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明朝的中樞運作，就不能繞開內閣這個話題。不過明朝之初，內閣不但不重要，還非常不起眼。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罷丞相、廢中書省后，六部就整體性的被抬升了一級，地位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因自身的職權（考核、銓選官員）吏部尚書也一躍成為百官之首，被恭稱為“天官”，而此時還沒有內閣和內閣大學士。
明成祖登基后，為降低繁重的政務壓力正式設立內閣。此時大學士們并不能主動接觸政務以及發(fā)表意見，更別提做出決策了。他們只是在皇帝需要的時候，就某項政務為皇帝查閱和整理相關信息、數(shù)據、歷史記錄等等，以協(xié)助皇帝更為高效的做出決策。
成祖簡翰林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其時章疏直達御前，出宸斷。儒臣入直，備顧問而已。
《明史·宰輔年表》
換句話說內閣成立之初大學士們不但執(zhí)掌不了中樞而且也未被納入政務處理流程，僅僅是沒有話事權的“秘書”。此時的大學士們的官階（五品翰林）也旁證了這一點，跟正二品的六部尚書們完全不可比。
仁、宣兩朝因國家逐漸穩(wěn)定、息兵修養(yǎng)，皇帝和朝廷更依賴奏疏這類公文的流轉來掌控皇朝以及治理天下，這就皇帝對“秘書”的依賴逐漸增強。
為了更為高效的處理政務，仁宗讓大學士們對指定的奏疏做出“預批”（類票擬）。為方便大學士們理事，仁宗也開始給大學士加“三公”虛銜，抬升他們在朝堂的地位。除此之外，更為重要的是仁宗給予大學士們起草詔令的權力，讓他們正式參與進了朝政的處理流程。
不過皇帝在重視的同時還是視大學士為“秘書”，沒有進一步提高內閣的權力和地位并改變朝堂格局的想法。宣宗在內廷（司禮監(jiān)）設立內書堂，命翰林培養(yǎng)宦官輔助自己理政，而不是擴大內閣編制或職權，即可旁證這一點。
所以此時內閣雖然正式涉入朝政，但在朝堂的存在感和話語權仍然很低，更別說抗衡六部執(zhí)掌中樞了。不過內閣的轉機很快就出現(xiàn)了。
宣德十年宣宗英年早逝，年僅七歲的英宗登基。由于天子直領六部并獨掌決策權，所以當皇帝無法理政時朝堂就要癱瘓。為了解決問題同時預防外朝勢力膨脹侵蝕皇權，太皇太后張氏遂決定與內閣、宦官這兩個“弱勢”群體合作，推出了“票擬批紅制度”。
注：“票擬批紅”的大致流程是奏疏經通政司預處理（退回不合規(guī)、分類并謄抄存檔）后轉司禮監(jiān)。司禮監(jiān)對其分類，將只需依制辦理轉發(fā)對應部司執(zhí)行，其余轉內閣票擬。奏疏附上內閣票擬（另寫在一張紙條上）轉回司禮監(jiān)，司禮監(jiān)根據皇帝意思在奏疏上批紅（同意則將票擬意見謄抄到奏疏上，不同意則退回內閣重新票擬）。
至此內閣從制度上成為了朝政處理的重要“節(jié)點”，大學士們也憑借“建議權”擁有了干涉朝堂各部司事務的權力。
此后為了更方便政務的處理，皇帝開始召各部司的堂官直接入閣，如景泰朝王文以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后入閣，成化朝李賢以吏部尚書的身份入閣等等。
這些部司堂官在增大自身職權的同時，也提升了內閣在朝堂的話語權和地位。加上憲宗和孝宗對內閣輔臣和六部尚書采用“平衡并重”策略，因此這一時期內閣和六部進入了相持階段，但相互之間的摩擦也越來越多。
弘治六年這種“閣部之爭”第一次被擺在了臺面上。
當年京察，吏部尚書王恕認為官員們貪腐太甚，準備罷免兩千多名官員。內閣大學士丘濬認為王恕的做法太過于激進不利于朝廷穩(wěn)定，建議皇帝將那些情節(jié)不嚴重的官員記過留任。
吏部自然不能容忍內閣干涉自身最為重要的職權，因此本來敵對的雙方爆發(fā)了激烈的攻訐。
而“和事佬”孝宗卻一反常態(tài)，并未居中調和而是旗幟鮮明的支持內閣丘濬。而且孝宗借劉文泰彈劾王恕失職，直接把王恕給罷斥了。孝宗這手操作，讓“受益人”丘濬也尷尬不已。此后兩年直至病逝，為了避嫌丘濬一共上呈十三份請辭的奏章。
