420年，天梯山石窟創(chuàng)建于412～439年。從年代上看天梯山石窟比莫高窟遲一些，與炳靈寺石窟基本相當。還有更早的新疆的許多石窟都比敦煌石窟和中原石窟要早，但它對中原石窟沒有產(chǎn)生直接影響或影響甚微。莫高窟歷史上出現(xiàn)開鑿盛期是北魏孝明帝時（516～528年），除遷都平城外，部分僧侶向西遷往敦煌等地，隨著北魏孝文帝再次遷都洛陽，一批官宦、僧侶與工匠再次進入河西走廊，具有中原漢風的石窟造像在敦煌開始流行，使敦煌成為繼涼州之后河西佛教中心，并推動河西走廊石窟文化發(fā)展的第二個高峰——敦煌石窟文化的迅速發(fā)展，由此促進了敦煌佛教的興盛。敦煌石窟中盛唐大佛（130窟）和天梯山的大佛藝術風格相似，說明天梯山石窟開鑿及其藝術風格和建筑風格直接影響到敦煌及河西走廊的石窟。而這已經(jīng)是天梯山石窟開鑿100年以后的事了。天梯山石窟從始鑿年代上雖然比莫高窟略晚，但開鑿天梯山石窟的涼州僧人們，以曇曜為代表，后來成為了中國內(nèi)陸另兩大石窟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的主要技術力量，曇曜甚至還成為了北魏的佛教領袖，武威天梯山石窟極大地影響了后世石窟的開鑿，包括莫高窟在內(nèi)，所以學者們一致認為中國石窟的影響過程是：天梯山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敦煌石窟，天梯山石窟稱為“中國石窟之鼻祖”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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