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月22日—1626年4月9日），第一代圣阿爾本子爵（1st Viscount St Alban），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散文家、哲學家。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實驗科學的創(chuàng)始人，是近代歸納法的創(chuàng)始人，又是給科學研究程序進行邏輯組織化的先驅。主要著作有《新工具》《論科學的增進》以及《學術的偉大復興》等。在《論讀書》的文章內容里，培根告訴人們：只有博學和廣泛閱讀的人才能有效地實施自己的人生計劃，更專業(yè)地料理自己的事物，更健康和穩(wěn)定地擁有自己的生活。他精辟地指出“閱讀使人完整；交談使人機敏，寫作使人嚴謹”，同時也告誡 “讀書費時過多易惰，文采藻飾太盛則矯”。他尤其反對脫離生活實際，為讀書而讀書：“而書中所示，如不以經驗范之，則又大而無當”，“無知者羨讀書，唯明智之士用讀書，然書并不以用處告人，用書之智不在書中，而在書外。”培根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英國的一個貴族家庭，父親尼古拉·培根爵士曾擔任伊麗莎白女王（1558-1603）的掌璽大臣（The Lord Keeper of the Great Seal）達20年之久。
培根自幼接受神學、科學和數學教育。他天資聰穎，年僅十二歲便被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錄取深造，修習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古典文學，伊麗莎白女王贊其“少年天才”。然而盡管培根才華出眾，獲得各種盛譽，但他并不喜歡在劍橋大學渡過的三年，主要原因是對學校教學內容和方法不滿，尤其不贊同亞里斯多德的學說。
（ Si tabula daretur digna animum mallem）從劍橋畢業(yè)后，培根入職英國駐法大使館。任職兩年半期間，他專研法語、民法和外交。1581年，23歲的培根當選為英國國會議員。1602年他受封為爵士，1613年被任命為首席檢察官。1616年，培根進入英國樞密院（Privy Council，國王任命之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均為貴族），職業(yè)生涯達到高峰。一年后，升任其父親曾擔任過的掌璽大臣。次年（1618年），培根便超越了父親的成就，榮任英國最高政職大法官（Lord Chancellor）。然而好景不常，1621年培根被控受賄而入獄，成為“倫敦塔”（London Tower）里的階下囚，他自辯為受政敵陷害。入獄未久，國王便動了惻隱之心予而赦免其出獄，但培根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告終。△倫敦格雷律師學院（Gray's Inn）里的培根雕像培根曾在政界達到過很顯赫的地位，但他從政的目的，卻是為了獲一定的經濟收入以支撐自己的科學和哲學研究。他說：“我無意功名利祿、升官發(fā)財，我只想得到一個職位以謀生并有足夠的業(yè)余閑暇使我能從事我所熱愛的科學研究”。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里說，“我在政治上的抱負是有限的，但我在哲學方面的志趣卻猶如無垠汪洋”。所以當他獲釋出獄、與政治脫緣后，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對科學方法的研究與哲學的思考。
培根所處的文藝復興時代也可稱作“質疑”的時代，即對先前的各類知識不是全盤接受，而是提出質疑。當時歐洲知識的整體都在發(fā)生巨大的更新。15世紀的“大航海時代”發(fā)現了新大陸，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對地理和人類自身的重新理解。培根畢生有兩個宏大的目標：徹底地重新審視以往的全部知識、用新的科學方法獲取新的知識。培根對以往知識的最大質疑，是其并未產生造福民眾的發(fā)明而淪為空談。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屢屢提到對西方文明產生重大影響的中國三大發(fā)明：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他認為哲學應該丟開所有書本知識，從頭開始，用新的眼光觀察世界并建立一個新的知識體系。培根主張讓普通民眾用理性和邏輯去思考社會和道德問題，使人們自己得出結論，并讓社會進一步邁向民主。他的哲學著作有《學術的進步》（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新工具》（Novum Organum）等。