椎髻赭面——從安陽唐墓看中晚唐時期女子服飾中的胡風
劉 波
摘要
以安陽地區(qū)出土的郭燧夫婦墓、趙逸公夫婦墓和其他一些中晚唐時期的墓葬壁畫為基礎，將壁畫中女子的面妝、發(fā)式、服裝等服飾因素與盛唐時期唐朝及其周邊一些少數(shù)民族的服飾進行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中晚唐時期女子服飾上新出現(xiàn)的胡風元素。與唐代前期服飾漢胡并行的現(xiàn)象不同，中晚唐時期的胡人服飾元素進入唐人的生活中，豐富甚至改變了唐人原有的服飾傳統(tǒng)，出現(xiàn)了漢胡融合的新趨勢。這一發(fā)現(xiàn)證明白居易和元稹等中晚唐詩人所描繪的包括元和“時世妝”等胡風做法確實存在，而詩人對當時社會中所見的各種胡化現(xiàn)象的批判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安史之亂后胡風的存在和流行。
關鍵詞
服飾 胡風 壁畫 唐代
作者簡介
劉 波
美國克利夫蘭約翰·卡羅爾大學副教授
原文來源
《藝術與民俗》2020年第1期
正文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的一個高峰，對唐代服飾的研究也是當代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唐墓中出土的壁畫和陶俑生動形象地反映了當時人們的衣著服飾， 因此長期以來受到研究服飾史的學者的重視，并被作為了解唐代服飾的第一手資料。目前，唐代早期到中期有大量的壁畫和女俑出土，這些豐富的材料有助于我們認識初唐到中唐時期女子服飾的特點和演變。中唐以后，壁畫墓的數(shù)量銳減，女俑出土的數(shù)目也不多，因此對這一時期的女子服飾情況尚有許多未知的地方。近年來河南安陽地區(qū)出土了幾座唐代壁畫墓，其中郭燧夫婦墓和趙逸公夫婦墓有明確的紀年。這些墓中的壁畫保存較為完好，畫中女子的服飾呈現(xiàn)出與盛唐時期非常不同的特點，已經(jīng)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已有的研究多注意這些女子的面妝特點，但很少討論其服裝，而且對女子面妝的研究也尚未見到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文章。本文以安陽出土的這些壁畫材料為主要研究對象，將壁畫中女子的面妝、發(fā)式、服裝等服飾因素與盛唐時期唐朝及其周邊一些少數(shù)民族的服飾進行比較，從而探討中晚唐時期女子服飾中的胡風問題。
南北朝時期北方的政權多為少數(shù)民族所建立， 他們雖然接受了漢文化，但對其他少數(shù)民族和境外胡人的文化也持開放兼容的態(tài)度。唐代的統(tǒng)治者延續(xù)了這一傳統(tǒng)，包容和吸納外族文化，在政治、文化和藝術等方面多有胡人參與甚至主導。體現(xiàn)在文化生活方面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唐人對胡服的喜愛?！?胡服”與“漢服”其實是個相對的概念，比如北朝流行的缺骻袍本是北方少數(shù)民族男子的服裝，但到了唐代已經(jīng)成為最常見的漢人男子便服（圖一）。唐代的典型胡服是翻領交衽（多為右衽）的外袍和類似缺骻袍的帶有花紋裝飾的圓領袍服（圖二），二者都是當時西北少數(shù)民族的服裝。唐代前期墓室壁畫中常見穿胡服的唐人，類似陶俑也不少見。安史之亂后的中唐和晚唐時期，則較少發(fā)現(xiàn)穿胡服的人物形象， 該時期的文學作品中也經(jīng)常見到對胡妝、胡樂等的批判。這是否說明因為安史之亂，中唐以后的唐代社會對外族服飾文化的態(tài)度產(chǎn)生大逆轉，由包容和接受變成了排斥和批判呢？
圖一 懿德太子墓中穿缺骻袍的唐代男子
圖二 穿胡服的女子
一、安陽唐墓中的女子面妝與元和“時世妝”
