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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何許人也？似乎很難用合適的語言和特定的身份來界定這個如此獨特的人物。書生意氣的政治家，一等一的洋務人才，職業(yè)外交家的鼻祖，長于理財?shù)慕?jīng)濟專家，卓然不群的思想者，特立獨行的官場異端，才華橫溢的學者文人，一生厄運的悲涼名士——所有這些角色，既是他，又不全像他。其人生經(jīng)歷之跌宕起伏，思想言行之豐富多彩，惹來生前身后幾多褒貶毀譽！
郭嵩燾（1818——1891），湖南湘陰人，字伯琛，號筠仙，晚年自署玉池老人，慕其學識者尊稱為“養(yǎng)知先生”。他出生于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夜，其生活的道咸同光時代，恰逢老大的中華帝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不斷向半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沉淪，同時向近代社會艱難轉型的大動蕩時期。正是這特殊的時代，造就了它特殊的人生旅程和精神氣質。 郭家是湘陰巨富，祖上三代都是讀書人。少年郭嵩燾游學著名的岳麓書院，與曾國藩、劉蓉有同窗之誼、換帖之交，他們與舊時代大多數(shù)讀書人一樣，苦讀經(jīng)書以求功名。1837年，郭未滿二十而中舉，自是意氣風發(fā)，但隨后的科舉道路卻遠不如曾國藩順利。他入京會試兩度不中，加上家道中落，只好先找個職業(yè)以養(yǎng)家糊口，遂入浙江學政羅文俊之幕。本是無可奈何之舉，卻使他有幸在浙江親歷了鴉片戰(zhàn)爭，接觸了西方，眼界為之大開。作為羅文俊的智囊，郭參與戰(zhàn)守事宜，曾親臨戰(zhàn)場。他既痛心于大清兵敗如山倒，又震撼于英夷的堅船利炮，他批評朝廷“和戰(zhàn)不定”，對外“舉措失宜”，[1]更難得的是，他敏銳地觀察到外患與內(nèi)政關系密切，擔心外患將衍發(fā)嚴重的內(nèi)亂。 果然不幾年，一個狂飚式的大亂來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fā)了，它把整整一代湖南人拖入了時代的漩渦。郭此時已中進士，文名卓著。他視太平天國不僅為政治性的叛亂，而且是文化性的挑戰(zhàn)。士大夫的傳統(tǒng)使命感使他難以置身事外，何況他還有經(jīng)營保衛(wèi)地方的責任心。不過，他對軍事上的具體事宜不感興趣，只樂于出謀劃策，湖南巡撫張亮基倚之為左右手。太平軍圍困長沙，郭力薦左宗棠負責軍事。左是郭少年相識的同鄉(xiāng)好友，性情剛烈且憤世嫉俗，其時避亂山中。郭反復勸說，責之以大義，左方才受命于危難之際。左、郭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力保長沙不失。不久，郭又說動在家居喪的曾國藩效法戚繼光，奏請自辦團練，招湖南子弟一千余人，此即為湘軍之起。至此，曾、左聯(lián)手，郭籌劃方略，湘軍集團初步成型。郭誠不如曾、左之聲名顯赫，卻無疑是湘軍之主腦。湘軍的大部分重要文件、布告和奏章皆出自郭的生花妙筆，重大的戰(zhàn)略謀劃更離不開郭的運籌帷幄。他還是一位實干家，糧草、錢資、武備、水師、戰(zhàn)術、夷務等方方面面，都可謂駕輕就熟，以至于曾國藩感言，“不可一日無筠公”。[2]郭首倡水師，經(jīng)營數(shù)年，遏制了太平軍在長江上如入無人之境的態(tài)勢，并于1854年收復武昌。此后，湘軍力據(jù)長江上游，水陸夾攻，建瓴東下以窺天京，取得了戰(zhàn)略上的主動權；湘軍自立，第一要務當屬籌餉，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餉不繼何以為軍？郭自告奮勇負責籌餉，首倡“厘金”制度，既注意保護工商業(yè)者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開拓新的利源。