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新聞并不令人心歡。
每日瀏覽新聞前，總要深吸一口氣，卻還是會被漂浮著的焦慮、痛苦、無助所影響。很多時候，我們會產(chǎn)生一種懷疑，世界到底怎么了？
疫情及其帶來的問題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圖景，一種簡單的應對方式是選擇逃避，畢竟不看、不想可以免去煩惱，這是一種自由。
然而，在弗洛姆看來，這只是消極自由，它看似繞開了生活的復雜性與風險，會讓人產(chǎn)生安全的錯覺，實際上卻不斷讓人遠離自己的內心，遠離自己與他人和自然的關系，成為面目模糊的齒輪。
生活是受困的，充滿問題的，但弗洛姆為我們指出了一道走向積極自由的解法，去愛吧。
“愛是唯一既能克服我們的孤立處境，又能保持我們自身完整性的良方，是在弗洛姆看來現(xiàn)代人困境的唯一解藥”。（王芳語）
在這個尤為困頓的當下，如果不知道該如何自處，那么試著去愛自己、愛他人、愛自然，或許能夠改變我們與世界的關系——奮力為生活劈開出口后，發(fā)現(xiàn)還有自由的可能。
講述 | 王芳，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教授
來源 | 看理想節(jié)目《人格心理學40講》
01.
要自由，還是要安全？
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經(jīng)常為人類愿意為自由所付出的一切而深深動容。當《勇敢的心》里威廉·華萊士在被斬首前高呼“Freedom”，當《肖申克的救贖》里安迪逃出監(jiān)獄后在大雨中振臂，仿若一只重獲新生的鳥兒，“每一根羽毛都閃耀著自由的光輝”，我想每一個為之熱血沸騰的人都不會否認，自由是個值得以生命為之而戰(zhàn)的好東西。
沒有人愿意被剝奪自由，被監(jiān)禁是對罪犯施以的懲罰；而如果有人無故被限制自由，像牲畜一樣被鐵鏈所束縛，我們就會感到極大的憤慨，愿意為她奔走呼號。生而為人，自由就是組成生命樂章的音符，再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以勝過它的光彩。
然而，當自由置于天平的一端，真的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與之匹敵嗎？如果人生有兩個按鈕，一個指向自由，而另一個指向安全，只能擇其一，你會作何選擇？
自由 vs.安全，在這二者間猶豫、徘徊、糾結的現(xiàn)代人，成為了心理學家埃里?！じヂ迥?/span>（Erich Fromm, 1900-1980）的研究對象。他致力于搞清楚，為什么我們所有人都有可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但許多人卻害怕這樣做；為什么人們要讓渡甚至放棄自由，讓自己的生活受制于環(huán)境、他人、政治意識形態(tài)或非理性情緒。
1900年，弗洛姆出生于德國，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有兩件事情對他走上未來的思想取向和專業(yè)道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一件是，他兒時迷戀的一名25歲女子自殺身亡——她是一位畫家，與唯一的家人父親感情深厚。一天，她的父親突然去世，幾天后，這位年輕的藝術家選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自殺讓弗洛姆迫切地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讓一個人走到如此極端的地步，他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尋求答案，日后接受了多年的精神分析訓練。
第二個決定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民眾的激進與仇恨、民族主義的陰影、迅速劃分為“我們”與“他們”的陣營，以及“我們”是偉大的、“他們”是卑劣的，這些信息令弗洛姆感到震驚。他再一次地想了解一些有關人類非理性的東西，然而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大眾行為的非理性。他找到了一些答案，這一次是在卡爾·馬克思的著作里。
多年以后，弗洛姆提出了一個有些奇異地融合了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理論——“人本精神分析”（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
弗洛姆的理論充滿了對現(xiàn)代社會和現(xiàn)代人的熱切關懷以及深邃洞察，你可以說他是心理學家，也可以是社會學家，甚至是哲學家，或者綜合來看，他是一位從社會哲學的觀點探討人性的理論心理學家。
1941年，因躲避納粹迫害而逃亡到美國的弗洛姆寫完了他生平的第一本著作，這部反映他思想的無可爭議的代表作也被視為政治心理學的創(chuàng)始作品之一。在書中他鞭辟入里地談論了現(xiàn)代人的困境與出路，邏輯起點便是自由的悖論，或者說，自由與安全的博弈。
面對人人向往的自由，除了熱烈擁抱，還存在另一種可能的姿態(tài)嗎？弗洛姆用他的書名做出了回答：有，那就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02.
