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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詩概說(九)

格律詩概說(九)


                        句法
   完美的事物是內(nèi)容與形式的和諧統(tǒng)一。離開了形式就無所謂內(nèi)容,離開了內(nèi)容也無所謂形式。在前面的《漫談五七言詩的句式和節(jié)奏》一文中,講了句子的形式,在這里想側(cè)重講一下內(nèi)容如何適應(yīng)于格律詩這種特殊的藝術(shù)形式。
   詩是語言的藝術(shù)。它不同于散文。格律詩又不同于古體詩和現(xiàn)代詩,它對語言有更加特殊和嚴格的要求,被宋代大文學家王安石稱作“詩家語”。據(jù)宋代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六記載:“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題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串媺Α?。荊公(王安石)見之甚嘆愛,為改作‘奏賦長楊罷’,且云‘詩家語,如此乃健’。”王安石不愧為一代名家,只是將一個“罷”字向前稍微移動,未增減一字,便打破了平常的用語習慣,使詩句挺拔雄健,收到了不同的效果。改動后,就其內(nèi)容來說基本上沒有發(fā)生變化,但所表達的重點、層次和意味卻不一樣。王仲的原句,重點在“奏罷”,雖然也有動作感,但已經(jīng)結(jié)束,對象也不突出。王安石改動后的句子,則將動補結(jié)構(gòu)“奏罷”,變?yōu)閯淤e結(jié)構(gòu)“奏賦”,動作感不僅強烈,而且突出了“奏”的對象為“賦”,進而強調(diào)的這不是一般的賦,而是借漢代揚雄的《長楊賦》指代自己應(yīng)試的好文章。
   既然是“詩家語”,必有和普通語的特別之處。中國古代,并沒有像今天所講的語法之類的多種限制,十分自由、靈活、寬松?,F(xiàn)代漢語語法學的創(chuàng)立,以清末馬建忠的《馬氏文通》為標志,迄今僅百年有余?,F(xiàn)代漢語語法學對漢語的發(fā)展雖然有一定的功績,但它在傳播與發(fā)展的過程中也帶來了不少負面作用。正像從原始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一下子過渡到奴隸制社會,生產(chǎn)力雖說發(fā)展了,但大多數(shù)人卻失去了自由。在現(xiàn)代漢語語法學建立以前,中國照樣涌現(xiàn)出了許多天才的作家和偉大的作品。當代人在研究古典作品尤其是詩詞時,有的不是從前人寫作實踐中認真作理性的總結(jié),而常將當代人的觀點,強加給古人,顯得十分荒謬。語言的表達,本來是多種多樣的,有時候在特定的語境下,甚至眼神一遞,嘴角一動,手指一點,肩膀一聳,腳尖一碰,鼻子一哼等等都能表達一個人的思想,何必非要按“主、謂、賓”的順序,甚至再搭配上“定、狀、補”不可。
 在詩中,句子是思想的承載者。格律詩的句法,是通過對句子的反復(fù)錘煉,最終達到既符合句型的節(jié)奏和韻律要求,又實現(xiàn)意義的表達的目的。但如何表達思想內(nèi)容,不同的詩人有不同的方法,同一位詩人在不同的詩篇中也有不同的表達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創(chuàng)作出千姿百態(tài)的詩篇。
   我認為,句法總的原則應(yīng)該是守常求變?!秾O子兵法》說:“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蔽恫贿^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淮南子》也說過基本相似的話,并在此后又發(fā)揮說:“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碑敶囊恍W者在講授被譽為群經(jīng)之首的《易經(jīng)》時,都強調(diào)了《易經(jīng)》的三大原則,即不易、變易和簡易。不變的是原則,萬變的是現(xiàn)象。整個《易經(jīng)》說的都是“變”,“變”是《易經(jīng)》的精髓和靈魂,也是格律詩句法的精髓和靈魂。古代劉大魁在《論文偶記》中說:“文貴變……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一句之中字字變,氣變,境變,音節(jié)變,字句變?!庇慑却旁凇睹赖姆治觥分姓f:“變化在產(chǎn)生美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睙o論如何寫,絕句都是四句,律詩都是八句,都要押韻,并且律詩還要對仗。