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劉雪葦?shù)聂斞秆芯坑絮r明的時代特征，代表了1940 年代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在紀念和研究魯迅的基礎上希望繼承和追隨魯迅的情感傾向。劉雪葦在《論〈野草〉》中將《野草》視為魯迅自我思想鍛煉的見證與成果，富有創(chuàng)見地探討了文學寫作本身對于作家思想鍛煉的影響作用。劉雪葦?shù)聂斞秆芯看砹艘环N從生命角度進入魯迅世界的方式，在當代魯迅研究中影響深遠，這種“作為思想鍛煉的魯迅研究”的方式至今仍具有現(xiàn)實意義。
關鍵詞：劉雪葦 《野草》 魯迅研究
今年是魯迅誕辰140周年暨逝世85周年，對魯迅的紀念與研究又迎來了新一波熱潮。多年來，正如魯迅一直被視為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代表性符號一樣，魯迅研究也一直是當代思潮與學術發(fā)展的風向標之一。每一代人的紀念文章與研究論文中都烙有時代的印痕，可以說，一部魯迅研究的學術史也就是近百年思想文化的一個側影。在這個意義上說，對待以往的任何一部魯迅研究成果，都需將之置于學術史與思想史的語境中，考察其與時代思潮之間的關系，并將之視為歷史的一部分。同時，對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如何在新的紀念和研究中自覺地體現(xiàn)時代、體現(xiàn)自身，也是一個值得嚴肅思考的問題。因此，研習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身份的研究者的成果，思考他們紀念與研究的角度、方式及其與時代之間的關系，或許不僅有利于理解歷史，同時也能對當下的研究有所啟發(fā)。本文所要討論的劉雪葦及其《論〈野草〉》，就正是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啟示的典型個案。
“同時代人”與“紀念文體”
劉雪葦?shù)拈L文《論〈野草〉》是為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而作，完成于1946年10月，收錄于他的魯迅研究論文集《魯迅散論》。
《魯迅散論》于1948年在大連初版，內含五篇論文及一份《魯迅先生年譜》；1951年再版時增加了一篇論文和一篇“代序”；1952年改版時又有增刪（刪除一篇、增加兩篇），至1955年“胡風的風波”前主動停版。直至1984年，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再出新版，內容與形式都保持了1952年版的“本來面目”，共計七篇論文、一篇“代序”和一份年譜。但是，畢竟間隔了風風雨雨的30余年，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對于現(xiàn)在的年輕讀者，也確類似新出，因未曾見過?！?也可以說，這一組原生于1940年代的魯迅研究論文，是在1980年代新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獲得了第二次生命。
在魯迅研究的歷史上，劉雪葦?shù)拿植⒉灰俗⒛?。《魯迅散論》全書?萬多字，是一本名副其實的小冊子，確實算不上特別厚重的研究成果。但是，今天重讀這本小書，我們仍能被其精彩的語言和豐沛的情感所打動，尤其是將之置于1940年代的語境中，就更能體會到它是如何代表了那個時代魯迅研究的某種傾向和特征。對于這種傾向和特征，本文姑且稱之為“同時代人”的“紀念文體”。
劉雪葦（1912-1998），原名劉茂隆，貴州朗岱人。1930年代在上海加入左聯(lián)后，一直在中共黨組織中工作，同時從事文藝活動，比如，1936年在“兩個口號”論爭中曾發(fā)表多篇擁護“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文章。1937年，劉雪葦?shù)窖影埠笕灾饕獜氖挛乃囆麄鞴ぷ鳎瑓⒕帯督夥拧分芸?、《新中華報·邊區(qū)文藝副刊》等報刊，參加選編《斯大林選集》《魯迅論文選集》《魯迅小說選集》等書，同時撰寫文藝理論與批評的文章與論著，如《論文學的思想與生活》《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劉雪葦一直承擔文藝出版方面的管理工作，1955年受到胡風案牽連，1980年平反后出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總編輯，至1982年退休。