郭先設厘金總局于湖南，后又往返吳、楚之間達四年之久。江南連年戰(zhàn)亂，郭竟能僅靠厘捐以濟軍食，近乎神奇，無怪乎曾、左稱其為“湘軍財神”。平定太平天國，郭實為最大的幕后英雄，誠如李鴻章所言：“至創(chuàng)厘捐以濟師，練戰(zhàn)船以剿賊，皆事成而不居其功。”[3] 1858年2月，咸豐帝親自召見郭嵩燾，恩準他供職南書房，以欽差大臣之身趕赴天津。當時天津是敏感地區(qū)，中外矚目。英、法逼請修約，要以武力護送公使假道天津赴京“換約”。清廷雖然退讓卻心猶不甘，士大夫更有激憤之情，作處士之橫議，于是剿撫兩難。此等時刻，皇帝派他來天津輔助有“賢王”之稱的僧格林沁，自是期望殷殷。郭對夷情有清醒的認識，知道戰(zhàn)無了局，力主求和。但由于僧王一力主戰(zhàn)，郭只好建議先挫英夷之氣焰，然后乘勢求和。郭協(xié)助僧王經(jīng)營炮臺，布置海防，在大沽設伏，一戰(zhàn)而勝，竟取得罕見大捷。“賢王名士共運奇勛，中外交慶之”，[4]然而，郭卻高興不起來。僧王因勝而驕，有云：“洋兵伎倆我所深知，彼何足懼哉？” [5]他甚至建議朝將英法歷年狂悖情形，宣示中外，并恫嚇調(diào)停的美、俄公使。郭力主乘勝求和，借美、俄調(diào)停之際，盡量以理與誠相折沖，以求和平解決。他尤其反對僧王欲以精兵誘擊英人，卻推說鄉(xiāng)勇所為的計劃，認為必將貽害無窮。郭甚至不客氣地警告，如果事態(tài)惡化，京津行將不保！言外之意，你負得起這個責任嗎？他的苦口忠言，難入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僧王之耳。郭、僧之爭，驚動朝野。其時，正值大捷之后，朝廷一片囂然主戰(zhàn)之聲，加上僧王位高權重，正因勝而名重于時，郭自然成了眾矢之的。咸豐帝無奈，調(diào)郭赴山東，但心胸狹窄的僧王并不解恨，竟指使心腹李湘棻鼓動地方士紳鬧事于前，誣奏郭“激惹民怨”于后。郭自無幸理，被交部議處。郭憤而求辭，曾國藩苦勸，郭答曰：“吾道之不行也，遂浩然以歸。”[6] 就在黯然南歸途中，郭驚聞國變：英、法聯(lián)軍攻陷津沽，咸豐帝倉皇逃往熱河，不久京城失陷。郭痛悼無已，懷著“不幸言中”之憾，深恨僧王不聽他的意見，一意孤行，結果誤國如此！他痛感辦夷務者乘謬無方，指稱琦善、耆英、葉名琛與僧林格沁，為辦理夷務之“四兇”，即使賢如林則徐，也貽誤時機。他直斥士大夫沿襲南宋以來的虛驕之氣，不考求實際，不顧時易勢變與為法不同，也不能判別曲直，以至于“誣朝廷議和，誣百姓通夷”，[7]而不能真正面對中外大局，解決問題。他對“矢口談戰(zhàn)”的高調(diào)尤為反感，斥為不知輕重，如僧王在天津之所為，不通夷情而憒憒然行之，而天下人又貿(mào)貿(mào)然歌頌之，雖一再力爭而不蒙見聽，以致禍國殃民而不悟，令他十分悲憤：“僧王之罪，殺之不足蔽辜矣！”[8]不幸，他的悲憤竟被誤解為幸災樂禍以自詡先見之明，連多年知交劉蓉、左宗棠也不能理解，后者更是具書嚴責，斥其為“矮子觀場”。郭并非為一己的失意悲，而是為國家的失誤哀，他的心情竟無人能知，怎不令他痛心疾首！ 郭欲潔身自退的“決心”，反映出他的 “灰心”，但也多少說明他還不至于“死心”。因此，辛酉政變后，郭應李鴻章之請，再度出仕，并非偶然。李與郭本有同年之雅，受命在上海另組淮軍，急需既懂洋務又能籌餉的人才，在他看來，非郭難以勝任，郭也認為李“識力過人”，頗有惺惺相惜之意，加上曾國藩又從旁勸駕，郭終于改變初衷。他到上海后，就任蘇松糧道，襄辦淮軍軍務，不久又兼管厘金總局。他整頓厘金，開拓稅源，治理兩淮鹽運，有效地保證了淮軍的軍餉。他周旋于各國之間，贏得了洋人的信任，爭取了列強對李鴻章的支持。 1863年7月，郭因功擢升為署理廣東巡撫，成了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郭欣喜之余，自然想大有作為。其時，廣東積患已深：商賈居奇，士紳包庇，官吏誅求，人情虛浮，民強賊橫，兵勇怯于臨敵卻工于擾民，加上為富民所累，積欠軍糧已達兩百余萬，還要負擔比別省多得多的需索攤派，委實一個十足的爛攤子！