孤立無援的現(xiàn)代人
先來看看弗洛姆在寫作這本書時面對的世界：第二次工業(yè)革命極大推動了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大都市、標準高效的流水線和日益豐富的物質消費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標配。與此同時，經(jīng)濟危機的到來、四分五裂的大國關系、獨裁勢力的崛起、彌漫的懷疑、不信任與不確定，以及集體瘋狂走向戰(zhàn)爭的人們……
弗洛姆通過對人類文明史的分析，嘗試闡明當時的人們尋求法西斯主義等極權力量庇護的心理原因。
從中世紀的傳統(tǒng)社會開始講起，那時候，人們對于如何過自己的生活沒有太多選擇。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是確定的，一個人一出生就是某個部落、家族或階級的一員，并且會終其一生，一直如此。
很少有人需要職業(yè)咨詢，生產(chǎn)工具和勞動技能是從先輩那里繼承下來的，革新和發(fā)展都非常緩慢，競爭也不激烈。人們很少遠離家鄉(xiāng)，外面的世界對他們來說是危險的遠方。他們總是待在那個宿命般的位子上，這個位子限制了他們的發(fā)展與自由，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也是這個位子，令他們的生活有結構、有秩序、篤定而安穩(wěn)， 他們不用也不會遭遇認同危機。
這種艱難但簡單的生活在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發(fā)生變化，人們開始將人類而非上帝視為宇宙的中心。當時的大城市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社會流動性和物質財富，突然之間，人們可以重新定義自己，開始交易、賺錢，并用賺來的錢在社會上立足。
繼承式的傳統(tǒng)社會結構開始瓦解，人的命運不再像從前那樣確定，個體與他人及群體的紐帶也不如從前那樣緊密，人們開始享受從未有過的自由。
再來是宗教改革和民主革命，人們不用被他人管理，而被期待應該自己管理自己。之后是工業(yè)革命，人們一下子變成了員工和消費者，不再耕作土地或制造東西，而是通過付出勞力或智力來換取金錢。
現(xiàn)代意義上的個體誕生了，這個過程持續(xù)了幾個世紀，一直朝著更多的平等、更多的權利、更多的選擇、更多的自由前進，直到今天。
這是一個“個體化”的過程，隨著文明的發(fā)展，人的獨立性和力量感日益增強，越來越成為一個真正的個體，廣闊天地大有可為，這是自由帶來的積極影響。
然而，當人們努力了幾百年，終于解開了加諸于身的那些束縛，卻驚訝地發(fā)現(xiàn)，他們拼命擺脫的束縛也正是過去為他們帶來過安全感和歸屬感的東西。于是，他們更加自由了，但同時也更加孤獨了，就像被打碎的一顆顆原子，被拋到了無邊無際的危險世界中，成為了孤立無援的現(xiàn)代人（郭永玉，2000）。
要命的是，人類是如此害怕孤獨。而且這種孤獨并不是說與他人在身體上隔絕聯(lián)系，一個人可能在身體上獨處，但只要ta的思想、價值觀可以融合進社會，那么ta就有“歸屬感”。
于是，在弗洛姆看來，任何風俗、信仰、宗教，甚至民族主義，無論它們多么荒謬或者有辱人格，但只要是可以起到將個體與他人聯(lián)系起來的功能，那么就可能成為抵御孤立的避難所。
就這樣，個體化使人走向自由，孤獨卻使人失去安全感，疏離、不安、焦慮隨之而來，這就是自由和安全的矛盾，它造成了現(xiàn)代人最基本的困境。
03.
