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曹植《辨道論》的思想立場與現(xiàn)實指向
吳懷東
（安徽大學文學院）
內(nèi)容
提要
南朝以來建構的曹植“才高八斗”的文士形象掩蓋了其杰出的政治才能。《辨道論》是載錄曹植政治活動與理論思考的重要文獻，此文采用“辯”“論”二合一的莊嚴形態(tài)，表達了否定方術的思想，并揭示了曹操招致方士的政治目的，顯示曹植對其時重大政治與思想問題的高度關注。此文作于曹植與曹丕爭奪太子之位失敗之后，其時曹植心態(tài)仍十分積極，足見他的冷靜、理性與堅忍，顯示出曹植的政治成熟與智慧。曹丕稱帝及曹叡繼位徹底改變曹植的命運，使其倍受打擊，與《辨道論》觀點相左的《釋疑論》顯示其心態(tài)由積極轉(zhuǎn)向消極，其思想亦發(fā)生巨大變化。“魚山梵唄”的傳說、《廣弘明集》收錄《辨道論》以批判道教成仙之說，證明了曹植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影響力。
［作者簡介］吳懷東，文學博士，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
原載《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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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以來，曹植“才高八斗”天才文士的形象即被定型，論者歷來關注曹植的文學才能和文學著述，卻較少關注曹植的政治才能和思想，對其政治活動與其思想的關聯(lián)更是知之甚少。曹植雖在繼位之爭中敗北，但其政治智慧、政治才干和思想見識皆不輸于乃兄曹丕。生逢亂世的曹植憑借天才聰慧，在其獨特經(jīng)歷的基礎上形成了相對深刻的思想，盡管系統(tǒng)性不及曹丕（著有《典論》）與徐干（著有《中論》），深刻性不及何晏、王弼，但在曹魏時期諸文士中亦屬卓犖者。雖然《辨道論》沒有展現(xiàn)出曹植的詩文才華，未被收入以“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為選文標準的《文選》， [①]劉勰認為其“體同書抄” [②]，評價很低， [③]但其卻是建安時期少有的討論重要思想認識問題的“大塊文章”，是曹植對其時重大政策與政治問題的嚴肅思考。在今天看來，亦屬于古代無神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既往學者對此文內(nèi)容已大致有所揭示， [④]本文則從前人較少關注的《辨道論》與曹植生平經(jīng)歷、政治活動以及建安政治、學術、思想環(huán)境關系的角度展開討論，試發(fā)掘相關隱情，闡發(fā)其思想內(nèi)涵、現(xiàn)實指向及深遠影響，以揭示曹植人生的豐富性、才能的多面性及獨特的文化貢獻。
一、《辨道論》[⑤]的基本內(nèi)容及批判方術的思想立場
題目中“辨道”二字其實已點明此文所論話題和觀點?！暗馈边@個重要概念起源甚早，后被道家用來概述其思想，或指道家義理，或指讖緯信仰， [⑥]或指道家方士擅長的養(yǎng)生之術?！侗娴勒摗分兴刚欠绞筐B(yǎng)生之術，即通過行氣導引、辟谷、房中等方法，求得延年益壽、長生不老。之所以“辨道”是因為此問題仍存爭議，所以才需鄭重其事地進行辨析和討論，可見作者態(tài)度的莊重嚴肅， [⑦]所謂“君子之論，必盡事類之宜而循理” [⑧]。
《辨道論》大致分為五個層次，第一層次，表明了曹植的核心觀點，即“神仙之書，道家之言”“為虛妄”；第二層次，引用兩漢之交著名學者桓譚與劉向的對話，證明所謂“抑嗜欲，闔耳目”并不能延年益壽，“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征” [⑨]；第三層次，用身邊的例子進一步證明自己的觀點。甘始、左慈、郗儉據(jù)說各有延年益壽之秘術，曹植親自考驗時，三人卻“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證明他們所謂的秘術皆為唬人之談；第四層次，論人變化為仙之虛妄；第五層次，論道家所追求的“無味之味”“無聲之樂”“無采之色”毫無意義，不如“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還是人間世俗生活有趣。文章最后的結(jié)論是“壽命長短，骨體強劣”每人各不相同，重要的是，要“善養(yǎng)”身體。
從總體上看，曹植在此文中運用樸素的觀察驗證方法否定神仙之說，否定當時世俗大眾耽溺其中的道家養(yǎng)生秘術，提出要尊重生命自然，享受人間世俗歡樂，正如清代學者丁晏所論，“卓然正論，足以喚醒癡迷” [⑩]。
二、《辨道論》的政治智慧及其對重大政策的宣示
曹植為什么創(chuàng)作此文？此文所論主題有何現(xiàn)實意義？《辨道論》的文體性質(zhì)其實已透露了此文所論問題的重大意義?！侗娴勒摗穼儆谵q、論體。辯，起源于先秦有一套公認的規(guī)則和方法。《墨子·兼愛》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11]“辯”就是討論、辨析以批判錯誤的認識，提出正確的觀點，“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后義事成也” [12]。徐干《中論·核辯》論證了“辯”的性質(zhì)及重要性，“辯之為言，別也”，“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 [13]伴隨著文章寫作風氣的形成，漢代形成了自覺的文體意識，但直到獻帝建安時期才出現(xiàn)曹丕的文體辨析思想，其《典論·論文》云，“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14]。所謂“四科八體”顯然是按文體重要性和適用范圍進行的排序，其中第二科第四體就是“論”體?？陬^之“辯”與“論”體之文走向結(jié)合。中古時期，“論”是十分重要的文體，劉勰《文心雕龍·論說》將論、說與“經(jīng)”并論：“圣哲彝訓曰經(jīng)，述經(jīng)敘理曰論”，“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15]論體文所論都是重大的政治或思想理論問題。保存至今的漢魏時期的作品也可證實，以“論”為文或?qū)叨际恰爸仡^大著”，如賈誼《過秦論》、桓譚《新論》、王充《論衡》、徐干《中論》以及曹丕《典論》等。今存曹植文集中保存了多篇以“論”為題的單篇文章，《漢二祖優(yōu)劣論》《成王漢昭論》討論帝王短長，《魏德論》是曹丕繼位后的祝頌文，《相論》《令禽惡鳥論》《輔臣論》討論為臣之道，《征蜀論》論對蜀政策，《仁孝論》《辨道論》《辨疑論》 [16]論重要思想政策。雖然建安詩人關注現(xiàn)實社會問題，其詩賦也反映了豐富的社會現(xiàn)實，但仍多以抒發(fā)作家情感感受為主，而并不以此參與現(xiàn)實政治。建安十六年（211）七月，曹植隨父曹操西征馬超，途徑洛陽，被認為是送別應場時所作的詩歌《送應氏》表現(xiàn)了對現(xiàn)實的強烈關懷?！奥尻柡渭拍?，宮室盡燒焚。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側(cè)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生親，氣結(jié)不能言?！?[17]此類詩重在抒情，而不是論政。《辨道論》不似詩、賦單純抒情， [18]而是嚴肅討論方術、方士問題。如果放眼建安政局就會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并非無聊的談資，而是當時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關系曹操的重大政治決策。此題材和論題在曹植個人文章乃至建安文學家的著述中都是十分突出的。
方術之士的出現(xiàn)實為秦漢時期重要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 [19]人類從蒙昧中解放后不得不直面死亡，具有理性精神的先秦諸子主要思考的是個體與社會關系問題，而秦漢時期主流社會思考和關注的主題是如何避免死亡。秦始皇、漢武帝在掌控人間至高權力之后尤其渴望長生不老，希望借方術實現(xiàn)夢想。方術既包含一定粗淺的醫(yī)學與體育知識，也包含某些荒誕不經(jīng)的做法，其目的很明確，就是幫助人長生不老，甚至白日飛升成為神仙。 [20]兩漢之際的桓譚、東漢的王充基于經(jīng)驗主義的唯物論，認為物質(zhì)性的“氣”構成萬物，根據(jù)現(xiàn)實日常生活經(jīng)驗觀察到萬物的榮枯興衰，不相信讖緯之學、神仙方術。王充肯定桓譚云：“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云論說之徒，君山為甲?！?[21]其還認為：“人生于天地也，猶魚之于淵，蛆虱之于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chǎn)，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饻缍徽眨怂蓝换?，二者宜同一實……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 [22]桓譚、王充、張衡的思想成為南朝范縝《神滅論》批判佛教、提倡無神論的主要來源。漢末無名氏《古詩十九首》感嘆“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23]，這種不信方士甚至反方術的思想認識揭示了直觀的事實，也為曹操、曹植所認同。