五言詩每句都是五字,七言詩每句都是七字,這就是“常”,這就是不能變易的原則。至于平仄如何安排,在各句中各有特點,這既能變而又不能變,既不能變又能變。五七言詩的字數(shù)不能變,而句中的內(nèi)容及其結(jié)構(gòu)則可以變,并且必須變。句法如何組織則大有學問。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說:“在音樂里,孤立的單音是無意義的,只有在它和其他的聲音發(fā)生關(guān)系時才在對立、協(xié)調(diào)、轉(zhuǎn)變和融合之中產(chǎn)生效果。繪畫中的顏色也是如此……只有各種顏色的配合,才產(chǎn)生閃爍燦爛的效果?!本浞ǖ墓δ埽褪菍⒁粋€個孤零零的漢字,通過精心的組織,注入思想內(nèi)容,選擇自己認為最恰當?shù)脑~語,使之能夠表達出詩人的思想。組織的方式,有多種多樣。當代流行的所謂句法的省略、倒裝,活用之法皆為今人之語。
   古人作詩,就是認為這樣好才這樣寫,無所謂活用、倒裝、省略之類。他們決不會按著今人的思想方式去思維。如果寫詩也要按照邏輯學的三段論去推理,不但沒有像古代格律詩那種文學形式,恐怕連寫現(xiàn)代詩也望之卻步。
格律詩的句子除了如“春風不度玉門關(guān)”,“高高秋月照長城”,“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之類的詩句完全符合現(xiàn)代漢語所謂的“主、謂、賓”之外,大多數(shù)都不符合。根據(jù)詩句的千變?nèi)f化,筆者試圖歸納數(shù)條。
   陰陽互補型。由于格律在字數(shù)、平仄、押韻、對仗等方面的嚴格限制,再加上每一句詩都必須是創(chuàng)作而不與其他詩句雷同,以及詩具有跳躍性和自身所要求的含蓄、多義等方面的特點,詩句在形成時,詩作者的筆下和心中會出現(xiàn)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意思。我們不妨將其稱作陰陽兩條線。心中想的為陰線,筆下寫出來的為陽線。寫詩時只寫陽線,讀詩時陰陽合璧,將陽線中缺失的東西彌補出來。如白居易的“山名天竺堆青黛,湖號錢塘瀉綠油”,“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鑒賞詩時,人人都不會理解為天竺山就是有人在那里堆積了青黛,錢塘湖里真的流出了綠油,而只能理解為天竺山一個個山峰綠得就像女子化妝時用的青黛,錢塘湖水的顏色就像綠油。后兩句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寫成。陰線是詩人的思想,陽線是經(jīng)過藝術(shù)加工取舍后形成的詩句。就像一塊璞,一經(jīng)雕刻,必然有取舍,總要丟棄一些玉屑。如果連玉屑也舍不得丟棄,就永遠雕不成藝術(shù)品。再如千百年來一直為人稱道的唐代詩人溫庭筠的“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作為陽線,是六個實體意象的羅列,在修辭學中,這種方法稱為列錦格。詩人心中的想法絕不是為了列出這六種意象,而必然有一條陰線在延伸,是在敘述一件事情。根據(jù)標題,我們可知,詩人五更時聽到雞叫,立即起床,推開客店門,看到月光照在用茅草搭成的房屋上。行人離開茅店,腳印清晰地在鋪滿繁霜的橋板上留下。詩人寫詩時,為了藝術(shù)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將陰線轉(zhuǎn)化為陽線,讀者在鑒賞詩時,再將陽線還原為陰線。兩相結(jié)合,詩意就容易理解了。
   虛實兼用型。清代畫家方薰說:“古人用筆,妙有虛實。所謂畫法,即在虛實之間。虛實使筆生動有機,機趣所之,生發(fā)無窮?!痹姰嬐?,可相互借鑒。清人唐彪在《讀書作文譜》中說:“文章非實不足以闡發(fā)義理,非虛不足以搖曳神情,故虛實常宜相濟也?!蔽恼轮v究虛實,詩句也講究虛實。實者見形,虛者造勢,相得益彰。寫詩不過景、事、情、理。敘事寫景為實,抒情說理為虛。因此,格律詩句法或因事立句,或因景立句,或因情立句,或因理立句。因事因景立句者,多用實詞描摩實體意象、事態(tài)意象等。因情因理立句者,多借助于虛詞或?qū)嶓w意象和虛幻意象表現(xiàn)出人的精神世界中的意念情思。寫實時一句、一聯(lián)都行。一句者如“西宮夜靜百花香”、“水殿風來珠翠香”等等;一聯(lián)者如:“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雪凈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閑”等等。寫虛往往是兩句聯(lián)用。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等等。虛實關(guān)系表現(xiàn)形式有多種,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zhuǎn)化,并非一成不變。
