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主任柯馬?。∕artin Kern）在《學術月刊》2017年第12期發(fā)表了《超越本土主義：早期中國研究的方法與倫理》一文，對中國以及國外的早期中國研究提出方法論的反思。在該文中，柯氏犀利地指出：
一些學者竭力尋求在純粹中國層面上所定義的絕對可信的文化身份認同，他們不愿接納包括中國及其鄰邦和其他古典文明在內的豐富圖景，也不愿重視來自國外的學術研究，而更愿意頻繁施展如下三種策略舉動：其一，對國外學術迫不得已說些應酬話，實際上卻幾乎不予任何閱讀；其二，拒絕學習任何外語；其三，對其他早期文化或是關于這些文化極具啟發(fā)性的研究都不感興趣。其結果就是形成一種防守性的、本土主義的、自我邊緣化的、單語主義以及單一文化主義的學術。放眼未來，我認為這種學術是難以為繼的，連下一代學人都不會接受。
柯氏所說的“單語主義”（monolingualism），意在批評一些中國學者只關注單一語言（即漢語）的研究，而忽視其他語言的研究成果。在另一篇英文論文中，他有更為深入的討論。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在美國攻讀漢學博士學位，除了漢語和英語之外，往往至少需要另外掌握一門東亞語言（日語、韓語等）以及一門歐洲語言（法語、德語等）。而據(jù)柯氏所說，他要求自己的學生能夠至少關注以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等文字撰寫的相關論著，不能因為無法直接閱讀而忽視可資借鑒的前人成果。而柯氏所主編的國際權威漢學期刊《通報》（T’oung Pao），西方學者如若忽視中文和日文的參考文獻、中國學者如若忽視國外的相關研究成果，其文章便不可能會被采用。
相比之下，正如柯氏所批判的，中國學者多無視國外的研究成果，即所謂的“單語主義”。近些年來，國內學者與漢學家愈加親近，動輒以“國際會議”相邀，但二者之間的隔閡尚難消弭。一方面，一些國內學者認為漢學家對中國歷史文化曲解過甚；另一方面，漢學家對國內學者不注意參考國外研究成果而耿耿于懷。如李若暉先生的新著《久曠大儀：漢代儒學政制研究》（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由以色列漢學家尤銳（Yuri Pines）先生作序，他在序言中指出作者對西方學者相關研究成果缺乏關注，實際上“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可謂汗牛充犢棟……這僅僅是其中一例，我認為這些研究都應當在《久曠大儀》一書中有所涉獵。我相信，現(xiàn)在正是中國同仁以西方漢學界關注中國本土學者同樣的嚴肅性和徹底性來關注西方漢學發(fā)展的時候了。唯其如此，我們才可能在國內外學者間建立一種有意義的對話方式”。
國內學者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理解有著天然的優(yōu)勢，而漢學家因語言的便利，在材料和視角的把握上較之國內學者實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缺乏充分溝通了解和“有意義的對話方式”的情況下，過于抬高或貶低海外的中國學研究，顯然都不能令人滿意。國內學者忽視國外的研究成果，有觀念的原因，也有條件的限制。在年輕學者的身上，顯然已得到極大的改善。
在存在所謂“單語主義”的同時，國內學界乃至公眾又都不無“外語崇拜”的現(xiàn)象。對于傳說中掌握多門外語的學者，人們多肅然起敬。尤其是梵文以及其他顯得高大上的古代語言文字，誰若能做到“精通”，便宛如掌握獨門秘技，境界頓出。
譬如陳寅恪先生，誰都不能否認他的偉大，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他顯然被過度神化。一般流行的說法，陳氏“精通”十多種、二十多種乃至三十多種語言，包括藏、蒙、滿、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臘等語。與此同時，也有人提出質疑，認為陳氏外語能力實則一般。
質疑陳氏的，主要有以下依據(jù)：陳氏任教中山大學期間，在他填寫的履歷表上，“懂何種外語”一欄，只寫著“德語”二字；陳氏曾在書信中向傅斯年與羅香林坦陳自己無法用包括英文在內的外文撰寫文稿；陳氏的老同學、熟知歐洲各國語言的西方史學者徐子明先生，在致學生汪榮祖的信中稱陳氏雖然留學各國，但對各國語言文字“絕不能操縱”；陳氏以外文發(fā)表的文章，主要是刊于《哈佛亞洲研究叢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的兩篇英文論文，均由洋人翻譯（文末有作者向譯者的致謝），而且正如一些人指出的，兩篇英文論文的英文極為生硬、粗疏；陳氏回國后還向公認梵文一般的俄國學者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學習梵文，說明他本身梵文水平不高。為陳氏辯護的，往往以陳氏論文的材料引用及讀書筆記為據(jù)，認為陳氏通曉這些語言文字，并以“自謙”解釋陳氏的夫子自道。