安陽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中晚唐（9 世紀前半期）的壁畫墓向今人呈現(xiàn)了一種非常特別的女子面妝（圖三）。這些女子的眉毛都畫成倒八字形，而且在上臉頰處畫著兩條暗紅色的斜橫條，有的在眉毛和眼睛之間也畫著一條這樣的暗紅色妝飾。除了年少的女子外， 多位成年女子的頭發(fā)都梳成尖尖的三角形高髻，并帶著梳、簪等各種發(fā)飾。這種裝扮在之前的唐墓里從未見到過。白居易在《時世妝》一詩中描繪了唐代元和年間流行的一種女子妝容，與此處見到的多有相似之處：
時世妝，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
時世流行無遠近，腮不施朱面無粉。
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
妍媸黑白失本態(tài)，妝成盡似含悲啼。
圓鬟無鬢椎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
昔聞被發(fā)伊川中，辛有見之知有戎。
元和妝梳君記取，髻椎面赭非華風。
詩中描寫的“雙眉畫作八字低”與安陽唐墓中見到的畫眉方式是一樣的，而壁畫中女子面部畫的暗紅色條飾應該就是詩中提到的“赭面”。有的學者認為白居易提到的“赭面”為面頰上施大片的胭脂。胭脂是唐代女子面妝中常見的元素，在初唐和盛唐的壁畫和屏風畫中都常有表現(xiàn)，其中不乏臉頰處涂大片紅暈的女子形象，而白居易詩中的“ 赭面” 顯 然 是一種新近流行的、來自蠻夷的化妝做法。同時唐墓壁畫中女子的臉部常涂的是粉紅和桃紅色，而“ 赭”為紅褐色，從色彩上看， 赭面也不僅僅是一種胭脂的涂法。也有學者把安陽唐墓中這種赭面稱作唐代前期女子面妝中的斜紅。僅從《時世妝》的文字來看，白居易似乎也將這種妝飾稱為斜紅。但和頭頂圓鬟不留發(fā)鬢的形似蠻夷的椎髻的發(fā)式一 樣（ 圓鬟無鬢椎髻樣），將斜紅畫在“腮不施朱面無粉”的臉頰的做法，其結果就是看著好像異族赭面的樣子（斜紅不暈赭面狀）。這種“斜紅”顯然和唐代前期女子面妝中常見的斜紅所施位置和形態(tài)都不一樣（圖四）。在其名稱尚不能確定的情況下，本文暫時將其稱為“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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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安陽唐墓中部分女子的面妝和發(fā)式
1. 趙逸公夫婦墓；2. 郭燧夫婦墓；3. 劉家莊北地 M68
圖四 阿斯塔那木俑的斜紅妝飾
圖五 吐蕃赭面的各種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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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唐代前期女子面妝舉例
1. 新疆阿斯塔那 M187 捧物侍女；2. 章懷太子墓侍女；3. 武惠妃男裝侍女
另一個被白居易斥為仿異族風氣的元和“時世妝”是“椎髻”。椎髻最早見于漢代文獻，《漢書·李陵傳》中提到李陵、衛(wèi)律二人在匈奴，“兩人皆胡服椎結”。唐代顏師古注，“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指一種將全部頭發(fā)結成一個椎髻，束在頭頂?shù)陌l(fā)式。椎髻在漢代也稱“魋結”，從這一名稱便可看出漢人對椎髻這種發(fā)式的貶抑。這種簡單的束發(fā)方法常被認為是蠻夷的特點?！秴窃酱呵铩分杏涊d春秋時吳王夢壽第一次朝見周王之后，于鐘離會見魯成公，驚嘆于后者深諳禮樂，感嘆道：“ 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 這次事件之后吳國開始和中原諸國相通，鐘離之會也成為吳國開始接受中原禮樂的一個開始。