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談的清初“擬晉唐”小說固然不包含章回小說，但章回小說《紅樓夢》等也都有著明顯的“擬晉唐”痕跡。前者與清初擬晉唐小說的三個類別，即“《聊齋》體”“《閱微》體”“《虞初》體”三者之間互有異同。其中最根本的異同之處，表現(xiàn)在《紅樓夢》把以上三個類別在敘事主體或敘事客體兩個層面分別走向精英化或通俗化而呈現(xiàn)出來的不同程度的矛盾進一步凸顯，提出了以“荒唐言”寫“辛酸淚”，即借俗言而表雅意的一整套方法策略?！都t樓夢》與“擬晉唐”小說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顯示了清初“傳奇之風”的深刻影響，也說明了前者“作奇?zhèn)鳌痹V求的時代意義。關(guān)鍵詞：紅樓夢 清初小說 擬晉唐 傳奇之風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22篇《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追溯明代中后期小說盛行的原因時，闡述如下:唐人小說單本，至明十九散亡；宋修《太平廣記》成，又置不頒布，絕少流傳，故后來偶見其本，仿以為文，世人輒大聳異，以為奇絕矣。明初，有錢唐瞿佑字宗吉，有詩名，又作小說曰《剪燈新話》，文題意境，并撫唐人，而文筆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飾閨情，拈掇艷語，故特為時流所喜，仿效者紛起，至于禁止，其風始衰。迨嘉靖間，唐人小說乃復出，書估往往刺取《太平廣記》中文，雜以他書，刻為叢集，真?zhèn)五e雜，而頗盛行。文人雖素與小說無緣者，亦每為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置之集中。蓋傳奇風韻，明末實彌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①其中所討論的明顯是文言小說，尤其是受唐傳奇影響較深的傳奇類文言小說作品?！吨袊≌f史略》（以下簡稱《史略》）本篇標題雖然是“擬晉唐”，其實側(cè)重討論“擬唐”，即清初小說所受“傳奇”之風的影響。引文所述，自唐至明嘉靖間，傳奇單本絕少流傳；明嘉靖間，坊間刺取《太平廣記》中傳奇文字，雜以他篇，刻為流行；以往不關(guān)注小說的某些文人，也開始為平民乃至蟲蟻作傳奇。以上描述隱含了對小說史上幾個節(jié)點的重要判斷，大體上都為后學所接受認可。引文所作判斷主要并不針對章回或話本小說，但后者卻同樣存在“傳奇風韻”“彌漫天下”的類似情況。本文擬以《紅樓夢》為例，談其所受“傳奇”“擬晉唐”之風影響的基本情況。引文提示我們注意的是明末“以小說為古文”的寫作風氣。正如沈廷芳在《書方望溪先生傳后》一文中記述方苞評論當時古文創(chuàng)作風氣所說：“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家，或沿翰林舊體，無雅潔者?！雹谇迦死畲茹憽对仅犔米x書記》評論明末清初文章各家，也有譚元春文“多類稗官”③，王猷定文“太近小說”④，黃宗羲“文鮮持擇，才情爛漫，時有近小說者”⑤，侯方域文“根柢太淺，不學無術(shù)，多近小說家語”⑥，毛奇齡“文筆警秀，而時墮小說家言，其碑志、記事之文，往往景飾，不可盡信”⑦等語，指的就是類似方苞所說的“或雜小說家”“以小說為古文”等現(xiàn)象。當然，魯迅在《史略》中所說的“傳奇之風”或“擬晉唐”，與方苞等古文家的著眼點不同。方苞等談的是“以小說為古文”，而魯迅講的是“以古文為小說”。從《史略》該章內(nèi)容看，魯迅所說的“擬晉唐”小說主要有兩個范型，即“《聊齋》體”與“《閱微》體”。而引申一步，如果我們把明末清初“為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及“以小說為古文”的一類文字也當作小說，其實此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擬晉唐”的一個類別。