培根倡導以經驗主義哲學和嚴謹的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 作為科學觀察和研究的“新工具”，即先調查積累資料，然后再做細致入微的分析，最后進行實驗來對分析進行論證，這些都是和先前普遍接受的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的演繹學說相悖的。培根曾計劃撰寫一套6卷本巨著《偉大的復興》（The Great Instauration），主題分別是：1）科學的分類、2）新工具、3）宇宙現象、4）智力的階梯、5）新哲學的預測、6）能動的科學。這里的“復興”指的是改造人類的知識，復興科學。這是一個宏偉的藍圖，培根最終因精力有限沒能將其全部完成，但是從其一生推行的理念和著述中我們可領略到他的基本精神。他在《偉大的復興》已完成的部分里詳細闡述了他倡導的觀察和實踐為基礎的科學論證法，奠定了他在科學革命及啟蒙時期不朽的地位。為此，培根被譽為“科學實證論之父”。培根的去世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以身殉職”——把生命獻給了科學研究。他那個年代沒有冰箱，1626年的3月，培根在戶外進行了一系列的冰凍實驗，把雪塊塞進被宰殺的母雞腹部以觀察冷凍保鮮的效果。因天寒地凍，培根在試驗過程中感冒著涼。當時他寄宿在倫敦一友人家中，房里由于沒有取暖裝置，如同冰窟，室內霉味又重，致使他很快患上了支氣管炎，后又發(fā)展為肺炎。一周后，這位偉大的人物于1626年的4月9日逝去。培根是一位語言大師。英語里的這些精湛詞語都是培根所創(chuàng)：“hostages to fortune”（“聽天由命”）, “What is truth? Said jesting Pilate” （ “善戲謔的彼拉多曾說：'真理是什么呢？’” ）, “If the Hill will not come to Mahomet, Mahomet will go to the Hill” （ “大山不向穆罕穆德移來，穆罕穆德就會向大山走去” ）。1999年版的《牛津引語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至少收入了91個培根在《散文集》中使用的詞句。培根還是位杰出的文學家。他的文筆簡短精煉，善用比喻和諺語來闡述復雜的觀點。這也使他的作品更容易被當時未受過高等教育的蕓蕓大眾所接受。雖然培根留下的詩作不多，但英國文壇卻公認他為concealed poet(深藏不露的詩人)。英國著名詩人雪萊說培根是位大詩人：“他的語言具有一種甜美且莊嚴的節(jié)奏，這種節(jié)奏充分滿足了感官的享受，正如他的哲學思想所具有的近乎超人的智慧滿足了人們的理性需求一樣”（His language has a sweet and majestic rhythm, which satisfies the sense, no less than the almost superhuman wisdom of his philosophy satisfies the intellect）。培根未完成的小說《新亞特蘭蒂斯》（New Atlantis）描繪了他心目中的烏托邦理想世界。在新亞特蘭蒂斯，人們崇尚著感恩和啟蒙，尊嚴和華貴，虔誠和無私的奉獻。書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理想國中的所羅門宮（Salomon’s House）。這是培根理想中的大學，它宛如一個百科全書般的科學圣殿，一座集聚人文和自然科學精華的圣地。培根與莎士比亞出生于同一時代，只比莎士比亞早出生三年而已，培根出生于1561年，莎士比亞出生于1564年。英國文壇歷來對莎士比亞的身份和莎士比亞劇作的原始作者身份存有爭議，且大多和培根有關。有人說莎士比亞的劇作全部或大部分是培根寫的，甚至有人說莎士比亞就是培根的筆名。他們繪聲繪色地列舉出莎士比亞劇本中與培根先前發(fā)表過的文章雷同之處，其學說頗似中國紅樓夢研究中的“索隱派”。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能夠寫出莎士比亞不朽作品的人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1）作者必須是無以倫比的文學天才，2）他所受到的教育必須遠遠超過英國任何大學畢業(yè)生，3）他必須是位語言天才，精通拉丁語、希臘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和法語，4）他應熟讀所有西方經典著作，包括荷馬、奧維德（古羅馬詩人）、維吉爾（古羅馬詩人）、西塞羅（古羅馬哲學家）等，5）他必須具備淵博的科學和哲學知識，6）他必須是訓練有素的律師，對法律條文了如指掌，6）他必須熟悉和了解英國和法國宮廷里的禮節(jié)路數，7）他曾周游過列國，8）他熟悉貴族獨有的體育項目。他們認為歷史上傳說的莎士比亞并不具備這些條件，甚至沒有莎士比亞接受過什么樣教育的明確記錄，也沒有任何歷史記載說莎士比亞有過什么書、給什么人寫過什么信、去過什么國家。