曹操《善哉行》中的“痛哉世人，見欺神仙” [24]，表明他不信方士長生不老之說， [25]因此后代學者明確說“魏武帝父子不惑仙術” [26]?！侗娴勒摗泛筒苤财渌淖直舜撕魬?，表明其亦不信長生之術。清代學者桂馥肯定曹植以實驗法證明方術之荒謬“誠有見矣” [27]。然而漢末“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兇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 [28]，戰(zhàn)亂導致尸骸枕藉，“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 [29]。建安二十二年(217)，“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和徐干、陳琳、應場、劉楨因感染疾疫先后去世，生命轉(zhuǎn)瞬即逝，觸目驚心。曹操對于死亡與延年益壽問題非常關注，其于建安十二年(207)率師北征烏桓，寫下《步出夏門行》，感嘆道，“神龜雖壽，猶有竟時，螣蛇乘霧，終為土灰”，表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yǎng)怡之福，可得永年” [30]。他不相信長生不死，但相信自我保養(yǎng)之術，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人生苦短，所以才積極作為。《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張華《博物志》云，曹操“又好養(yǎng)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郗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31]?！秱浼鼻Ы鹨健芬懿佟杜c皇甫隆令》云：“聞卿年出百歲，而體力不衰，耳目聰明，顏色和悅，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導引，可得聞乎，若有可傳，想可密示封內(nèi)。” [32]曹操同鄉(xiāng)華佗也是知名的方術之士，《辨道論》中“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 [33]句客觀地揭示了這一事實。
辟谷、房中術等方術只是幫助個體解決延年益壽的問題，而高級的方士以及信仰方術的文人則利用讖緯參與政治。 [34]如論者云：“到了東漢時，讖緯神學成為統(tǒng)治者所崇奉的指導思想?！?[35]在社會動蕩之際，方士不僅關注養(yǎng)生，而且傳布讖緯，指向政治革命。漢代讖緯流行，民間也利用讖緯進行輿論宣傳?！妒酚洝り惿媸兰摇酚涊d：陳涉欲謀反，與吳廣合謀，利用卜者發(fā)動士卒，“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说?陳勝王’，置入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36]。光武帝劉秀利用《河圖赤伏符》《河圖會昌符》神化自己。東漢末年，朝政混亂，讖緯巫術盛行。順帝時期，于吉編寫《太平清領書》傳播道教，此時東漢王朝社會危機日趨嚴重，困于饑餓流亡的苦難百姓求生無門、求死不得，崇奉道教，將其作為精神上的支柱。靈帝初年，巨鹿人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傳播《太平清領書》的教義，用符水咒語幫人醫(yī)病。張角所傳的道教一一太平道發(fā)展很快，十多年間，徒眾發(fā)展到幾十萬人之多?！皬埥莻鹘棠康氖欠浅Ｃ鞔_的，就是要想推翻腐朽的東漢王朝，宗教是他號召群眾、組織群眾的工具。他提出的口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其利用“五德終始說”發(fā)動民眾。 [37]在王綱解紐、群雄紛爭之中趁亂而起的曹操要統(tǒng)一中原占據(jù)霸主地位，一方面須與各路軍閥爭雄，另一方面則必須控制風起云涌的農(nóng)民起義軍。黃巾起義軍的組織力很大一部分就來自民間讖緯與方術。曹操深知民間信仰的巨大影響力，早年為濟南相時就強力禁絕“淫祀”。面對數(shù)量巨大的黃巾起義軍，曹操對其采取打擊、限制與利用相結(jié)合的策略。 [38]初平三年（192）夏，青州黃巾百萬人攻入兗州（今山東金鄉(xiāng)西北），轉(zhuǎn)攻東平，曹操率兵抵壽張，初率步騎1000余人進攻青州，之后率軍追至濟北（今山東長壽東南），青州黃巾軍30萬人以及義眾男女百萬口投降，曹操將其精銳改編為“青州兵”，作為逐鹿中原的主要力量?？梢?，曹操充分利用了民間信仰的號召力和組織力。 [39]《典論》記載：“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余卷，藥數(shù)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于鴻寶之說，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彼洖闈h靈帝時事，表明了曹丕對方術的否定。曹丕還說：“潁川郤儉，能辟谷，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并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shù)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谷，餐伏苓，飲水中寒，瀉利，殆至殞命。后始來，眾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nóng)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于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于是?！?[40]正是在此背景下，曹操營幕中出現(xiàn)大量方士的身影。建安九年（204），從袁紹子袁尚手中奪取鄴城之后，曹操集聚天下文人、大量方士于鄴城，可見當時人們迷信方術之盛況。
《辨道論》著重說明曹操招致方士的政治目的：“本所以集之于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奸詭以欺眾，行妖惡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豈復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邊海，釋金輅而顧云輿，棄六驥而求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diào)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于員吏，賞不加于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紱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边@段話說得很清楚，曹操、曹丕把方士集中起來，并不是相信其長生之術真的靈驗，而是防范、阻止方士造謠惑眾。當時的鄴城雖相對安全、穩(wěn)定，但軍閥紛爭并未結(jié)束，形勢依然十分復雜。因此，鄴城并非曹丕、曹植兄弟帶領眾文人吟風弄月的場所，而仍舊是曹操征戰(zhàn)的大后方、大本營，其間還交織著曹丕、曹植為爭奪繼位權的明爭暗斗以及由此引起的屬官圈子的分化。《辨道論》批評的矛頭既明確指向方術對人身保健的無用，也指出方術對社會穩(wěn)定的負面影響，此論不僅關系社會風俗問題的整頓，實涉曹操對待讖緯和黃巾軍的重大現(xiàn)實政策。清晰解讀曹操的政策是曹植給自己確定的撰寫任務， [41]這也正是曹植此文與眾不同之處。曹植從政治層面揭示曹操對方士、方術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足見其見識遠高于儕輩與時流。清人方東樹云：“陳思天質(zhì)既高，抗懷忠義，又深以學問、遭遇、閱歷，操心慮患?！?[42]
曹丕《又與吳質(zhì)書》云：“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43]占據(jù)鄴城后，曹丕、曹植兄弟確實與文人貴游唱和，“列車息眾駕，相伴綠水湄” [44]。曹丕、曹植兄弟與眾文人貌似親密無間，其實等級與權力區(qū)分仍十分明晰。 [45]曹丕、曹植除了“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 [46]，吟風弄月甚至雕章琢句之外，他們還高度關注時局并且積極參與政治，《辨道論》就是曹植對當代政治與重大社會現(xiàn)象的敏銳觀察和深度思考。趙幼文認為，此文有鑒于曹操招致方術之士，“卻鼓動群眾對方士虔誠的崇奉”，“曹操在鎮(zhèn)壓黃巾農(nóng)民起義之后，深懼由此導致不測事變之發(fā)生，而有所戒懼”，“所以論中著重申明曹操聚方士于鄴下，是具有嚴肅政治目的性，從而給信仰者提出警告”。 [47]建安時期，文章寫作已成為一時風氣，文人以寫作相標榜，以曹植的身份來作此文，表達對曹操重要政策的鮮明立場，可以想見在當時一定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想必亦為敢作敢當?shù)囊粫r梟雄曹操所欣賞。
三、《辨道論》的寫作動機與隱情