劉雪葦在文藝界的身份始終介于專業(yè)研究者與行政管理者之間，1951年之后更無暇多顧專業(yè)研究。正如他在《魯迅散論》的《新版后記》中所說：“對于我的研究，從來自愧做得很少。那時，主要原因是做'萬金油’去了?，F(xiàn)在不幸年已'古稀’，'補課’勢不可及。只愿于喘息之余還能再添上半磚片瓦，就于心已足?！?《魯迅散論》基本上應被定位于1940年代，其觀點、角度、表達方式都是與劉雪葦?shù)奶幘?、身份和立場的特殊性?lián)系在一起的。雖然這本小冊子成型于1950年代并再現(xiàn)于1980年代，但追溯其寫作時間，特別是從其文中所體現(xiàn)的時代特征與寫作姿態(tài)來看，都帶有典型的1940年代的特征。
就文化身份而言，劉雪葦與魯迅是“同時代人”。這并不等于說他們在年齡和代際上是“同代人”。事實上，劉雪葦比魯迅小31歲，且作為“后五四”的一代，他必然（也只能）是將魯迅視為前輩和導師。但是，與他的很多同齡人一樣，他們在“革命文學”初起時進入社會或走上文壇，深受魯迅等人的直接影響，在1930年代逐漸成為思想界與文學界的中堅。這些青年作家和知識分子視魯迅為精神導師和領路人，以魯迅的方向為方向，真心而全心地認同魯迅的思想與文學，也成為了魯迅思想的第一代傳人。他們這一代對于魯迅的情感的特殊性在于：與魯迅的同齡人相比，他們表現(xiàn)出更多的敬仰與追慕；但與更年輕的后輩相比，他們又因與魯迅本人處境相近或接觸較多，表現(xiàn)出更多的親近感。這一代人活躍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尤其是在革命和戰(zhàn)爭的環(huán)境中，構成了時代精神與行動的主體，也成為從“五四”精神到革命實踐之間的重要貫通。尤其是，這代人生長于革命的“大時代”，他們在思想和經驗上也與后期的魯迅同頻共振，必然與之產生高度的共識和強烈的共鳴。這些與魯迅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年輕的思想者，與魯迅面臨著同樣的現(xiàn)實問題，他們認同魯迅的思想，追隨魯迅的實踐，親近魯迅的情感，他們對于魯迅的研究也因之帶有一種特殊的切身性與感情色彩。
劉雪葦是這群“同時代人”中的典型代表，而且，他始終自覺地將這種姿態(tài)表現(xiàn)在自己的寫作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寫作中的“紀念”姿態(tài)。在《魯迅散論》1984年版中，包括“代序”和后記在內共有11篇文章，其中8篇的寫作時間與魯迅的誕辰或逝世紀念日相關。這里打亂書中的順序，按時間先后排列如下：
《導師的喪失》寫于1936年10月24日，即魯迅逝世后第五天。
《魯迅先生思想概觀》寫于1940年“魯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紀念日”當天。
《論〈野草〉》的副標題即為“為了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于1946年10月19日“脫稿”。
《代序：紀念魯迅的話》上半部分寫于1948年10月19日，下半部分寫于1949年10月19日。
《一切為了人民》的副標題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文末標明“寫在魯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的前一日”，即1951年10月18日。
《關于〈故事新編〉》的副標題為“紀念魯迅先生誕生七十一周年”，寫畢于1952年9月5日。
《改版后記》寫于1952年“魯迅逝世十六周年紀念日”。
《新版后記》寫于1982年9月25日，“先生誕辰之一百又一年”。
