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微博上和藏書家謝其章先生聊天，談及家中書多，要是仿效古人，讓那些平素放在櫥壁里的書籍拿出來見見天日，享受一下陽光倒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謝先生似乎對此深有感觸：如今印刷制成的書，哪里禁得起六月六的太陽曬呢。日光會使書內(nèi)油墨催發(fā)程度加快，要保護書籍，還是得平時多加注意。
其實說到曬書，我們這個詩書國度還是有傳統(tǒng)的。光是關于“曬書節(jié)”的來歷，在學界和坊間就有不同的說法。最有名的是民俗專家范壽春所講的一個故事：康熙年間，嗜書如命的學者朱彝尊在六月初六這天，趁日頭晴好，袒肚露胸曬太陽，美其名曰為“曬書”―――這很有點行為藝術的意思。碰巧朱先生日光浴的場景，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皇帝碰了個正著?；实酆芎闷?，問他為何如此，朱彝尊就照實說了?？滴趼牶螅X得此人才華頗深，當即破格封其為翰林院檢討，負責撰修明史。這件事既給讀書人露了臉，又顯出皇帝求賢若渴、唯才是舉的賢君風范，所以后世的讀書人極愿仿效，紛紛在這天曬詩書、字畫。
《世說新語》中的“郝隆曬書”和這個故事多有相像。清朝人潘平雋寫有一首《六月六日曬書詩》：“三伏乘朝爽，閑庭散舊編。如游千載上，與結半生緣。讀喜年非耋，題驚歲又遷。呼兒勤檢點，家世只青氈?！笨梢?，古人所曬的書，基本上是用牢固的熟牛皮繩串起來的竹簡，而非今天的紙質書。這也就印證了謝其章所說的“今日之書不可曬（禁不起曬）”的說法。
“曬書節(jié)”來源于“曬龍袍”的說法在民間也很有市場。古諺云：“六月六，家家曬龍袍”。這故事依然和帝王有關。據(jù)說乾隆皇帝有一次在揚州巡行，不料天降一場雷陣雨。雖然很快就雨過天晴，云開日現(xiàn)，但皇帝的外衣已被淋濕。身為九五之尊，不便穿平民衣服，下屬官僚就出主意說不妨將龍袍曬一曬吧。這天湊巧是六月初六，于是民間就將該日定為“曬龍袍”的日子。還有一種說法是，因這天龍王老爺要曬龍鱗，故而不施雨水，所以人間百姓正好逮機會曬東西。
支持六月六是“曬書日”的典故很多。佛教里則將這一日定為“翻經(jīng)節(jié)”。這個節(jié)日挺奇怪的，它不跟歷史上的玄奘法師有關，反而和小說人物“唐僧”有牽連。連電視劇《西游記》中也有這么個橋段，說唐僧西天取經(jīng)歸來的途中，不慎將經(jīng)書掉落海中，只好在撈起后重新曬干。后來各大小寺院就定于在這一天里翻檢院中所藏經(jīng)書，進行曝曬。
不過我以為上述多多少少有民間演繹的成分。一種相對可靠的說法是這樣的：六月六本為“天貺（貺，是賜贈之意）節(jié)”。此節(jié)源于宋代，因宋真宗趙恒信神，有一年六月六忽稱上天將賜他一部天書，于是欽定此日為“天貺節(jié)”，還在泰山腳下造了座“天貺殿”。但皇帝心血來潮創(chuàng)建的這一節(jié)日畢竟難以長久，很快，民間就自說自話地把它改成了“曬伏”節(jié)。在這一天里，百姓人家曬衣物，讀書人家曬詩書。太陽底下，各得其所，不亦樂乎？
其實，定六月六為“曬書節(jié)”，最終還是民間智慧和生活經(jīng)驗的一種凝結、體現(xiàn)。六月六，正值初夏，陽光充足但還不至于太過暴烈。此日曬書，既能起干燥收濕的作用，又可驅趕藏匿于書頁間的書蠹。但時至今日，“陽光曬書”其實并不可取。首先，現(xiàn)代出版技術已大大杜絕了書籍霉變、長蟲的可能（古人制書，用的是糨糊。晚清、民國時印刷的書籍采用酸性紙，都易生蟲）。其次，保存書籍，也要根據(jù)不同的地域采取不同措施。南方多雨，書易發(fā)霉。所以遇晴好天氣，撣撣灰，見見光，也無不可。北方氣候干燥，不常翻的書以及加了函套的書，油墨相對揮發(fā)快，紙質會受損，所以最好平時就放在通風、防塵之所。要是天氣下雨，可能還得特意開一下窗，讓書籍適當接觸水汽，以免紙頁因太干而日漸松脆。當然了，那些大型圖書館內(nèi)配有專門的去濕機、中央空調(diào)，將藏書間內(nèi)的各項指標控制在標準內(nèi)：溫度20℃左右，濕度在45％―55％之間，燈光為白熾燈，窗簾要透光，杜絕二氧化硫等有害氣體侵入。我們私人藏書者達不到這些標準，但也可以參照、學習，而并不一定非要去學古人，將書全部攤開在日頭底下曝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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