《辨道論》創(chuàng)作時間不明，但文中稱曹操、曹丕為“家王”“太子”可大致推斷創(chuàng)作時間， [48]據(jù)此可以使我們了解其主要寫作背景，對理解隱埋于字里行間的復雜動機與政治隱情有所幫助。
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曹操廢三公，恢復丞相制度，并自任漢朝丞相，欲乘勢消滅孫、劉，平定南方，統(tǒng)一天下。是年底卻遭遇赤壁之敗，此事促使曹操不得不強化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建安十七年（212），漢獻帝準許曹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49]；建安十八年，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公，加九錫、建魏國，定國都于鄴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二月，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王，邑三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冕旒、車服、旌旗、禮樂郊祀天地，出入得稱警蹕，宗廟、祖、臘皆如漢制，國都鄴城，王子皆為列侯。曹操鞏固霸主地位后，接班人問題勢必提上議事日程，曹丕、曹植的繼位之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直到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漢獻帝賜予曹操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曹操則以五官中郎將曹丕為魏太子，似乎兄弟倆的斗爭已塵埃落定。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還軍洛陽，不久病逝；十月，曹丕取代漢獻帝，自立為帝，國號魏，追尊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辨道論》稱曹丕為太子，顯然應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冬以后、建安二十五年前。此文與這個時期激烈的繼位之爭有深刻關聯(lián)，而據(jù)其中論及方士集聚于鄴城等情形推斷，此文應該作于鄴城。
改變曹植命運的主要事件就是他與曹丕的繼位之爭。曹操原來看重的繼承人并非曹丕，而是嫡長子曹昂以及環(huán)夫人所生的早慧的曹沖?？墒?，建安二年（197）曹昂隨曹操出征張繡，張繡降而復叛，曹昂為救曹操被殺，而曹沖13歲時病死，曹操不得不在次子曹丕和曹丕同母弟曹植間游移。從建安十八年（213）曹操進封魏公時接班人問題提出來，曹丕、曹植二人的繼承人之爭就已開始。曹丕偏文弱的性格起初確實不太會被曹操欣賞。曹丕在《典論·自敘》中說自己“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 [50]顯然有夸大其詞、自我炫耀甚至自我神化的功利動機。 [51]曹操早年明顯屬意于曹植，不僅帶領曹植南征北戰(zhàn)，還安排曹植留守鄴城，如建安十九年（214），曹植“徙封臨淄侯”，曹操南征孫權，命令曹植留守，并指示：“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52]景蜀慧認為：“按照曹魏制度，這一責任通常只有身為儲貳的世子才能承擔……從曹操此次臨行前的一番安排和殷切告誡曹植之語中，不難看出當時曹操的用心和期待?！?[53]但是，曹植也許是過于自信，其“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shù)矣” [54]，《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還記載：“（曹）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注引《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55]類似的低級錯誤導致曹操逐漸失去對曹植的信任，最后于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立曹丕為太子，曹植則作為臨淄侯“就國”，之后只是偶爾回鄴城完成曹操臨時交辦的任務。雖然曹植與曹丕的大位繼承權之爭初步塵埃落定，但從史料看，曹操并沒有就此放棄曹植，《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記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曹）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曹）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罷之?！迸嶙⒁段菏洗呵铩吩疲?（曹）植將行，太子飲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56]可惜曹植沒有把握住大好機會，表明當時曹植與曹丕的斗爭仍十分激烈?！侗娴勒摗芳仁遣苤苍诶^位之爭中暫時落敗的情況下繼續(xù)保持對政治高度關注和自信的反映，也是他向曹操和曹丕表明忠誠的體現(xiàn)——文中特別提到的“家王與太子”顯然不是隨意信筆為之，實表明曹操以及曹丕才是曹植此文真正的目標讀者?！侗娴勒摗繁磉_的卓見和清醒、隱忍的心理，亦證明曹植具有政治家的潛質(zhì)。
曹植在爭奪大位繼承權中失敗，由此產(chǎn)生了曹丕、曹植比較優(yōu)劣論及大量相關記載和傳說， [57]古今學者亦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其內(nèi)容一是有關曹丕不擇手段、精于算計的記載和評論，二是突出曹植過人的文學才華（如“七步成詩”的傳說）、不拘小節(jié)的文人浪漫氣質(zhì)、“拙誠” [58]的個性等記載和評論。《文心雕龍·才略》論曹丕、曹植文學才能之高下云：“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于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59]劉勰反對流俗的說法，認為曹丕的文學才華不減于曹植。我們循著劉勰的思路進一步思考就會發(fā)現(xiàn)，曹植不僅早慧、好學、文采過人，而且政治能力不亞于曹丕。
首先，從曹操的態(tài)度看，當初曹操屬意于曹植，固然有曹植文才過人的因素，如建安十五年(210)，銅雀臺落成，《三國志·魏書》本傳記載，“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60]，但是，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曹操不可能不關注政治軍事能力，他帶領曹植南征北戰(zhàn)，自己出行前安排曹植留守，這既是刻意地栽培與訓練，也是看中曹植所具備的政治軍事能力。換言之，曹植的政治能力應不同尋常。其次，從曹植的人生期許看，雖然曹植文學才能過人，但其人生目標卻不是文學創(chuàng)作，而是政治作為。曹植明確表明其人生目標是“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 [61]，“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62]，即使作文，也不做辭賦一一“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他要“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 [63]生活在天下紛爭、思想解放的時代，曹植的思想不拘于傳統(tǒng)經(jīng)學形態(tài)，其詩文抒情寫意，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指向性。 [64]曹丕則說“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 [65]，與曹植的觀點恰成對照。再次，雖然征戰(zhàn)未息，曹操親自指揮，曹植并沒有機會展示其實際的政治能力，不過從曹植的文章中還是能充分體現(xiàn)其見識和智慧。胡明對此有所論述：“我們試讀讀他的《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陳審舉表》《諫取諸國士息表》《諫伐遼東表》《請招降江東表》等，他的這一系列奏表中對魏國的政權建設，外交政策，用人制度，乃至國力儲備，軍事方針等重大領域都有許多用心良苦而切合實際的建言，很可見出曹植的政治眼光”，“曹植決不是一個華而不實的文學之士，他在政治上是個——尤其他晚期頭腦清醒時——有才干，有雄心，有城府，并善于忍讓韜晦的'精明人’”。 [66]
曹丕一定算計了曹植，曹植也一定毫無疑問使用了手段，在爭奪大位的政治斗爭中爾虞我詐，導致父子反目、兄弟相殘，確屬家天下專制集權社會的常態(tài)， [67]不必依據(jù)后代的道德標準而厚此薄彼。 [68]曹植的失敗，除了思想觀念等根本因素之外，也有生活中偶然因素的作用，其原因可能不是“對手太強”，而是曹植太過自信。 [69]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jié)” [70]，私開司馬門、與高門之子楊修等人過從甚密、醉酒不能領命等一一曹植在關鍵時刻偶然犯了這一系列低級的錯誤，導致失去曹操的信任，并因此喪失做接班人的機會。成則為王，敗則為“囚”，曹植的政治才能和宏偉抱負亦無從施展。
