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頓·懷特。本文是分析哲學家、美國思想史家莫頓·懷特（Morton White）編著的《分析的時代》（The Age of Analysis）一書的最后一章?！斗治龅臅r代》是 “哲學家導師叢書”中的一部。該叢書共六部，以時間為序介紹中世紀以來某一段時期內(nèi)的主流哲學思想，每部書都由各自領(lǐng)域的頂尖學者編寫，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影響極大。其余五部分別為弗里門特（Anne Fremantle）編著的《信仰的時代》（The Age of Belief）、桑迪拉納（Giorgio de Santillana）編著的《冒險的時代》（The Age of Adventure）、漢普希爾（Stuart Hampshire）編著的《理性的時代》（The Age of Reason）、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編著的《啟蒙的時代》（The Age of Enlightenment）以及艾肯（Henry David Aiken）編著的《思想體系的時代》（The Age of Ideology）。本文一方面展現(xiàn)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歐陸哲學與英美哲學之間的張力，另一方面也暗含了莫頓·懷特在世紀末秉持的“整體實用主義”立場——科學哲學不是哲學的全部（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not philosophy enough），因此不能僅僅“從邏輯的觀點看”（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Quine, 1953），而要“從哲學的觀點看”（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Morton White, 2004）。懷特的歷史哲學研究，也作為廣義的“文化哲學”的一部分，被納入其學術(shù)譜系之中。——編者按
《哲學與人：我的勸告》
Philosophy and Man: An Exhortation
莫頓·懷特 Morton Gabriel White
杜任之 譯
【來源】原載于M. 懷特編著：《分析的時代：二十世紀的哲學家》，杜任之主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7年，第239-245頁。
有興趣和勇氣把這本書看到這里的讀者，大概會為他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哲學思想所迷惑。他看過大約十二種學說和同樣多的方法，以及各式各樣的概念；從本質(zhì)到存在；從生命到語言；從邏輯到愛；從實踐到完善；在這個紛擾之中，有幾個鮮明的對比，較為突出：首先是想認識大事物的哲學家和野心較小的哲學家之間的基本對比；其次是這種分類的特殊的地理性質(zhì)。歐洲大陸像是刺猬的國度，而英語世界是哲學狐貍的故鄉(xiāng)。不管怎樣不承認知識問題上的地理決定論的思想，柏格森和薩特確乎締造了二十世紀的法國絕大部分思想；克羅齊作為意大利的精神領(lǐng)袖超過一代之久，多年來胡塞爾，威廉·狄爾泰和馬克斯·韋伯促進了德國哲學的浩瀚廣闊的傳統(tǒng)，而承其衣缽的又有雅斯貝爾斯和海德格爾。進一步說，大陸上哲學家對哲學以外的學科的興趣，特別是對生物學、歷史學、文學和各種社會科學的興趣，自然而然伴有遠遠超出專業(yè)哲學家范圍的影響；在這方面他們可與黑格爾并駕齊驅(qū)，雖然他們并不是黑格爾主義者。另一方面，英國思想家像羅素和摩爾卻從事于減頭去尾的工作，把哲學削減到便于團弄掌握的程度，而美國哲學家杜威和詹姆士則想挫折科學和分析方法的鋒芒，減弱它對傳統(tǒng)哲學感性的打擊力量。難怪許多觀看歐洲現(xiàn)代哲學臺景的英、美觀眾，悲嘆其烏煙瘴氣，頑固不化，而且炫示其看來那樣與真正哲學不相干的學問。同時，也難怪許多歐洲大陸的哲學家——不管他們是存在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還是現(xiàn)象學者——認為英、美的分析學派和實證主義者是毫無心腸的凡夫俗子了。