而培根則具備上述所有的條件。至于培根為什么要隱姓埋名地寫下這些不朽名劇呢？持“培根就是莎士比亞”觀點的人解釋為：在培根那個時代，從事劇本創(chuàng)作和演出的人地位很低，如果外界知曉他寫了這些劇本會有辱身份并影響仕途，所以他就用莎士比亞作為自己的筆名了。對于這些爭議，就讓“索隱派”們去打口水戰(zhàn)或筆戰(zhàn)吧。無論如何，培根的文學才華是不容置疑的。培根還寫過大量的散文，這些充滿普世智慧和妙言警語的文章成為了英國文學的瑰寶，在過去的四百年里一直為英語世界一代代的學生誦讀和研習。1597年培根將他的散文整理成集，以Essays（《散文集》，又譯《隨筆集》）為名出版。書中共收入58篇隨筆文章，涉及修身養(yǎng)性，處世為人的各種話題。談哲學的有真理、死亡、勇氣、等；談個人修養(yǎng)情操的有禮節(jié)、親情、友情、抱負、愛、恨、妒忌、猜疑等；談政治的有黨派、殖民等；談社會的宗教、迷信、貴族制度、婚姻等；談經濟的有理財、消費等。培根的《散文集》與莎士比亞的戲劇齊名，代表著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最高的文學成就。正因如此，培根的《散文集》被西方很多高等院校列為人文學科學生的必讀書之一。培根《散文集》中的《論無神論》和《論迷信》，深深地影響了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思想。從《論帝國》到《論善與性善》，他闡述了從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到前啟蒙時代的西方思想。培根以一位仁慈、理性的智者角度向讀者展示了他的世界觀，就像古雅典的學者追隨蘇格拉底一樣，任何時代的任何讀者都可以從他的《散文集》中領悟到閃爍著的真知灼見。培根《散文集》中最重要、最精彩的一篇便是Of Studies，這是一篇學英語的學生都應能背誦的文章。《論讀書》篇幅不長，但它朗朗上口，讀起來完全是一種享受，很少有人不一氣讀完而中輟的。培根的文字歷來以言簡意賅著稱，英國文壇稱他為 “great orator without oratory” (不用華麗辭藻的演說家)。這篇散文無論在語言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是文采飛揚，精彩紛呈。培根所處的時代是中古英語和近代英語交替之際，他的散文里還有不少中古英語的特點，所以如果看到“a man write little, he confer little, he read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great memory, 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讀者需知那并非語法錯誤或拼寫錯誤。《論讀書》共500詞，培根在開篇句中用寥寥9個詞就勾勒出讀書的作用：“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中文素以簡潔著稱，但著名文學家王佐良先生翻譯此句還是用了14個字——“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長才”。王佐良先生想必絞盡了腦汁，希冀譯文的形式、風格及內容保持與原文一致，這14個字一定已是他覺得最簡潔的譯法。然而窮盡其力，《論讀書》的原文為500詞，王先生的譯文仍有700字。乏力取勝，非不為，實不能為也，培根的語言天賦著實令人欽佩。在《論讀書》的文章內容里，培根告訴人們：只有博學和廣泛閱讀的人才能有效地實施自己的人生計劃，更專業(yè)地料理自己的事物，更健康和穩(wěn)定地擁有自己的生活。他精辟地指出“閱讀使人完整；交談使人機敏，寫作使人嚴謹”，同時也告誡 “讀書費時過多易惰，文采藻飾太盛則矯”。他尤其反對脫離生活實際，為讀書而讀書：“而書中所示，如不以經驗范之，則又大而無當”，“無知者羨讀書，唯明智之士用讀書，然書并不以用處告人，用書之智不在書中，而在書外。”培根還提醒讀者看書時要有批判眼光，“不可盡信書上所言，亦不可只為尋章摘句，而應推敲細思”。讀書需有所鑒別，“書有可淺嘗者，有可吞食者，少數則須咀嚼消化。換言之，有只須讀其部分者，有只須大體涉獵者，少數則須全讀，讀時須全神貫注，孜孜不倦?！?/span>很有意思的是培根說書可以請人代讀，但收效完全不同：“書亦可請人代讀，取其所作摘要，但只限題材較次或價值不高者，否則書經提煉猶如水經蒸餾，淡而無味矣”。此外，培根還提出讀不同的書會帶來不同的見識和靈感：
“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之學使人善辯：凡有所學，皆成性格?！弊詈笈喔€說讀書具備身心療效，“人之才智但有滯礙，無不可讀適當之書使之順暢，一如身體百病，皆可借相宜之運動除之。”（以上引語均取自王佐良先生的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