可以看到，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劉雪葦有關魯迅研究的相關文章幾乎都完成于魯迅誕辰或逝世的紀念日前后，這顯然不是巧合，而是他的一種特殊情結。尤其是他每每特意在文末標署時間，更說明他是在有意彰顯這種紀念的姿態(tài)，并強調其文章的紀念意義。如果把這算作一種“紀念文體”，那么應該說，這種“紀念文體”的形式與風格和作者作為“同時代人”的身份特征之間具有一種相得益彰的關系。
劉雪葦?shù)牡谝黄嘘P魯迅的論文就寫于魯迅逝世后的第五天，在這篇題為《導師的喪失》的論文中，他悲慟地表示：
在最大危險的當前，我們喪失了我們最良好的導師……整個民族正處在萬劫臨頭的懸崖上，幾千萬生命已經被魔鬼們所葬送，幾千萬生命正在陸續(xù)被葬送著。國內的情勢是這樣的混沌，清晰的思想導師是這樣的缺乏。正是這樣萬劫臨來、痛苦奮斗的今天，我們最偉大的思想導師——魯迅先生竟逝世了！這給予我們的悲痛，是不能拿四個月前M·高爾基逝世所給予蘇聯(lián)人民的悲痛相比擬的！3
這樣濃烈的、感性的文字，確是紀念文章所特有的。他在滿懷悲痛地追悼精神導師的同時，也充分表達了對于時代危局的認識和憂患。正是在這個“萬劫臨來”的危急時刻，魯迅的意義以及失去魯迅的損失才更加彰顯出來。在他看來，魯迅是“最健康的思想精神的教育，最寶貴的革命的遺產”，“中國民族革命解放斗爭形態(tài)的最高的、最好的一面，整個斗爭精神的圣潔的化身”4，魯迅精神是和中國民族革命解放斗爭的實踐深切地結合在一起的。
劉雪葦后來的論文基本都延續(xù)了這種“紀念文體”的特征，不僅表現(xiàn)為一種直接而強烈的情感表達，更重要的是體現(xiàn)了一種鮮明的主觀性和切己性，即緊緊地把自己與魯迅聯(lián)系在一起，在紀念的同時，更注重表達一種追隨和繼承的姿態(tài)。他在文章中多次說道：“在最大危險的當前，我們喪失了我們最親愛的導師！今后我們更應當加倍的謹慎小心，來'管自己的生活’。但我們越發(fā)注意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就越發(fā)記起我們先驅的導師所走過來的道路。也只有小心謹慎地踏著這偉大的足跡前進，才能夠充分管理得好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會踏著你的路向前，/那一天就要到來：/我們站在你的墓前報告你，/報告你我們完成了你的志愿。”5
這樣的姿態(tài)在魯迅逝世之后的紀念文章中也是極為多見的。比如唐弢在1936年10月24日寫就的《由活著的肩起》中說：“要繼續(xù)魯迅先生所打出來的那條血路，這責任必須由后死的肩起來?！薄凹o念魯迅先生，我們決不忘記他的這種精神，也決不曲解他所走過的路線。凡他所遺下來的責任，都該由我們這些活著的肩起來?！?幾天之后，唐弢又在《請魯迅先生安息》一文中說：“從斷氣到落葬的四天里，我在先生的靈前，看到成萬以上的年青人，他們雖然是來送殯，來瞻仰遺容，但也是來宣誓，來下最后的決心的。這決心一定會傳播，發(fā)揚，實踐，取得最后的勝利?！?一年之后，他再次重申，“紀念的意義”就在于“對先生的紀念”，“除了繼承先生的遺志，努力求取民族解放外，將沒有比這更好的了”。8數(shù)年之后，劉雪葦在另一篇以《紀念魯迅的話》為題的文章中也說：“魯迅的思想象個大海，憑各人的力量和容量，能吸收多少而得到多少；那好處是無限的，那力量也是無窮的，問題是在我們自己有多少領會的本領，有多少能夠吸收得進去的質量?！薄棒斞刚\然是偉大的，但誰都可以學習，因為只要學到他任何一點，都是好的，都有益處?！?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他們代表著那一批年輕的“同時代人”的心聲。就像劉雪葦所預言的，魯迅逝世后固然也會出現(xiàn)趁機“吸血”或“割勢（即曲解或支解）”10的人，但絕大多數(shù)的年輕人是要沿著魯迅打開的那條血路繼續(xù)肩起前進的責任的。其特殊的歷史意義恰恰在于，他們與魯迅一樣，是歷史的參與者與實踐者，而紀念文體這一類特殊的寫作，就正是他們參與歷史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各種形式的紀念文章中，他們互相激勵、反復宣示，其實本身就是在進行一種特殊的自我教育，這種自我教育和精神鼓舞，用劉雪葦?shù)脑捳f，就是一種“思想鍛煉”。而這，也構成了抗戰(zhàn)初期魯迅評論與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
