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潛伏之路
現(xiàn)在我們想知道的是，這位弄到了臺灣國民黨軍最高級別軍事情報，并且得到毛澤東主席親筆贈詩的諜報英雄，到底是怎么走上這條充滿危險的潛伏之路的？
有資料說，吳石是“民聯(lián)”成員(“民聯(lián)”后改為“民革”)。還有人說，吳石是周恩來早年發(fā)展的秘密黨員。但是這些說法。似乎都沒有史實相佐證。吳石直到在馬場町刑場就義時，他也仍然是國民黨員。
按照吳石案承辦人李資生的回憶，1950年4月8日，李在香港的國民黨刊物《新聞天地》發(fā)文詳細敘述了逮捕吳石和朱諶之等人始末，他說：“吳次長自承向共黨靠攏的時機是在1949年的二月間……他認為當時的政治局勢是非常混亂的，大家都認為共產(chǎn)黨一定會成功，他自己也有這種想法。1949年四、五月間吳石在滬與中共華東局干部劉棟平會面，劉希望吳石能提供軍事情報，不過不久解放軍旋即渡長江，吳石赴福建就任綏靖公署副主任，與中共失去聯(lián)系。然而，解放軍很快就席卷整個東南沿海，吳轉香港來臺，在香港時又與劉棟平取得聯(lián)絡，同意來臺后收集軍事情報。
辦案人李資生的回憶，勾勒出吳石成為潛伏者的大致經(jīng)過。但失之膚淺。從國民黨到共產(chǎn)黨，如此巨大的信仰轉變，絕非朝夕可成。
對于吳石的轉變，金錢絕不是理由。自負呢，也許，畢竟吳石自幼聰穎過人，一生懷才不遇。但他也的確曾向同鄉(xiāng)好友吳仲禧(吳石的保定軍校同學，共產(chǎn)黨員，解放后曾任廣東省政協(xié)副主席)。抱怨過國民黨腐敗無能，軍隊屢戰(zhàn)屢敗，“陳誠只受過中級軍事教育，卻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見……陳誠獨斷獨行，像保衛(wèi)武漢這樣的大作戰(zhàn)計劃，連白崇禧也沒有參加討論過。湯恩伯，劉峙也是屢戰(zhàn)屢敗，屢敗屢升”
朱諶之
感嘆自己鉆研軍事20余載，著述頗豐，卻始終不得重用，無緣報效國家。連最賞識他的白崇禧也不肯給他實權。概因自己專心學術，不會逢迎拍馬，官場應酬。
但是單純的自負還不足以促使吳石完成從國民黨高級將領到中共特工的轉變。畢竟，蔣介石逃臺后已經(jīng)委任吳石以重任，引入軍隊最高決策圈。如同余則成因愛上左蘭而靠攏共產(chǎn)黨，最終卻因信仰而堅持一樣。
吳石選擇成為潛伏者，恐怕更多的源自那個思想意識。據(jù)吳忠禧回憶，吳石對共產(chǎn)黨人向有好感，“他讀過毛澤東的著作，在武漢珞珈山，聽過周恩來的演講，還同葉劍英等有過交往。他特別欣賞《論持久戰(zhàn)》，認為是了不起的著作，恐怕國內沒有第二個人能寫出這樣的文章。甚至建議白崇禧印發(fā)給各戰(zhàn)區(qū)部隊長閱讀。我向他敘述我在北伐戰(zhàn)爭中接觸過的葉挺、蔣先云等共產(chǎn)黨員的事跡，介紹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都引起吳石很大的興趣和贊譽。
吳石身邊的好友，對他也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前面提到的吳仲禧抗戰(zhàn)期間就已加入中共，而吳石忘年好友，蔣政府立法委員何遂亦與中共關系密切，何家三子一女一媳(何世勇，何世平，何康、女兒何嘉，媳繆希霞)均為中共地下黨員。何康，曾任新中國的農(nóng)業(yè)部長?！捌?七”事變爆發(fā)后，正是何遂把吳石介紹給了周恩來等中共代表。
抗戰(zhàn)結束后，吳石奉調南京，任國防部史政局局長，并受吳仲禧之托，協(xié)助他調任國防部監(jiān)察局監(jiān)察官。在這其間，吳仲禧有時住在吳石家，吳石逐漸覺察到吳仲禧在進行秘密活動，但一直采取默許的態(tài)度。
1947至1948年間，吳石開始主動創(chuàng)造條件，協(xié)助吳仲禧取得軍事情報。據(jù)吳仲禧回憶，1948年夏天，他以國防部中將部員的身份派往徐州剿匪總司令部，當時正值淮海戰(zhàn)役的前夕，他在香港接受了潘漢年的指示：盡力收集情報。吳石為他的徐州之行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吳石親自給以前的學生，劉峙的參謀長李樹正寫信，要求對方關照吳仲禧。到徐州后，吳仲禧在李樹正不知情的幫助下，搞到了“淮海戰(zhàn)場形勢圖”，隨后便稱病回南京，轉道上海，將所獲情報給與潘漢年。事后，吳仲禧說：“這次任務，如果沒有吳石的有力介紹，是不可能這樣順利的。”