郭上任伊始，大刀闊斧地厲行治理。他從厘金入手，裁汰各卡，歸并一局辦理，不久收入遽增一倍。針對廣東為禍甚烈的海盜之患，他先整頓水師，嚴懲與海盜勾結之內(nèi)患，終于將官用命，然后再事平盜，不到半年而盜患止息。郭治廣東初見成效，自然躊躇滿志，不料禍起蕭墻，其頂頭上司，兩廣總督毛鴻賓動輒掣肘，使其治粵宏圖終成畫餅。 毛、郭原本交好，而且毛極其欣賞郭之才干，對郭又有保舉之恩。但是，毛知郭之文采，卻未悉郭之脾性，自以為能得一能寫文章、擅長理財?shù)难矒峁┳约候屖梗M不妙哉？郭身膺疆寄，不但不甘心被當作幕友驅使，而且才高志大，不肯屈己事人，經(jīng)常直言不諱，與毛意見相左。加上郭甚孚人望，廣州軍民但知有郭巡撫，而不知有毛總督，毛自感不快。按清督、撫同城之制，督、撫應合同具名上奏，但毛經(jīng)常不顧郭的意見，上奏往往“并非實情”，郭亦無可奈何。有時郭條陳事宜，毛不滿意，乃請幕友徐灝另寫，卻詭稱自擬，仍具郭之名。至于克復信宜匪患的具奏，毛更不顧督撫共同列名的慣例，竟謂“廣東向例獨不”，[9]強橫自擅如此！更為齒冷的是，由于郭整頓吏治，一些遭到整治的貪官污吏伺機報復，而毛以總督之尊，竟與他們勾結起來，孤立彈壓郭嵩燾。督、撫之爭，終成水火。 其時，閩浙總督左宗棠奉旨節(jié)制福建、江西、廣東三省軍務，以左、郭非同尋常的交情，加上兩人已成兒女親家，左應幫郭才合情理，但他卻恰恰相反，竟袒毛而詆郭。郭初不以為意，認為左不明真相。不料左一力相傾，左、郭最終反目成仇。這一段公案，時人眾說紛紜，史家也莫衷一是。表面上，左、郭矛盾是源于粵東圍剿太平軍殘部的戰(zhàn)略分歧和意氣之爭，實際上，原因并非如此簡單：其一，左生性剛烈，尤其仇視外夷。左對郭在天津之言行即有微詞，特別對郭處理潮州入城事件時，“一力袒護英夷而壓制官紳”大為不滿，視郭為怯懦，責其對洋人“俯首帖耳”，[10]而郭則認為左“不識中外大局”，又不滿左“以盛氣行事而不求其安”。[11]其二，左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左雄才大略，不甘久居曾國藩之下，內(nèi)亂未平而曾、左意見已不平。郭屢次攻擊曾，郭大不以為然，于是左以郭為曾之同志而難之。左急欲在江南擴大自己的勢力，視郭為絆腳石，欲以親信蔣益澧取郭代之。朝廷有意借左之力牽制曾國藩，左故而有恃無恐，竟四度上奏彈劾郭嵩燾。郭不明就里，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郭終于厭倦官場，具呈乞病開缺。回到故鄉(xiāng)的青山綠水，他不禁有“ 幸出驚濤駭浪之外”之感。作為淡泊名利的讀書人，郭在故鄉(xiāng)蟄伏八年，致力于講學傳道。他編纂《湘陰縣圖志》，又主編了我國第一部省志《湘南通志》。他掌教城南書院，開辦思賢講舍，致力于光大王（夫之）學，為湖南的文化事業(y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樹欲靜而風不止，歷史有意安排他去主演一曲更曲折艱辛的悲劇。1875年元月，英使館翻譯馬嘉理在云南被戕，史稱“馬嘉理事件”或“滇案”。云南巡撫岑毓英意存僥幸，不查明情由，“而一諉罪于野人”。[12]英使威妥瑪提出六項苛刻條件，并以武力相威脅，朝廷束手無策。滇案難辦，朝廷想起了善于處理夷務的郭嵩燾，故急召入京。郭經(jīng)過努力，取得了威妥瑪?shù)男湃危目偠悇账竞盏驴谥刑街?，英人并無武力報復之意，主要是不滿意中國處理該案敷衍塞責，以及拖延及不公。郭徹查情由，認為岑毓英難辭其咎，建議將其交部議處，“以服英人之心”，[13]然后才能交涉調(diào)處。不料此論一出，引起各方非難，被譏為“事事依附英人”，郭再度求辭。慈禧太后深知此事非郭難以收場，特意兩度召見，推心置腹：“我愿知汝平昔公忠體國，此事實亦無人任得，汝須為國家任此艱苦。旁人說汝閑話，你不要管他，橫直皇上知道你的心思。”[14]郭欲罷不能，赴英道歉的“美差”落到了他身上。消息傳出，輿論嘩然。士大夫辱罵他“不事人而事鬼”，[15]視其舍父母之邦而赴蠻夷“犬羊之地”，形同流放或做人質，湖南鄉(xiāng)試諸生甚至要搗毀郭家住宅，郭氏一門受驚不少。