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乾坤”
（代 序）
《周易》作于公元前1070～1040年左右，是殷商時期地處西北邊陲的
自從春秋時代以來，《周易》便被認為是一部用來占筮算命的典籍，其來源于《周禮》、《左傳》、《國語》，稱為“三易之法”，有“連山”、“歸藏”、“周易”三種?！吨芏Y·春官·宗伯》：“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jīng)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至戰(zhàn)國時期，又出現(xiàn)了《易傳》，這是一部系統(tǒng)地解釋《周易》的著作，共七種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此十篇，《易緯·乾鑿度》和東漢經(jīng)師稱之為“十翼”，“翼”是輔助之意，表示用來解釋《易經(jīng)》的。漢代學者稱解釋儒家經(jīng)典的著作為傳，十翼之類的著作即被稱為《易傳》。司馬遷于《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鬃幼浜?，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又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易傳》是對《周易》古經(jīng)的解釋，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來的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發(fā)展的歷史產(chǎn)物。同《周易》古經(jīng)相比，《易傳》的顯著特點是將《周易》古經(jīng)認為是占卜算命之書，并將古代的占卜算命哲理化，企圖從哲學的高度加以概括。儒家的倫理觀念，道家和陰陽家的天道觀，成了《易傳》解易的指導思想?！兑讉鳌穼嶋H上是哲學著作，有自己的理論體系，是戰(zhàn)國時期一大哲學流派。漢代以來至今天，這三千年來形成的各種解易的流派，都可以從《易傳》中找到其思想的淵源。究其實，《易傳》并沒有完全弄懂《周易》古經(jīng)的根本原意，它只是當時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的產(chǎn)物，是周文王逝世以后的五百年后的人們對《周易》的片面理解。從春秋時代開始（公元前770年），學者們便長期爭論不休，直到今天，仍在爭議。有的人認為它是占卜算命的書，有人則認為是講哲理的書，還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天文學或數(shù)學之書。眾說紛紜，人們習慣于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評論其價值，其大都是從其所處的時代的要求出發(fā)，不同時代的人便賦予其不同的意義。其以傳解經(jīng)，以學解傳，缺乏歷史主義觀念，走上了借古說今，以今釋古的道路，便使《周易》古經(jīng)的本義模糊不清了。這是因為各個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時代思潮，不同的時代課題，不同的時代需要，加上包括人文和自然學科在內(nèi)的眾多文化領域在不同的時代的知識積累的程度以及所探索的具體問題互不相同，所以《周易》一書不能不受這些歷史條件的制約而呈現(xiàn)不同的面貌。
那么，《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書呢？《周易》的寫作是古樸的、原始的思維方式，是“類化意象”的認知方式，周文王通過概括和總結(jié)（借“象”喻“意”，借“象”言“理”）某一類事物的物象（如天下有雷、風行天上、山下有水等）來認識世界，來探尋其本質(zhì)。其有對治亂興衰的研究，也有對客觀形勢的理性的分析，也有對和諧理想的執(zhí)著的追求，是現(xiàn)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有機結(jié)合，蘊涵著深邃的政治智慧。這種思維方式和認知方式的優(yōu)點是生動形象，且是從整體上對物質(zhì)世界的直觀，因而，其認識結(jié)果就具有全面性和辯證性，只要認真思索，通過“象”就可以看到其本質(zhì)的東西。然而，歷代的易學家們受到《周禮》、《易傳》的影響，都偏執(zhí)地執(zhí)著于其象與數(shù)，執(zhí)著于占卜與問蓍，致使《周易》古經(jīng)的真正意義淹沒至今。
