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Game Theory)，又叫對策論，是專門研究斗爭或競爭現(xiàn)象的數(shù)學理論，是現(xiàn)代科學的一個新學科。在中國歷史上，博弈思想古已有之，多用在棋牌、賭博、體育、戰(zhàn)爭等競爭性活動中，如“田忌賽馬”就是非完全信息動態(tài)博弈，《孫子兵法》就是一部戰(zhàn)爭領域博弈論。
筆者感覺，博弈思想到處都在用，有“利”可圖的地方就有競爭，有競爭的地方就有博弈。目前，博弈論廣泛用在生物學、經(jīng)濟學、國際關系、計算機科學、政治學中，博弈思想在很多場景中都有廣泛，這也包括公文寫作。
大家一定有這種感受：但凡起草重要報告、政策文件，起草者經(jīng)常會面臨來自上下左右各方的“訴求”壓力，上級希望文稿體現(xiàn)自己風格，兄弟部門希望表揚時對他們“多帶一筆”，分配任務時“手下留情”，對起草者來說，寫作過程是個“斗智斗勇”“討價還價”的過程，起草者要同各方進行利益的博弈，最終形成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協(xi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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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寫作也有博弈？
公文是應用文，以解決問題為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并且解決的大多是”公共“問題，涉及多方利益訴求，寫作的使命是拿出大家都認可的“妥協(xié)方案”，這就需要與各方“斗智斗勇”，其博弈性源于四方面。
首先，公文是用來辦事的。辦事就會觸碰相關人的利益，想把事情辦好，相關方必定有“利益”讓渡或轉(zhuǎn)移。這里所謂利益是打引號的，不僅指經(jīng)濟、物質(zhì)這樣的實在利益，也包括虛擬形態(tài)的利益。筆者以為，相對于其他方來說，一方得到的積極結(jié)果皆可稱為利益，比如多被表揚，少被批評，也像“囚徒困境”里被法官少判兩年也是利益。有了利益的讓渡、轉(zhuǎn)移，就必然有博弈，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一定就有博弈。這是寫作博弈性的核心和關鍵。
古人這樣描述“筆桿子”：“筆下有財產(chǎn)萬千，筆下有人命關天，筆下有是非曲直，筆下有毀譽忠奸”。雖然有夸張的成分，卻道出了公文寫作的利益性，正因為有利益“瓜葛”，故而才引發(fā)博弈。比如，某地出臺的《關于促進新能源汽車產(chǎn)業(yè)發(fā)展若干政策》規(guī)定了“對本市汽車生產(chǎn)企業(yè)生產(chǎn)的用于本市巡游出租汽車的新能源汽車，按照6萬元/輛的標準給予生產(chǎn)企業(yè)資金獎勵，獎勵資金由市、區(qū)財政各承擔50%?！豹剟疃嗌?？獎給誰？由誰承擔？這些“利益”都得反復博弈才敲得定。
其次，公文需要領導者審簽。公文從起草到印發(fā)有嚴格的程序，這正是區(qū)別與“私文”的特征。一般來說，必須報有簽署權的領導審簽后，方能印發(fā)執(zhí)行。于是問題就來了，起草者寫了什么、如何寫？與審簽者的預期就產(chǎn)生了碰撞，起草者有起草者的考慮和特點，審簽者有審簽者的意圖及風格，是否體現(xiàn)了審簽者訴求？多大程度上滿足了審簽者預期？是否符合審簽者“口味”？起草者得邊寫作邊與審簽者“較量”。當然，作為“弱勢”的一方，寫作者必須服從領導，讓渡自己的利益，這樣公文方能通過審批，這決定了博弈的服從性。
再次，公文牽扯多方利益主體。公文姓“公”，解決問題過程中通常會牽扯多方相關人，而每一方都有不同利益訴求，相關人越多，利益“糾葛”越復雜，起草者應對的難度就越大，因為起草者除了思考文本的基本范式、公文的戰(zhàn)略意圖、審簽者基本要求外，還得與公文的直接利益相關方“斗法”，既要盡量滿足各方訴求，還要讓整體效果最優(yōu)。可以想象，在大家都在“爭利”的情況下，想讓任何一方單方面作出妥協(xié)，都是很困難的事，不符合“理性經(jīng)紀人”假設，一定伴隨你來我往的“討價還價”，這決定了博弈的復雜性。