事實上，研究者也早已將清初張潮《虞初新志》這本收錄了不少明末清初小說體古文的集子，稱為“《虞初》體”的祖本。古文家與小說史家所談的“擬晉唐”及“傳奇之風”之所以既有區(qū)別又相互聯(lián)系，概因“刺取《太平廣記》”在此時所產(chǎn)生的影響，超出了清代古文家所討論的“以小說為古文”的范疇。那么影響所及，表現(xiàn)在不同領(lǐng)域，究竟有哪些現(xiàn)象或共同特征，值得引起我們注意？首先是文體層面的跨文體寫作現(xiàn)象。無論以小說為古文，還是以古文為小說，其實都是跨文體寫作。推而廣之，以傳奇為戲曲（如明傳奇多取材唐傳奇故事），或以戲曲為傳奇（如《馬伶?zhèn)鳌返纫詢?yōu)伶為傳主），也有跨文體的類似表現(xiàn)。其次是內(nèi)容層面“為俠客童仆乃至鳥獸蟲蟻作傳”的取材風格，有“關(guān)懷下潛”乃至通俗化、平民化的價值導向。最后是創(chuàng)作主體層面的精英化傾向。如《史略》所言：“文人雖素與小說無緣者，亦每為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置之集中。”足見這種風氣覆蓋面之大。“傳奇之風”在以上三個層面的主要表現(xiàn)，讓我們看到此時的小說創(chuàng)作一方面在學習、模仿晉唐基礎上積極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展開著模仿與創(chuàng)新的雙飛翼；另一方面又兼顧市場娛樂與文人“立言”的不同訴求，交織著通俗化與精英化的二重奏。而從模仿對象看，“傳奇之風”對清初小說的影響主要是所謂“擬晉唐”，具體可分為“擬晉”或“擬唐”。《史略》所總結(jié)的“擬晉”，即志怪類作品，主要有兩個特點：其一，“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這主要指題材。其二，“其敘人間事，亦尚不過為形容，致失常度”“事極簡短，不合于傳奇之筆，故數(shù)行即盡”⑧，這是指敘事檢束，文筆雅潔，與一般唐傳奇筆法不同。而所謂“擬唐”即傳奇化筆法，也具體包含以下兩個特點：一是敘事細膩、完整，真實感強。即《史略》所說：“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獨于詳盡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二是筆觸時而跳躍或出現(xiàn)“鶻突”，造成陌生感，造成較強的傳奇性。即：“別敘畸人異行，出于幻域，頓入人間”，“偶見鶻突，知復非人”。⑨認真品味，以上“擬晉”或“擬唐”兩種筆法各自包含的兩個特點之間，其實都有著內(nèi)在矛盾：其中“擬晉”因取材于“野狐禪”而不能免俗，但敘事上則追求雅潔；而“擬唐”的兩個特點之間也表現(xiàn)出在日常敘事的基礎上兼顧傳奇性的努力。之所以出現(xiàn)以上矛盾，蓋因為無論“擬晉”抑或“擬唐”，敘事主體在文化立場上都經(jīng)常有著既要從俗、親民、尊重現(xiàn)實，又要超常規(guī)、精英化、固守理想的雙重訴求或“野心”。為什么要有這種雙重訴求？為什么此時連各種“制舉”“經(jīng)濟”“著述”文字都要放下身段，“以小說為古文”，想盡辦法去“擬唐”或“擬晉”？于慎行曾這樣描述：“先年士風淳雅，學務本根，文義源流皆出經(jīng)典，是以粹然統(tǒng)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來，厭常喜新，慕奇好異……子史又厭，則宕而之佛經(jīng)；佛經(jīng)又同，則旁而及小說：拾殘掇剩，轉(zhuǎn)相效尤，以至踵謬承訛，茫無考據(jù)，而文體日壞矣。原其敝始，則不務經(jīng)學所致爾?！雹鈴拿枋鲋锌梢钥吹?，模擬晉唐小說或類似文字，這種事情吸引著越來越多優(yōu)秀文人的參與。黃宗羲在《論文管見》中，也曾直言不諱地為“著述”家“乞靈”于小說明確張本說：“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為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guān)系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頰上三毛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小說俗事，自此反以“風韻”爭勝。創(chuàng)作主體的這種變化，為通俗小說走向雅化開辟了道路。二、《紅樓夢》等章回小說“擬晉唐”的主要表現(xiàn)