周文王為什么要說“乾坤”而談天論地呢？中國古代一直是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經(jīng)濟基礎的，農(nóng)業(yè)收成的好壞，直接關(guān)系到一個國家的命脈。而農(nóng)業(yè)收成的好壞，不是由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及生產(chǎn)力來決定的，而是由“神”來決定的，而是由“天”來決定的。由于不能客觀地、正確地認識天，使從夏朝至殷代末的以前的人認識到“神”是萬能的，“神”決定著人類的命運，“神”更決定著農(nóng)業(yè)收成的好壞，古人們認為天是有意志的。自周文王始，由于觀測到天上青龍七宿的運行變化規(guī)律，人們自此而認識到天、天象、星象的運行變化是有規(guī)律的，而只有正確地認識天的變化規(guī)律，天的糜常，天的運行法則，才能做到“敬天保民”。周文王的基本命意，是勉人效法“天”的健行有序的剛健精神，倡導的是“旋運不息”，即陰陽二氣環(huán)繞地球的“生生不息”之精神，故謂之“乾”。而談地，則是要表明地與地相連，地與地相疊，地上有地，地下有地，地與地之間要順勢，要延伸，故謂之“坤”。
原始先民對大自然的客觀物質(zhì)世界及人類本身缺乏認識，相信“萬物有靈”，是出于對天、對地、對神奇的大自然依賴和畏懼心理，因此乃有了多神崇拜的形式。哲學起源于人類的問題意識，起源于人類對自己生存的狀況、環(huán)境條件和前景的困惑與疑問。是人類的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jié)，是人們對于整個自然界、社會和人的思維的根本觀點的一種學識體系，哲學所關(guān)注的根本問題就是人類心靈與心靈、心靈與物的問題，即人類怎樣認識大自然的問題。人類自從開始思維以來，首先就是對神奇的大自然的思考，智慧的“智”字，由知和日組成，其義就是知曉太陽；“慧”字由彗和心組成，其義就是用心領會天上的彗星。我們?nèi)祟惞爬系淖嫦仍诼L夜里用他們的眼睛注視著天上并開始了思索的時候，智慧的哲學便產(chǎn)生了。由于解釋不了神奇多變的大自然，某些人就利用某些神奇的自然現(xiàn)象，稱鬼稱神，于是就產(chǎn)生了鬼神崇拜乃至于宗教崇拜，由此才產(chǎn)生了原始自發(fā)宗教信仰。至夏、商時代，早先的信仰系統(tǒng)已趨規(guī)范化和制度化，與王權(quán)的建立和強化相對應，社會生活中逐漸產(chǎn)生了一個比原有諸神更強有力的大神，即超自然色彩的“上帝崇拜”。這個“上帝崇拜”的出現(xiàn)，是原始自發(fā)宗教向早期人為宗教過渡的分水嶺，也是社會形態(tài)變革和人間關(guān)系在宗教領域的反映?！冻o·天問》有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尚書·湯誓》有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墨子·非樂上》引“湯之官刑”有云：“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祥。”九有猶文獻恒稱的夏代地理的九州，似上帝觀念的產(chǎn)生，起自夏代，而深化于商代。商代上帝的神性，有較大的權(quán)威，為管理下國和自然的主宰，具有超自然的色彩，是商朝統(tǒng)治階級政權(quán)利益的直接保護神。因此，商王所崇拜的上帝鬼神也就成為諸侯方國所崇拜的上帝鬼神。而商王統(tǒng)治諸侯方國的惟一而且有效的方式是神權(quán)統(tǒng)治，其統(tǒng)治的方式是內(nèi)服的眾臣和外服的侯甸男衛(wèi)都沒有祭祀上帝鬼神的權(quán)力，甚至連自己的祖宗神也只能靠商王在祭祀先公先王時配饗。商代認為商王是“帝（嫡）子”（《續(xù)存》上1859），掌握一切祭祀大權(quán)，“天位（立）殷適（嫡）”（《詩·大雅·大明》），商王統(tǒng)治天下的權(quán)力永遠是不會變化的。以至商王紂在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況下仍不以為然地說“我生不有命在天”（《書·西伯戡黎》）。商紂王的這個天，仍是商王朝的至上神——上帝。