逃避自由的方式
自由的悖論出現(xiàn)了：從前社會的安全是不自由的安全，現(xiàn)代社會的自由是不安全的自由。我們想要自由，但當我們真的擁有了它，卻開始逃避自由。
如何逃避？弗洛姆講到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即讓渡自由，尋求一個強力的、掌控一切的獨裁者、集權政府或國家機器來庇護自己，把自我消解到一個巨大的權威里，以換取秩序與安全。
弗洛姆還曾提出的另一個重要概念——集體自戀（collective narcissism）。如果說對威權主義的認同可以讓個體獲得安全感，那么通過集體自戀，除了安全感，還能令個體獲得自尊。
弗洛姆曾提及一戰(zhàn)后集體自戀的興起：“集體自戀是一種最具政治意義的現(xiàn)象……一個無名小卒，如果他的社會身份和國家綁定在一起，或者將ta的個人自戀轉移到群體，那ta就不再是無名小卒，而是地球上最美妙的團體的一員”（Fromm, 1980, pp.51-52）。
在現(xiàn)代研究中，集體自戀被界定為一種信念，即認為自己的群體是特殊的，有權享受特權待遇，但是這一點并沒有得到其他人或者群體的充分認可。因此，集體自戀的核心是對內群體的特殊性沒有得到足夠外部認可的怨恨（Golec de Zavala, 2018；Golec de Zavala, Cichocka, Eidelson, & Jayawickreme, 2009）。
請注意，它不同于民族主義（nationalism）或愛國主義（patriotism）。民族主義的核心是對內群體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渴望，所以會不斷通過展示軍事、經(jīng)濟或政治力量來使他人臣服（e.g., Blank & Schmidt, 2003; Pehrson, Brown, & Zagefka, 2009）。
而愛國主義是對國家的依戀（Kosterman & Feshbach, 1989），其中盲目的愛國主義（blind patriotism）強調堅定的忠誠和對國家不容置疑的積極評價，而建設性的愛國主義（constructive patriotism）則歡迎將批評作為國家進步的動力，他們并不需要依托外部的認可，就可以獲得對于群體的認同以及價值感（Schatz, Straub, & Lavine, 1999）。
與這些都有所不同的是，集體自戀者最在意的點是，本群體有權獲得特殊對待，于是會不斷搜尋本群體受到外群體不公對待或威脅的證據(jù)，然后對外群體表示不滿，方式通常是敵對和富有攻擊性的（Golec de Zavala, Dyduch-Hazar, & Lantos, 2019）。
研究發(fā)現(xiàn)，集體自戀與較低的個體自尊、控制感以及個人自戀有關。因此可以說，集體自戀者對于群體夸張形象的投資，正是出于他們自己脆弱的個人形象。
與此同時，集體自戀者對“內部敵人”十分警惕，生怕他們抹黑內群體或者串聯(lián)外群體（所謂“給境外勢力遞刀子”），然而諷刺的是，他們其實才是那些個更容易為了個人利益而退出群體，或者為了達成個人目的而利用群體成員的人（Marchlewska et al., 2020; Cichocka et al., 2021）。
在弗洛姆看來，集體自戀也能起到避免被孤立的作用，因此也具有某種逃避自由的功能?！叭绻粋€人只是個體自戀，說自己如何聰明、善良、勤勞、勇敢、偉大，別人如何愚蠢、惡毒、懶惰、怯懦、渺小，那么ta定是令人生厭的。
但當ta把'我’換成'我們’，或者我的國家、民族、宗教，這時候再對其他群體加以貶斥時，ta就會受到擁戴。一個有天賦的自戀者，往往就可以這樣而成為一個領袖”（郭永玉，1999）。
第二種逃避自由的方式，是破壞和毀滅（destructiveness）。由于害怕具有威脅性的環(huán)境，有些人會通過先打擊和摧毀它，來逃避它可能對自己的傷害。常見的包括日常的暴行、故意破壞、犯罪和恐怖主義。
另一個極端的表現(xiàn)形式是毀滅自己來應對痛苦，比如各種破壞性的成癮行為、自傷、自殺等。背后的邏輯是：如果我都不存在了，還有什么事情能傷害我？