此外，吳石還讓“華中剿匪指揮部，”情報科長胡宗憲多送一份《敵我雙方兵力位置圖，》給吳仲禧參考，又按何遂的意見，動員林遵率艦起義。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軍揮師逼近南京。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主張將500箱重要軍事機要檔案資料轉運臺灣，而吳石則以福州“進則返京容易，退則轉臺便捷”為理由。建議暫移福州。吳石當時已經(jīng)得悉自己將出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下定決心待時機成熟就在福州起義，所以才力主將這批機要檔案轉到福州。5月，臺灣方面來電催促，吳石以“軍運緊，調船難”為借口搪塞，僅以100余箱資料，圖書全當絕密檔案，先運臺灣。
第二天，他又下達死命令，當晚便將檔案全部轉移到位于倉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書庫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長黃覺民(吳的摯友、民主人士)做好交代。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無損的298箱8大類6800余卷軍事絕密檔案呈獻給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
陳寶倉中將臨刑照
在福州期間的吳石已經(jīng)與香港中共地下黨組織取得了直接聯(lián)系。謝筱逎成為他的直接聯(lián)絡人，從吳石那里得到的情報，通過時任福建省議長丁超伍家中的秘密電臺送給黨中央。1949年7月，吳石再赴香港，在九龍佐頓飯店找到吳仲禧，呈交兩份材料給中共華南分局。一份是國民黨部隊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隊番號、駐地、部隊長姓名、兵力和配備、準備整編的計劃等。另一份是國民黨部隊在長江以南各省的部隊建制和兵力。這時已有消息說，吳石要調臺灣任國防部參謀次長。吳仲禧勸他說，到臺灣是否有把握？如果沒有把握可以轉赴解放區(qū)。吳石則堅決表示：國民黨大勢已去，他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自己決心已經(jīng)下得太晚，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xiàn)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么。他還說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小兒女也要一同去臺灣。留下大兒子韶成、大女兒蘭成在大陸，請吳仲禧在必要時給予照顧。
8月16日，福州解放前一天，吳石從香港轉道去了臺灣。
聶曦上校臨刑照
忠誠與背叛。
最堅強的堡壘，往往從內部被攻破，最成功的潛伏者往往因叛徒的出賣而暴露。
作為潛伏者，吳石有著完美的身份掩護，雖在抗戰(zhàn)前后及其解放戰(zhàn)爭末期與中共有過接觸，但從未引起懷疑。來到臺灣后，國民黨參謀次長的身份不僅使他得以進入國民黨軍最高決策層，更為他的潛伏增加了安全系數(shù)。軍隊最高決策層成員是敵對方的間諜，這即使在最具懷疑精神的反間諜人員心中，也著實難以想象。正因為如此，朱堪之在臺期間與吳石前后秘密會見六次，從未被發(fā)現(xiàn)。從吳石到朱諶之到基隆碼頭的秘密交通員，再到香港至內陸，這條情報鏈一直安全無恙。
問題出在哪里呢？
問題出在臺灣工委，也就是朱諶之-吳石這條情報鏈相平行的另一條情報線路。
朱諶之來臺后，同時與吳石和接受中共華東局領導的臺灣工委取得了聯(lián)系，而且他與吳石的聯(lián)絡也是蔡孝干引薦和安排的。但是，1950年1月29日，中共臺灣工委書記蔡孝干被國民黨軍警逮捕，供出蔡的是臺灣工委委員陳澤民。
蔡孝干是唯一參加過長征的臺灣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以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身份前往臺灣發(fā)展黨組織。令人意外的是，蔡孝干居然在被捕后一周就徹底叛變，造成其他包括領導干部在內的400多名地下黨人被捕，情況極為慘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堅不吐露者則送往馬場町刑場。