作為思想鍛煉的《野草》
“思想鍛煉”的說法，是劉雪葦在他的長文《論〈野草〉》中提出來的，而且，相關論點可以說也正是其《野草》闡釋中的一個亮點。
《論〈野草〉》寫于“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的1946年，是《野草》研究史上較早的一篇重要專論。11論文一開頭便闡明：《野草》“完全是一本意義重大的書”，對于這意義，劉雪葦?shù)恼J識是：
大凡一個人，當他自己看來是處于孤立無援，“六面碰壁”底境地的時候，時代對于他底考驗的嚴酷，是再無以加之的了。因為不啻是處在一個敵我力量絕對懸殊的決死戰(zhàn)斗里，自身底任何一個微小的弱點，均可以被伺隙的敵人夸大地暴露出來。這時來檢閱這支隊伍——這個人底品質，那是再精確分明也沒有了。然而，這種人類精神底特殊險惡的遭遇戰(zhàn)，往往是不易為外人所得而深知的；但《野草》，就其特殊點說來，恰是魯迅處在這種遭遇下，轉過來毫無掩飾地描述自己當時心境之陰影角落的一本書。所以，作為研究我民族歷史上稀有的偉大思想家底品質來說，或作為了解我民族在二十世紀這一偉大艱苦的時代如何考驗與制作它底兒孫來說，《野草》都有它底極為寶貴的意義。12
在他看來，《野草》是魯迅在孤立絕望的境地中毫無掩飾地寫出自己“心境之陰影角落”的一本書，它的意義不僅在于展現(xiàn)了魯迅的品質，同時也在于體現(xiàn)了產生《野草》這樣的作品——亦即他所謂“考驗與制作”現(xiàn)代中國人與中國文學——的那個“偉大艱苦的時代”。這樣的觀點在今天看或許不足為奇，但回到當時的語境中，卻具有相當?shù)奈膶W史意義。就像有研究者所說的：“魯迅逝世后《野草》研究的另一個重大的進展，就是把這部作品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進行考察，努力說明《野草》的內容與當時社會現(xiàn)實斗爭的關系。這樣，《野草》研究就開始走上了科學的軌道?！?3
劉雪葦對《野草》的寫作緣起與意義的理解，充分結合了魯迅當時的特殊處境與心境。他強調，魯迅內心中的“陰影角落”的形成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有時代的促動。就像其同時代的研究者所同樣指出的：“《野草》就是舊的世界觀發(fā)展到極致，走到絕境，碰到現(xiàn)實的壁上所爆發(fā)出來的燦爛的火花?！?4“那種憤怒，絕望，悲痛，與其說是魯迅先生個人的憤怒與悲痛，毋寧說是歷史的憤怒與悲痛。這些燦爛的火花與其說是從魯迅先生個人的思想感情中間迸發(fā)出來的，毋寧說是從歷史矛盾的斗爭中迸發(fā)出來?！兑安荨肥刮覀兛吹搅酥袊鴱穆槟镜教K醒過程中那種痙攣的狀態(tài)?！?5
對于內心的陰影，魯迅本人也是從不回避、經常提及的，幾十年的魯迅研究更是對此有持續(xù)深入的分析與發(fā)掘，但劉雪葦?shù)目捶碛袆?chuàng)見與深意。一方面，他將這種陰影稱為魯迅“內心的'煉獄’”，強調其黑暗和痛苦的程度之深；但另一方面，他也一再強調這仍是“一時的心之波動與心之一角的內在斗爭”，“只是當時他思想的內心轉動的一部分，極為藐小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他突出的是魯迅“內在斗爭”的問題，強調魯迅對黑暗的抵抗、對絕望的抗爭、對虛無的克服。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煉獄”既是一個痛苦的深淵，同時又變成了一個鍛造鋼鐵意志的地方。劉雪葦多次以“鋼樣的戰(zhàn)斗”來形容魯迅的戰(zhàn)斗精神與實踐，而這“鋼”的精神顯然就是在這種特殊的煉獄中被痛苦地鍛造出來的。在我看來，劉雪葦之所以要強調這只是魯迅內心“藐小的一部分”，當然首先是要維護魯迅始終堅定光明的一面，不會輕易被黑暗吞噬；但另一方面，他也確乎說出了一個事實，即突出這煉獄中的戰(zhàn)斗，強調是這煉獄給予了魯迅以痛苦的考驗，而魯迅最終則被打造成為一個更為倔強堅韌的戰(zhàn)士。