逃避自由的第三種方式是自動從眾（automaton conformity），大概意思是依附于某種宏大敘事，通過與其他人一樣，將自我隱藏于大眾之中，以此來獲得安全感。
比如對于某些人來說，生活只在于穿得跟其他人一樣，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人們成為了一條“社會變色龍”，只反射環(huán)境的顏色，毫無個性可言。
正如弗洛姆所說，“如果我看起來、說話、思考、感覺都像社會中的其他人，那么我就會消失在人群中，而不需要承認我的自由或承擔責任”。
另一種自動從眾的方式是，成為社會大機器上的螺絲釘、齒輪，平平無奇，面目模糊。對此，弗洛姆說，“過去的危險在于人們成為了奴隸，而未來的危險在于，人們成為了機器。和奴隸相比，機器不會造反?！?/span>
現(xiàn)在人們想盡辦法希望把機器做得越來越像人，然而與此同時，人變得越來越像機器。
04.
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
如果從時代變遷下降到更微觀的水平上，個體在生活中也經(jīng)常經(jīng)歷著自由與安全的沖突。
例如從中學到大學，中學生們最常聽到父母和老師說的一句話就是，“等到了大學，你們就自由了”。但是，與自由選擇和自己做決定一并出現(xiàn)的，還有自行承擔后果——是考研還是工作？是走這條路還是那條路？
即便各個選項都不錯，他們依然會因為這個抉擇可能影響一生而感到痛苦甚至恐懼。此時，如果有別人替我做選擇，或者干脆交給命運，或許會感到如釋重負。為了躲避自由的代價，也就是升高的不安全感，他們也會開始逃離自由。
還有些人未必會把生活的規(guī)劃權交與他人，而是躲避各種可能性，主動壓縮自己的選項。比如：吃或不吃，黑或白，支持還是反對，向左走還是向右走，沒有中間地帶。
這或許是逃避自由的另一種方式，逃避生活的復雜性，逃避困難、挫敗、危險，因為極度簡化也會令人產(chǎn)生安全的錯覺。
在臺灣版《逃避自由》譯本的封面上有這么一句話：“自由，是積極的實踐，還是模仿的游戲？” 在弗洛姆看來，現(xiàn)代社會的自由看似是自由，但并不是真正的“積極自由”，而只是一種“消極自由”，因為它是建立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相分離的基礎上的。
弗洛姆用了“異化”（alienation）這個源于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詞，來解釋為什么現(xiàn)代社會的自由是消極的。他將異化的個體定義為“只能以片面方式體驗外部世界，但與內心世界脫節(jié)的人”（Fromm, 1990）。在他的眼里，現(xiàn)代人異化于自己，異化于同類，異化于自然。
最典型的例子是，原本社會生產(chǎn)更豐富多樣的商品是為了讓人們過上更幸福的生活，消費只是達成這一目的的手段，然而在現(xiàn)代消費主義文化下，手段成了目的本身。
人們不斷通過對于商品的占有來定義和彰顯自己，并沉湎于這種占有，從中獲得滿足。“to have”（擁有）完全壓倒了“to be”（存在）。
更夸張的是，不僅人與物的關系是異化的，人與人，甚至人與自己的關系也是異化的。人們互相視對方為可利用的工具，評價他人的標準不是這個人是否自由充分地發(fā)展，而是看ta在社會中取得的權力、地位、財富，即成功程度，而這種成功本身并不具有生產(chǎn)力。
我們將自己視為工具，以換取金錢、地位、名聲、尊重，以及更大的安全。人成為商品，金錢則是萬物的尺度，而愛、幸福、尊嚴、創(chuàng)造力這些人性化的東西被丟棄。
而在弗洛姆看來，積極自由是“一種將個人與世界聯(lián)系起來，同時又不消除其個性的關系”（1941, p.29）的能力。
簡單而言，積極自由是不犧牲人與自然、他人、自我的聯(lián)結，同時又能推進人的獨特性與個性發(fā)展的自由，是一種不僅不會讓人感到不安全，而且可以讓人盡情去做其認為有價值的、好的、值得為之奮斗的事情的自由。
05.