曹植《辨道論》明確辨析方術之虛妄，并分析曹操不信方術卻羅致方士的政治意圖，是對曹操政策的積極辯護和有力宣傳，是曹植表明自己“政治正確”的重要舉措。在遭遇政治上的巨大挫折后并沒有自暴自棄，顯示了曹植自信、隱忍、堅毅的精神品格和心理素質(zhì)。
四、從《辨道論》到《釋疑論》：曹植心態(tài)、思想的轉(zhuǎn)變及意外收獲
歷史不容假設，曹植雖然因一系列的低級錯誤在與曹丕爭奪大位的斗爭中敗北，但并沒有因此頹廢消極，《辨道論》證明曹植仍然高度關注政治，也顯示出其微妙的處境和復雜的感受。也正是由于處境的嚴重惡化，導致曹植在曹丕即位后思想發(fā)生了與創(chuàng)作《辨道論》時完全相左的重大轉(zhuǎn)變。《辨道論》檢驗了長生不老的不可信，否定了方術的虛誕，最后說：
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yǎng)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殀之，其斯之謂與！[71]
曹植關注政治的同時也關注生活和養(yǎng)生?！侗娴勒摗犯鶕?jù)前人的論述以及個人樸素的現(xiàn)實觀察和體驗，提出壽命長短自有規(guī)律，個人能做的就是順從自然，不要“勞擾”，不要過度消耗精神和體力，要努力做到“善養(yǎng)”，多多保重，善自珍攝，而且要盡情享受人間歡樂?？磥聿苤驳纳顟B(tài)度仍然十分積極。關注養(yǎng)生是當時普遍的風尚，曹植在面對巨大打擊之后仍然能夠保持對生活、對養(yǎng)生的關注，顯示了其自我隱忍能力之強大，亦顯示了曹植當時處境并不如曹操病死、曹丕登基后時備嘗打壓之艱難。
曹丕被立為太子到正式稱帝前的曹植，因為有曹操在，其生活狀態(tài)還可大致保持原狀，而在曹操病死、曹丕登基后，曹植便不斷遭到打壓。曹丕死后，曹叡繼承乃父作風，更加嚴厲地打壓曹植?！度龂尽の簳り愃纪踔病酚涊d：“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曹）植諸侯并就國?！?[72]曹植黨羽遭到大清洗，曹植也被逐出京城，封地一再變更，爵位一再降級?！度龂尽の簳の牡奂o》記載：黃初三年（222），“三月乙丑，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為王……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73王?！?]清代史學家錢大昕考證發(fā)現(xiàn)：“鄄城王植以四月戊申封，與任城諸王不同日，且是縣王，非郡王，故不在此數(shù)?！?[74]足見曹丕對曹植防范之嚴。曹叡繼位后，曹植處境并未好轉(zhuǎn)，“（曹）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常汲汲無歡，遂發(fā)疾薨，時年四十一” [75]。其實，曹丕、曹叡父子對曹植的種種打壓，證明曹植對大位一直構成威脅，也間接證明了曹植確有出色的政治才能和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如《魏志·明帝紀》裴注引《魏略》記載：太和二年（228）春正月，明帝曹叡行幸長安，“是時（洛陽）訛言云帝已崩，從駕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群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76]曹植在《九愁賦》中借詠嘆屈原抒寫個人幽怨。其《釋愁文》述己愁絲縈懷，苦楚弗釋，“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愁之為物，惟惚惟恍。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跡，握之不盈一掌”，時遇玄虛先生取“無為之藥”“淡泊之湯”醫(yī)之，良藥入口“眾愁忽然，不辭而去”， [77]子建曰：如此難覓之癥，獨以“淡泊”“無為”之方醫(yī)之。曹植借老莊淡泊無為思想消解內(nèi)心的壓抑和痛苦。在《髑髏說》中，曹植采用自己與骷髏對話的方式，贊美死亡?！胺蛩乐疄檠詺w也。歸也者，歸于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于纖微之域，通于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并表達了在人間生活遭遇的無限痛苦，假借髑髏之口傾訴，“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子則行矣，予將歸于太虛”。 [78]曹植后期的游仙詩也有明顯的隱遁之感?！队蜗伞罚骸叭松粷M百，歲歲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陵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騁轡遠行游。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邱?！?[79]《升天行》其一：“乘蹻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桂上參天。玄豹游其下，翔鹍戲其巔。乘風忽登舉，仿佛見眾仙?！逼涠骸胺錾Ｖ觯嗽诔栂?。中心陵蒼昊，布葉蓋天涯。日出登東干，既夕沒西枝。愿得紆陽轡，回日使東馳。” [80]似乎完全進入幻想的神仙世界，心態(tài)轉(zhuǎn)向消極。
丁晏《曹集銓評》從葛洪《抱樸子》中輯出佚文《釋疑論》，此文的思想立場與《辨道論》似乎針鋒相對：“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為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斷谷，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正爾，復何疑哉！……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 [81]當代學者鐘優(yōu)民懷疑其為葛洪偽托。 [82]郭沫若認為是曹植所作，并以曹植具有“雙重性格”解釋其與《辨道論》觀點相左的原因：“公平地說，曹子建畢竟是一位才子。他的思想既不怎么高明，也不怎么堅定。他時而像儒家，時而又像道家，而兩方面都不甚深入。有時他在'辨道’，反對當時的一些術士，以為'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欒大之徒’；時而又在'釋疑’，以為'天下事不可盡知而臆斷……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 [83]。其實，未必是曹植具有“雙重性格”，而是其生平遭遇以曹丕登基為界限形成前、后期的巨大變化，所以其思想必然發(fā)生轉(zhuǎn)變。這里，我們認同《釋疑論》并非偽作，實反映了曹植后期人生觀念、神仙觀念的變化。 [84]以此為背景，重新審視此前的《辨道論》就會發(fā)現(xiàn)，曹植當時處境還不像后來那么備受壓制和打擊，所以曹植的思想與心態(tài)表現(xiàn)出鮮明的積極性特征，顯示出他的理性和堅忍，這當然是曹植政治上成熟乃至智慧的重要表現(xiàn)，是一種十分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的生活立場和態(tài)度。
遭遇重大的人生挫折豐富了曹植的生命經(jīng)驗，意外地催生了他的文學激情，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不得不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實現(xiàn)人生價值，最后走向時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高峰。曹植創(chuàng)作出大量優(yōu)秀作品，如上表《求通親親表》《求自試表》《陳審舉表》《諫取諸國士息表》《諫伐遼東表》等即獲得劉勰的充分肯定，“陳思之表，獨冠群才，觀其體贍而律調(diào)，辭清而志顯；應物制巧，隨變生趣，執(zhí)轡有余，故能緩急應節(jié)矣” [85]。還有很多優(yōu)秀的詩賦作品，如《責躬詩》《贈白馬王彪》《洛神賦》《美女篇》《雜詩（南國有佳人）》《七哀詩》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植被禁絕活動的隔離環(huán)境使他的樂府詩創(chuàng)作不得不脫離對音樂的依賴，“進一步使音樂與文學靈活化，形成多種曲、題、辭的關系，并且改變了音樂第一、文學第二的關系，突出了文學的地位，'樂府歌辭’才真正完成了向'樂府詩’的過渡” [86]。在內(nèi)在精神氣質(zhì)上也逐步完成向文人詩的演變， [87]“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粲溢古今，卓爾不群。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88]，并成為“建安風力”“建安風骨”的主要代表。曹植早年積極追求建功立業(yè)、豪情萬丈一一“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89]，極其輕視辭賦一一“辭賦小道”，可能他自己也未曾料到最后是文學成就了他的精彩人生。
