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抗戰(zhàn)派的備戰(zhàn)活動和反道學的論爭 宋、金休戰(zhàn)的三十年間，南宋統(tǒng)治集團中抗戰(zhàn)派與妥協(xié)派的斗爭并沒有停止，而是在繼續(xù)展開。斗爭集中表現(xiàn)為戰(zhàn)與守的爭論，并且深入到思想領(lǐng)域。這時，哲學家朱熹的道學學派逐漸形成。以陳亮為代表的思想家，展開了與道學的論爭。 1、抗戰(zhàn)派的備戰(zhàn)和朱熹道學集團的形成 自一一六五年宋、金“和議”訂立以后的十年間，是一個段落。在這個段落里，孝宗起用虞允文，為北上抗戰(zhàn)作軍事準備?？箲?zhàn)派和妥協(xié)派基本上處于相持狀態(tài)。 抗戰(zhàn)派的備戰(zhàn)活動“和議”訂立后，孝宗并不甘于就此妥協(xié)，繼續(xù)作收復(fù)失地的打算。孝宗獨掌用人大權(quán)，親自處理政事，對人說：“我每天都要游行全國一周（指處理各地文卷）。”每天早晨上朝，晚間又召大臣入宮議事。但這時朝廷上多是妥協(xié)派崇尚空談的文臣?？箲?zhàn)將領(lǐng)，日見稀少。一一六七年，吳玠病死?？菇鸬睦铣贾贿€有虞允文一人。孝宗起用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參預(yù)軍務(wù)。一一六九年，又任為宰相。虞允文成為朝中抗戰(zhàn)派的主要代表。 宋、金“和議”約定，宋向金稱侄皇帝，不再稱臣。但此后宋、金使臣往來受書，仍沿用君臣禮。孝宗很為懊惱。欽宗這時已在金朝死去。虞允文主張派遣使臣去金，以索取徽、欽陵寢地為名，要金朝歸還洛陽、鞏縣地（北宋皇陵所在地），并要求改訂受書禮。吏部員外郎張璘（音式sh@）提出反對。吏部尚書陳良祐說，現(xiàn)在想要的河南地，以前曾歸版圖，不久還是失掉。主張不如不要。這顯然是典型的妥協(xié)言論。陳良祐貶官出朝。 孝宗決定向金朝遣使。虞允文推薦李燾或范成大。李燾膽小怕死，說現(xiàn)在讓我去，是丞相殺我了。一一七○年五月，范成大出使金朝，面見金世宗，拿出改禮索地的文書。金朝不敢殺范，回書拒絕，只說“事當審處”。在此以前，只是金朝索地，宋朝不斷割地。范成大使金索地，雖然不可能成功，但顯示宋朝敢于提出挑戰(zhàn)。政治上的意義，還是積極的。 孝宗在各地修筑城防，作抗戰(zhàn)的準備。一一六七年，殿前指揮使王琪到淮水上，視察兩淮城壁，修筑揚州城。朝中妥協(xié)派官員又紛紛反對，說是怕敵人知道，引起懷疑。孝宗慨嘆說：“這些儒生的議論，真是不達時務(wù)！不足恤！”此后幾年間，陸續(xù)在廬州、和州、楚州和襄陽府，作防御的準備。虞允文又建策加強民間抗金武裝，由官員統(tǒng)領(lǐng)教練，一旦發(fā)生戰(zhàn)事，就可以分派守關(guān)。他估計興元、洋州等處民間自動結(jié)集的抗金武裝有七萬人，已人兵籍的有兩萬三千人。金州、房州等地也約有三萬人。兩處入兵籍的軍士共約五萬多人，組織抗敵，是強大的力量。 一一七二年，孝宗以虞允文為少保、四川宣撫使，到四川整軍備戰(zhàn)。計劃從四川出兵，與朝廷主力軍配合，在河南會師。虞允文去后，孝宗要各州軍輪番訓練。各州因軍官貪污，衣甲兵器都不齊備，能夠領(lǐng)兵作戰(zhàn)的將軍也很缺少。孝宗曾對虞允文說：“我近來在桌幾上寫了一個‘將’字，反復(fù)考慮，找不到選將的辦法。”虞允文到四川一年，選練兵士，增加口糧，添置馬匹，很有成效。孝宗多次秘密下詔催促出兵，虞允文回答說：“軍需還不齊備。”一一七四年二月，虞允文在四川病死。四年之后，孝宗到白石閱兵，見軍士都是少壯，嘆息說：“這都是虞允文的功效??！”虞允文病死，孝宗自四川出兵的計劃又落空了。 朱熹道學集團的形成朱熹出身在徽州婺源的一個官吏家庭，父親朱松做過縣尉。一一四八年，朱熹十九歲中進士，做過泉州同安主簿。任滿后，向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音同t$ng）學習程學。