愛，現(xiàn)代人困境的唯一解藥
關于如何才能實現(xiàn)積極自由，弗洛姆提供的方案是，去愛。
在現(xiàn)代文化中，愛經(jīng)常被描寫為是一件被動發(fā)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我們無法控制也難以抗拒的一種浪漫感覺，比如“墜入愛河”，或者“被愛神之箭射中”。
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指出，這完全是對于愛的誤解，正相反，愛是一件需要有意識努力的事情。它就像一門藝術，需要知識、努力和體驗。人不能無緣無故地期望得到無條件的愛，而不做出自己的貢獻。愛并沒有那么容易，它需要勇氣、行動、承諾以及高度責任感。
被動等待無條件的愛砸到自己身上，那是嬰兒式的方式。嬰兒只會將他人視為滿足自己欲望的工具，總是以自己為中心來建立與他人的關系，而不是將他人視為值得尊重的與自己平等的獨立的人，這不是愛，而是自戀。
成熟的個體必須意識到我們需要對與其他人的關系負責，通過謙遜、自律、愛他人的行動來贏得友誼和愛。
更重要的是，愛他人的前提是要愛自己，愛應該是鼓勵人們成為更好的人的引擎。在愛的關系中，兩個人合二為一，但又都還是自己，并對自身的成長與關系負責。
所謂成熟的、創(chuàng)造性的愛，是在保持自己獨立性和完整性的同時又與他人結為一體，這樣一方面可以克服孤獨感和疏離感，另一方面又不需要付出損害自身獨立和自由的代價，這是一種與他人共享、共同擁有一個世界并使身處其中的每個人都更有力量也更幸福的狀態(tài)。
除此之外，弗洛姆眼中的愛并不僅僅是與特定的人的關系，它是一種態(tài)度，是對生命、生活與社會的積極關注和負責，因此決定了一個人與整個世界的關系；它更是一種能力，甚至一種變革性力量，可以用以改變自己和社會。
一個能充分發(fā)揮自身個性與潛能，并能與他人及世界建立起豐富、有意義的愛的關系的人，就是弗洛姆眼中的理想人格——生產(chǎn)性人格（productive character）。這種人可以通過自發(fā)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以及與他人的團結協(xié)作，實現(xiàn)真正的積極自由。
總之，愛是唯一既能克服我們的孤立處境，又能保持我們自身完整性的良方，是在弗洛姆看來現(xiàn)代人困境的唯一解藥。
可以看出，他的社會變革方案回到了個體層面，有批評者認為，這種無需打破當前社會秩序，只需調動個體內心資源的改良方案，與前面宏大的社會視角不相匹配，或許也體現(xiàn)出以心理學作為社會分析基礎的些許尷尬。
但是，與別人不同，心理學對弗洛姆來說不僅是一種學術研究或治療手段，更是認識人類社會的工具，他對于現(xiàn)代人存在困境的分析入木三分，也令每一個觀照自身命運的人心有戚戚。
大概，在這個尚看不到任何好轉起來的跡象的世界里，再次捧起弗洛姆，也是一種朝向自由的方式。
*本文摘選自看理想App節(jié)目《致獨特的你：人格心理學40講》，內容有刪減和調整，小標題由編輯添加。完整觀點和講述請移步至相關節(jié)目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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