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演繹 漢字經過了6000多年的變化，其演變過程是：從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以上的“甲金篆隸草楷行”七種字體稱為“漢字七體”。
漢字的產生，有據可查的是在公元前14世紀的殷商后期，這時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漢字中仍有一些和圖畫一樣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動。
至黃帝的時候，有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叫倉頡，黃帝就讓他負責史官的事。 倉頡做了史官之后，由于事情太多了，他的記憶力就不夠用了。他開始采取結繩記事的辦法，后來繩子不夠用了，倉頡又用刀子在木竹上刻符號作為記事。
倉頡造出種種不同的符號，并且定下了每個符號所代表的意義。
漢字的發(fā)明在當時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傳說倉頡造字時，天空下著像粟一樣的密雨，地上的鬼神感到自己的尊嚴被冒犯了，并為此整晚地失聲痛哭。
其實，漢字的起源可以上溯到遠古時期，它產生的確切年代仍是一個歷史之謎。
周代時期，周武王去世之后，他的兒子成王繼位。成王當時年幼，周朝就由幫助周武王推翻商紂統(tǒng)治的周公旦輔佐成王主持朝政。
西周開國之初，周公制禮作樂，奠定了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調。這套制度之所以為后世所稱道，因為它是以道德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并由此確立了道德在治國理念中的主導地位，這對于我國歷史的發(fā)展方向，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青銅器作為禮器在“禮樂”制度中的普及促使金文迅速走向成熟。
西周初期金文尚保留著殷商晚期圖案化，工藝化傾向，典型的肥捺筆觸還廣泛存在，結構松散，文字符號不固定，在審美風格上還未形成獨特面目。 西周的書法以鑄于禮器之上的金文為代表，種類純一而蘊涵無盡。早期的西周金文在字形的形態(tài)、線條的意味、書寫的行款上都保留了商代晚期銘文的特征。但是漸漸地，都呈現(xiàn)出西周金文特有的風范，最終使得西周書法獨具的品性凸顯出來。 西周金文首先是在書寫的行款上進行了調整，把商代甲骨金文所開創(chuàng)的有行無列的書寫規(guī)則納入到有行有列，并在井然有序的框架里面加以規(guī)約。
西周中晚期金文則逐步擺脫商金文的影響，以“篆引”為審美象形基礎，開始形成自家風貌，裝飾性的肥捺筆觸漸消而走向純粹線條化。
齊宣王花費重金，在齊國都城臨淄修建了聞名天下的稷下學宮。
隨著稷下學宮成為天下名士趨之若鶩的神圣殿堂，整個中原的文化也被他們帶至齊國，在這里各國文化融會貫通，獲得了巨大的發(fā)展。在稷下學宮中不但有兒說、告子、宋钘、尹文、彭蒙、季真等文人名士；而且還有儒家大師孟軻，孟軻長住稷下30多年，給齊國的儒學傳播打下了堅持的基礎。
不但如此，集百家大成的荀卿，也來至齊國，是稷下學宮中資格最老的一位導師，曾三為祭酒，充任學宮最高領導。
秦系書法。秦系是區(qū)別于其他各系的特殊而獨立系統(tǒng)。在書法上表現(xiàn)出對西周正統(tǒng)的繼承，相對保守穩(wěn)定。金文如《秦公鐘》、《秦公镈》、《秦公簋》、《商鞅方升》、《新郪虎符》，一脈相傳直至小篆。
秦漢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有著明確記載的書法產生時期，在這個時期書法獲得了長足發(fā)展，并且形成了日后四大書體：篆、隸、真、草之中的篆書與隸書。書法從秦漢時期正式進入藝術殿堂，成為我國文化歷史上不可或缺的瑰寶。
