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建議禁絕私學(xué)，首當其沖的是儒家；董仲舒與李斯相反，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兩人決然對立，都得到各自君王——秦始皇和漢武帝的支持，也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說來也怪，雖然他們的打擊對象相反，但奏折中論述問題的層次、旨意和一些用語卻頗為雷同，比如：
李斯說：“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倍偈嬲f：“《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也。”
李斯說：“私學(xué)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xué)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倍偈嬲f：“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p>
李斯說：“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倍偈嬲f：“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tǒng)?！?/p>
李斯說：“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倍偈嬲f：“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從時間上說，李斯論說在前，董仲舒在后，是否是后者模仿前者？這個問題可另行考證。
兩者反對的對象相反，但旨意卻相同，也就是說，兩者雖都主張實行思想文化專制主義，但在用人上都沒有簡單地一刀切。秦始皇焚書沒有排除儒生參與政治，秦朝中樞一直有儒士的身影，秦二世時著名的儒生叔孫通在朝堂上很活躍；
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也沒有簡單排除法家與信奉其他學(xué)說的人參政，而且起用了不少屬于法家派的人物，如張湯等，后來被歸入酷吏之輩。漢宣帝說，漢代自來實行的是“雜霸政治”，其實何止?jié)h家，應(yīng)該說所有帝王都是實行的雜霸政治。
有一種說法，秦始皇采納李斯建議搞焚書，招致秦朝快速滅亡；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促成了漢代的發(fā)展。其實歷史并不是這樣簡單，秦從商鞅變法之后一直奉行法家，打擊儒家，荀子到秦國考察后說秦國無儒，而秦國不但沒有衰敗，反而越來越強，最后統(tǒng)一六國。
后來的儒家總是張揚因為秦始皇焚書才招致速亡，這是往自己臉上貼金之術(shù)。秦朝速亡原因要復(fù)雜得多，賈誼的《過秦論》比簡單的貼金術(shù)站得更高些。
反過來說，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shù)后，也沒有促使政治走向清明，反而走向政治危機，幾乎導(dǎo)致大亂。漢武帝總算老而不糊涂，不得不下“罪己詔”以更改政策。
國家的強弱不簡單在于尊儒或尊法，問題遠比這些說法復(fù)雜得多。這才是需要我們深入思索的問題。面對復(fù)雜的政治，把某種學(xué)說說成是萬能的，同樣是把問題簡單化，應(yīng)該以更廣闊的視角去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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