特別有價值的是，劉雪葦在這里第一次提出了《野草》的寫作問題，亦即提出了寫作本身對于作家思想的影響與作用。他用煉獄及其鍛煉的說法，描述了一種思考與寫作的狀態(tài)和過程，強調的是魯迅在現(xiàn)實處境和內心自省中，如何不斷接受“陰影”的考驗，而又如何不斷地在考驗中生出戰(zhàn)勝這一考驗的力量，并最終在通過考驗的過程中被“制作”成為一個偉大的思想者。因此，《野草》的寫作不僅是這場考驗的記錄，也是這場考驗本身，更是魯迅通過內在的戰(zhàn)斗最終通過這場考驗的見證。它見證了魯迅如何在煉獄中幾經磨難，并堅持抗爭，“從這沉重，并未生出軟弱，流出悲哀的眼淚”，并沒有“在無可奈何下屈服，失去了自主”，而是在這“絕境”里，“發(fā)揮出如是高貴的品質，這般倔強的操守”。劉雪葦說：“解開這點，在理解魯迅'骨頭’底硬度上，便可以得到更深切些的根據(jù)，在認識我們這時代所制作的人物上，也可以增進一層老老實實的見識。”
在文中，劉雪葦多次提到《野草》所表現(xiàn)出的一種“屢仆屢起底性格”，其實，這也就是魯迅所說的“韌的戰(zhàn)斗”的精神。劉雪葦將之同樣歸結于現(xiàn)實對人的“考驗與制作”。他說，舊社會“既可惡到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程度，則與它敵對者自也將倔強到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程度”，因而中國的人民“始終是屢仆屢起，且一次比一次聰明和有力”。而魯迅，正是中國人民“常是處在慘敗境地但常是屢仆屢起底性格的代表”，成為那個“獨個拿起鶴嘴鋤來給它（舊社會）挖墳墓底'鋼人’”，這種頑強倔強、孤獨剛硬的性格，是“魯迅品質的實際”，也是魯迅在社會實踐與文學寫作中不斷進行“思想鍛煉”的結果。
這里，劉雪葦不僅是將魯迅的思想性格、精神品質與歷史現(xiàn)實聯(lián)系起來進行分析，同時更加入了文學這一維度，建立了一種“人·文學·歷史”的聯(lián)動關系。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一般意義上將文學作品視為作家經驗或社會現(xiàn)實的反映的看法，更強調文學寫作對于作家自身精神世界的鍛造和錘煉。換句話說，不僅是特定現(xiàn)實與特定作者創(chuàng)造了文學，同時，文學也能反過來打造作者的思想與性格?！兑安荨肪褪沁@樣不斷被內心的陰影與煉獄所激發(fā)，又不斷通過寫作本身的賦形與鍛造，最終成為“一本意義重大的書”。所以，劉雪葦強調：“魯迅，惟其是經歷了如此內心思想之深刻的鍛煉，方能夠經得起當時環(huán)境對于他底殘酷的檢察。他思想的特色，其重大根源正是由于經歷過這樣不止一次的鍛煉。這里，《野草》是具有特別重大底意義的，因為這最后徹底的解決了他底一切問題，《野草》成了他底無可攻破的'防御陣地’，給他奠下在任何風暴中均能'立于不敗之地’的前提?！?/p>
更進一步說，“'魯迅式’的戰(zhàn)斗其所以成為鋼樣的戰(zhàn)斗，這是從中國特殊的環(huán)境里所鍛煉出來的……他的背景，是這個對幾千年來鍛煉得極為強固的反動中國社會作'二十世紀式’的偉大民主改革之普遍與深刻的、堅苦卓絕的社會斗爭。在這樣的戰(zhàn)爭中，每一個人將會各各受到猛烈而突然的巨大考驗，都得從各各的方面走進這座大'煉獄’場”。這里，劉雪葦已經明確地提到了“每一個人”。也就是說，因為某種時代的普遍性，所以魯迅個人所遭遇的煉獄也代表了每一個現(xiàn)代中國人所可能遭遇的煉獄，由此，他得到的考驗與鍛煉，自然也就可以被視為每一個現(xiàn)代中國人所可能經受的考驗與鍛煉。劉雪葦在這里所要表達的是，每個愿意追隨魯迅的中國青年，是可以——也應該——自覺地通過這種思想的鍛煉，成為如魯迅般“鋼樣的戰(zhàn)士”的。
從這個角度說，《論〈野草〉》既是一篇研究論文，也仍是一篇紀念文章，或許可以說，這是一個將紀念與研究結合得很好的范例。這篇長文情感充沛、觀點深刻，在理解魯迅、剖析現(xiàn)實的同時，鮮明地表達了作者本人的情感與態(tài)度，尤其是在分析魯迅是如何通過文學寫作鍛煉自己思想的同時，也充分地體現(xiàn)出一個研究者自身是如何通過閱讀、紀念與研究的方式，得到了一次思想的鍛煉和精神的提升。