安陽唐墓壁畫中多個女子梳著高而尖的單髻，這種發(fā)式應該就是元和“時世妝”的“椎髻”。唐代前期壁畫以及出土的屏風畫中的女子，面頰都是施有粉紅色顏料的，嘴唇則涂以顯眼的朱紅色（圖六）。白居易提到的其他的元和“ 時世妝”的特點，如“腮不施朱面無粉”， 和安陽唐墓中女子面頰普遍不涂紅暈的形象可以作為對應。安陽唐墓中的女子唇部都涂成了淡淡的土黃色，這種特殊的唇部色彩處理應該是畫家根據(jù)當時流行的時尚所做的調整，意在表現(xiàn)白居易詩中所指的“烏膏注唇唇似泥”這種特別的唇色。晚唐以后的五代壁畫墓中見到的女子也都是面頰暈紅，雙唇涂朱，如河北曲陽王處直墓、陜西咸陽馮暉墓都是如此。由此看來，白居易筆下的極具特色的元和“時世妝”確實存在過，而且時代性非常強，安陽唐墓壁畫中的女子面妝和發(fā)式便是其具體表現(xiàn)。詩中所描寫的突?？鋸埖幕瘖y方法中有很多來自周邊少數(shù)民族的元素， 與之前唐墓中見到的女性形象大相徑庭。
唐代詩人元?。?79 — 831）作于元和四年（809）的 《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 法曲》 一詩也提到了當時婦女間流行胡妝的現(xiàn)象。
吾聞黃帝鼓清角，弭伏熊羆舞玄鶴。
舜持干羽苗革心，堯用咸池鳳巢閣。
大夏濩武皆象功，功多已訝玄功薄。
漢祖過沛亦有歌，秦王破陣非無作。
作之宗廟見艱難，作之軍旅傳糟粕。
明皇度曲多新態(tài)，宛轉浸淫易沉著。
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落。
雅弄雖云已變亂，夷音未得相參錯。
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
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
火鳳聲沉多咽絕，春鶯囀罷長蕭索。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
該詩前半部分敘述過去的英主明君都采用正統(tǒng)的樂舞以教化民眾、歸服蠻夷、破敵立功，而唐明皇一朝的樂曲卻開始追求奇技淫巧。不過在元稹看來， 天寶以后的情況更糟，因為明皇時期的樂府雖然開始變亂，但主體仍是漢樂，即“雅弄雖云已變亂，夷音未得相參錯”，而安史之亂后胡風則甚囂塵上，滲透到婦女的妝容、生活習慣和音樂等多個方面。直到安史之亂后的 50 年，也就是元稹生活的年代，這種風氣愈演愈烈，“時世妝”在當時社會上的流行便是“胡妝”“競紛泊”的表現(xiàn)。
二、中晚唐女裝的胡服元素
除了元和“時世妝”中明顯的胡人因素以外，安陽唐墓中人物服裝上也出現(xiàn)了一些與盛唐時期差別明顯的新元素。趙逸公墓中有兩位年輕女子（圖七，1、2）身穿交襟的長袍，領口不加褾（寬邊）， 腰間系布帶。不論是男裝還是女裝，這種長袍在之前的唐墓材料中是從未見到的。交襟的式樣顯然是外來因素，自隋代以來一直沒有見到過這種交襟的女服。而自北朝以來，中原男子的常服為缺骻袍，其基本式樣為圓領、直身、腰間系革帶，不開前襟，體側開衩，也不是交襟的式樣。重要的禮儀場合，皇室和官員們穿禮服，基本組成為上衣下裳，與此處交襟的通體長袍也不同。中亞少數(shù)民族如粟特人男子的外衣以交襟和翻領為特點，非常容易辨認。同時少數(shù)民族男子的服裝多有紋飾，而唐人男子多穿素色。這一點在傳世的《步輦圖》中可以明顯看出（圖八），圖中的唐太宗與唐朝官吏都穿著素色的缺骻袍，而吐蕃使者祿東贊的袍子上則滿飾花紋。在墓葬材料中見到的一些胡服也常在領緣、袖口裝飾錦繡紋飾（圖二）。趙逸公墓中的這兩位女子的交襟長袍上都布滿紋飾，另一位穿著缺骻袍的男裝少女的袍子上也印著碩大的團花紋。該墓中一位男子的服裝值得特別留意，雖然他穿著常見的缺骻袍，但是他的衣服上印滿了大型的團花圖案（圖七，3）。這些近乎繁縟的花紋裝飾是胡人服裝風格的另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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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趙逸公夫婦墓中的人物形象