比如，單位經(jīng)常出臺重點任務分工方案，把工作、責任、時限及要求明確下來，方案起草過程中，相關單位、部門就會“大肆活動”，在文字表述上就自身利益向起草者提出訴求，爭取更多的行政資源配置，同時又盡量減少責任，讓起草者“手下留情”。面對來自多方面的訴求，起草者想拿出一個總體最優(yōu)的方案，不“爭斗”一番是寫不好的。
最后，公文需執(zhí)行后才生效。任何一篇公文都需要受文的單位或個人執(zhí)行后方能發(fā)揮作用，公文執(zhí)行得怎么樣？影響公文整體功效，執(zhí)行者在這個過程中至關重要。因此，公文的起草通常要求務實管用，具有可操作性、甚至是易操作性，不務實、不可操作、不易操作的公文就是不管用的公文。起草者不僅要與審簽者、直接利益相關方博弈，還要與執(zhí)行者或受眾博弈，兼顧執(zhí)行方的感受和訴求，比如措施是否簡便易行？是否切合實際？從公文的特性看，這是需要起草者無條件做到的，這決定了博弈的服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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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主體有哪些，訴求是什么？
公文運轉(zhuǎn)過程中有諸多“局中人”，如起草者、起草者上級、審簽者、直接相關方、執(zhí)行者等。于起草者而言，博弈主體來自三個向度：
第一，向上博弈。這個向度大致有兩種利益相關方：一方是對公文負有領導責任的起草者上級，簡單說就是具體負責指導文件起草的領導和最后審簽文件的領導，訴求主要是：文稿語言是否符合領導本人風格（對講話稿來說，尤其突出），是否反映了領導的思想、觀點和要求，是否符合本單位的一貫思路和主張等等。另一方是相對于本單位而言的上級單位或領導，訴求主要是：下級單位對工作目標的設定是否達到上級單位的預期，工作的安排是否與上級單位在認識和措施上一致，所提要求是否在上級的責權范圍之內(nèi)等等。
第二，向下博弈。這個向度的利益相關方也大致有兩方面：一是下級單位，作為公文的具體執(zhí)行單位，訴求主要是：公文是否最大限度肯定了自己的成績，是否最小限度地“揭露”存在的問題，是否最方便下級單位執(zhí)行等等，總之就是減少對自己“不利”或“不舒服”情況的出現(xiàn)。二是下級單位的工作人員，一般來說，他們關心的都是切身利益，如工資、福利、獎懲、休假等，這是寫作中最難平衡的問題，博弈較為激烈。
第三，橫向博弈。這個向度上的利益相關方大致有三方面：一是橫向兄弟單位及部門，他們通常會爭取起草者的“關照”，在文本中盡量爭取配置最好的人、財、物、職權資源，多爭取展現(xiàn)自己的工作成效，同時盡量減少工作責任，少安排工作任務，指標能壓盡量壓，這是讓起草者最為難的事情。二是行政相對方，他們最期望的事情也是最大限度地滿足訴求，最大程度地維護利益，減少損失。三是社會媒介，這是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他們在整個過程中總體上算“局外人”，但一旦出現(xiàn)某種特殊情況，新聞媒體就會演變成“局內(nèi)人”，希望獲得更大的知情權，要求形成決策過程更加公開、公平、公正，信息更加透明，甚至還會直接幫助其他“局內(nèi)人”表達利益訴求。
以上“局中人”的訴求盡管爭取利益的角度、程度有一定差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趨利避害。不管是上級單位也好同級或下級單位也罷，也不管是領導還是群眾、媒體，無不希望為自己最大限度地爭取“有利”，最大限度避免“不利”，這是利益博弈的鮮明特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公文起草者是一個特殊的“局中人”，說他是“局中人”，是因為起草者也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就是用自己最舒服的表達，把公文寫好，并且讓各方滿意。說他特殊，是因為起草者與其他“局中人”沒有實質(zhì)性利益沖突，對絕大部分公文而言，起草者通常只是起到“為別人作嫁衣”的角色，既不是“新郎”，也不是“新娘”，甚至連親戚朋友都不是，只是“司儀”，并且這種角色在公文印發(fā)后就消失了，總體上算是“局外人”。
然而，在起草階段，起草人卻處于博弈的樞紐地位，就像婚禮上的司儀一樣，是利益沖突的“漩渦”，具有一定的“決策權”，上級、下級和同級都只會向起草者提出訴求，寫作者要做的就是滿足各方訴求，并且以最好的語言方案，讓大家都感到滿意，讓整個氛圍更歡樂喜慶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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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者有哪些博弈策略？