   眾星拱月型。多數(shù)詩中,一句或一聯(lián),常有主次之分。主者如月,次者如星,星多月少,以月為主。清代布額圖說:“一幅畫中,主山與群山如祖孫父子然,主山即祖山也,要莊重顧盼而有情,群山要恭謹順承而不背?!彼未畛稍凇渡剿E》中說:“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后穿鑿景物,擺布高低?!庇行┰娫诹⒕鋾r也常常采取這種眾星拱月的方法。一句中,突出某一點,而其他諸點都圍繞著主體?;蛳拗苹蛐揎椈驈娀缣拼鸥Φ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鼻耙痪潼S鸝是主體,后一句白鷺是主體,其他的“兩個”、“鳴翠柳”和“一行”、“上青天”都是為描寫主體展開的。如宋代蘇軾的《六月二十七望湖樓醉書》:“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彼木湓姺謩e以寫云、雨、風、水為主,其余皆為烘托之用。再如明末清初黃宗羲的“廿兩棉花裝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鍋”,也是如此。
   平分秋色型。一個句子或?qū)憙蓪右馑?,如:“相見時難別亦難”、“閑愛孤云靜愛僧”、“煙籠寒水月籠沙”、“青山隱隱水迢迢”等等;一句子寫兩層以上的意思: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等。這種句法,各層意思相對獨立,不分主次。
賓主易位型。這種句法和通常的用法正好相反。如“城闕輔三秦”,按一般的寫法應(yīng)該是“三秦輔城闕”。這里,詩人為了平仄和押韻,只好將“三秦”和“城闕”顛倒,使賓主易位。類似這種句法,在格律詩中很常見。有時,詩人為了突出強調(diào)某種事物,常常將其提到句首,如唐代錢起的“竹憐新雨后,山愛夕陽時”。杜甫詩中此類句子更多。如“寺憶曾游處,橋憐初度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等等。在這類詩句中,不僅使賓主易位,而且還將主語省略,讀時還感到新奇。
   易位變性型。漢語有一種十分奇妙的現(xiàn)象。有時候在句子中用了意義完全相反的詞,但表達的卻是同一個意思。如“好容易”與“好不容易”,“大勝敵軍”與“大敗敵軍”等等。還有一種有趣的現(xiàn)象是,一個詞在不同的位置或不同的語境中,其自身的意思和擔任的角色往往不同。一個詞,不看語境,很難斷定它是什么詞性。比如“老”字,在“秋色老梧桐”、“少小離家老大回”、“游人不管春將老”中的詞性就不一樣。同是“小”字,在唐詩“檻外低秦嶺,窗中小渭川”與“云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中詞性也不同。
   動詞收尾型。如唐代王維《漢江臨眺》中的“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按現(xiàn)代漢語語法“主、謂、賓”的規(guī)范句法,應(yīng)該是“楚塞接三湘,荊門通九派”。宋代陸游《新春》中的“疏籬枯蔓綴,壞壁綠苔侵”,應(yīng)為“枯蔓綴疏籬,綠苔侵壞壁”。如果這樣,既不合格律,又難押韻,讀起來又感到平常,哪有詩味可言?這里將動詞即謂語放在最后,不僅符合以上兩項要求,而且讀起來更加優(yōu)美。

    以上,只簡單介紹了幾種句法,在格律詩創(chuàng)作實踐中,還有很多方法。但無論如何,萬不可陷入現(xiàn)代人所謂的“主、謂、賓、定、狀、補”的泥潭,寫詩如果一味強調(diào)規(guī)范,則無絲毫創(chuàng)造可言,最后產(chǎn)生的必將是一群怪胎。但有些對格律詩創(chuàng)作有幫助的語法知識和詞性的分類還是應(yīng)該借鑒的。
   《易經(jīng)》是一部哲學著作,其精髓和靈魂是“變”,它的最高原則是簡易。它告訴人們,當我們所掌握的知識和智慧一旦夠了,并了解了這些原理之后,任何復(fù)雜的事物都會變得既平凡又簡單。哲學就是聰明學。學習格律詩的句法也應(yīng)從哲學中吸取智慧。

                                (原載2010年第一期《楓林秋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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