1. 趙逸公墓女子（一）；2. 趙逸公墓女子（二）；3. 趙逸公墓穿團花紋缺骻袍男子
圖八 《步輦圖》局部
從出土的初唐到盛唐時期的壁畫來看，這一時期女子的服裝也以素色為多。安陽唐墓中的女裝多有紋飾，這在之前的唐代壁畫中是少見的。其中有些女子服裝上的紋飾大膽新穎，比如大圓點紋、米字紋、斜方格紋等（圖七、圖九）。這些幾何形紋飾在之前的唐墓材料中也從未見到過。在作于元和十年（815） 的《敘詩寄樂天書》中，元稹提到了當時所見的流行于婦女間的一些新奇時尚：“近世婦人，暈淡眉目， 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艷， 因為艷詩百余首?！?/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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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安陽唐墓部分衣物紋飾
1~4. 郭燧夫婦墓；5. 劉家莊北地 M68；6~9. 趙逸公夫婦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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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安陽唐墓壁畫中的編發(fā)男僮
1. 郭燧夫婦墓；2. 趙逸公夫婦墓
圖十一 郭燧夫婦墓北壁金發(fā)胡僮
文中提到的女服好“修廣”，在晚唐其他文獻中也有論及，安陽唐墓中的女服也反映了這一特點。而包括各種幾何紋在內的衣物紋飾也印證了元稹的批評，和赭面椎髻一樣，寬衣大袖、衣物遍施幾何紋之類的做法不見于前代，它們代表了一種新的審美，引起了很多時人的不適應。如元稹所言，各種新奇怪艷的時尚流行于元和年間，以至于他寫了“艷詩百余首”以針砭此弊。
安陽唐墓壁畫中所見到的女子面妝、發(fā)式、服裝等都有非常顯著的特點，其中有的元素，比如赭面、椎髻、交襟女袍等，都是吸收吐蕃、粟特等少數(shù)民族服飾因素而出現(xiàn)的。這種服飾上的胡風在男子著裝和發(fā)式上也有表現(xiàn)，除了前文提到的穿大團花裝飾的缺骻袍男子外，安陽唐墓壁畫中還見到兩個編發(fā)的少年男仆（圖十）。這兩個男仆的頭發(fā)沿頭部中線分成兩股，各編成一個發(fā)辮，繞耳一匝。和赭面一樣， 編發(fā)的男僮也是第一次在唐墓壁畫中出現(xiàn)。這兩個男僮都穿著素色的缺骻袍，其面部也沒有典型的胡人特征，所以應該都為漢人。在晚唐以前的中原地區(qū)考古材料中，從沒有見到過編發(fā)的漢人形象。據(jù)當代學者研究， 唐代周邊的靺鞨、吐蕃、突厥等少數(shù)民族都有編發(fā)的習俗。唐墓出土的胡人俑也證明，編發(fā)是粟特等胡人常用的發(fā)型（圖十二）。和椎髻一樣，編發(fā)自漢代以來就被認為是異族蠻夷的標志性發(fā)型?！敖饩幇l(fā)、削左衽、襲冠帶” 在多個漢代文獻中被作為蠻夷開始歸化并接受華夏文明的標志。編發(fā)這樣一種具有區(qū)分漢胡標尺性的發(fā)型出現(xiàn)在晚唐時期的漢人形象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它和安陽唐墓中見到的赭面等一樣，都是晚唐時期漢人吸納少數(shù)民族文化和習俗的具體表現(xiàn)。