一葉而知秋，可見當時中國昏庸閉塞到何種程度！郭堅信代表國家出使不是恥辱，而是光榮之舉，故不屑于浮囂之士論，謂“謗毀遍天下，而吾心泰然，于悠悠之毀譽何有哉？”[16]而且，他自信“更有艱巨，誰與任之！”[17]足見其信心之堅，執(zhí)著之深。 郭出使英國，途經(jīng)香港、新加坡、錫蘭等地，對各地政教、軍備、民俗有所了解。其后開館倫敦，駐節(jié)英法，他置身西歐先進文明，對中國的閉塞落后更有切膚之痛。他將自己的見聞與感想記錄下來，寫成《使西紀程》一書，交由總理衙門刻印，希望啟迪國人心智，激勵朝廷改弦易轍，可謂用心良苦。 在政治方面，他推崇西方議院制，不僅親臨會場，觀聽辯論，還評作筆記奏知朝廷，以期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他深知西政之善在于法治，親自參觀法院、監(jiān)獄等機構，建議朝廷對內(nèi)整頓律法，學習西方司法機構的整潔嚴明，對外制定通商律例，以便與西方打交道時有依循。 在經(jīng)濟方面，他系統(tǒng)地設計出了一條富強之路：其一，以發(fā)展私營工商業(yè)為富強之基。他一反盛行的“御侮無非整軍經(jīng)武”的見解，最早提出與洋人競爭的“商戰(zhàn)”思想，比鄭觀應要早十多年；他認為民富是國強的基礎，批評洋務企業(yè)采取官辦、官督商辦的形式，無異于南轅北轍。同時，他建議“以利導民”，即以利為導向，允許商民獲厚利，國家依靠他們輸稅“亦可常豐”。其二，以講“實學”為富強之源，他所講的“實學”就是西學，包括鐵路、采煤、冶礦、電報、制造、醫(yī)學、教育、司法等方面。他認為不求實學而僅學兵法，好比“殫千金以學屠龍，技成無所用之。”[18]他強烈攻擊科舉制“悉取天下之人才敗壞滅裂之”，而學校遂不堪聞問。他贊美西方學制，建議廣開西學館，派遣留學生出洋，所謂“人才國勢，關系本原，大計莫急于學。”[19]郭開啟了中國新式教育之先聲，可貴的是，他還身體力行。中國最早的三所外國語學校，他竟主辦了其中的兩所，廣方言館和廣州同文館，即使是京師同文館也與他關系密切。其三，以“急通官商之情”為富強之本。郭認識到，西方各國的本質是國以商立，商賈與國家和衷共濟。因此，要像西方那樣富強，就需“通商賈之氣以立循西用西法之基。”[20]他呼吁改善官商關系，提醒當政者應注意保護工商業(yè)者的利益。 在文化上，他激烈抨擊“嚴夷夏之大防”的傳統(tǒng)觀點，視其為井蛙之見。他批判士大夫視西方為“夷狄”的虛妄，認為西方文化“政教修明”，文明史也有兩千多年，對其先進之處不吝贊美之辭。他認為不同的民族、地區(qū)的文化或文明水平不是恒久的，是可以變化的，毫不諱言中國文化已落后于西方，中國并非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因此，他主張世界各國應平等交往。他的這些言論，不啻于離經(jīng)叛道，尤為頑固守舊之輩所不容。 《使西紀程》表明，郭的思想已跳出“中體西用”之窠臼，真正是具備了走向世界的膽識和眼光。他深刻認識到，學習西方不能僅限于物質方面，更重要應關注深層次的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因此，他大聲疾呼全面學習西方，可惜其拳拳之意，不僅應者寥寥，反而惹來軒然大波。封建士大夫不能容忍對“蠻夷”的贊美和對天朝的批評，他們“一聞西洋好處則大怒，一聞垢疴則喜”，[21]因此群起而圍攻。“嵩燾之為此言，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22]就連其密友，湖南名士王闿運也斥責他“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23]更糟的是，副使劉錫鴻是 “專以貶刺洋人為能”的守舊派，更是官場小人。他附和京議，論列郭之“十罪”，除“披洋衣著洋樂譜，學洋語，聽洋戲”之類“崇效洋俗之罪”外，還深文周納，誣陷郭“常有怨望之心，”甚至有里通外人之嫌。