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凡寫史，不能不考慮“著述體例”。所謂“著述體例”，不僅僅是章節(jié)安排等技術性問題，還牽涉到史家的眼光、學養(yǎng)、趣味、功力，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場等，不能等閑視之。
1920年代，梁啟超在南開、清華等校講學，其講稿分別整理為《中國歷史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22) 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商務印書館，1930) 。前書第三章“史之改造”稱：“史學范圍當重新規(guī)定，以收縮為擴充也?！本唧w說來，就是突出專題史的研究。“治專門史者，不惟須有史學的素養(yǎng)，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yǎng)”，這與“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大不相同[1 ]32、38。在后書中，梁啟超具體論述了五種專史：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以及斷代的專史（1）。
1930年代，羅根澤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北平：人文書店，1934) ，緒言部分專論“編著的體例”，倡言在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基礎上，兼攬眾長，創(chuàng)立一種“綜合體”。具體分為三步：“先依編年體的方法，分全部中國文學批評史為若干時期”；“再依紀事本末體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學批評，照事實的隨文體而異及隨文學上的各種問題而異，分為若干章”；“然后再依紀傳體的方法，將各期中之隨人而異的偉大批評家的批評，各設專章敘述”[ 2 ]34。
粱、羅二君，都是力圖將傳統(tǒng)史學與西洋史學相嫁接，前者視野宏闊，目光如炬，后者更具可操作性——實際上，日后中國許多文學史的撰述，都是這么做的。依照羅先生的設計，實際上是以“紀傳體”為中心——所謂編年體以及紀事本末體，只在設計階段起作用。這與今日頗受非議的大小作家排座次，可謂一脈相承。梁啟超注意到了晚清以降“專史”迅速崛起的意義，大力提倡文學史、美術史、宗教史等，并申明撰寫專史“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yǎng)”，這是很有見識的。但專史(專門史)與通史(普遍史)之間的縫隙與接榫，需要重新辨正。在我看來，對于“專史”的撰寫者來說，“通識”的眼光與趣味，同樣十分重要。這里所說的“通識”，既是體例，也是精神。
其實，在某一“專史”(比如“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與撰述中，還可以仿照梁啟超的說法，分出若干類型——或斷代，或分區(qū)，或關注作家，或注重作品。所有這些撰述，都必須面對同一個難題：如何在具體寫作中，有效地協(xié)調史家的“功力”與“學問”。換句話說，經歷百年風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再也不是當初林傳甲、黃摩西草創(chuàng)時候的那個狀態(tài)，單靠排比繁復的史料，解決不了問題。隨著資料的積累以及學術的推進，包括各種電子數(shù)據(jù)庫的形成，我以為，那個廣義的“通識”，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我的基本思路是：文學史確實屬于“專史”，但在具體的撰述中，有無“通識”、能否在史料的精細甄別以及事件的精彩敘述中，很好地凸現(xiàn)史家特有的“見地”，以至“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將是至關重要的。撰寫文學史，無法完全拋開具體的作家作品；否則，再精微的論辯，都成了七寶樓臺?？稍诰唧w的撰述中，如何協(xié)調具體的作家作品與普泛的文體、風格、流派、思潮等，是個難題。有各種解套的辦法，其中之一便是：在文學史撰述中兼容紀傳、編年與通論，讓這“三駕馬車”相得益彰。
此前，我一直順著這個思路在思考，也有過若干嘗試，得失兼具；沒能取得大的進展，本不好意思吹牛?？捎袃蓚€因素，促使我收拾飄散的思緒，重新加入關于“文學史寫作”的對話。一是北大中文系李楊教授應某雜志之邀，對我進行學術專訪時，再三追問：為何沒能完成當初被寄予厚望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 李教授的解釋是，我的文學史觀有點“另類”，不以尋找“大家”或確立“經典”為目標，而是希望“弄清小說作為一種知識的譜系”，這種方法與“?？碌闹R考古學方法有一致的地方”[3] 。另一個直接的刺激是，陳文新主編18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的出版。在談及這套大書的編纂主旨時，陳文新稱，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寫作中，“紀傳體一枝獨秀”；而在他看來，“與紀傳體相比，編年史在展現(xiàn)文學歷程的復雜性、多元性方面獲得了極大的自由”[4 ] 。
所有這些，都促使我回首往事，重新思考18年前那一追求“注重進程，消解大家”的文學史實踐。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