但自從周文王起，人們就開始破除鬼神迷信和宗教崇拜，揭開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紗，重新認識了大自然，使神秘的大自然不再神秘。至此商朝末期，“天神不通”、“民神不雜”的局面被徹底打破，神權(quán)從神秘走向開放，從貴族走向民間，祭祀權(quán)也從小邦周始而普及了。由此才有了周文王“易”學思想的出現(xiàn)。
關(guān)于八卦的起源，歷年來有多種說法，亦是易學的爭論焦點之一；最早提到“八卦”這個名稱并加以解釋的，是成于戰(zhàn)國時期的《易傳》及《周禮》?！兑讉?#183;系辭下》說遠古包犧氏始作八卦，《說卦》則詳細介紹了八卦的各種象征意義?！吨芤住烦蓵谝竽┲艹酰渲挥辛膫€重卦，沒有八個單卦之說。由八個單卦而組成六十四卦，必定需要經(jīng)歷很長的時間，方能演為六十四卦，然后必然又經(jīng)歷很長的時間，待六十四卦逐漸成熟后，才會有人加以整理撰寫并使之系統(tǒng)化。八個單卦即是單個的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如追溯這八個字的起源，則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即中國文字的起源。
從現(xiàn)代考古學來看，殷商甲骨文字與西周金文是有區(qū)別的，西周的甲骨文卜辭與青銅銘文都比較規(guī)范，不僅文字的形狀有了改變，文字的意義也基本確定下來了。殷商時期，文字完全掌握在中央王室貴族手中，各諸侯國不一定懂得文字，因為他們沒有卜筮和祭祀的權(quán)力。而到了西周，各諸侯國都有了文字，這當然是姬姓子孫被分封到各地以后帶去的。這說明在周文王時期，周文王的子孫們就開始了學習文字，并且已經(jīng)對文字進行了改革。后來隨著時代的變化和發(fā)展，各諸侯國所使用的語言文字與當?shù)氐恼Z言文字逐漸融合，由此而產(chǎn)生了變體。比如魯國，
語言是人類進行社會活動的交際工具，文字則是在語言的基礎上產(chǎn)生的，是可以將語言記錄下來傳達給生活在不同空間和不同時間的人們。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這些符號能得到確認并通行，是經(jīng)歷了很長的歷史時期，其新陳代謝與約定俗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陳詠明《八卦起源》（見《周易知識通覽》齊魯書社1993年12月第1版）：“八卦為原始文字的說法也廣為人知。此說最早見于《易緯·乾坤鑿度》：‘上古變文為字。’
《周易》撰寫成后，周文王并沒有以此來作為卜筮、問蓍的依據(jù)，只是在《周易》流傳到民間后，后人妄加附會，與“連山”、“歸藏”合而論之，就將其看成是一本占卜問筮的書了?！吨芤住分械?#8220;貞”字，與甲骨文中的“貞”字，是同一意，乃卜問之意。自春秋至唐宋元明清，都訓“貞”為“正”，是一種誤解、歪曲，這在近代已經(jīng)形成共識。其實，只要真正看懂《周易》，也就會明白周文王乃是別有所問，別所問龜卜了。近年來的考古發(fā)掘表明，周代中前期，周王朝主要是以龜骨占卜作為判斷吉兇休咎的依據(jù)（參見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甲骨學通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這就說明占卜與《周易》自然就不是一回事了。
之所以后世人們誤解《周易》，一是其文字古奧難解，二是在《周易》流傳到民間后，周王室對其秘而不宣，再加上周文王后世子孫沒有完全弄懂及繼承《周易》的系統(tǒng)思想；三是由于社會的進步與發(fā)展，再加上地域的不同，語言文字的不同，使《周易》的本義被淹埋、被遮蓋住了，變?yōu)橐环N占卜、卜筮之書。尤其是《周禮·春官》（公元前475年）一書，一言九鼎，“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視吉兇。”就將《周易》打上了占卜、問蓍的烙印。在1998年9月5日召開的“中國哲學與易學學術(shù)研討會”上，150余位學者參加了會議，基本上認定《易》就是占卜之書（見華夏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因此，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周易》還沒有得到真正的正確的認識。