就筆者的個人體會而言，材料引用以及讀書筆記，很難證明一個人的外語能力。凡學過英文的人，做過的筆記不知凡幾，但要做到“精通”，大家都深知談何容易。筆者也有梵文、波斯文等文字的筆記，而正因為學習過，更深知個中的不易以及“精通”之難。當然，陳氏的天資與勤勉非我輩所能及，如此類比或許并不適宜。有過外文論文寫作經(jīng)驗的人也都知道，外文論文寫作與口語的聽說不是一回事。陳氏在國外留學時并不為拿學位，也便沒有寫作學位論文的經(jīng)歷。雖然英語、德語等語言的日常交流應不成問題，但由于沒有經(jīng)過嚴格的寫作訓練，他稱自己無法用外文撰文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大家的分歧主要在于兩點：一是對“精通”的理解，二是對陳氏研究旨趣的理解。從陳氏的筆記和相關書籍（現(xiàn)藏北京大學）看，他極為重視收集、學習和利用其他民族語言文字的材料。但從筆記的內容和相關書籍的利用率看，有學者認為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至少某些語言陳氏并未做到“精通”。國外學者往往動輒掌握多門語言，他們對自己各門語言的掌握程度往往有較清晰的界定，如 mother tongue level、excellent、fluent、reading only、basic level之類。限于材料，陳氏的外語能力已難以作如此區(qū)分。我們不能因為陳氏對某種語言有所涉獵，便一概冠以“精通”，想必陳氏也不會同意。需要注意的是，陳氏學成歸國之后，走的是“東方學”的路子，他側重佛教以及藏、蒙、滿、回文書，也是為了揚長避短，以利用西方學者東方學的理念與方法，參考西方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同時又能發(fā)揮自身熟悉漢文及域內各民族語言典籍的長處。他志不在翻譯，也不在以外文撰寫論文，我們自然不能以翻譯家或漢學家的標準來苛求前賢。許多語言文字對他而言，只是研求具體問題時所取用的材料，重在應用或閱讀，而非“精通”。
季羨林先生曾在《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范圍和途徑》一文中討論過陳氏的外文學習筆記：
從這些學習筆記本中也可以看出，先生治學之廣是非常驚人的。專就外族和外國語言而論，數(shù)目就大得可觀。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等，算是工具語言。梵文、巴利、印度古代俗語、藏文、蒙文、西夏文、滿文、新疆現(xiàn)代語言、新疆古代語言、伊朗古代語言、古希伯來語等等，算是研究對象語言。陳先生對于這些語言都下過深淺不同的功夫。還有一些語言，他也涉獵過，或至少注意到了，比如印地語、尼泊爾語等等。專從筆記本的數(shù)量和內容來看，先生致力最勤的是中亞、新疆一帶歷史、語言和文化的研究，藏文研究和蒙文研究。
季氏的評價是相對公允的，他注意到陳氏治學興趣之廣以及研究重點，但并沒有下自己的老師“精通n門外語”之類的斷語，顯然更為嚴謹。
再以饒宗頤先生為例。今年仙逝的饒氏學問廣博，貫通中外，自然是大師級的學者。饒先生在法國、印度、日本、美國等地都從事過研究工作，也研習過梵文和古巴比倫楔形文字，翻譯過一些古印度吠陀文獻和古巴比倫史詩。媒體較為流行的介紹稱饒氏“通曉英語、法語、日語、德語、印度語、伊拉克語等六國語言文字”，但所謂的“伊拉克語”本身并不能成立，今天的伊拉克說的是阿拉伯語，而饒氏研習的是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對于前輩學者而言，此類以訛傳訛的情況不在少數(shù)。
無論是陳寅恪的時代，還是現(xiàn)在，對于歐洲語言和西域古語，西方學者始終掌握著話語權，他們有著我們難以企及的語言優(yōu)勢。正因為中國學者對這些語言知之甚少，陳氏在這方面的努力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xiàn)在都顯得難能可貴，域內難有知音。像陳、饒等前輩學者，涉獵域外語言文字，主要是為研究中國本土的歷史文化服務的。他們的研究揚長避短，值得我們借鑒。我們承認他們學術貢獻的同時，也不應過度夸大乃至神化。真正地“精通”這些語言文字，還是專家的事業(yè)。季羨林、黃寶生等先生的意義，正在于此。
北京大學陸揚教授在北京大學和維亞納大學都受到過梵文的訓練，他在一次接受采訪時指出：
作為一種語言工具，梵文訓練還有另一個好處，那就是對這種語言不再有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和崇拜感。同時對語言的掌握和人文學術之間的關系脈絡也有比較客觀的理解。
人們之所以對梵語之類的語言有“外語崇拜”，實際上還是缺乏了解之故，與“單語主義”不無關聯(lián)。明乎語言文字的工具意義以及基本原理，神秘的外語也便不再神秘。在學術研究中，“知己”的同時，“知彼”顯然也是極有必要的。至于是否學習某種外語，則要視生活、學習的必要性以及個人精力而定。我們不必為學外語而學外語，乃至于成為炫技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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