作為思想鍛煉的魯迅研究
1940年，在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日之際，劉雪葦在《魯迅先生思想概觀》一文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曾經有這么一個生在落后省分的內陸青年，沖出了封建軍閥的封鎖，跑到中原來追求'國民革命’了，但這時卻已經是一九三〇年。當他到得武漢，他才明白了一切，'國民革命’已經變成吃人者的假招牌，這里一切比他剛由憎惡而逃開的小軍閥天地也差不了多少……而這青年卻只知道'國民革命’的覆滅，全不知道新的革命思想的展開……他為理想而來，但理想殘酷的破滅了；他是生長于封閉得那樣鐵似的封建割據(jù)里，因而新的那怕是一線的希望的曙光在他一點也看不到。前途漫漫，金錢無有，社會生活的經驗更缺乏，他想自殺了?！钡牵驮谶@個時候，他想到了魯迅在《一點比喻》一文中有關拒絕順從、反抗奴役的一段話，于是，“他就突然清醒而有力氣起來，在睜大淚眼凝視黑空中，他發(fā)出了這樣悲絕的戰(zhàn)叫：'就死也得沖死在任他萬惡的社會里去吧，死也得死在精疲力竭的時候！’他由此還是迎面流到了上海，挺著他的身子去'頗’（拼命）了。后來他自然并沒有力絕而死；他迅速的得到了新思想的救援，并成為無產階級的勇猛的一員了”16。劉雪葦緊接著說：“還有類似的無數(shù)的故事”，“魯迅的思想，在過去已經哺育出大量的這樣的中國青年”。他稱他們?yōu)椤罢嬲浅粤怂哪痰摹鼻嗄辍?/p>
這個故事算不上特別精彩，但讓人相信這是真實發(fā)自心底的故事，而且顯然，那個深受魯迅哺育和影響的青年，就是劉雪葦本人。他以這個故事為例，是希望說明魯迅在現(xiàn)代中國的影響，不僅是思想的、文學的、學術的影響，更是一種對于性格、氣質、生活道路，乃至于生命觀的根本性的影響。他也說：“凡是由魯迅先生那里哺育出來的（真正吃了他的奶的），都大抵帶著一致的特色：'平凡’些，結實些，堅韌些。——這正是與中國革命的長期與曲折性相一致的'人’的風格?！?7如此對“人”全方位的指引，自魯迅在世時起就已在他的身邊發(fā)生，而在他逝世之后，更成為一筆巨大的文化和精神遺產。劉雪葦用他自己的故事生動地再現(xiàn)了他們那一代人如何將這筆遺產注入自己的生活與生命?？梢哉f，數(shù)年后他在《論〈野草〉》中一再強調“思想鍛煉”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他自身的經歷和體會而提出的。
事實上，魯迅本人的確也是具有“思想鍛煉”的自覺意識的。比如，他在1927年的《革命文學》中就提出過：“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8“如果作者是戰(zhàn)斗的無產者”，他的作品“對于現(xiàn)代以及將來”都會有“貢獻”19。1950年代中期，在新的意識形態(tài)下，這種對于思想鍛煉的理解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論。比如唐弢曾專門寫過一篇題為《走魯迅思想鍛煉的道路》的文章，將魯迅本人以及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曾有過的相關討論加以新的闡釋，提出：“思想鍛煉，明確地說，是要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掌握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文學工作是一種思想工作，從事文學工作的人需要鍛煉自己的思想?！?0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我們當然能夠看出其中曲解或牽強的成分，但客觀地說，唐弢的觀點在總體上是符合魯迅的思想精神的。他說：
作為一個偉大的作家，無論是在理論或者生活，在思想鍛煉或者藝術修養(yǎng)上，魯迅總是嚴格地要求自己，始終貫徹著高度的自我教育與自我改造的精神的。他說：“我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彼恢痹谂u自己，考驗自己，充實自己，提高自己，運用各種文學形式，反過來更加有力地制服各種各樣的論敵。這是促進思想鍛煉和藝術修養(yǎng)的重要的方式。21