而所謂的“卜筮”，其實是兩回事，卜是卜，筮是筮。雖然它們都屬于古代的占卜術(shù)，但它們使用的道具不同、占問的方法也不同，其應用的時代和其中所蘊含的認識水平也不盡相同。周代盛行占筮，蓍筮漸趨發(fā)達普遍，同時仍然沿用龜卜之法。龜卜在殷商盛行，殷人每事必卜，卜可以用龜甲，也可以用獸骨。龜卜是將龜甲或獸骨鉆鑿成孔，用火煨烤，待其周圍出現(xiàn)裂縫。灼裂龜甲這件事或龜甲灼裂后出現(xiàn)的縱橫交錯的裂紋，總稱“卜”。古人認為不同形狀的裂紋含有特定的神秘意義，這些具體的不同類型不同形狀的裂紋稱作“兆”。依據(jù)卜兆的形狀判定人事的吉兇，就是“龜卜”或“卜”了。周人也是迷信龜卜的，《周禮·春官·宗伯》記載，周朝設立掌“三兆之法”的“太卜”官職，并說龜兆分玉兆、瓦兆、原兆三種。周人所用的龜卜之法，是從殷商發(fā)展而來的。殷商時代是卜發(fā)展的最盛時期，這個時候的卜雖然并用龜甲獸骨，但更重視龜。而自周朝以后，卜就專用龜了，其它獸骨統(tǒng)統(tǒng)被淘汰。這個原因，據(jù)《白虎通義·蓍龜》、《論衡·卜筮》等書所說，龜是天地之間壽考之物，“龜”字的古音又通“久”與“舊”，有著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的意義在內(nèi)。因龜有靈而問于龜，就形成了后世用靈龜占卜的慣例。而占筮，是指“蓍草”，或是指占筮用的蓍草莖，用“揲”，即是用手抽點計數(shù)；其方法是，數(shù)蓍草變化的數(shù)目，得出一定的數(shù)字，即以此蓍草之數(shù)來判斷吉兇。因此，在《周易》中的“貞”，即是周文王在遇事狐疑不明難決時，而另外問蓍或是問卜的意思，與《周易》本身毫無關(guān)聯(lián)，細考《周易》卦、爻辭，即可明白周文王確實是別有所指的了。
周武王滅殷而統(tǒng)一天下后，并不是我們現(xiàn)在所想象的就立刻統(tǒng)治了全天下的人民百姓，他采取的是分封疆域而建立諸侯小邦國的做法，逐步以周國的政治思想貫徹到各地方，貫徹到各民族，實行分治，由此而形成新的諸侯國。而各地方、各民族并沒有完全承襲、完全照本宣科地使用周國的社會制度及法律。他們?nèi)匀槐４嬷约好褡宓娘L俗習慣和語言文字，以至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才大概統(tǒng)一了語言文字及度量衡等。由此可見，在公元前1070～公元前221年這850年間，我國大部分地區(qū)的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字等都是很不相同的。
周國原是殷商時期地處西北邊陲的一個小邦國，其滅殷后，雖然繼承、學習了許多殷商時期的語言文字及法律法度，但仍帶有周國自己西北的特點。而被征服的殷族人以及其他各民族人民，亦長期地、頑強地堅持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直到今天亦是如此（現(xiàn)在使用的約有40種文字，中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數(shù)目可能在80種以上）。語言里的詞因時代有變遷，而有古今之異，因地域有不同，而有方言之別。因此，后代的人讀古代的著作不能懂，就要以今語釋古語，同一事物，不同的方域稱名或有不同，就要用通語釋方言。語言總是在發(fā)展的，語詞在使用中意義也常常會有改變。一個詞由一個意義引申發(fā)展出別的意義，就成為一個多義詞。多義詞在使用時場合不同，意義就不一樣。為免去誤解，也往往需要加解釋。這些就是訓詁所由起。周代自平王東遷雒邑以后，王室的勢力日趨衰弱，諸侯爭霸，戰(zhàn)爭頻繁，人民轉(zhuǎn)徙不安，語言也隨之有了很大的變化。北方黃河流域有了區(qū)域共同語，凡是古語或方言為人所不能理解的就要用當時通行的語言即所謂“雅言”來解釋。《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zhí)禮皆雅言也。”“雅言”就是“中夏”之言。《孟子·梁惠王下》解釋齊景公時命太師作樂，詩云“畜君何尤”一句說：“畜君者，好君也。”又《滕文公下》解《書經(jīng)·大禹謨》“洚水警余”句說：“洚水者，洪水也。”又《左傳·宣公四年》說：“楚人謂乳谷；謂虎於菟。”這些又是以通語解釋方言的例子。由以上所說可以充分理解訓詁之興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
