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一種文體叫“駢文”，流行近兩千年，亦曾繁盛了近千年。
何謂“駢文”。
“駢文”，是“駢體文”或“駢儷文”的簡稱。
“駢”，為兩馬并駕一車。
《文選·揚雄（子云）·甘泉賦》云：“駢交錯而曼衍兮，?（tuǐ）嶵（zuì）隗乎其相嬰?！?/p>
“儷”，原義為“成對”“配偶”，引申為“并列”“對偶”。
《左傳·成公十一年》：“鳥獸猶不失儷。”《注》：“儷，耦也?！?/p>
所以，“駢文”或“駢體文”“駢儷文”，最簡單的“定義”，就是“字句兩兩相對而成篇的文章”。
說細一點，駢文的標志性特征有——
第一，就是須以“對偶句”為主。這不是說文中不能有“散句”，古代駢文名篇中亦有“散句”，然而若不是“對偶句”占絕大多數(shù)，便不能稱為“駢文”了。
第二，講求韻律，但又不被其所羈絆?！榜壩摹痹谝袈缮?，處于“散”、“韻”之間——既不同于“散文”又不同于“韻文”。
第三，講究“用典”和詞藻華美?！坝玫洹保梢愿叨饶s且顯得高深；華美，則彰顯文采亦標表貴族氣。
當然，學者們還有分析出“駢文”更多特征的，如《中國駢文發(fā)展史》，列出其特征二十五個；《駢文通論》，認為其有十三個。過于專業(yè)的探討，可以不去涉獵，僅就前述三點，已足夠有概括性。
“以對偶句為主”，是以漢語漢字特點為基礎的“美學追求”。
漢語漢字主要特點，是單音節(jié)、多聲調。
據(jù)此，中國的上古文人，便逐漸自覺地在追求“語句的平行、對偶”和音律上的變化及和諧。
例如，宋玉的《神女賦》：“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五色?！?/p>
漢及以后，此種追求愈加明顯。如——
司馬相如《上林賦》：“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p>
西晉張載《七哀》：“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p>
南朝沈炯《經(jīng)通天臺奏漢武帝表》：“承眀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p>
南朝的劉勰，在《文心雕龍·麗辭》中，對“語句的平行和對偶”做了總結，說：“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yōu)，正對為劣?！?/p>
這已經(jīng)上升到了文學和美學理論的層面。
唐以后，又有發(fā)展，提出了所謂“同類對”“異類對”“雙聲對”“疊韻對”“連綿對”等等繁復的細分。
這種美學追求，是“駢文”產(chǎn)生的潛在動力，而漢語言學、文字學又是其形成的基礎。
“駢文”與“散文”“韻文”并不難區(qū)分。
關于“駢文”居于韻、散之間，是講“駢文”與“散文”和“韻文”的區(qū)別。
中國自古文章，即有“韻”又有“散”，且“散”中有“駢”。
《詩》《書》《易》中，“散”中有“駢”；后來，“駢文”出現(xiàn)，又是“駢”中有“散”。
這是說，一是不能由此斷定“駢文古已有之”；二是不能因為駢文中有散句就否認其屬于駢文。
“駢文”和“散文”的明顯區(qū)別，除了對偶句多還是散句多這一點之外，更在于對文章氣勢風格追求之不同，具體表現(xiàn)在風格、語言、用典表達效果等等。
“駢文”和“辭賦”的關系，也不難區(qū)別——從修辭上說，駢文以對仗為主而辭賦以鋪陳為主；從句法上說，駢文以對偶為主而辭賦以排比為主；從韻律上說，駢文求平仄而不看重押韻，辭賦則不僅講究平仄還需句尾押韻；從題目上說，駢文常題目隨意而辭賦一般都以賦名之；從功能上說，駢文更為靈活甚至做論說文用，而辭賦基本用于描寫和抒情。
有人說，后來科舉中所用的“八股文”就是“駢文”，這個說法不確——二者之間區(qū)別亦很明顯，不遑論及。
“四六文”，只可算是對“駢文”之“泛稱”。
將“駢體文”或“駢儷文”簡化為“駢文”，是清代的事情。在這之前，“駢文”曾長期被叫作“四六文”。據(jù)稱，唐李商隱的《樊南四六》，首開“四六文”一名之先河。
北宋歐陽修、夏竦，亦以“四六”稱自己的此類作品。
唐柳宗元《乞巧文》有“駢四儷六，錦心繡口”語，被看做是“駢儷文”稱謂之源。宋黃伯思則首提“駢儷體”。
被稱為“四六文”，并非沒有道理，這是古人長期探索的結果。
《文心雕龍·章句》說：“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這講的，是四六句在誦讀時的節(jié)奏和韻律的變化感覺。