一位牛津大學名流教授普萊斯在1949年《地平線》雜志上談到英國哲學家關(guān)心知覺問題的時候說：“有人對我說歐洲大陸上的哲學家對我們民族的這種消遣方法感到困惑不解；聽說有人認為這與對待自然的渥滋渥茨態(tài)度有關(guān)，并且和我們民族對風景畫的鑒賞能力也有關(guān)。可能是有些關(guān)連的（即使如此，這也不是什么丟人的事）。但是從我這兒說，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大陸上的許多哲學家對（豐富生動的）知覺一點兒不感興趣，他們寧愿浪費時光，侈談什么Kulturphilosophie〔文化哲學〕之類的枯燥無味的問題?！睋?jù)說一個德國哲學家問晚近一位大功利主義者亨利·西季威克說，英國人的詞匯沒有和“Gelehrte”〔學者〕，這個字相當?shù)淖衷趺茨苄心?？西季威克（他有點口吃毛?。┗卮鸬溃骸拔覀児芩麄兘凶髡础础韵驳娜??！钡且粋€法國存在主義者回答得比這兩個都更為巧妙，有人問他對一個特別仔細批判了他的觀點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有什么評論，他說：“他是一頭乳?！?。
也許人們懷疑乳牛和沾沾自喜的人或者刺猬與狐貍會有效地互相了解傳達自己的意思，何況他們又屬于不同的國度。雖然如此，可是如果認為對西方哲學家的地理劃分，不僅是一種粗糙的概括，那也是錯誤的，盡管這種概括的產(chǎn)生有其歷史的根源，并伴隨著可以理解的政治和社會并存現(xiàn)象。我們不應(yīng)得出結(jié)論說，有勇氣的人們從心理上就不可能穿透介于大陸和英語世界哲學家之間的濃霧。因為當今英，美哲學家對邏輯分析，科學和語言感到的興趣，大部分發(fā)源于奧地利人維特根斯坦和石里克的著作；而德意志人卡爾納普和賴欣巴哈是師法羅素的，羅素又是在一個思想上比較不分國界的時代里學習了弗雷格。此外，杜威、桑塔亞那和懷特海這三位二十世紀的英語系統(tǒng)的大哲學家都是波瀾壯闊的哲學家；就連聽起來令人難以理解的存在主義的語言，也譯成英文術(shù)語，而且與美國和英國的運動也都有類似之處。
即或在全世界哲學家的風格上、術(shù)語上和興趣上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鴻溝，這也不能全部歸之于語言，或國籍，或歷史的背景的不同，因為我們知道有些政治勢力是在培養(yǎng)并且要求保持這道鴻溝的。鐵幕后面的哲學家禁止擁護辯證唯物主義以外的其他任何哲學；還有世界上各種宗教組織，對它們的信徒的哲學信仰嚴格加以限制。因此，一個誠實的人，當看到恐怖和正統(tǒng)阻礙著哲學達到普遍一致的時候，難以指責哲學本身而非難它竟然無能力達成普遍一致。
不過讓我們在想象上嘗試一下（可惜只能在想象上）。讓我們假設(shè)這些社會的和政治的帷幕和禁令都被撤消了，試問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哲學家，即使在這種自然狀態(tài)之下，是否相互理解呢？且不說達到意見一致。他們會不會像科學家那樣相互合作呢？我認為回答必然是否定的。這時（即上述撤消帷幕的時候）我們處在極樂世界，因而我們不能再以恐怖和正統(tǒng)來解釋我們的失敗了。這時的哲學家必須反身自省，那么他們在自身就會發(fā)現(xiàn)有些疆界，至少和恐怖或正統(tǒng)同樣有效地擋住了哲學思想的溝通。他們會發(fā)現(xiàn)這種學說。即有一些方法可以超越理性和經(jīng)驗直接達到知識；他們會發(fā)現(xiàn)，分析與綜合表述的區(qū)分，就含藏著理性和經(jīng)驗的針鋒相對的，站不住腳的二元主義。他們會遇到所謂的倫理學的規(guī)范性表述和科學的敘述性表述之間的類似的對比。所以有這樣一種紛紜說法都是由于哲學家們拼命堅持獲得知識的方法有根本區(qū)別的結(jié)果；他們認為形而上學、倫理學、科學，且不說神學，是不同的題材，因此求達知識的方法也就有差異。刺猬們不僅僅認為他們認識一件大事，他們還認為自己的認識方法是獨特的；那些自封自命的道德學的監(jiān)護人認為他們是以特殊的方式認識他們自命認識了的東西；那些邏輯學家自以為，只要看一下意義或者文字就能證明他們的公式。