五、《辨道論》的歷史影響：與佛教的關聯(lián)
明確站在無神論思想立場的《辨道論》后來竟與佛教發(fā)生了聯(lián)系，《辨道論》不僅與當時的政治相關，也與中古時期重大的思想運動有深刻的聯(lián)系。思想史后來的運動也折射出曹植重要的文化影響。
建安時期，論早慧，論才華之全面，論政治觀察之深入，曹植無疑為文人之冠冕?！度龂尽の簳繁緜饔涊d：曹植“年十歲余，誦讀詩、論及辭賦數(shù)十萬言，善屬文” [90]?！度龂尽の簳ね跣l(wèi)二劉傅傳》裴注引《魏略》有一段生動的記載：“（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nèi)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啟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yōu)小說數(shù)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qū)別之意，然后論羲皇以來賢圣名臣烈士優(yōu)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嘆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于植，而淳屢稱植材?！?[91]曹植郁郁而終后，明帝曹叡曾說曹植“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 [92]，可見曹植極其好學，他不僅關注政治，深諳經(jīng)學、 [93]詩學，而且熟悉流行文化，如方術、小說、雜技等，了解社會思想動態(tài)。
佛教自東漢明帝永平年間由西域東傳入中原， [94]洛陽白馬寺是佛教傳入中原后最早建立的寺院，漢末曹魏時期正是佛教由民間向上層社會傳播、從最初被視為外來的方術到獨立傳播的關鍵時期，張衡《西京賦》提及的“桑門”被后代學者認為即是“沙門”之意，表明上層文人已開始關注佛教，而以曹植的聰慧、敏銳以及長期生活于佛教傳播的主要地區(qū)一一中原重鎮(zhèn)洛陽的經(jīng)歷，他確有接觸佛教的可能。南朝以來的文獻中出現(xiàn)過曹植接觸佛教的有關記載。
南朝劉宋時期劉敬叔《異苑》最早記載：“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里有誦經(jīng)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衿祗敬，便有終焉之志，即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一云：陳思王游山，忽聞空里誦經(jīng)聲，清遠遒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95]另有佛典記載：“（曹）植每讀佛經(jīng)，輒流連嗟玩。以為至道宗極也……嘗游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贊，乃摹而傳于后?！?[96]“梵唱”就是傳自天竺后在中古大興的佛教念誦經(jīng)典之術梵唄，曹植被尊為中國佛教聲明之祖。此事在佛家典籍中多有記載，如劉義慶《宣驗記》、釋僧祐《出三藏記集》、釋慧皎《高僧傳》，唐代釋道宣《廣弘明集》、釋道世《法苑珠林》、窺基《法華玄贊》以及宋代贊寧《宋高僧傳》等，但考之正史并無明文記載，至今學者仍在爭論記載之真實性。 [97]湯用彤云：“《魏志》曰：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但于其造梵契則正史不載。其所作《辯道論》，佛徒恒引之（《廣弘明集》《佛道論衡》并載之）。然其旨在斥方士，于佛教則不必信也?！?[98]應該承認，雖然從曹植思想認識的系統(tǒng)性、統(tǒng)一性及其后期的幽憤心態(tài)來看，目前所見文獻與事實尚不足以證明曹植具有看破紅塵、自我解脫的佛教出世思想，但是南朝以來文獻中記載曹植接觸佛教的情況，當不是空穴來風。
道家認為可以通過修煉實現(xiàn)人身肉體的長生不老，乃至白日飛升，成神成仙，而佛教則認為世界一切物、象皆空，“諸法因緣生，緣謝法還滅” [99]，“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100]，人的肉體只是精神的依附與寄托，肉體必然要經(jīng)歷生老病死，但精神卻可以脫離肉體，實現(xiàn)輪回。在佛教看來，正是追求肉體長生的妄念癡心給人造成了更多的痛苦。曹植在《辨道論》中認同桓譚批判讖緯、道家方術和長生不死之虛妄的認識。從邏輯上說，既然曹植同桓譚一樣否定長生不死之說，主張人生死自然，就不可能認同佛教“神不滅”論，反對神仙之術的《辨道論》應該是一篇反佛的重要文獻。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從文章學的角度批評“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 [101]。鐘嶸《詩品·總論》中批評劉宋大明、泰始中的詩歌創(chuàng)作過度用典，造成“文章殆同書鈔” [102]，《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有《東方朔書鈔》二卷（今亡），可見“書抄”就是資料的輯錄，評之“體同書抄”即批評文章沒有什么觀點，顯然并非肯定的評價?！侗娴勒摗反_實引用了桓譚、劉向等人的觀點，也引用了不少資料一這可能正是《文選》棄選的原因，但《辨道論》并非沒有觀點。在《辨惑論》（《弘明集》卷八）和《文心雕龍·正緯》中強烈批判神仙方術的劉勰，卻對同樣否定方術的《辨道論》如此譏評顯然另有原因。朱緒曾一語道破：“劉彥和晚年披剃為僧，名慧地，蓋崇尚虛妄，不喜此論”（《曹集考異》卷十）。 [103]然而，有趣的是，《辨道論》卻在后來貫穿中古的儒、釋、道三教論衡中被佛教徒引以批判道教，唐釋道宣編《廣弘明集》“辯惑篇第二”所收第一篇文獻就是《辨道論》?！侗娴勒摗贰霸跉v史上，是古人作為佛教徒對道教進行非難的最早的一個” [104]，用以批判俗眾惑于肉體長生不死的神仙信仰。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可能是受曹植“魚山梵唄”記載影響的結(jié)果。佛教學者認可《辨道論》對道家神仙思想的批判，也即表明認可曹植的理論水平及其在建安時期思想領域的重要地位和影響。
曹植自南朝以來就被視作才華優(yōu)異的文學天才。南朝劉宋時期異常崇拜曹植的文學才華、推崇曹植“才高八斗”的謝靈運在《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中評論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頗有憂生之嗟?！?[105]宋代敖陶孫《詩評》云：“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106]在今天看來，謝靈運評曹植“頗有憂生之嗟”是準確的，而說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并不符合歷史事實。此類認識顯然只注意到曹丕、曹植兄弟在建安十四年（209）至十六年（211）間于鄴城與陳琳、王粲、徐干等建安文人“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qū)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 [107]的活動及其創(chuàng)作， [108]如著名的南皮之游、西園之游及其同題創(chuàng)作，卻輕視曹植卓越的政治見識和政治才能，忽視曹植爭權失敗后創(chuàng)作的變化，尤其是忽視了曹植的政治活動與文學創(chuàng)造的內(nèi)在關聯(lián)。因此，認識未免皮相，對曹植的生平與遭遇、個性與才能、思想與創(chuàng)作難免產(chǎn)生誤解。
我們當然承認曹植文學上的早慧和身為文學家的曹植作為“建安之杰”的才華與地位，但要指出的是，正是曹植政治理想未能實現(xiàn)，經(jīng)歷了幾乎淪為“圈牢之養(yǎng)物” [109]的摧折，悲憤難消，長歌當哭，才催化了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輝煌，這也生動地詮釋了文學創(chuàng)作“窮而后工” [110]的普遍規(guī)律。毫無疑問，曹植沒有成為政治家，也沒有成為杰出的學問家、 [111]理論家和思想家。不過通過對《辨道論》的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曹植不僅具有突出的文學才華，同時也具有很強的政治才能和卓越的見識，他積極回應當時思想界的主流話題，后代有關他與佛教聯(lián)系的傳說以及《辨道論》被視作批判道教不死之說的資料被收入佛教典籍，都顯示出曹植在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與影響?？傊?，《辨道論》是包含眾多歷史文化信息的“大篇章”，發(fā)掘、還原這篇文獻的政治、文化背景與曹植的經(jīng)歷等“隱情”，對于重新認識曹植乃至建安政局和建安“文場”都有重要意義。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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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吳懷東，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研究方向：三曹與魏晉文學、杜甫與唐代傳奇。