一一六二年六月孝宗初即位，起用張浚作出兵抗金的準備，要朝內(nèi)外陳述政見。朱熹上書，建策三事，一是熟講“圣學”即《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學。二是停止議和及遣使索地，應(yīng)先修內(nèi)政，數(shù)年以后，國富兵強，看力量的強弱，再慢慢計劃收復(fù)失地。三是朝廷任用賢能，以修政事。次年，宋軍戰(zhàn)敗，湯思退遣王之望出使金朝議和，抗戰(zhàn)派群起反對。十一月，朱熹被孝宗召見，面奏三札。第一札說：“陛下遇事猶豫不決，就是由于不講《大學》之道。”他建議孝宗博訪真儒，講明此道，以修身為本。第二札說：國家大計有三，戰(zhàn)、守、和。他提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因此反對議和，而主張“合戰(zhàn)、守之計以為一”。第三札，引據(jù)周宣王“內(nèi)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說是“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yè)，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講到抗金作戰(zhàn)，他說：“現(xiàn)在朝內(nèi)外的議論，都說要整頓邊防、充實倉庫、訓練士卒，臣以為這些都不值得考慮。應(yīng)該考慮的就是修德業(yè)，正朝廷，立紀綱。”他說，這樣，就會使金朝害怕，而宋朝的形勢也就會自然強起來。 朱熹的三札，反對議和，要為君父報仇，但又反對備戰(zhàn)，主張“攘外”必先“安內(nèi)”，而又先要“修身”。朱熹見孝宗后，給友人寫信說，他開始上奏時，孝宗聽得很高興，常向他問話，聽到后來，就一言不發(fā)。孝宗不滿朱熹的言論，要他留在臨安國子監(jiān)，作個武學博士，教學生兵馬武藝。朱熹只好辭官不就。 此后的十年間，孝宗、虞允文積極備戰(zhàn)。朱熹一意著書講學，逐步形成了他的道學體系。這個號稱集大成的體系，闡發(fā)二程“去人欲，存天理”的理論，以《大學》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為核心，以維護倫常為宗旨，繼承、綜合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顥等人的學說，又吸收佛教禪宗和道教的理論，使二程洛學帶上了更多的哲學色彩①。 在孝宗、虞允文備戰(zhàn)的年代，朱熹學派還不能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孝宗即位前，曾向史浩等學儒學，但在備戰(zhàn)的實踐中，越來越感到儒生的空談無用。孝宗多次對大臣們說：“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儒者不肯留意金谷（理財）”，儒生“不達時變”。朱熹得不到孝宗的賞識，不能儕于高官的行列，但在社會上影響漸大，形成道學集團。 2、孝宗理財備戰(zhàn)和陳亮等反道學的論爭 一一七五年到一一八九年孝宗退位，是第二個段落。在這個段落里，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狀況是：孝宗用王淮理財備戰(zhàn)，龔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反戰(zhàn)主和。朝廷上以宰相王淮為代表，社會上以思想家陳亮為代表，展開了對道學集團的論爭。 虞允文死后，孝宗用葉衡為右相，龔茂良參知政事。次年九月，葉衡罷相。此后三年間，龔茂良以參知政事成為實際的宰相。孝宗對龔茂良說：“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獨用兵不及。”意在整軍備戰(zhàn)。但龔茂良卻是朝中妥協(xié)派的代表。官員們一談到邊防利害，就要遭他譏笑謾罵。一一七七年六月，孝宗罷龔出朝。