[24]劉與頑固守舊的當朝重臣李鴻藻、沈桂芬等輩暗中勾結，指使御使何金壽出面彈劾，完成致命一擊： “郭筠仙有二心于英國，欲中國臣事之”。[25]此等依靠八股文而升官發(fā)財之輩，必欲置郭于死地而后快，雖有李鴻章等少數(shù)人為郭辯誣，又如何能敵群議洶洶。最終，《使西紀程》被奉旨毀版，郭被撤回國。 郭回國后，心灰意冷，拒絕回京任職，落寞地回到家鄉(xiāng)，度過了殘燭余生。他晚年定居省城長沙，繼續(xù)講學傳道，倒也自得其樂。但他身在江湖，心系國家，眼看時局一天天敗壞，不能不僨然欲言，自謂“身非隱士，亦不樂以此為名”，本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明知言而無益，言而招忌，也在所不惜，所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26] 時局之大政，非洋務莫屬。郭痛感當局辦洋務始終捍格，不忍不談。他批評沈葆楨拆除吳淞鐵路，毀棄吳淞電線之舉，“意在邀流俗稱譽，”力斥所謂修鐵路有害地方風水之談為“大謬”。[27]他進而警告，修路關乎中國之根本大計，若不及早為之，數(shù)十年后洋人必來興修，權利全歸洋人，中國將無以自立。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同時還注意到，修路必須兼顧利害本末，反對竭國家之財力，不計后果地大事興修，以致“自取窮困”。[28]因此，他反對張之洞欲大借外債，擬修數(shù)千里長的蘆漢鐵路之計劃，責其“大言炎炎”。歷史已經(jīng)證明，這種擔憂并非杞人憂天。 郭還反對清廷以傾國之力經(jīng)營海軍，他認為中國自強之基未固而建海軍，譬如沙灘上建筑的城堡，必定徒勞無功。他在英國曾隨維多利亞女王檢閱海軍，見識了現(xiàn)代海軍的強大威力，深知中國即使傾力而建亦不足抵抗。所以，他認為還不如以國家有用之財，集中力量建設鐵路、工廠、學堂，以固自強之基。他預言中國的海軍“不足為戰(zhàn)”，果然數(shù)年后，北洋水師于甲午一役全軍覆沒。若郭地下有知，必有“不幸言中”之憾。 郭是近代中國第一個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對當時世界大勢洞若觀火。他正確的判斷出，世界局勢依靠經(jīng)濟上的自由貿(mào)易和政治上的霸權均衡來維持，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主要目的在于求通商之利，一時并無吞滅中國之心。中國正宜掌握這一自強的時機，而且應變越早，自強的勝算越大。如果一再貽誤時機，不僅中國的國勢日絀，而且列強的侵略性日增，國家將愈來愈艱危！因此，他堅持“戰(zhàn)無了局”，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法戰(zhàn)爭、西藏和新疆問題中力主求和避戰(zhàn)，在他看來，“和”對中國有利，“和”也是可能的。為此，他設計出了一套以和為主的對外關系理論：其一曰“情”，就是要考求洋情。首先要明確中西關系與夷夏關系迥異，正視中國文化已經(jīng)落后于西方的現(xiàn)實；然后要認識到列強的基本目的和手段是通商謀利，正可以因勢利導；最后要設立專門機構，培養(yǎng)專門人才，悉通外夷之情偽，做到知己知彼。其二曰“勢”，勢指輕重，輕重之所趨，若不能力反，只有順勢。就是承認敵強我弱的現(xiàn)實，確立以和為主的戰(zhàn)略方針。如果不顧敵強我弱之勢而“矢口談戰(zhàn)”，就是不知輕重。其三曰“理”，理即明于事理。明事理才會講理，對外國人始能接之以禮。按理辦事，以理折之，盡量避免授人以口實，以求和平共處。他的這套理論長期以來被視為投降主義路線，實際上，郭并非不知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性，他敏銳地注意到了俄土戰(zhàn)爭和林林會議，更知道在列強爭權奪利的新世界，“中國若甘心受奴役而不自為計”，那么真正的是無可奈何了。