秦始皇東巡封禪的過程中，讓李斯書寫雕刻了很多碑，其中最有名的包括《泰山刻石》、《瑯玡刻石》。 《泰山刻石》字體是小篆，字形工整瘦長，筆劃圓健古厚，是秦代小篆書法的經典代表，體現(xiàn)秦代書法藝術風格。 小篆的特點是對稱均衡，略為修長，它也容易板滯，但是《泰山石刻》卻沒有這種毛病，它在對稱中蘊含著飄逸秀美，如仙子臨風，儀態(tài)萬方。 《泰山石刻》雖遭磨難毀損但終究留存而光照千古，李斯因此成為書法史上第一個有書跡留存下來的書法家，古今第一小篆書法家。
《瑯琊刻石》是秦始皇東巡，群臣請立石刻銘，為李斯書。后來清代光緒中期尚存于山東諸城海神祠中，后沉于海，僅存殘石一塊。《瑯琊刻石》篆書13行，每行8字。字跡多剝蝕模糊，但仍可于此揣摩到秦篆的筆意。 瑯琊臺刻石字跡規(guī)正，但筆致婉轉玲瓏，不是一味地刻板齊整。作為書法藝術，篆書、隸書因其獨具一格的表現(xiàn)手法與魅力，深深受到后人喜愛。 我國書法真、草、隸、篆四大書體之中隸、篆占其半壁江山，李斯之功，功及千秋。 秦統(tǒng)一六國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鞏固大一統(tǒng)后的政治格局，“書同文”就是其中之一。為了統(tǒng)一文字，秦命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這3篇通稱“三蒼”。
秦獄吏程邈花費10年工夫改造篆字，創(chuàng)造了隸書，為秦始皇所肯定和推廣。程邈所創(chuàng)隸書情況已不可盡知，但從《睡虎地秦簡》直至漢武帝以前那種帶有若干篆書意味的隸書也就是“古隸”可以想見程隸的大致情況。還是由于這種隸書比大篆和小篆都簡便易寫，所以后來取代了篆書，成為漢末、三國以前的主要書體。
漢代是碑刻的第一個繁榮時代，但大部分優(yōu)秀作品都集中在東漢晚期桓帝、靈帝短短的40年中?；傅垡郧耙灿袀€別很有特色的作品，但與典型的漢隸風格有所不同。 著名的漢碑有《五鳳刻石》、《袁安碑》、《祀三公山碑》、《石門頌》、《乙瑛碑》、《禮器碑》、《曹全碑》、《張遷碑》等。 漢代早期的刻石，或仍采用篆體，如《袁安碑》、《祀三公山碑》、《少室石闕銘》等；或雖屬隸書，但仍帶有若干篆書筆意，如《五鳳刻石》；或字形比較稚拙，如《萊子侯刻石》等。 真正成熟的漢碑，應從《石門頌》、特別是《乙瑛碑》算起。《乙瑛碑》系漢桓帝永興元年立。此碑筆畫豐腴、結法嚴謹、波磔分明，標志著漢碑成熟期的到來。 《禮器碑》又稱《韓敕碑》，永壽二年立。后來保存在山東曲阜孔廟。這是漢代最完美的碑刻之一。筆畫之瘦勁、風神之典雅，都達至極高的程度。
曹操于205年下令禁止立碑，晉代和南朝重申此令，故從漢末直至南朝陳亡的400年間，碑刻極少，只有少數皇帝特許者例外。
漢末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家甚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張芝、鐘繇、皇象、索靖、王羲之、王獻之等人。
“魏晉風流”不僅僅在我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放眼世界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魏晉名士有一種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歷史時期的言談舉止。風度不僅僅是個人文化素質與精神狀態(tài)在言談與儀表上的反應，對于一定的社會階層來說，風度集中體現(xiàn)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集中塑造了他們的社會形象。 它不僅是一種政治和文化現(xiàn)象，而且深深影響著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從而構成了這一時代所特有的社會現(xiàn)象。 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具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藝術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