如上所述，“傳奇”或“擬晉唐”之風，在文體、內(nèi)容、主體各層面分別表現(xiàn)出跨文體、平民化、精英化等主要特征。而筆者在此，想重點討論清初以《紅樓夢》為代表的章回小說在以上各個層面的表現(xiàn)，借此探討所謂的“傳奇”“擬晉唐”之風對章回小說的影響。首先，清初章回小說同樣存在文體層面的跨界寫作現(xiàn)象。這突出表現(xiàn)在類似作品中“擬晉”與“擬唐”經(jīng)常并存乃至不時交融，表現(xiàn)出“書兼二體”特征。《紅樓夢》《儒林外史》等都非志怪題材，但都著力于諷刺、揭露世情之“怪”，寫無“怪”之所以為“怪”?！度辶滞馐贰吩跀⑹聶z束、文筆雅潔方面頗有晉風，尤其是其集錦式的結(jié)構(gòu)，頗類筆記小說集。而《紅樓夢》中某些精怪情節(jié)，如賈瑞病死，家里欲燒毀“風月寶鑒”，和尚突然出現(xiàn)來搶救“風月寶鑒”；秦鐘彌留，央求勾魂無常放自己回來與寶玉告辭等，有時筆觸下會出現(xiàn)像《史略》批評明末志怪群書的常見弊病，即“多荒怪，誕而不情”?，似乎已逾越“常度”，讓對《紅樓夢》敘事水平高度認同的讀者懷疑此類“荒怪”情節(jié)為反諷之筆。后者類似表現(xiàn)，似可視為“擬晉”的某種嘗試。至于“擬唐”，《儒林外史》《紅樓夢》作為“諷刺小說”“世情小說”，在筆法細膩方面固然都無例外，“常以三言兩語，使人物'窮形盡相’”；而在筆觸的跳躍靈動上，兩部章回小說也都有突出表現(xiàn)。《儒林外史》能“驅(qū)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迄，雖云長篇，頗同短制”，結(jié)構(gòu)處理趨向于神韻化。《紅樓夢》敘事也多“偶見鶻突”之處。比如劉姥姥講抽柴火的故事，而外面突然“走水”（即失火）；卍兒的母親產(chǎn)前夢見佛祖示以“卍”字不斷頭的錦緞，等等。其次，《紅樓夢》等章回小說的“擬晉唐”，還表現(xiàn)在其處理題材過程中為“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即平民化或通俗化的命意或興趣。《紅樓夢》的寫作主旨如敘事者所陳述，在于“為閨閣昭傳”，而其中的閨閣女子們，也是來自“薄命司”的“一干風流孽鬼”。而《儒林外史》不僅為科場舉子寫心，也寫了逃婚的才女、納妾的鹽商，寫了冒牌俠客、水貨隱士，寫了找不到心上人的世家子弟、尋不著老父親的孝順兒郎……林林總總，形形色色。最后，之所以說《紅樓夢》等章回小說有“擬晉唐”特征，原因還在于，作為通俗小說，這些作品也表現(xiàn)出鮮明的精英化傾向。甚至，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通俗小說創(chuàng)造性地解答了“言俗而意雅”的時代難題。比如，“三言”“二拍”等擬話本小說強調(diào)“無奇之所以為奇”，其中兩個“奇”分別側(cè)重于敘事客體或主體，前者強調(diào)敘事客體的平常性、日常性，后者則突出敘事主體的超卓性（見微知著的認識能力）。這個有些自矜的宣言，所談的意思，無非自認為能兼顧敘事客體與敘事主體兩方面不同的價值取向，并使二者相互凸顯，這個提法在兼顧世情小說的市場和品質(zhì)方面，無疑很具有建設性。而《紅樓夢》所提出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其中的“荒唐言”“辛酸淚”分別可對應于“無奇之所以為奇”的前后兩個“奇”字，具有類似的內(nèi)涵和價值。三、《紅樓夢》與清初“擬晉唐”小說三種主要類別之間的異同