理想狀態(tài)下的公文寫作博弈，應該是“信息對稱”下的“合作博弈”，最好是完全信息博弈，這樣寫出來的公文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怎樣做到信息對策？需要起草者對各方知己知彼、將心比心，具體可采取以下六種策略。
策略一：敢于拋棄“自我”。“拋棄自我”不是說讓自己像打印機一樣，沒有自己的思想，完全按別人的想法來輸出內(nèi)容，而是破除“自以為是”的思想后再來寫作。之所以提出這種策略，是因為公文本身不是寫作者自我言說的邏輯，而是集體意志的表達，正所謂“公文姓公，言不由衷”，就是這個道理。寫作者在這場博弈中若想實現(xiàn)“雙贏”，乃至“多贏”目標，首先就得“拋棄自我”，從提筆的那一刻起就要進入“我將無我”的境界，把自己當成各方利益的“代言人”，千萬不要像寫日記那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手只寫我心”。
策略二：以“用戶”為中心。拋棄自我之后，什么才是思考問題的出發(fā)點呢？我想應該就是與公文相關的“局中人”，他們是思考問題的尺度，是問題的關鍵。綜觀所有“局中人”，執(zhí)筆者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公文好壞的評判權在別人手中，審簽者、受理者、執(zhí)行者及作用對象都是產(chǎn)品的“消費者”，是用戶，執(zhí)筆者想把一篇公文寫好，必須最大限度滿足“用戶”“消費需求”，如果用戶需求得不到滿足，或者犧牲了“用戶”的利益，寫作者落不到什么好，博弈就變成了“零和博弈”，是不可取的，也不符合公文的基本精神。因此對寫作者來說，最明智選擇無疑就是樹立“用戶”思維，以“用戶”為中心，寫“用戶”想要的東西，大家都好了，才是真的好。
策略三：訓練“共情”能力。共情是心理學上的概念，說通俗點叫同理心或?qū)⑿谋刃?，設身處地為對方考慮。如果說“以用戶為中心”是一種意識，是一種服務理念的話，那共情就是一種能力，它們都是用戶思維結(jié)出來的果實。公文寫作者不僅要善于解決用戶明確表示的利益訴求，同時還要善于心理換位，從各方角度推演探知“局中人”可能還會期望，但有沒有明示訴求，這樣寫出來的公文才合乎事實和邏輯，彰顯人性。說文藝一點，這叫“予人玫瑰，手有余香”，說通俗點叫“你好我好，大家好”。
策略四：做到知己知彼。在博弈論里有個著名模型叫“囚徒困境”，講的是兩個罪犯單方以為最佳的選擇，結(jié)果卻不是團體最佳選擇，其原因就是雙方信息不對稱，不知對方是保持沉默還是揭發(fā)對方。公文寫作不許出現(xiàn)“囚徒困境”，那樣會給行政資源帶來浪費和損失。解決辦法就是加強與“局中人”的交流溝通，做到知己知彼，怎么才能知己知彼？對上級機關或領導的意圖和要求要多請示匯報，對同級和下級的期望要調(diào)查研究，對媒體及群眾想法盡量多聽多問，不打沒把握的仗。
策略五：整體利益至上。解決了意識、心理和信息問題后，還得掌握必要的博弈方法。在公文寫作過程中，不同的相關方都會從自己的角度對文本提出建議，這些建議從單方面看都是最優(yōu)的，但合在一起卻會出現(xiàn)各種“不協(xié)調(diào)”甚至矛盾的地方。怎么辦？我的建議是整體利益至上，多方兼顧、綜合評判，打好“大算盤”，算好大帳，確保整體利益最大化，不能為局部利益而犧牲整體利益，否則就會陷入“囚徒困境”。
策略六：以規(guī)則為底線。前面說拋棄“自我”、以“用戶”為中心，與用戶共情，并非起草者毫無立錐之地，喪失了議價能力。筆者以為，起草者也該有自己的堅守，這個堅就是堅守法律、法規(guī)、政策和職責底線的基礎上，實現(xiàn)總體最優(yōu)。寫作過程中，如果對方的訴求是合乎規(guī)則的，那么可以盡量給予考慮，如果對方的訴求違背了規(guī)則，無論對方使出百般解數(shù)，半點都不能讓步，這是寫作者博弈的底線，也是體現(xiàn)公文權威性、公平性、公正性、嚴肅性的必然要求。
以上觀點難免有偏頗之處，還請大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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