這是在魏晉玄學大背景下出現(xiàn)的，魏晉玄學的形成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時尚、價值觀念。構成魏晉風流的條件是：玄心、洞見、妙賞、深情，其外在特點是：穎悟、曠達、真率，代表人物是：陶淵明、王羲之、“竹林七賢”以及“蘭亭名士”為代表的魏晉名士，以狂放不羈、率真灑脫而著稱。
王獻之在書法上不僅僅繼承了家學，而且還創(chuàng)造了完全屬于他的書體，那就是“破體書”，改變王獻之上下不相連之草為相連之草，往往一筆連貫數字，由于其書法豪邁氣勢宏偉，所以得至后人的重視和崇拜。 王獻之作品傳世不如父親王羲之多，但也有百帖上下。著名的有《廿九日帖》、《洛神賦十三行》、《鴨頭丸帖》、《十二月帖》、《中秋帖》等。 《廿九日帖》原載《萬歲通天帖》，勾摹精良。字形略扁，有些字和北朝碑刻相近?！堵迳褓x十三行》小楷。原墨跡早佚，現(xiàn)只存有刻本。此帖藝術性極高，筆畫精嚴挺健，字形或大或小，蕭散逸宕，章法亦顧盼有姿。 《中秋帖》，曾被乾隆皇帝列為“三希”之一，視為獻之真跡。實際那是米芾的草臨本，米味甚重?！吨星锾返脑臼恰妒绿?。該帖曾為米芾所藏，刻入《寶晉齋帖》。比較起來，還是《十二月帖》更能反映王獻之書法的本來面貌。
當時幾乎成了王獻之的天下。直至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揚王羲之而貶抑王獻之，一些書法評論家才開始認為王獻之的書法比不上他的父親王羲之。 但是北宋書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獻之學習。也有人認為張旭、懷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獻之草書發(fā)展而成的。
東晉大族“瑯琊王家”也出現(xiàn)了另外3位被后人推崇的三個赫赫有名的文學家。這3個人就是王羲之，王獻之與王珣。他們被后人稱為“王氏三英”。
王珣是東晉著名書法家王導之孫，是著名書法家王洽之子，是“書圣”王羲之的侄子。因為他與王羲之同出一門，深得王羲之書法的精要。
王珣為了練好字，離開自己的家來到王羲之的家，與王獻之做伴，一面傾聽王羲之的教誨，一面與王獻之在一起認真練字。 王珣的代表作《伯遠帖》。
隋唐時代出現(xiàn)了兩種重要的復制古代書法的方法：摹和拓。這使得古代經典不再只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有可能走向更大的范圍，被更多的學書者所師法仿效。
這個時期出現(xiàn)了智永和尚、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唐初四大書法家和李邕、顏真卿、柳公權等楷書大家。草書方面，前有孫過庭，后有張旭、懷素。特別是張旭和懷素，在前代草書基礎上創(chuàng)造了全新的“狂草”，并達至相當完美的境地，對后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智永禪師，名法極，姓王，會稽人，善書法，尤工草書。是東晉時期大書法家王羲之的第七代孫。
智永禪師的《真草千字文》，完全得筆于乃祖王右軍的真?zhèn)?。但此帖每格一字，每字獨立，寫起來循?guī)蹈矩，而不似乃祖與張顛那樣“筆墨飛舞”、字字相連呼應。
唐代的時候，歐陽詢外出游覽，在道路旁見到一塊西晉書法家索靖所寫的章草石碑，他看了幾眼，感覺寫得一般。但是他轉念一想，索靖既然是一代書匠，那么他的書法定會有自己特色，何不看個水落石出呢？ 于是，歐陽詢佇立在碑前，反復地觀看了幾遍后，終于在這座章草石碑上發(fā)現(xiàn)了索靖書法精深絕妙之處。發(fā)現(xiàn)了索靖書法妙處的歐陽詢更是不忍離去，于是他坐臥于石碑旁摸索比劃起來。誰知道歐陽詢這一坐竟然長達三天三夜之久。歐陽詢最后終于領悟到索靖書法用筆的精神所在，他結合自己的書法特點，進行了融合改造，從而使他的書法也更臻完美了。歐陽詢正是因為這種對書法的癡迷，終于讓自己成為了楷書四大家的領軍人。
歐陽詢不僅是一代書法大家，而且他還是一位書法理論家，他在長期的書法實踐中總結出了練書習字的8個注意事項，簡稱八法。