如前文所述，清初“擬晉唐”小說主要包括“《聊齋》體”“《閱微》體”“《虞初》體”三種類別。《紅樓夢》與以上各種類別之間主要又有什么異同呢？首先，與“《虞初》體”之間的異同?！靶≌f九百，本自虞初?！薄队莩踔苷f》是中國小說的鼻祖，后世更以“虞初”為小說命名，使其成了小說的代名詞。所謂“《虞初》體”小說，就是“傳布奇文”的志怪、傳奇小說選集，明清時期最為流行，共出現(xiàn)了十幾種。清初張潮編選的二十卷本《虞初新志》在“《虞初》體”小說中最為著名。張潮，字山來，號心齋，安徽人，生于清順治八年（1651）。其《虞初新志》多收集明末清初人的文章，其中多為真人真事。該書編選原則和體例對其后的“《虞初》體”小說影響很大，具體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所收文章的作者多為由明入清的遺民。其二，按編者所說，“文多時賢，事多近代”，即作者、編選者、讀者大致同時，三者有著相近相似的觀念或情緒，容易產(chǎn)生惺惺相惜或同道之感。其三，所收作品大致講的多為真人真事，紀實性較強。如王思任的《徐霞客傳》、吳偉業(yè)的《柳敬亭傳》、侯方域的《郭老仆墓志銘》等。就以上三點對照來看，《紅樓夢》在其中第三點上似乎更接近：《凡例》中作者提出此書來自親身經(jīng)歷，書中的女性多是作者親歷親見的幾位女子。當然，小說中隱去了作者親身經(jīng)歷的故事，這與“《虞初》體”的《徐霞客傳》《柳敬亭傳》等直接呈現(xiàn)主人公經(jīng)歷的書寫方式不同。后者是“以小說為古文”，前者則是“以古文為小說”。而“《虞初》體”的前兩個特點，看上去雖與《紅樓夢》不相干，實質(zhì)上卻也有一定內(nèi)在聯(lián)系。《虞初新志》所收文章作者多為明末清初文人，有過家國興亡的切身經(jīng)歷，對現(xiàn)實環(huán)境容易有疏離或邊緣化之感；《紅樓夢》作者以及書中主人公賈寶玉也曾經(jīng)歷過家族興衰，相對于“明末清初”這個特定歷史時間，《紅樓夢》所設定的家族興衰的故事情境更具有普遍性或典型性，也因此更容易喚起讀者共鳴。事實上，有關(guān)曹雪芹家世乃至《紅樓夢》所謂“真實作者”的種種猜測，經(jīng)常聚焦于明末清初的某些人士，這也與《紅樓夢》闡發(fā)情感的某些方式，跟“《虞初》體”等類文章有些相似之處有一定關(guān)系。其次，與“《聊齋》體”之間的異同。正如前文所分析，二者相似之處主要表現(xiàn)在，都有著“書兼二體”的跨文體寫作風格。茲不贅述。而如前文所述，無論“二體”中的“擬晉”抑或“擬唐”，敘事主體在文化立場上都經(jīng)常有著既要從俗、親民、尊重現(xiàn)實，又要超常規(guī)、精英化、固守理想的雙重訴求或“野心”。最后，與“《閱微》體”之間的異同。表面看來，“《閱微》體”邊界感較強，與《紅樓夢》或“《虞初》體”“《聊齋》體”都有明顯歧異。而“《閱微》體”之所以反對“書兼二體”，是因為后者突破了紀實或傳奇的界限，容易造成荒誕失真的效果。我們都熟悉紀昀所說的一段話：“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guān)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嬫狎之態(tài)，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引文中紀昀所講的“理”，首先指的是真實感，即小說的敘事主體過細描摹敘事客體，會顯得失真。其次，不僅有可能失真，還會因轉(zhuǎn)述人物之間的“燕昵之詞”“嬫狎之態(tài)”，而顯得過俗失當。概言之，紀昀認為對敘事主客體之間應該保持適當邊界，不能越界。而晉唐小說，尤其是唐傳奇，都曾經(jīng)常出現(xiàn)越界現(xiàn)象。在此，紀昀對“擬晉唐”容易蹈入的誤區(qū)，做了較準確同時也較保守的描述說明。相形之下，曹雪芹也頗富洞察力地發(fā)現(xiàn)了類似問題，但他的態(tài)度更積極，并提出了解答方案。先看真實性問題。在這一點上，曹雪芹明顯有著相似而更深刻的思考，所以才提出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著名論斷。對于擬志怪（擬晉）或擬傳奇（擬唐），我們不妨發(fā)問，傳奇與志怪“二體”之間相比，孰真孰假？