而《周易》是周文王用殷商末期周國的語言文字習慣而所撰寫的，很不相同于其他地區(qū)的語言文字使用習慣。因此，在周王朝內(nèi)保存了有三百多年的王室秘傳之書《周易》，在逐漸流入民間后，因語言文字習慣的使用不同，對其解釋就大不一樣了。如《易·說卦》：“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離，麗也”，都從音立訓。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后，由于社會的變化，人類思想的進步以及地域的不同，對《周易》的解釋也就是上了多極化的道路。
因此，可以完全下結(jié)論說，《周易》根本不是用來占卜或問蓍的書，也根本不是迷信意義上的卜筮之書，而且也不是單純的哲學著作，而是我們的祖先在生產(chǎn)力極為低下、科學技術(shù)極不發(fā)達的古代社會中為求得一種生活上的指導而獲得的關(guān)于周圍世界的整體性認識，是古代人民從自己的實踐經(jīng)驗出發(fā)探索宇宙和人生奧秘的最早嘗試，是周文王生活和實踐經(jīng)驗的總結(jié)和記錄，也是周文王對大自然現(xiàn)象的探討與治理，對國家統(tǒng)治現(xiàn)象的探討與治理的總結(jié)與記錄之書。因此也可以說這是一本統(tǒng)治者作為其統(tǒng)治國家的理論基礎之書。
如《姤》、《大畜》、《睽》、《既濟》、《未濟》等卦主要是描寫天文星象的，以星象的變化來探討人世間事物的變化。其中《姤》卦著重探討的是周國改歷法之事，而《睽》卦則是描寫一次日全食的過程，《既濟》則是描寫月全食的過程。又如：《兌》、《隨》、《萃》、《解》、《需》卦等，是描述水利整治工程的，其中《兌》、《萃》二卦對水利整治工程描述得尤為詳盡，其“引兌”、“萃有位”等思想在當時來說，是很科學的，直到今天，對我們的水利工程亦不無啟發(fā)。尤其是《乾》卦，詳盡地描述了大氣層之內(nèi)的天與大氣層之外的天，也就是說，我們抬頭所看的天，是不相同的，周文王雖然沒有用“大氣層”這樣的字眼，但他用天下有天，天外有天來描繪不同的天，又用“淵”來形容大氣層的邊緣，意謂進入大氣層即是入淵，飛離大氣層即是躍天，這些思想被埋沒三千年之久，確實令人遺憾。
而《賁》卦的廣告宣傳思想，《蠱》、《蒙》、《損》、《剝》等卦的對敵政策、外交政策亦表現(xiàn)出一個政治家深邃的政治智慧，以及現(xiàn)在大家所熱衷的謀略學。因此，說到謀略，這是后代的蘇秦、孫子、曹操、諸葛亮等所不能比擬的。
全書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結(jié)構(gòu)緊湊，爻爻相扣，首尾呼應，前后相連；每一卦都是主題明確，中心突出。其以自然現(xiàn)象為表，聯(lián)系人事，挖掘出現(xiàn)象后面的本質(zhì)的東西，具有相當強的洞察力及深邃的智慧，其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廣大胸懷，躍然紙上。
因此，那些關(guān)于“卦爻辭是占筮的記錄或脫離卦爻象對記錄的整理，卦名是依辭而題”之說，則不攻自破。因為人們總無法抹殺這樣一個明擺著的事實，即不同的卦爻辭在不同的卦中各有所屬，都有其深刻的含義，固定而不能相混。而且其中還存在著一個何以此爻辭系于此卦而不系于它卦之原因，這是只有作者才能說清楚的。
所以，現(xiàn)在重新認識《周易》，還《周易》的本來面目，也就非常重要了。周文王在位50年，自己一直沒有采取任何與商紂王的敵對態(tài)度，并不能說明是周文王是懦弱膽小，也不能說明周文王是無能而其兒子周武王能干。仔細理解和揣摩《屯》卦，我們不難看出，周文王一直在屯集、聚集力量，一直在用《易》來教育他的子孫們、大臣們，直到時機成熟，周武王倒殷。雖然周文王沒能在生前看到商紂王的覆滅，但由于他的“深謀遠慮”，周國終于取得勝利，這使他亦可“含笑九泉”了。