他在英國時親身察覺日本人力爭上游，意識到日本已經(jīng)威脅到躑躅不進的中國：“日本為中國近鄰，其勢見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29]可見，他只是看準了列強重商，并不想輕言戰(zhàn)端，中國可盡量維持和局，從中掌握自強的時機。他這種理性的考慮，在慷慨激昂的時談中，在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下，自然不受歡迎，甚至被認為是妥協(xié)投降。其生前固已被罵為“漢奸”，死后多年，竟還有人將八國聯(lián)軍之禍遷怒于他，主張“鞭其尸以謝天下”。[30]天乎痛哉！ 1891年7月18日，郭嵩燾帶著孤憤與無奈離開了人世。知郭頗深的李鴻章奏請朝廷宣付史館為郭立傳，并請賜謚。朝廷降旨曰：“郭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故不準立傳賜謚”。[31]不難理解，以郭之離經(jīng)叛道，朝廷又怎會立他為楷模？ 郭為其一生曾自嘆：“世人欲殺定為才，迂拙頻遭反噬來。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32]他壯志未酬，有才不能補天，而且連自己的地位、官職、名譽等全部賠上，落得眾人唾罵的下場。他的人格、氣質，他的思想，在昏庸閉塞的中國，顯得是如此“不合時宜”。有人按現(xiàn)代氣質學推斷，“郭屬于強膽汁質型，”[33]不無道理。他執(zhí)著而固執(zhí)，自信而自負，熱情而浮躁，敏銳而偏，好學而好勝，似乎其性格中的每一個側面都充滿矛盾。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此話應在郭身上真是毫厘不爽。他自視甚高，目無余子，動輒裁量人物；又好發(fā)議論，總難以隨眾士諾諾，時而作一士之諤諤；其個性耿直，“心直口快，往往面責之處，直與人難堪”；[34]做事又太過認真，不知變通，往往不給人以轉圜之余地。自謂“任事太深，則同官倒目；立言太峻，則群小驚疑”。[35]這些性格特點，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向來就不是令人稱道的美德，特別是在復雜的官場中更是犯了大忌。他本有很好的人際關系，不僅大多數(shù)咸同英杰與他淵源頗深，而且最高統(tǒng)治者也欣賞他的才干，這是別人做夢也難以擁有的飛黃騰達的資本，他不但沒有好好利用，反而為其所累，不是辭職就是丟官。從現(xiàn)代公共關系學的角度上看，他無疑是失敗的，更不適合當“領導”。另外，他長于籌劃，對所謂“經(jīng)濟之道”有一種本能的反感，因此難有赫赫事功。曾國藩評價他“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公事。”[36]應該說，郭確實不如曾心胸之寬廣，容人之雅量，更學不會曾長于逢迎，韜光養(yǎng)晦的為官之道；曾國藩并非認為郭不具備“繁劇之才”，而只是認為郭的“壞脾氣”使其才干無法施展。嚴復稱郭為屈子（屈原），曾國荃則比之為賈生（賈誼），與其說是贊譽，不如說是同情。眾人皆醉他獨醒，其百般努力在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勢力面前顯得是那樣微不足道，不但不能改變?nèi)后w的“失語”和無知，反而身負獨醒之累，以致“世人欲殺”。他想以一己之力而挽狂瀾，反被狂瀾席卷而去。因此從根本上說，他的悲劇在于思想過于先進，超越前進于時勢。他的無助，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哀，更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哀。念之不勝唏噓！ 然而，郭嵩燾又是不幸之中的萬幸者。歷史的風云際會把他一次又一次推向風口浪尖，造就了他這個時代的弄潮兒。