龔茂良見要罷相，趕忙上書建策恢復(fù)失地。孝宗大怒說：“你五年不談恢復(fù)，為什么今天又說這個！”龔茂良罷相后，孝宗起用王淮參知政事。一一八一年又任命為宰相。 王淮在高宗紹興末年作御史官，曾建策“刑賞、黜陟（官員升降）”的大權(quán)應(yīng)集中歸于皇帝。大臣“各以成法來上”，如果“依違遷就”以違制論罪。孝宗即位后，王淮先后在福建、兩浙作財政和司法官。符離戰(zhàn)后，王淮被孝宗召見，建策“擇將、備器（武器）、簡兵、足食”，主張繼續(xù)備戰(zhàn)。龔茂良作相，王淮在樞密院主管軍務(wù)。孝宗用王淮執(zhí)政，對他說：“近來士大夫多以談農(nóng)事當作羞恥。農(nóng)事是國家的根本。士大夫好作高論而不務(wù)實，還說是羞恥。”“周公、孔子也未嘗不理財。”又說：“士大夫還不愿意談?wù)摶謴?fù)失地。家里有田百畝，其中五十畝被人占據(jù)，不是就要告狀么！對自己家事明白，對國事就怕談，這算什么！”孝宗制定理財備戰(zhàn)的執(zhí)政方針，王淮作相一直執(zhí)行著這個方針。 孝宗模仿北宋初年的辦法，把州縣的積余錢物集中到朝廷，設(shè)置封樁庫，逐年儲備，作為備戰(zhàn)的軍需。一一七九年，封樁庫只有現(xiàn)錢五百三十貫。到一一八三年增加到三千多萬貫，加上地方樁積錢，共達四千七百余萬貫。孝宗慨嘆說：“《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后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為俗務(wù)，可謂不知本。”孝宗統(tǒng)治初期，曾經(jīng)聽從過某些對王安石變法的詆毀，這時已完全接受了王安石的論點（“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再一次批駁了反理財?shù)娜逭?。一一七六年二月，孝宗檢閱兩浙、福建的士兵，準備作戰(zhàn)時調(diào)集。王淮執(zhí)政，據(jù)說“守邊統(tǒng)兵之官，各當其才”，“區(qū)處軍務(wù)，率皆合宜”。大抵孝宗、王淮的所謂“理財”，只是把地方的財權(quán)更多地集中到朝廷，并沒有從制度上作重大改革。所謂備戰(zhàn)，也只是對軍兵作一些整頓，并沒有作北上抗戰(zhàn)的打算。但孝宗以抗金備戰(zhàn)為國策，卻使朝內(nèi)外抗戰(zhàn)派大受鼓舞，紛紛上書，陳述收復(fù)失地的建策。抗戰(zhàn)派與妥協(xié)派又展開了論爭。 龔茂良執(zhí)政時，曾推薦朱熹到朝廷作官，未能實現(xiàn)。一一七八年，史浩一度任右相，又推薦朱熹入朝，因遭反對，改命知南康軍。次年，朱熹到任，就在廬山重建白鹿洞書院，作為他傳播道學和收集門徒的活動據(jù)點。一一八○年，朱熹上書給孝宗，講“正心術(shù)，立紀綱”，說“必人主之心術(shù)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cè)之私”，然后紀綱才能得立。又指責朝中官員，說“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財又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fù)？”孝宗大怒，要右相趙雄分析批駁。趙雄說：朱熹是個好名的儒生，皇帝越罵他，反而越抬高他。不如讓他去作官，看他有什么本領(lǐng)。次年，朱熹在南康軍任滿，孝宗派朱熹到浙東路管理常平茶鹽。 在王淮支持下，朝中官員紛紛上書譴責道學。一一八○年六月，秘書郎趙彥中上書，指斥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nèi)濟虛偽之實。士風日蔽，人才日偷”。請求孝宗下詔，使人明了朝廷的好惡，以變士風。一一八二年，朱熹出官浙東后，吏部尚書鄭丙上書，明確提出反對朱熹，說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御吏陳賈面奏孝宗：“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以正心誠意克己復(fù)禮為事”，“假其名以濟其偽”。