然而暫且設(shè)想一下，把這些二分法拋棄了，看看這場濃霧又能消散多少呢？假如承認哲學家也和科學家或歷史學家一樣有責任，須引證經(jīng)驗來為自己所說的話語作辯解，而且他也沒有超乎一般群眾的慧眼，設(shè)想一下每種表述如維特根斯坦所說，都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所以不論決定贊成它或者拒絕它都包含著它本身以外的反響；設(shè)想一下，決定接受或者拒絕道德判斷，也有同樣情形；再總括起來設(shè)想一下我們的全部知識，不論是道德的、形而上學的、邏輯的或科學的，都團成一個體系、一種生活方式，而且任何表述一脫出或加入這個體系，就不能不影響（那怕很遠）另一表述的狀況。如果是這樣，情形又會如何呢？我認為這時候，在分析和綜合，形而上學和邏輯，描述和規(guī)范之間劃分明顯界線的努力，就將顯得愚蠢和徒勞無益了。當然，我們對某些判斷比對其他判斷要著重些，但是這些判斷是來自不同的領(lǐng)域，因此在一個既定的時刻里，我們的基本信仰的寶庫是多元地組成的。這樣就不可能把它們割裂為邏輯真理，數(shù)理真理，形而上學真理或科學真理了。分科的標簽不會是確定性的標志}因而要給確定性或必要性尋求明顯的標準，也就顯出同樣徒勞無益了。
人們有一種傳統(tǒng)的成見，總要想尋求確定性的標準，并把那個標準等同于某種既定的學科，不管它是數(shù)理科學還是經(jīng)驗科學。與這個成見聯(lián)袂并進的還有這樣一種想法，就是那樣一個牢靠的標準能夠提供一塊確實可靠的哲人石（點金術(shù)）。在信仰得勢的中古時代，和十七世紀的理性時代，我們看到有把某一分科或科學揀出來作為通向宇宙或智慧大全世界的鑰匙的古典范側(cè)。人們將一種認識作為典范，要求其余認識都追隨它的方法，也不管它是神學還是數(shù)學。在十八世紀牛頓物理學勝利的時代，機械學成為學問之王；十九世紀黑格爾的歷史和達爾文的生物學占有同樣的重要地位；到那一個世紀的末期，心理學大有主宰哲學研究的希望，繼這種學科帝國主義之后，二十世紀則傾向于更加民主和多元化。它不僅避免把一種知識作為中心，它甚至否認認識作為人類活動的一種形式所占的中心地位。這一點不僅在柏格森的極端活力論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就是在維特根斯坦極力想闡明哲學家看來都極感興趣的語言的各種用法方面也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點反映在詹姆士多元形而上學中，也反映在杜威之否認他所謂認識經(jīng)驗普遍存在方面。邏輯實證主義者的后期的傾向也證明這點；這種傾向就是要逃避所謂的還元（以一統(tǒng)萬）的謬誤。當我們一旦弄清楚學科之間沒有明確的分界線，而且沒有一門學科可以稱得起在認識分類表中占有一個唯我獨尊的位置時，當我們弄清楚了人類各種經(jīng)驗的形式也和認識同樣重要時：只有到那個時候才算打通最廣義的、關(guān)于人的哲學研究的道路。
如果這個夢想實現(xiàn)了，那就是說，如果上述的觀點普遍地為人所接受了，難道現(xiàn)代哲學中的一些沖突和誤解還得不到解決嗎？〔沒有問題?！橙绻邮芰诉@個觀點，豪放的哲學家們就會放棄無需認識或者感知許多小事物就能認識一個大事物的思想；而小哲學家們也就會努力去認識大事物了。分析家會承認不了解大量的科學知識而僅僅依靠他們通常所知道的那一點點東西就去進行分析是十分荒謬的；他們會明白，分析道德概念的課題不能和進行道德判斷或描述、探索與道德判斷有關(guān)連的感情的課題截然分開。那些沉溺于物理、數(shù)學方法中的哲學傳統(tǒng)也會承認以推理方式對待人的行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了。科學就不再是嚇唬哲學的妖魔或哲學的部屬，而只是一個不太靠得住的同伴。哲學家會通過其他學科的知識豐富自己，更不用說通過吸收其他經(jīng)驗來豐富自己了。各種差異仍然可以劃分，但不應(yīng)該以某些哲學家的大刀闊斧的方式來劃分，那些哲學家聲稱一切倫理學的表述都是這樣的，而一切科學的表述又都是那樣的，這種區(qū)劃的態(tài)度簡直是純樸的泰利斯和其他的蘇格拉底以前的學派的態(tài)度，而這是現(xiàn)代人所不大愿意承認的。每種表述都應(yīng)該就其本身價值加以研究，但是總要在超越這個孤立的個別表述本身的前后相關(guān)的背景中加以研究。