如高峰之墜石，如長空之新月，如千里之陣云，如萬歲之枯藤，如勁松倒折、如落掛之石崖，如萬鈞之弩發(fā)，如利劍斷犀角，如一波之過筆。 歐陽詢的字體結構十分精嚴，并以“險峭”為人所稱道。后人學書，多從臨摹他的字開始。代表作是《九成宮醴泉銘》，刻于632年。另有《化度寺碑》、《皇甫誕碑》等。傳世墨跡有《夢奠帖》、《卜商帖》、《張翰帖》等。
相傳張旭的草書是從觀察公孫大娘劍舞以及挑夫走路之中得到的靈感。
張旭，字伯高，后官至金吾長史，世稱“張長史”。他工詩書，曉精楷法，以草書最為知名，被譽為我國古代十圣人之一。
張旭的草書連綿回繞，起伏跌宕。所謂“張妙于肥”是說他的草書線條厚實飽滿，極盡提按頓挫之妙。唐文宗時，詔以張旭草書、李白詩歌、裴旻劍舞為“三絕”。
張旭為人灑脫不羈，豁達大度，卓爾不群，才華橫溢，學識淵博。他是一位極有個性的草書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筆成書，甚至以頭發(fā)蘸墨書寫，故又有“張顛”的雅稱，亦被后人尊稱為“草圣”。后懷素繼承和發(fā)展了其筆法，也以草書得名，并稱“顛張醉素”。
《古詩四帖》為張旭狂草之作，極為珍貴?！豆旁娝奶纺E本，五色箋，狂草書，共40行、188字。其內容，前兩首是庾信的《步虛詞》，后兩首是南朝謝靈運的《王子晉贊》和《四五少年贊》。
“顏體”是針對顏真卿的楷書而言的，他的具體表現(xiàn)為楷書結體方正茂密，筆畫橫輕豎重，筆力雄強圓厚，氣勢莊嚴雄渾。
顏真卿的作品甚多，代表作品，草稿書有《祭侄文稿》、《爭座位帖》、《劉中使帖》；楷書有《多寶塔碑》、《顏勤禮碑》、《麻姑仙壇記》、《顏氏家廟碑》等。
柳體書法的特征，雖然不同于顏真卿字體豐腴雄渾，結體寬博，但是卻形成了均衡瘦硬，斬釘截鐵的特征。柳公權在借鑒前人書法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字體點畫爽利挺秀，骨力遒勁的韻味，創(chuàng)造出了新的字體，終于自成一家。
蘇軾雖主張無法，但也有他自己的方法，只是主張對法要看得寬泛些。他的作品有《蘇州寒食詩帖》、《黃州寒食詩帖》、《前赤壁賦》、《洞庭春色賦》、《榿木詩》等。
蘇軾一生可用8字概括：歷典八州，行程萬里。蘇軾在詩、文、詞、書、畫等方面，在才俊輩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極的成就，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文學和藝術天才。
黃庭堅是當時著名的詩人和書法家，自號山谷道人。他崇尚杜甫，建立了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有正式名稱的詩文派別，是江西詩派的領袖。
黃庭堅的作品甚多，行楷如《寒山子龐居士詩卷》、《范滂傳》、《松風閣詩》；草書有《廉頗藺相如傳》、《諸上座》、《李白憶舊游詩》等，俱是傳世佳作。
米芾除了書法達到了極高的水準外，其書論也頗多。著有《書史》、《海岳名言》、《寶章待訪錄》、《評字帖》等。米芾傳世墨跡主要有《苕溪詩卷》、《蜀素帖》、《方圓庵記》、《天馬賦》等，而翰札小品尤多
趙孟頫是元代初期很有影響的書法家。后世有人將其列入楷書四家“顏、柳、歐、趙”之中。
趙孟頫信仰佛教，與夫人管道升同為中峰明本和尚的弟子。
趙孟頫書法早年學習宋高宗趙構“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書法，中年學“鐘繇及羲獻諸家”，晚年師法李北海。
趙孟頫有很多關于書法的精到見解。他認為： 學書有二，一曰筆法，二曰字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形弗妙，雖熟猶生。學書能解此，始可以語書也。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
趙孟頫小楷代表作《道德經卷》、《洛神賦》、《漢汲黯傳》等，結體嚴謹，筆畫精到，疏密適宜，于穩(wěn)健蒼勁的筆勢中，依然可見其姿媚、灑脫的書風特點。