從敘事客體角度判斷，傳奇顯然比志怪現(xiàn)實性、真實性更強。這點容易理解。而從敘事主體角度著眼，志怪真實性更強。為什么這么說？蓋因為六朝志怪多從“著書人”角度敘事，邊界感強，敘事者很少“越位敘事”；而傳奇“逞才”，則容易逾越邊界。問題在于，如果不能使敘事客體“細微曲折，描摹如生”，不僅敘事主體的客觀性會受損，而且將反過來使其主觀能動性受限，這對敘事主體顯然都將產(chǎn)生不利影響。這也是紀昀的小說觀雖然有些合理因素，被魯迅等小說家部分地加以接受或改造；而其斥唐傳奇等“妖妄熒聽”“猥鄙荒誕”，將其摒棄于小說主流之外的做法，卻與小說史的實際發(fā)展逆向，不能得到認可的根本原因。不難發(fā)現(xiàn)，曹雪芹強調(diào)“假作真時真亦假”，對敘事主客體之間的間距問題思考得更加深入而辯證。同時，看雅俗問題。敘事主客體之間的間距不僅會帶來所謂的“虛實”或“真假”問題，也會引發(fā)有關(guān)雅俗文化立場問題的思考。換言之，邊界感不僅可保證敘事主客體雙方的客觀可靠性，而且可以避免小說的敘事主體（精英）被敘事客體（大眾）所同化。正像前文所分析的，《紅樓夢》”出“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用“言俗而意雅”的方式對敘事主客體之間的間距所帶來的雅俗矛盾進行了消解。綜上，與清初“擬晉唐”小說的三種主要類別相對照，《紅樓夢》對當時小說發(fā)展所面對的模仿與創(chuàng)新、通俗或向雅的種種抉擇，從處理敘事主客體之間的關(guān)系角度提出了更富創(chuàng)造性、系統(tǒng)性的解答方案。四、《紅樓夢》的“作奇?zhèn)鳌痹V求及其對“擬晉唐”的超越
不得不說，擬晉唐小說所面對的真假、虛實、雅俗等問題，經(jīng)常纏夾不清。對比而言，志怪的“虛實”主要表現(xiàn)于敘事客體（內(nèi)容、題材）的現(xiàn)實性或非現(xiàn)實性，而傳奇的“真假”則側(cè)重于敘事主體（手法、立場）的完整性、生動性或超越性。概言之，真實性可分為敘事客體的真實性與敘事主體的真實性，而二者分別又可再分為主觀性或客觀性的真假問題。這與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等各層次都有關(guān)聯(lián)，復雜而深刻。在實際創(chuàng)作活動中，對于“言俗而意雅”的小說作者而言，要推出一本真正的傳世之作，每一步都更需要榨出自己骨頭縫里的“庸俗”出來，而高難度、精英化的寫作必然要求高難度、精英化的閱讀，因此我們才看到曹雪芹反復發(fā)出“作奇?zhèn)鳌薄罢l解其中味”的感嘆，似乎對一般讀者不抱太高期許。這已經(jīng)成為具有足夠誘惑力的智力游戲。只有從當時“擬晉唐”風尚出發(fā)，凝視小說文體在通俗化與精英化的夾縫中攀升的背影，我們才能理解明末清初文言小說、章回小說、話本小說同步出現(xiàn)經(jīng)典化高潮，推陳出新、佳作迭出的真正原因。為了“傳世”，為了迎接精英化的挑戰(zhàn)，為了超越一般的擬晉唐小說，《紅樓夢》具體是怎樣做的呢？首先，《紅樓夢》突破了傳統(tǒng)小說的“轉(zhuǎn)述體”，用通俗小說來寫心、傳“味”。無論擬晉還是擬唐，抑或話本、章回小說，都強調(diào)自己在轉(zhuǎn)述“街談巷語，道聽途說”，都強調(diào)敘事主體相對于客體的超越性或邊界感。而這種強調(diào)本身，就顯示了主體間性存在的客觀必然性。由筆記、傳奇到話本、章回的小說史脈絡中，一方面，敘事主客體之間的間距逐漸縮小；而另一方面，敘事主體被迫不斷增加其主體性，以保持主客體二者之間的間距。二者之間的互動，形成了傳統(tǒng)小說通俗化與精英化兩種張力并存的歷史規(guī)律。能否在順應通俗化大潮的同時，凸顯精英化的實力，這大概是決定作品、作者、流派或門類能否代表乃至超前于時代的關(guān)鍵因素。唐傳奇相對于六朝志怪，表面看來敘事主體更多“越位”描摹，邊界感變?nèi)?；實則還以史才、詩筆、議論等增強了敘事主體性，加深了雅文化立場。