然而，三千多年來，《周易》確實是被當作占卜之書來應用的；而且，就占卜而言，其又是有應驗的。那么，《周易》能不能用來作占卜呢？答案是可以的。因為《周易》本身的寫作就包含有一種整體觀，每一個卦象作為一個整體，它的屬性不僅由構(gòu)成要素的屬性決定，更重要的是由諸要素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由各個組成部分的綜合性聯(lián)系所決定；而這些正是整體性原則的重要內(nèi)容。而且，《周易》一書在社會廣泛流傳的過程中，由于人們各種各樣的附會，以及類比推理，使本來只是簡單的兩個字的重疊變成了“六爻”，而且還賦予了陰陽爻的意義；這就使陰陽的意義趨于復雜化、多元化。而由陰陽發(fā)展開來，便使人間萬事萬物都有了“變”的理論根據(jù)。再由于漢代京房創(chuàng)造的納甲說通行以來，《周易》的卦爻辭鮮有人懂，占卜家們大多是用天干地支的刑沖克害合化來判斷吉兇，故而使占卜僅僅是形式上依附《周易》，而實際上則是脫離了《周易》的。三千多年來，對《周易》的解釋是這樣繁多，不僅是由于卦爻象都是一些空套子（馮友蘭先生語），可使人填入各種各樣的內(nèi)容，還由于它判別吉兇、解釋象、辭，基本上是采用類比推理的方法。而到漢代以后，人們拘泥于陰陽五行的自然哲學，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納入陰陽五行體系，所以占卜家們都按陰陽五行對所有事物進行分類；而這些分類，其精密、準確度都有所提高。就是這種僅從形式上去類比，就會把不相干的事說成是同類。如卦氣說，為什么用卦來表示氣的運行呢？其思想基礎大約是基于陰陽的變化；氣的運行，是陰陽二氣的消長，人們便認為卦中的陰陽爻說的就是陰陽二氣的運動，于是就用陰陽爻來表示陰陽二氣的運動。這是易學中類比推理的一個很重要的成果。而這樣的類比推理可以發(fā)展、開拓人們的思想；所以，實際上，是他們先有了自己的思想，然后援引《周易》來證明自己的主張；這是古代經(jīng)學的一般情況。因此，類比推理是人為建立的聯(lián)結(jié)他們思想和《周易》的橋梁。這個橋梁有利于他們的思想的傳播和被社會承認。如劉歆的三統(tǒng)歷，一行的大衍歷，是古代優(yōu)秀的歷法，他們在說明自己的歷法時，都把自己的歷法數(shù)據(jù)和易數(shù)視為同類，所以他們援引易數(shù)來說明自己的數(shù)據(jù)來源，這樣的類比是不可信的。同理，萊布尼茨的二進制是數(shù)學原則，與易學中的陰陽二爻不可能完全相同，因為易學中的陰陽爻不是1和0，它要表現(xiàn)的是一陰一陽之道，而不是數(shù)學原則。而把陰陽魚圖視作玻爾的互補原理，其類比是表面形式上的，是不可信的?？尚诺氖侨R布尼茨創(chuàng)造了二進制，玻爾創(chuàng)造了互補原理。
古今中外的許多易學家、思想家，在對待《周易》與自己研究成果的關(guān)系方面，思想方式都極為相像，他們自己先創(chuàng)造出（或受易學啟發(fā)）某種思想成果，然后從形式上把它們與易學中的某些思想因素加以類比。這樣類比的結(jié)果，往往僅是給自己的成果涂上一層易學的油彩，于成果本身的價值并無損害。因而使后來研究《周易》的人們，便把《周易》看成是神秘的占蓍書了。
所以，《周易》一書雖然不是專門用來占卜的，但用來作為占蓍問卜也是可以的。
而《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蘊藏著一個通貫全經(jīng)的脈絡，本書就是從它潛在的層面進行發(fā)掘和疏解，就當時那個時代的生活習俗、語言文字、思維方式重新進行了闡釋，希望能恢復《周易》的本來面目。管窺所及，只是在“易海”里聊備一說而已。
本書所依據(jù)的《周易》原文，是根據(jù)《周易辭典》（張善文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所載，并參閱了大量關(guān)于《周易》的書籍（由于數(shù)量太多，在此恕不一一列舉）。
武 藝
1998年3月18日完成初稿
2007年5月1日第五修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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