應(yīng)該明確我現(xiàn)在當然不是在呼吁復活絕對唯心主義。但是我準備承認在那個謬誤的學說和我所提出的學說之間有相似之點。唯心主義對一切事物的相互聯(lián)系的洞察力應(yīng)該轉(zhuǎn)到語言學的水平上來。與其說各種事物都是神秘地與其他各種事物聯(lián)系在一起的，毋寧說一切表達知識的表述彼此之間都有著邏輯的聯(lián)系，所以，我們常常能夠排斥某些其他表述而不能否認為感情或經(jīng)驗所分明照亮的表述這個觀點的重要意義是明顯的。如果一位哲學家嚴肅認真地接受這個觀點，他就必然不僅僅要熟悉傳統(tǒng)地所謂哲學的一個以上的部門，而且要熟悉比傳統(tǒng)地所謂哲學更多的東西。刺猬可以和狐貍同床共枕，其結(jié)果也不一定奇怪可笑。只要我們把哲學看成是各部分截然隔開的學科，在那里有感動我們的薩特，有為我們做實證工作的卡爾納普，那么我就必然看到使哲學界分裂的不只是不協(xié)調(diào)，而是更加令人沮喪的東西，那就是哲學家們完全缺乏能力和方法達到相互之間的了解。
我在全書中，盡了最大的努力來介紹一些和我自己的觀點相去甚遠的哲學家的見解，有些地方帶有冷言諷語，那就要請求諒解了。我自信我力求做到客觀，但仍不免顯出我自己在哲學上對實用主義和分析學派抱有最大的同情；不過我還必須加上一句。我也同情本書第一部分中一些哲學家所關(guān)心的事情。所以我相信最重要的是把二十世紀哲學的兩個對立要素重新統(tǒng)一起來，即用那些主要是大陸傳統(tǒng)中的高瞻遠矚、明察洞見和比較人道的與有文化修養(yǎng)的事宜來補足最近英、美傳統(tǒng)中分析派的，實用主義的和語言學派所關(guān)心的事情。只要這兩者仍然保持著分裂，只要哲學技術(shù)方法的監(jiān)護人仍然在磨著斧頭，用以磨利別的斧頭，他們就有擴大自己厭倦無聊和空虛之感的危險，而同時也給他們的讀者帶來這種危險。只要那些更有學問和教養(yǎng)的醉心哲學的學者〔一方面〕仍然忽視羅素、摩爾、卡爾納普和維特根斯坦的偉大成就，（另一方面）仍然忘掉：他們懷著感舊心情回顧那些昔日巨人（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洛克、休謨和康德）不但是有感情和有遠見的人而且也是一些頑強堅韌、懂得技術(shù)的思想家，那么他們就會妨害哲學力量的復活。黑格爾在哥特式的幻夢（譯者按：此系指其正、反、合三段式而言）里所見到而用神話方式所表述的景象倒近乎真實。一個哲學家不必在各個方面都成為專家，也不必像斯賓塞和黑格爾那樣，自己對各種知識都作出淡而無味，名不符實的總結(jié)，可是，他卻應(yīng)當鍛煉自己能在人類的各種主要活動之間發(fā)現(xiàn)重要的類似之處和差別之點。正如柏格森所主張的，認識并非一切，而有些有趣的關(guān)于感情和行為的普遍事實是哲學家應(yīng)當使之與認識關(guān)聯(lián)起來的，而認識原是他的傳統(tǒng)要務(wù)。如果他聽從呼吁，去檢驗這些，而不致變成江湖術(shù)士，那他就大有助于支持哲學力量了。我們生長在一個莊嚴可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自相矛盾的世界，正在尋求、但又藐視大哲學家賴以成名的對技術(shù)方法與玄思幻想的結(jié)合，他們的繼承者不應(yīng)該逃避責任，而應(yīng)該對邏輯與生活抱著同等重視的態(tài)度，以便繼往開來完成自己的任務(w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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