[①] “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乃蕭統(tǒng)《文選序》論史書贊論、序述得入《文選》之標準，后代學者多視其為《文選》選文的一般標準?！段倪x》選錄曹植作品共6類32篇，即賦1篇、詩25首、七體1篇、表2篇、書2篇、誄1篇，無《辨道論》。清代古文大家姚鼐的《古文辭類纂》沒有選錄曹植之文；近代著名選家高步瀛的《魏晉文舉要》選錄曹植文4篇，《辨道論》也不在其列。
[②] 劉勰：《論說》，載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74頁。
[③] 劉勰譏評《辨道論》并非持平之論另有原因，見本文后面的論述。
[④]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4卷《歷史人物·論曹植》，人民出版社，1982年）、鐘優(yōu)民（《曹植新探》，黃山書社，1984年）、趙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張作耀（《曹操評傳》附《曹植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等對《辨道論》的內(nèi)容都有所討論，不過根據(jù)現(xiàn)存文獻還可以進行更具體、明確、深入的闡釋。
[⑤]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87-189頁。
[⑥] 黃巾起義就是以此為信仰。參見陳華昌：《曹操與道教及其游仙詩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3-213頁。
[⑦] “道”后指重大理論、根本原則，學者討論重大理論問題多以“道”為題，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原道》、韓愈的《原道》，汪懋麟、方東樹都有文《辨道論》。
[⑧] 徐干：《中論》，龔祖培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頁。
[⑨] 徐干：《中論》，龔祖培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頁。
[⑩] 丁晏：《曹集銓評》卷9,葉菊生校訂，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155頁。
[11] 李小龍譯注：《墨子》，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65頁。
[12] 李小龍譯注：《墨子》，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87頁。
[13] 徐干：《中論》，龔祖培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21頁。
[14] 夏傳才、唐紹忠：《曹丕集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37頁。
[15] 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73頁。
[16] 據(jù)曹植《前錄自序》，其生前曾自編文集。曹植去世后，明帝下詔編輯其集，此集唐末宋初間散佚。南宋人重新輯成曹植別集，今存南宋嘉定六年《曹子建集》十卷本?！端膸烊珪偰刻嵋贩Q：“唐以前舊本既佚，后來刻植集者率以是編為祖，別無更古于斯者?！蓖文觊g，丁晏匯集佚文，編成《曹集銓評》，文字較全；光緒年間，朱緒曾《曹集考異》對文字多有校正，今大體可讀。
[17]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3頁。
[18] 中古時期，辭賦有時也有現(xiàn)實的政治功能，參見王德華對東漢初年京都賦創(chuàng)作背景的考論（《東漢前期京都賦創(chuàng)作時間及政治背景考論》，《文學遺產(chǎn)》2008年第2期）。建安詩人的辭賦創(chuàng)作有的也并非單純?yōu)槭惆l(fā)個人感情，也有其現(xiàn)實功能。如建安二十二年（217）王粲隨曹操東征孫權（王粲即于此次隨軍途中感染瘟疫而去世），創(chuàng)作《浮淮賦》，“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邱之高澨。泛洪櫓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眾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于是迅風興，濤波動，長瀨潭渨，滂沛洶溶。鉦鼓若雷。旌旄翳日，若鷹飄逸，遞相兢軼。凌驚波以高騖，馳駭浪而赴質(zhì)。加舟徒之巧極，美榜人名閑疾。白日未移，前馳已屆。群師按部，左右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慈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蒂芥。濟元勛于一舉，垂休績于來裔',既為行軍壯行的需要，也有借歌功頌德以獲得曹操信任的目的，其實用性很明顯。
[19] 參見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0] 參見李零：《戰(zhàn)國秦漢方士流派考》，《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5年第2期。
[21] 張宗祥：《校注論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12頁。
[22] 張宗祥：《校注論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7-138、748頁。
[23] 曹旭：《古詩十九首與樂府詩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04頁。
[24] 曹操：《曹操集》，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4頁。
[25] 徐公持認為曹操不信神仙，其游仙詩有“娛樂'調(diào)笑’性質(zhì)”。參見徐公持編著：《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44頁。
[26] 周召：《雙橋隨筆》卷9,載樓含松主編：《中國歷代家訓集成》第8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627頁。
[27] 桂馥：《晚學集》卷5,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58頁。
[28] 夏傳才、唐紹忠：《曹丕集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47-248頁
[29] 曹操：《曹操集》，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頁。
[30] 曹操：《曹操集》，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0頁
[31]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39頁。
[32] 李景榮等：《備急千金要方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第575頁。
[33]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87頁。
[34] 最早對此進行系統(tǒng)性論述的是1935年出版的顧頡剛的《漢代學術史略》，是書后改名為《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多次再版。
[35] 鐘肇鵬：《讖緯論略》，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0頁。
[36] 司馬遷：《史記》卷48,裴骃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jié)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50頁。
[37] 參見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頁。
[38] 曹操與青州兵的關系很復雜，《三國志·魏書·賈逵》注引《魏略》記載，曹操去世，“時太子在鄴，鄢陵侯（曹彰）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于是軍中騷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參見田余慶：《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載《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97-128頁。曹操與青州兵的關系至今仍是學術界研究的一大熱點和難點，曹操如何利用讖緯仍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參見姜生：《曹操與原始道教》，《歷史研究》2011年第1期。后來曹丕代漢的“禪讓”，不僅模仿了堯舜禹禪讓，也利用了讖緯的說法。參見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啟發(fā)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86頁。