只能說孝宗就是要“挺”內閣。原因并不復雜，皇帝已經意識到想要掌控朝堂、乃至整個皇朝，光靠集權是不夠的。因為皇帝沒有能力和精力去使用龐大的皇權，必須依賴“助手”們。
雖然宦官可以輔助皇帝掌控和行使皇權也更容易控制，但是宦官在具體政務處理上的能力、效率又遠不如職業(yè)官僚，因此孝宗才會抬升內閣來彌補這一缺失。
由于皇帝的傾向，內閣大學士等于宰輔的概念逐漸形成，內閣也躍升到六部之上成為了“百官之首”。正因為如此，正德十六年楊廷和才能獨自與張?zhí)笞h定嗣君人選，而且在等待朱厚熜入京登基的三十七天里，代皇帝總攝朝政，六部九卿幾乎不得與聞。
以至于憤懣的吏部尚書王瓊率九卿主要官員至左順門參加朝會時，當面質問楊廷和：“九卿在廷，我為長，今日誰當立者，而不使聞？”這聲不甘的怒吼實際上也是變相承認了，六部已屈居內閣之下了。
此后世宗因大禮議和自身的修仙怠政，加上他不喜宦官干政，對內閣的倚重也更深。張熜、夏言、嚴嵩、徐階等內閣大臣間接管控著朝堂，六部九卿長期只能通過閣臣與皇帝溝通（世宗不召見他們），這也讓六部開始淪為內閣的執(zhí)行機關甚至下屬機構。
隆慶三年深得穆宗信任的高拱還朝，為讓高拱迅速總攬朝政，穆宗命其入閣的同時另授他吏部尚書一職。在高拱眼里內閣早已不是“秘書”，也不是六部那種執(zhí)行部門，而是站得更高，負有為朝堂、皇朝指明方向的重任：
我國家之事，皆屬部臣題請閣臣擬票?；蛭串攧t為之駁正，或未妥則為之調停。不嫌異同，務在參伍。是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為奸。
《明穆宗實錄·卷五十七》
到了萬歷初期，首輔張居正聯(lián)合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馮保更是將內閣的權勢和地位推到了巔峰。一度形成了“（內閣）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的局面，內閣也完全控制了六部，這也是張居正敢寫那個驚天動地的對子的原因。
不過物極必反，神宗親政后為收回權柄、重立皇帝威權對張居正展開了反攻倒算。這不但打壓了內閣，也讓六部看到了“翻身”的機會，因此閣部之間紛爭再起，六部堂官們試圖將內閣重新壓到下面去。
萬歷十二年御史張文熙彈劾首輔申時行“專恣者四事”，并請皇帝將其革職永禁。申時行在申辯的同時，反劾吏部選任不公，想借機剝奪六部的重要職權之一“廷推”。
注：明朝在任用高級官職時（包括內閣大學士），一般由九卿組織朝臣公議后推選出人員名單供皇帝挑選（皇帝如果不滿意名單則重新推選）并批準任用，稱為“廷推”。而內閣一直想以票擬代替“廷推”。
后經激烈斗爭閣部達成了妥協(xié)，廷推被六部保留，但是吏部也被剝奪了自主任命部屬職官的權力（也改由九卿廷推），而且吏部也失去了地方府縣一級官員任命上的主導權，改成了抽簽決定職位歸屬的“掣簽法”。
萬歷二十一年吏部尚書孫鑨等人再次向內閣發(fā)起挑戰(zhàn)。當年京察在不知會內閣的情況下，大量內閣“私人”被評不合格。內閣自然不會善罷甘休，很快就借一樁陳年舊案“趙用賢絕婚案”（此時趙用賢為吏部左侍郎）挑起了戰(zhàn)火。
事情的經過這里就不展開了，結果是內閣首輔王錫爵大獲全勝，很多為趙用賢求情的六部高官被罷斥。
內閣能在神宗清算張居正的同時也持續(xù)贏得斗爭的勝利，原因無它，就是皇帝支持。神宗雖然厭惡內閣膨脹侵蝕皇權，但是神宗一樣明白內閣是其掌控皇權和皇朝的重要“助手”。所以整個神宗朝，無論朝堂如何斗爭、為何而斗爭，神宗在大方向一直是支持內閣的。
由此明顯可以看出，內閣是在皇權一步步的扶持下逐步走向前臺，成為百官之首并統(tǒng)攝朝堂。但皇帝的“扶持”也讓內閣天然的無法抗拒皇權，進而淪落為皇權的工具，這也是明朝中后期外朝和閣臣尖銳對立的一個重要原因。
注：整個明朝也就楊廷和、張居正兩位閣臣憑借“特殊天時”（一個是無皇帝、一個是皇帝無法理政）部分擺脫了皇權的束縛。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