請孝宗“明詔中外，痛革此習”，“考察其人，擯斥勿用”。孝宗采納陳賈的建策。朱熹由此罷官，繼續(xù)在社會上講學。 社會上堅持抗戰(zhàn)和反對道學的代表，是思想家陳亮。永康人陳亮，早年讀兵書，研究軍事。一一六九年，陳亮向孝宗上《中興五論札子》，分析當時形勢，建議朝廷遷都建康，以重兵駐荊襄。一一七八年，又到朝廷上書，說孝宗“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指責那些學“孔子之道”的學者阻止抗戰(zhàn)，提倡“茍安”。他說：“南渡以來都還遵守祖宗舊法，沒有多少改革。趙鼎等人不懂變通的道理。秦檜破壞抗戰(zhàn)，忍恥事仇，死有余辜。”他再次建議遷都建康，守備荊襄，經(jīng)過三幾年，作戰(zhàn)的形勢可以建成。最后說，他這些年來“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人性、天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勵志復(fù)仇，…今乃驅(qū)委庸人，籠絡(luò)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孝宗看了陳亮的奏書，大為震動，要把它張貼在朝堂，激勵群臣，并打算破格任用。一些大臣因陳亮直言無諱，紛紛反對。陳亮待命十天，又接連兩次上書，說“本朝以儒立國”，“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陳亮上書后，渡江而回。被揭露的儒生們卻在伺機報復(fù)。陳亮在家，酒后論國事。一個儒生以“醉中戲為大言”的罪名，向刑部告發(fā)陳亮。陳亮遭受嚴刑毒打，體無完膚。大理寺要按“謀為不軌（造反）”治罪，送孝宗取旨。孝宗說“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把奏牘撕毀，扔到地上。陳亮被釋放回家。 陳亮并沒有被壓服。此后幾年間，陳亮繼續(xù)在家著書講學，傳播自己的主張，和朱熹派道學論戰(zhàn)。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以董仲舒的“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作為書院的條規(guī)，把“存天理，滅人欲”的理論應(yīng)用來反對講求“功利”、理財備戰(zhàn)。陳亮針鋒相對地提出“實事實功”的主張，說：“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指責道學家“以徐行緩語為用，務(wù)為不可窮測”，故作高深，是借以掩蓋他們無知和無能。陳亮又指責儒者的所謂“君道”，是“迂腐之論”；宣傳“執(zhí)賞罰以驅(qū)天下”的“霸者之術(shù)”。陳亮的學說在浙江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進而傳播到江西。朱熹對他的門生說：“陳同甫（陳亮字）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孔孟”，“可畏！可畏！”浙江一帶，甚至東萊呂祖謙的學派，也有一些門徒，接受了陳亮的影響。朱熹驚呼：“今來伯恭（呂祖謙字）門人，亦有為同甫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全然不是孔孟規(guī)模，卻做管（仲）商（鞅）見識，令人駭嘆！”陳亮和朱熹的論爭，被稱為“王霸義利之辯”，陳亮之學興起，抵制著朱熹道學的傳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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