[39] 楊寬：《論黃巾起義與曹操起家》，《文匯報》1959年7月4日。關于曹操與黃巾軍太平道暨《太平經(jīng)》的關系，學術界在20世紀50年代有過激烈的爭論，詳論參見《曹操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60年）與陳華昌的《曹操與道教及其游仙詩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40] 夏傳才、唐紹忠：《曹丕集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54頁。
[41] 曹操善用謀士，如鮑信提出的“規(guī)大河以南，以待其變”、毛玠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棗祗提出的屯田等建議，其皆予以采納。但曹操對待以“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士與對待荀或、崔琰等政治、軍事謀士的態(tài)度大不相同。曹操雖然高度重視文士的文學（文字）才能，但在職務安排上，基本皆給予了文學侍從的職務，允許文士參與政治決策的程度較低，曹植即親自安撫過從荊州到鄴下后因未受重用而產(chǎn)生“不滿情緒”的王粲（參見徐公持編著：《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132頁）。而研究治國之術的徐干是個“恬淡寡欲”之士，其寧愿作獨立的思想家而不做“幫閑文人”或仰人鼻息的政客，徐干的《中論》討論了人才、君臣關系等問題，曹丕稱其“成一家之言”（《典論·論文》），但其中并未直接評議曹操的政治與政策，也沒有論及方術問題。眾所周知，漢末王綱解紐，“處士橫議”，清議、“談論”之風流行，漢末曹魏時期議論的主題主要是人物品評，尤其是對個體道德、相貌、氣質(zhì)的品評，兩晉更是遠離現(xiàn)實，較少涉及當權者大政。詳論參見劉大杰《魏晉思想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劉季高《東漢三國時期的談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2]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70頁。
[43] 夏傳才、唐紹忠：《曹丕集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10頁。
[44] 王粲：《雜詩》，載逮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64頁。
[45] 《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典略》記載：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參見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8頁。
[46] 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6頁。
[47]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96頁。
[48] 學者劉汝霖認為作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其認為“本文稱東漢為'中興’，知為魏未代漢時所作。又有'吾王’'家王’'太子’諸說，必為曹丕立為太子后所作”。參見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64頁。當代學者基本承襲此說，如陳華昌《曹操與道教及其游仙詩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1頁）。
[49]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36頁。
[50] 夏傳才、唐紹忠：《曹丕集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49、251頁。
[51] 徐公持就認為，曹丕“在《典論·自敘》中寫自己劍術如何高超，擊敗了一位武術家、將軍鄧展。還說比武中三次取勝,并且'截其顙’，正中咽喉！他的話可信嗎？不可信！道理很簡單，因為他當時以魏太子之尊，誰敢跟他認真比武？擊敗他不難，但還想不想在曹操手下干了？曹操心狠手辣，得罪了曹氏父子，連能否生存都是問題”。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甲子春秋一一我與文學所六十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57頁。
[52]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17頁。
[53] 景蜀慧《魏晉詩人與政治》，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0頁。
[54]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17頁。
[55]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17頁。
[56]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17、420頁。
[57] 有關曹丕、曹植明爭暗斗的記載很多，其中真?zhèn)坞s陳，有的屬于外人不知真相的傳說，有的可能只是有意丑化對方的“輿論”戰(zhàn)的言論。因此，對這類記載需要嚴格辨析。擴大一點看，不少有關這一時期歷史記載的材料都存在此類問題，如東吳人編寫的《曹瞞傳》就捏造了很多有關曹操的負面“史實”，曹操后來被視作“奸雄”正來源于此類記載。參見吳懷東：《曹操是“英雄”還是“奸雄”？一一東晉史學家孫盛論曹證實》，《皖西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58] 清代學者朱乾《樂府正義》語。轉(zhuǎn)引自黃節(jié)：《曹子建詩注》，葉菊生校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104頁。
[59] 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80頁。
[60]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16頁。
[61] 曹植：《與楊德祖書》，載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54頁。
[62] 曹植：《白馬篇》，載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412頁。
[63] 曹植：《與楊德祖書》，載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54頁。
[64] 參見徐俊祥：《建安學術史大綱》，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第355-363頁。不過，其中以“布衣”稱曹植，確不夠準確。
[65] 曹丕：《典論·論文》，載夏傳才、唐紹忠：《曹丕集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38頁。
[66] 胡明：《關于三曹的評價問題》，《文學評論》1993年第5期。劉勰《文心雕龍·章表》認為“章、表、奏、議，經(jīng)國之樞機”，“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劉勰特別贊賞曹植公文寫作方面的成就，曹植上表的寫作也反映出其政治見識和政治能力。論者注意到曹植在《陳審舉表》中提出：“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茍吉專其位，兇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逼渥⒁獾讲茇?、曹叡父子為了鞏固皇位刻意疏遠甚至打壓親族對曹魏政權產(chǎn)生的嚴重威脅，曹氏政權最后也正是被異姓的司馬氏所取代，這證明了曹植的遠見卓識。
[67] 參見張作耀：《曹操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38-268頁。
[68] 景蜀慧受陳寅恪“凡士大夫階級之轉(zhuǎn)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與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參見陳寅?。骸对自姽{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頁)之說啟發(fā)，認為曹丕、曹植之爭實代表兩種思想觀念的沖突，而曹操對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的選定亦反映出兩種人才取舍乃至治國理念之不同。參見景蜀慧：《魏晉詩人與政治》，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9-84頁。所見者深，可備一說。