紀旳將傳奇之后的作品清除出“小說”，而只保留所謂“叢談、辨訂、箴規(guī)”，實質(zhì)上是在消極對抗敘事主客體間距縮小和小說走向通俗化的客觀現(xiàn)實；而《紅樓夢》大膽、“無底線”的跨界寫作方式，則不失為積極應對如上客觀現(xiàn)實的一種嘗試。《紅樓夢》的跨界寫作本身縮小了敘事主客體之間的間距，但同時，其敘事主體也采用多種方式，自覺拉開了與客體之間的間距，其中一個重要方式就是講述自傳。傳統(tǒng)小說敘事主體定位于“轉(zhuǎn)述”故事者，這就基本排除了講自傳的可能性。傳統(tǒng)小說很少有自傳性因素，與自居為“轉(zhuǎn)述者”的主體定位觀念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紅樓夢》則不然。據(jù)《紅樓夢》凡例首句：“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边@就明確了此書的自傳性及其敘事主客體的一致性。但《紅樓夢》同時又與一般意義上的自傳體小說不同。其凡例、第一回由作者、說書人、石頭、空空道人、曹雪芹，勾勒出不同層級的敘事者。這就導致其所渲染的自傳性成分，某種程度上帶有一定的游戲色彩。概因其所設置的不同層級的敘事者或不同側(cè)面的敘事客體，在確定了此書有所謂自傳性的同時，也一層層地推遲或隱去了“作者親身經(jīng)歷的真事”的在場。這種做法與傳統(tǒng)小說的主客體定位方式近似，依然是在試圖擴大主客體之間的間距。而從接受美學理論看，這種做法強調(diào)了作者“本意”的不可求、不在場，具有突出的現(xiàn)代性。這種兼具傳統(tǒng)性和現(xiàn)代性的做法，表現(xiàn)出發(fā)掘傳統(tǒng)以建構(gòu)現(xiàn)實與未來的勇氣，無疑有著超卓的創(chuàng)新價值。明末之所以會有“傳奇風韻，彌漫天下”之狀，也與當時“傳世”意識及精英精神的被廣泛認同有關(guān)。所謂的擬晉唐，并不只是文體或敘事層面的模仿，同時也是精神與境界層面的承傳。晉唐名士之風、才子之氣，在明末清初小說（包括歷史小說、時事小說、英雄傳奇、諷刺小說、世情小說、才子佳人小說）中時見表達演繹，主要有以下不同方式：其一，借助人物形象。如《聊齋志異》《儒林外史》乃至一干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名士形象。其二，借助敘事者或人物的議論。如《梼杌閑談》《豆棚閑話》等。出于對精英精神自覺或不自覺的主體性思考，以上作品的有關(guān)演繹經(jīng)常傳達出某種反諷特征，從而體現(xiàn)或推動著思想的進步。《紅樓夢》所標榜的精英，是來自“正邪兩賦”（超道德）“易地而同”（超階層）的“小善微才”（超功利）：“……置之于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tài)，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驅(qū)制駕馭，必為奇優(yōu)名倡。……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引文所表達的精英觀，以個性是否獨立、人格是否自由作為區(qū)分雅俗的根據(jù)，而忽略道德、階層、功業(yè)的差異。從某種意義上看，這可以視為曹雪芹打通一般雅俗觀念的一種嘗試。最后，為給來自“正邪兩賦”的主人公作“奇?zhèn)鳌?，《紅樓夢》借鑒發(fā)展了唐傳奇的“文備眾體”筆法。參照前文所議，“文備眾體”本質(zhì)上就是跨界寫作。我們需要再次強調(diào)，清初之所以會出現(xiàn)擬晉唐的幾類小說，出現(xiàn)《紅樓夢》等有著跨文體實踐的范本，原因如魯迅所說，是受《太平廣記》等大型類書廣為流行的影響。具體成因應該有二：其一，兼收眾體原本就是類書特點，這一特點對其學習或模仿者可能有所啟發(fā)暗示。其二，《太平廣記》收錄了不少唐傳奇作品，后者的“文備眾體”筆法同樣會啟發(fā)或暗示模仿者。唐傳奇為什么有“文備眾體”的特點？《紅樓夢》的跨界寫作與唐傳奇的“文備眾體”有何異同？