初唐與盛唐時的胡服比較流行，但是其與漢服為可以明確區(qū)分的兩種服裝系統(tǒng)，彼時唐人的服飾基本沒有受到胡服的影響。比如女子常服一直都是衫、裙、帔（有時加半臂）的服裝組合，男子則是身穿缺骻袍、腰系革帶、足蹬短靴， 以幞頭裹發(fā)。正因如此，這個階段的考古材料中的漢人和胡人是比較容易區(qū)分的。安陽三墓中雖然沒有出現(xiàn)典型的胡人服裝，但墓中的胡風以另外一種方式呈現(xiàn)，即漢人吸納少數(shù)民族的面妝和服飾中的一些元素，將其融入原有的唐代傳統(tǒng)之中，創(chuàng)造出一些新的式樣。比如， 元和“時世妝”中的八字形眉可能是源自東漢時出現(xiàn)的“愁眉”和“啼妝”，而赭面則為來自吐蕃的做法。兩位少女穿的交襟袍，大體與粟特等族的翻領交襟外衣相似，但是她們的袍子雖然是交襟， 但卻沒有翻領，且腰間系著布帶而不是革帶。其他女子雖然多數(shù)仍穿著衫、裙、帔，但是她們衣裙上的斜方格、大圓點、米字紋等卻顯然不是唐代前期流傳下來的紋飾。正如穿著唐代男子的缺骻袍卻頭頂編發(fā)的男僮一樣， 安陽唐墓中顯示的胡人元素在男女服飾、發(fā)式、面妝上都有體現(xiàn)，而且與唐代漢人原有的元素共存， 由此產(chǎn)生了新的式樣。正如元稹在《法曲》中所批判的那樣，唐代前期胡樂雖然傳入唐地，但尚未對原有的漢樂產(chǎn)生明顯的影響，胡樂與漢樂尚未混雜（“雅弄雖云已變亂，夷音未得相參錯”）。安史之亂后， 唐人對胡人文化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在音樂、服飾等很多方面仍然有效法后者的趨勢，胡人的文化和習俗滲透到唐人生活的很多方面，用元稹的詩句來表達，就是“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
安陽唐墓的女子服裝中還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衣物，即后世所稱的“抹胸”。這種衣物穿在外袍或者衫子之下，掩住部分乳房，起到遮蔽的作用。由于沒有實物發(fā)現(xiàn)，壁畫中見到的只有外露的一小部分，對于這種衣物的具體形制和穿著方法目前尚不清楚。唐代文獻中并無“抹胸”這個詞，從其功用來看，它在唐代可能被稱為“ 訶子”。最早關于它的記載出現(xiàn)在北宋，據(jù)高承在《事物紀原》中記載：“訶子， 本自唐明皇楊貴妃作之，以為飾物。貴妃私安祿山， 以后頗無禮，因狂悖，指爪傷貴妃胸乳間，遂作訶子之飾以蔽之。事見《唐宋遺事》?！薄妒挛锛o原》作于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文中所言的關于楊貴妃與安祿山的私通之事出自一部作于北宋前期但未能流傳下來的筆記小說類作品《唐宋遺事》，在此前的文獻中沒有見到，因此其確切的史料價值有限。從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楊貴妃生活的盛唐時期的出土材料中沒有見到穿訶子或是抹胸的女子。趙逸公夫婦墓和郭燧夫婦墓是目前有確切紀年的唐墓中最早出現(xiàn)女子穿訶子的形象。
如前所述，唐代前期女子的基本服裝就是衫、裙、帔，初唐時衫子一般罩在裙外，盛唐后衫子掖在高腰長裙之下，露出大片前胸。除了安陽唐墓以外， 穿抹胸的女子在晚唐五代的墓葬壁畫和敦煌石窟中都有出現(xiàn)，研究唐墓壁畫的李星明已經(jīng)注意到晚唐時期抹胸這一女子衣物的出現(xiàn)和流行。傳世文獻中最早提到“ 抹胸”一詞也是在五代，李煜《謝新恩》（其二）有云：“雙鬟不整云憔悴，淚沾紅抹胸?！惫P者在對晚唐到北宋的婦女服飾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唐宋之際女子的服裝有很大的變化，抹胸的廣泛流行便是其中之一。雖然由于材料所限，目前尚不確定安陽唐墓中見到的訶子（抹胸）是否也和赭面等一樣， 是從異族傳入。但它是一種晚唐時期才開始出現(xiàn)的女子衣物這一點是肯定的?！妒挛锛o原》中關于訶子的記載說明，北宋時期文人認為，訶子這種衣物出現(xiàn)在盛唐之后，而且和安祿山這個胡人有關。其實“ 訶子”這個名稱本身也似乎暗示著這種衣物的異族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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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唐代編發(fā)的少數(shù)民族石俑舉例