[69] 曹植犯錯的根源，除了傳說中曹丕的刻意算計，以及曹植過于自信導致的“大意失荊州”外，也與曹植較為率性的文學氣質(zhì)有一定關系。
[70]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17頁。
[71]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89頁。
[72]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20頁。
[73]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59頁。
[74]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方詩銘、周殿杰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79頁。
[75]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30頁
[76]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72頁。
[77]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467、468頁。
[78]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524－525頁。
[79]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265頁。
[80]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266、267頁。
[81]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396頁。
[82] 參見鐘優(yōu)民：《曹植新探》，合肥：黃山書社，1984年，第73-75頁。
[8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6頁。
[84] 參見王保國《曹植的神仙藝術世界研究一一論曹植的神仙方術觀與神仙題材的文學創(chuàng)作》（寧夏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徐錦博《曹植的神仙方術態(tài)度——兼論〈釋疑論〉是否為葛洪偽作》（《天水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等文的論述。
[85] 劉勰:《章表》，載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22頁。
[86] 徐公持編著：《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90頁。
[87] 參見吳懷東：《論曹植與中古詩歌創(chuàng)作范式的確立》，《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
[88] 鐘嶸：《詩品》，古直箋，許文雨講疏，楊焄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4頁。
[89] 曹植：《白馬篇》，載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412頁。
[90]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16頁。
[91]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49頁。
[92]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30頁。
[93] 曹氏家族并非沒有經(jīng)學根底。參見吳懷東：《經(jīng)學盛衰與曹操詩歌革新》，《江淮論壇》1999年第3期。
[94] 佛教另有海上傳入江南之路線。此與本文無關，茲不詳論。
[95] 劉敬叔：《異苑》，范寧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48頁。
[96] 釋道宣：《廣弘明集》卷5,載《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5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第119頁。
[97] 陳寅恪《四聲三問》云：“考瑞應本起經(jīng)為支謙所譯……魚山在東阿境。植果有魚山制契之事，必在太和三年至六年之間。然當日魏朝之法制，待遇宗藩，備極嚴峻，而于植尤甚。若謂植能越境遠交吳國，刪治支謙之譯本，實情勢所不許。其為依托之傳說，不俟詳辨……，今僧祐出三藏記集貳載有支謙譯瑞應本起經(jīng)二卷。并無'魏東阿王植詳定’之語。出三藏記集全襲道安經(jīng)錄，可知道安經(jīng)錄中無此語。道安錄成于晉孝武帝寧康二年（見出三藏記集五引道安經(jīng)錄自序），又可知晉孝武以前無曹植刪定瑞應本起經(jīng)之說也。然則此語必出于始興錄。此錄今不傳……是始興錄中曹植詳定瑞應本起經(jīng)之語乃受經(jīng)唄新聲之影響，采用東晉末年之傳說。其書晚出，遠在劉敬叔異苑及劉義慶宣驗記之后也。又考高僧傳載江左善聲沙門始于曇籥?；a于東晉孝武時夢天神授以聲法，覺因裁制新聲。證以成于孝武時之道安經(jīng)錄未有曹植詳定瑞應本起經(jīng)之語，可知東晉中晚時代經(jīng)聲雖已流行，而尚無魚山制契之神話。逮東晉末年，始有此傳說。”參見陳寅?。骸督鹈黟^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378-380頁。最新的討論參見范子燁《曹植和魚山梵唄》（《文史知識》2019年第10期）、張振龍《佛道關系背景下曹植“魚山梵唄”傳說的再審視》（《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4期）等文。
[98]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出版社北京大學，2011年，第74頁。
[99] 北京八大處遼塔磚銘。參見趙樸初：《佛教常識答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24頁。
[100] 《大般涅盤經(jīng)》，《漢譯巴利三藏·經(jīng)藏·長部》，段晴等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266頁。
[101] 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74頁。
[102] 鐘嶸：《詩品》，古直箋，許文雨講疏，楊焄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2頁。
[103] 詳論參見洪潤基：《〈文心雕龍〉對曹植四篇散文的批評涵義一一＜皇太子頌〉〈詰咎文〉〈七啟〉和〈辨道論〉》，載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編：《文心雕龍研究》第5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56-262頁。
[104] 久保田量遠：《中國儒道佛交涉史》，胡恩厚譯，蘭州：金城書屋，1986年，第22頁。
[105] 逮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184頁。
[106] 敖陶孫：《詩評》，程兆胤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107] 劉勰：《明詩》，載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6頁。
[108] 參見俞紹初：《“南皮之游”與建安詩歌創(chuàng)作一一讀〈文選〉曹丕〈與朝歌令吳質(zhì)書〉》，《文學遺產(chǎn)》2007年第5期。
[109] 曹植：《求自試表》，載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370頁。
[110] 歐陽修：《梅圣俞詩集序》，載《歐陽修全集》，李逸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612頁。
[111] 有所作為的政治領袖盡管身處亂世，但也很關注學問，曹操著《孫子注》顯然與其軍事目的有關。建安文人中，王粲、徐干學問優(yōu)長，據(jù)唐晏《兩漢三國學案》，建安文人對經(jīng)學亦有研究，而據(jù)湯用彤研究，王粲在漢末經(jīng)學向魏晉玄學轉(zhuǎn)變的過程中還發(fā)揮了一定的中介作用。參見湯用彤：《湯用彤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64-2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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