從梁陳時的徐陵和庾信開始，逐漸開始大量使用這種“四六”的寫作方法，至唐，成為慣例。
徐陵《玉臺新詠序》：“楚王宮內(nèi)，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p>
庾信《哀江南賦》：“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
然而，以“四六文”表述“駢文”，只可看做是“泛稱”。
六朝以前，駢文多用四言單句對；梁陳以后，又多用四六言隔句對；宋人，喜用三句以上長聯(lián)，等等。
其實，“駢文”中七言對仍然很多。著名的如：“請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人之天下?！?/p>
三言五言，八言九言則較少見。
無論如何，“駢文”，將“語句對仗”，發(fā)展到了極至，且又不限于“四六文”。
“駢文”的用典、韻律和追求華麗。
“駢文”必須大量用典，這是“硬性”要求。
“用典”，就是使用古代傳說、神話、成語、諺語、經(jīng)傳名言等等，濃縮后用于駢文句中。
王勃《滕王閣序》：“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薄罢埨t”“弱冠”“投筆”“長風”都是用典。“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托龍門?！薄磅帉Α薄褒堥T”也是用典。
“駢文”用典，講究“正用”“反用”“翻用”“借用”“暗用”“對用”等一些列方法，需要“提煉”“剪裁”“典雅”等等技巧。
“駢文”在韻律方面有自己的特征。
第一，某些駢文，如序記、章表、論說等，可不用韻；除此之外的，一般用韻，但用韻的要求不嚴，比如可以六句、八句、十句、十二句一韻，均可。
杜牧的《阿房宮賦》，實際是駢文。其曰：“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勾心斗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毖喉嵄容^隨意。
第二，在平仄上，要求平行之對須平仄相異；上下句須平仄相間。
如“馮唐易老，李廣難封”；“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寧知白首之心，不墜青云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
“駢文”，刻意追求辭藻華麗。
如，“雹碎春紅，霜凋夏綠”；“幽岫含云，深溪蓄翠”；“電透箭疾，坻飛隴復”；“英辭潤金石，高義薄云天”；“似墨翟之悲淚，如楊朱之慟哭”，等等，不一而足。
“駢文”之開端，離不開漢靈帝。
對此，文學史學者們，幾乎沒有異議。
漢靈帝，治國極差，對文化反而興致奇高。他開立“鴻都門學”，收攬辭賦家、小說家、書法家、畫家等等，各展其能?！榜壩摹彼鞈\而生。
但其真正成勢，尚在魏晉，主要靠曹丕曹植二兄弟推潑助瀾。這二人，文化修養(yǎng)極好，且地位又高，盡可肆意發(fā)揮。于是，上行下效，寫、用駢文，一時成為風氣。
西晉的陸機，被認為是駢文巨擘。當時的劉琨，亦很有影響。這二人都是很有文化的貴族。所以，從一開始，“駢文”便具有貴族文化性質。
南朝，“駢文”趨于鼎盛。南齊競陵王蕭子良、梁武帝父子、陳后主，以及王、謝家族，還有庾氏父子、徐氏父子，都是此間高手。
北朝，統(tǒng)治者多為少數(shù)民族，不懂“駢文”，也不感興趣。周文帝宇文泰和隋文帝楊堅，甚至都對其極表討厭。北朝之“駢文”，便也沉寂。
唐朝，初期駢文曾很興盛。但繼陳子昂之后，中唐，受到了強烈抵制，不過反對者人微言輕。至唐玄宗，他不好“駢文”，認為過于浮夸，在他支持下，出現(xiàn)了注重內(nèi)容的新駢文。
中唐到北宋出現(xiàn)的古文運動，對駢文的打擊最大?！疤扑伟舜蠹摇?，即是在古文運動中產(chǎn)生的著名散文家。
元代，朝廷不重視甚至壓制中原文化，“駢文”亦半死不活。
明初，皇帝文化水平不高，打壓知識分子和各種文化。所以，整個元明時期，除了雜曲之外，凡高雅一些的文化和作品，基本都沒有“市場”。
到了清朝，康熙和乾隆二帝，對漢文化興致非常高，致使“駢文”出現(xiàn)了“中興”局面。
駢文的興起和發(fā)展，大致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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