他一生之中創(chuàng)造了多個第一，充滿了先行者的色彩：作為首任駐華使節(jié)，他是保護海外華僑、創(chuàng)設領事制度的第一人；他開啟中國新式教育之先聲，為開辦外國語學校之第一人；作為全面學習西方文化的先驅，他是主張政治體制和司法制度改革之第一人；他面向世界，是具有世界眼光和國際法意識之第一人；他精通洋務，是系統(tǒng)批判洋務運動和全面闡發(fā)對外關系理論之第一人……他交游遍中外，四方豪杰，泰西政要，無不裁量品評，世有英雄舍我其誰！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發(fā)前人所未發(fā)，他特立獨行，敢說敢做，為天下人之不能為，真正意氣風發(fā)！他不屑隨波逐流，眾人唾罵而泰然自若，自信“流傳百世千齡后，定識人間有此人”，[37]可謂擲地有聲！他上承“經(jīng)世”，中堅“洋務”，下啟“維新”，就像一座橋梁，又像一座界標。其人生與思想歷程就是近代中國不斷前進的縮影，雖有幾分悲涼，卻也無限風光。他身前罵名滔滔，但歷史畢竟是公正的，自有定評與公論，無數(shù)學者與史家別具青眼，令其青史留芳。他想必已經(jīng)知足了：不到百年已有人識，何必千齡？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郭嵩燾是最早自覺順應潮流走向世界之人，只可惜他代表的中國仍然故步自封，這種背離決定了他悲劇性的人生挫折。“他個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國走向世界的挫折。然而再挫折，再艱辛，中國還是走向了世界，只是付出了更高的代價而已。”[38]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世界需要中國，中國更需要世界，我們重新解讀郭嵩燾，自有新的時代意義。他生前落寞，但今天已不再孤獨，因為中華兒女正沿著他的足跡大步走向世界，先行者的精神也愈發(fā)熠熠生輝！ （作者單位：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qū)長虹中學 430064） -------------------------------------------------------------------------------- [1] 參見《沅陵縣志》，卷十九，頁７。 [2]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二，臺北：世界書局，頁17。 [3] 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七二，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版，頁25——28。 [4] 李鴻章致郭昆燾書，載《八賢手札》，臺北：武學書局，頁132。 [5] 《英法聯(lián)軍史料》，謝興堯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頁72。 [6] 參見郭致李鴻章函，載《陶風樓藏名賢手札》，冊二，頁547。 [7] 《郭嵩燾日記》，冊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頁400。 [8] 《郭嵩燾日記》，冊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頁398。 [9] 《郭嵩燾奏稿》，楊堅校補，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版，頁18，自記。 [10]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含奏稿，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頁328——320。 [11] 《郭嵩燾日記》，冊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頁350。 [12] 《郭嵩燾奏稿》，楊堅校補，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版，頁348，自記。 [13] 《郭嵩燾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版，頁348，自記。 [14] 《郭嵩燾日記》，冊三，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頁49——50。 [15]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巳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頁45。 [16] 函載《中和月刊》，卷一，期12。 [17] 呂詩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頁15。 [18] 《郭嵩燾日記》，冊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頁401。 [19] 參見郭1878年10月11日致沈葆楨函，載《養(yǎng)知書屋文集》，卷十一，頁13。 [20] 參見郭《條議海防事宜》，載《郭嵩燾奏稿》，頁345。 [21] 參見郭《養(yǎng)知書屋文集》，卷十，臺北：商務印書館1927年，頁103。 [22]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巳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頁64。 [23] 王闿運《湘綺樓日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27年鉛印本，頁217。 [24] 參閱劉錫鴻《劉光祿遺稿》，卷一，頁10、19；卷二，頁1——6。 [25] 王闿運《湘綺樓日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27年鉛印本，頁290。 [26] 《郭嵩燾日記》，冊三，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頁933。 [27] 《郭嵩燾日記》，冊三，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頁255、307、388。 [28] 參閱《致李傅相》，載《養(yǎng)知書屋文集》，卷十三，頁20——23。 [29] 見《郭嵩燾日記》，冊三，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頁804。 [30] 《光緒朝東華錄》，朱壽朋輯，上海：集成圖書公司刊本。 [31] 參見《德宗實錄》，卷二九九，臺北：華聯(lián)出版社影印本，頁17。 [32] 郭嵩燾：《養(yǎng)知書屋詩集》，卷十五，臺北：藝文印書館仿光緒十八年木刻本，頁9。 [33] 蔣曉麗：《晚清洋務英才人生悲劇根源論析》，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期6。 [34] 郭昆燾：《致伯兄家書》，載《云臥山莊尺牘》，卷八，。 [35] 郭覆李鴻章函，見《養(yǎng)知書屋文集》，卷十，頁19——20。 [36] 曾國藩覆李鴻章函，見《曾文正公書札》，卷十八，頁17——18。 [37] 郭嵩燾：《養(yǎng)知書屋詩集》，卷十五，臺北：藝文印書館仿光緒十八年木刻本，頁9。 [38] （美）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序言，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版，頁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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