唐傳奇所備的眾體（史才、詩筆、議論）大多歸屬于高雅文學范疇，無疑會提高傳奇的文學地位，這是唐傳奇采用史才、詩筆、議論等“三筆法”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也不能忽略“三筆法”之說，與有關(guān)唐人三個“夢想”的表述有著某種程度的一致性?！端逄萍卧挕份d：“（唐高宗時）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世家大族）女，不得修國史?！?所謂的“三恨”，即未曾得到的通往成功的三大捷徑與際遇。這說明唐傳奇的“文備眾體”，是其追求精英化的一種手段。相對于唐傳奇的精英觀，《紅樓夢》的精英觀如前文所述有跨階層的特征，故事中多數(shù)來自“正邪兩賦”的主人公們并不追求成功。正如唐傳奇中的“風塵三俠”能各有功業(yè)，而《紅樓夢》中的柳湘蓮、倪二等，不過是難免于世俗恩怨的普通人；李娃能扶持滎陽生讀書仕進，成就一段姐弟情緣，而寶姐姐的苦心箴規(guī)，卻并非寶二爺所樂意領(lǐng)受；柳毅能拯救落拓的小龍女，“怡紅公子”寶玉卻無力幫助身邊的任何女子……至少從精英觀的角度看，《紅樓夢》更像一部“反傳奇”的敘事文本。拋開具體情節(jié)，從較抽象的筆法層面著眼，也可以辨識《紅樓夢》學習唐傳奇而又超越于唐傳奇的痕跡。比如在“史才”方面，《紅樓夢》一方面“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一方面卻又將“真事”隱去，留下諸多鶻突、煙云模糊之處乃至斷點；在“詩筆”方面，《紅樓夢》一方面反對才子佳人小說“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一方面又刻意營造出大觀園的詩意時空，極力拉近敘事主客體之間的距離；在“議論”方面，《紅樓夢》一反史家或才子的客觀超然立場，改由“親歷者”表達反思內(nèi)省的主觀心態(tài)。要言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談的清初“擬晉唐”小說雖然不包含章回小說，但章回小說《紅樓夢》等也都有著明顯的“擬晉唐”痕跡。前者與清初擬晉唐小說的三個類別，即“《聊齋》體”“《閱微》體”“《虞初》體”三者之間互有同異。其中最根本的異同之處，表現(xiàn)在《紅樓夢》把以上三個類別在敘事主體或敘事客體兩個層面分別追求精英化或通俗化而呈現(xiàn)出來的不同程度的矛盾進一步凸顯，提出了以“荒唐言”寫“辛酸淚”，即借俗言而表雅意的一整套方法策略?！都t樓夢》與“擬晉唐”小說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顯示了清初“傳奇之風”的深刻影響，而跨階層的精英觀又為其超越于“擬晉唐”或“傳奇之風”奠定了思想基礎。
①⑧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168、166、166頁。②錢儀吉《碑傳集》卷二十五，《清碑傳集合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頁。③④⑤⑥⑦李慈銘《越鰻堂讀書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970、993、990、992、996頁。⑩于慎行撰，呂景琳點校《谷山筆塵》卷八，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6頁。?黃宗羲著，陳乃乾編《黃梨洲文集》雜文類《論文管見》，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481頁。?盛時彥《〈姑妄聽之〉跋》，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頁。?曹雪芹《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9頁。?劉餗《隋唐嘉話》，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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