他在《蘭亭十三跋》中說：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
元代書法，除趙派主流外，長期無人問津的篆、隸書開始重現(xiàn)書壇，涌現(xiàn)出了楊恒、周伯琦等一批篆、隸名家。
以楊維楨、倪瓚為代表的隱士書法家們，開始有意識地避開或擺脫趙孟頫工穩(wěn)秀逸的書風影響，轉向欹側、縱放、古拙，甚至怪異方面去另辟蹊徑，不為時限，其任性恣情、表現(xiàn)自我的創(chuàng)作原則，對后世尤其是明代革新書派產生深遠的影響。
明代像宋代一樣也是帖學大盛的一代。
明代時期，隨著吳門書派的崛起，被元代書風桎梏百年之久的明代書壇，才逐漸進入了最佳狀態(tài)，從而揭開了書法史上頗為精彩的一幕。其代表人物是以祝允明為首的“吳門四大才子”。
“臺閣體” “臺閣體”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實，實則脫離社會現(xiàn)實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內容，又少有縱橫馳騁的氣度，徒有華麗的形式而已。由于政治原因，人們紛紛競相模仿傳習，以致“臺閣體”相沿成風，成為影響很大的一個流派。
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與徐禎卿這4位吳中才子
祝允明的書法寫得非常好，在當時非常的聲明煊赫，他與文徵明、唐寅、徐禎卿號為“吳中四才子”，同時他又與文徵明、王寵、陳道復并稱為書法界的“吳中四名家”。
董其昌雖處于趙孟頫、文徽明書法盛行的時代，但他的書法并沒有一味受這兩位書法大師的左右。 他的書法綜合了晉、唐、宋、元各家的書風，自成一體，其書風飄逸空靈，風華自足。筆畫園勁秀逸，平淡古樸。用筆精到，始終保持正鋒，少有偃筆、拙滯之筆；在章法上，字與字、行與行之間，分行布局，疏朗勻稱，力追古法。
用墨也非常講究，枯濕濃淡，盡得其妙。書法至董其昌，可以說是集古法之大成，“六體”和“八法”在他手下無所不精，在當時已“名聞外國，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
董其昌有句名言：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 這是歷史上書法理論家第一次用韻、法、意3個概念劃定晉、唐、宋3代書法的審美取向。
清代名人康有為推崇劉墉為清代帖學之集大成者。傳世代表作有《蘇軾秋陽賦》、《蘇軾遠景樓記軸》、《臨米芾詩帖》、《桑林伐鼓酒如川詩軸》等。
鄭板橋的詩書畫講究“掀天揭地之文，震驚雷雨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作為揚州八怪之一，他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隨時俗，風格獨創(chuàng)。他的作品有違人們欣賞習慣，人們覺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 正如鄭板橋自己所說：“下筆別自成一家，長于詩文。在生活上大都歷經坎坷，最后走上了以賣畫為生的道路。”
鄭板橋是清代官吏、著名的書畫家、文學家。名燮，字克柔。他一生主要客居揚州，是“揚州八怪”之一。
乾隆本人擅長書法，尤推重元人趙孟頫。受其影響，清代帖學書法在乾隆中期發(fā)展至高潮，涌現(xiàn)出劉墉、梁同書、王文治、翁方綱、永理、鐵保等一批書法名家。此后，帖學書法便漸趨衰落。
關于清代碑學書法發(fā)展的脈絡，丁文雋《書法精論》云： 鄭燮、金農發(fā)其機，阮元導其流，鄧石如揚其波，包世臣、康有為助其瀾。 其中鄭燮，即鄭板橋、金農、鄧石如，皆為乾嘉朝人。而代表阮元貶帖尊碑觀點的《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則是一個劃時代的論著，它將以關于書法價值和審美觀念顛倒過來，標志著碑學理論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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