拋開歷史的特殊印記與局限，可以說，唐弢對魯迅的理解還是準確和中肯的。魯迅的確非常重視思想者的自省與文學者的修養(yǎng)，但他的思想鍛煉并未明確于（也未局限于）某一種理論或主義，而是以一種更深廣、更多維的方式，在不斷的自我解剖和自我反省中，最終完成了對自己思想的鍛造。而那些追隨他的后來者，用研究的方式，也同樣在進行著對自身思想鍛煉的工作。
類似的例子同樣也是無數(shù)的。從1940年代一直到21世紀的今天，都是如此。張恩和在談到與劉雪葦同齡又同鄉(xiāng)的前輩學者林辰時曾說道：“林辰先生的認識過程和研究體會說明，對魯迅的認識和研究不能簡單用'學術’二字來概括。對魯迅的研究，固然有一個學術的層面，但又絕不僅是學術的層面，不是一般坐而論道的學術問題，而是一個認知、道德和修養(yǎng)過程。學術研究可以切切應該是客觀的、冷靜的，主（研究者）客（研究對象）體可以分離，就像研究某種動物（譬如猴子）不必去學習它，也不必對它有任何愛憎之情，而認知、道德和修養(yǎng)過程就要求主客體的融合，要求有感情的投入……'雖不能至，心向往之’?！?2
錢理群在年近八旬之際也曾有這樣的自白：
魯迅仍然活在我的生命中，無論我面對什么問題，或者要研究什么問題時，都要想起魯迅，而且總能從魯迅那里得到思想的啟迪，精神的支援，朋友們讀我的任何著作，包括這兩年所寫的書都可以在字里行間看到魯迅的身影。而且我只要面對青年朋友，就要情不自禁地講魯迅。我在八十年代進入學術界時，就已經賦予自己一個“做溝通魯迅與當代青年的橋梁”的歷史定位，一直堅守到現(xiàn)在，而且恐怕要堅守到生命的結束。這已經成了我的歷史使命與宿命。而且我要說，這樣的將魯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堅守者，不只我一人，剛剛去世的王富仁先生就是一位杰出代表，我在悼念他的文章里說到，這在魯迅研究界、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是形成了一個學派的，我把它叫作“生命學派”。這本身就是現(xiàn)當代學術史、知識分子精神史中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一位現(xiàn)代作家、思想家對其研究者的生命的影響，會達到這樣的深度，除魯迅之外，幾乎沒有第二人。23
在我看來，唐弢、劉雪葦、林辰、張恩和、王富仁、錢理群……乃至很多更年輕的學者，都可以歸入這個“生命學派”，共同形成了這一特殊的傳統(tǒng)。雖然這些學者的觀點不盡相同，學術風格、方法理論也都各有千秋，但他們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將魯迅融入自己的生命”，用研究的方式表達紀念，也用繼承的態(tài)度從事研究。
當然，“生命學派”不是魯迅研究的唯一方式。就像錢理群在另一篇文章中談到的，魯迅研究中一直存在兩個不同路向，一是從知識的角度出發(fā)，將魯迅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另一則是從生命的角度進入魯迅的世界。他說：“其實，這樣兩個研究路向，在我們這一代，以及以后幾代魯迅學人中也同樣存在，甚至可以說魯迅研究過去與未來都會有這兩種趨向，而且兩種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同時也都存在著各自的陷阱……前者走到極端，就會'抽空魯迅研究的生命力’；后者被泛化、濫用，也會導致'主觀的肆意妄言’。因此，二者是應該相互補充與制約的。在具體研究實踐里，每一個學者根據(jù)自己的學術追求、學養(yǎng)、個性，會有所偏至，但也會有所融合。它本身就是體現(xiàn)了魯迅研究的豐富性與多元格局的。”24錢理群的看法是客觀公允的。從怎樣的角度進入魯迅研究，是每個研究者自己的選擇，無論哪種選擇也都不能走到極端。但本文想強調的是，“作為思想鍛煉的魯迅研究”這種方式，在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與學術史上確有極為特殊的意義和價值。