而此時的朱諶之對“老鄭”的被捕毫不知情，1950年2月2日，已接到上級指示，準備返港的朱諶之卻意外的見到了吳石的副官聶曦。聶曦的緊急召見已經(jīng)違反常規(guī)，而他給朱諶之帶來的更是晴天霹靂：“那個化名老鄭的地下黨工委書記，已經(jīng)于一周前被保密局抓獲，現(xiàn)在他已全面招供……當局隨時都可能對你下手。情況萬分緊急，你必須立即轉移！”
風云突變，朱諶之迅速離開住所，按吳石的建議轉移到了阿里山大酒店。臨走前只來得及給女兒、女婿留下一張紙條。
此時，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線，已經(jīng)被全部緊急封航。只有一架軍用運輸機在4日飛往舟山(當時仍為國民黨軍占據(jù))定海機場。2月4日傍晚，朱諶之拿著吳石冒險簽發(fā)的一張《特別通行證》。搭乘這架軍用運輸機飛往舟山，準備伺機乘船前往上海。
與此同時，吳石的身份也暴露了。
保密局從蔡孝干的筆記本上查到了吳石的名字。蔡孝干也供出了吳石曾與朱諶之秘密會見多次。事關“黨國大員”毛人鳳不敢怠慢，立即呈報蔣介石，蔣遂立即令參謀總長周志柔馬上逮捕吳石，在搜查吳宅的過程中，查到了他親筆簽發(fā)給朱諶之的《特別通行證》，這樣，臺灣當局不但摸清了失蹤多日的朱諶之的去向，也為吳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
2月18日，朱堪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長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處處長兼舟山防衛(wèi)部稽查處處長莊心田逮捕。此時，他離祖國大陸只有一步之遙。在舟山沈家門羈押時，朱諶之從皮衣夾縫中剝出金鏈、金鐲，分四次把有二兩多重的黃金吞服，但最終自殺未果，被押回臺灣，與吳石中將一同受審。
命運似乎跟吳石開了個大玩笑，他作為根紅苗正的國民黨員，在晚年改變了自己的信仰，自接受潛伏使命至壯烈犧牲，始終忠貞不二。而參加革命二十幾年，歷經(jīng)長征的艱難困苦未曾退縮的老紅軍蔡孝干，卻選擇了背叛。
“深海”歸來。
假如沒有蔡孝干的叛變投敵，吳石將軍的潛伏生涯還將繼續(xù)下去，以他的光鮮身份，耀眼頭銜，以及在臺短短一年間搞到的情報，或許他會成為史上最成功的潛伏者，他是真正的“深?！睗摲?。
1973年，為表彰吳石將軍為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做出的突出貢獻，周總理提議，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國務院追認吳石為革命烈士。而與吳石一同就義的陳寶倉中將(亦為保定軍校畢業(yè)，受李濟深委派前往臺灣潛伏)的骨灰，從臺灣通過教會人士轉道香港運至北京，毛主席簽發(fā)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授予陳寶昌革命烈士稱號。1953年，陳寶昌骨灰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李濟深主祭，宣讀了長篇祭文。
1975年底，周總理在彌留之際，仍然放心不下“臺灣的朋友”，交代羅青長，一方面，要他們繼續(xù)關心曾經(jīng)為國共合作做出過貢獻的“老朋友”(如張學良)，另一方面，要為在臺灣犧牲的革命人士恢復名譽，妥善處理后事（如吳石）。
2000年，“深?！眳鞘沂拷K于回到了祖國大陸。吳石將軍的子女將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遺骸奉回大陸，安葬在京郊福田公墓，這時距離他就義已經(jīng)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
朱楓（朱諶之）就義之后，他的遺骸卻去向不明，她的家人和海峽兩岸的熱心人士苦苦找尋了60年。
直到2010年，烈士朱楓的骨灰才被找到并被迎回北京。2011年，她的骨灰回到了老家鎮(zhèn)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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