它延續(xù)了魯迅將文學與現(xiàn)實結合、文學與行動相結合的觀念與傳統(tǒng)，并將魯迅精神與自我精神世界相結合，把學術研究與自我修養(yǎng)相統(tǒng)一。這種方式不僅“是現(xiàn)當代學術史、知識分子精神史中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而且對于當下的研究也仍有啟發(fā)意義。究竟如何恰當?shù)卦谘芯恐邪仓米约旱慕涷灪颓楦?？如何實現(xiàn)對歷史的貼近和同情？如何在認識歷史的同時返諸自身，通過切身經驗去理解歷史，又通過歷史研究來重新理解自身的經驗？這些問題至今仍無處不在?；蛟S，尋找答案的過程也正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一種新的“思想鍛煉”。
注釋：
1 2 劉雪葦：《新版后記》，《魯迅散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146頁。
3 4 5 10劉雪葦：《導師的喪失》，《魯迅散論》，第1、5、16、15頁。
6 唐弢：《由活著的肩起》，《唐弢文集》（第6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7 唐弢：《請魯迅先生安息》，《唐弢文集》（第6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頁。
8 唐弢：《紀念魯迅先生》，《唐弢文集》（第6卷），第24頁。
9 劉雪葦：《代序：紀念魯迅的話》，《魯迅散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11 研究《野草》的專論較早有：趙艷如《諷刺性十足的〈野草〉》（1932）、聶紺弩《略談魯迅先生的〈野草〉》（1940）、荃麟《魯迅的〈野草〉》（1945）、劉雪葦《論〈野草〉——為了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1946）、杜子勁《魯迅先生的〈野草〉》等。
12 劉雪葦：《論〈野草〉——為了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魯迅散論》，第45頁。本節(jié)不標明出處的引文皆出自此篇。
13 孫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頁。
14 紺弩：《略談魯迅先生的〈野草〉》，《野草》月刊（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20日。
15 荃麟：《魯迅的〈野草〉》，《國文雜志》（第3卷第4期），1945年9月10日。
16 17 劉雪葦：《魯迅先生思想概觀》，《魯迅散論》，第41-43、43頁。
18 魯迅：《革命文學》，《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68頁。
19 魯迅：《關于小說題材的通信》，《魯迅全集》（第4卷），第377-378頁。
20 21唐弢：《走魯迅思想鍛煉的道路》，《唐弢文集》（第7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207頁。
22 張恩和：《用魯迅的光和熱照亮自己，點燃自己——林辰〈跋涉集〉書后》，《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期。
23 錢理群：《我為何、如何研究魯迅》，《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
24 錢理群：《“30后”看“70后”——讀〈“70后”魯迅研究學人論文集〉》，《“70后”魯迅研究學人論文集》，張克、崔云偉編，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4年版，第1-2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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