昭陵番臣像之一；2. 遼寧朝陽市黃河路唐墓
漢胡服飾因素混雜的現(xiàn)象在安陽唐墓壁畫中的一個胡人形象中也有反映。郭燧夫婦墓北壁東側繪有三位女子和一個金發(fā)的男僮（圖十一）。金發(fā)人物在唐墓壁畫中極其少見，此處應該是用來表示男僮的胡人身份。由于壁畫保存狀況不佳，而且尚未有高清的圖像發(fā)表，所以該胡僮的發(fā)式無法確定。從已發(fā)表的圖片來看，他的發(fā)式似乎和圖十二郭燧墓中的漢人男僮一樣，為兩條發(fā)辮繞耳一匝。胡僮身穿淺黃色缺骻袍，樣式和漢僮無異。除了頭發(fā)的顏色不同外，郭燧墓中這兩個男僮的發(fā)式和服裝都沒有明顯的區(qū)別。唐朝前期的胡人多穿特征明顯的胡服，而郭燧墓中的胡僮卻穿著典型的唐代男子的缺骻袍。由于晚唐時期壁畫和俑的材料甚少，所以對胡人在此時期墓葬中的形象無法展開系統(tǒng)的研究，學界對這一課題的了解也有限。但郭燧墓中的金發(fā)胡僮至少證明，盡管安史之亂后唐代社會有排胡的傾向，但此時胡人形象并未在墓葬藝術中絕跡，唐人對胡人及其文化仍有一定的包容性。同時通過對安陽唐墓壁畫中人物服飾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與唐代前期漢服與胡服作為相對獨立的兩個服裝系統(tǒng)而存在的情況不同，9 世紀上半葉的唐代社會中，傳統(tǒng)的唐朝漢服在式樣、組合和花紋裝飾等方面吸納了胡服中的元素，出現(xiàn)了與唐代前期不一樣的服飾，異族胡風以一種新的方式流行在唐人的服裝中。
三、“赭面”余緒
2004 年在江西贛州慈云寺塔的維修過程中，于第四層塔心內壁發(fā)現(xiàn)了一個暗龕，這個暗龕內堆滿了佛像、經(jīng)卷等物，經(jīng)過數(shù)年的修復，龕中的部分紙絹繪畫得以面世。其中一些紙絹畫殘片中出現(xiàn)了與安陽唐墓中女子赭面相似的化妝做法（圖十三），雖然這些女子的眉毛不是倒八字式的啼眉，但面頰上醒目的橫條顯然和晚唐的赭面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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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江西贛州慈云寺塔紙絹畫中的“赭面妝”女子舉例
慈云寺最初建于唐貞元年間（785—805），北宋時重建。根據(jù)塔座的銘文磚等信息，慈云寺塔的修建年代為北宋天圣元年到二年（1023—1024），暗龕中帶有“大中祥符七年（1014）”題字的經(jīng)卷畫也證實龕中發(fā)現(xiàn)的這批材料的年代為北宋或更早。此外圖像中世俗女子的服裝也為五代宋初流行的式樣。慈云寺塔紙絹畫上的赭面女子形象證明，晚唐時期元和“時世妝”中的赭面并非曇花一現(xiàn)，而是至少延續(xù)到了五代宋初。而且，如白居易所言（“時世妝，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這種流行的妝容不僅為京城都市的女子所喜愛，它也傳到了各地，比如地處南方的江西贛州。赭面這種源自吐蕃的“胡妝”在晚唐時成了漢族女子流行面妝的一個組成部分，并產(chǎn)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結語
晚唐時期的圖像資料整體發(fā)現(xiàn)不多，壁畫和陶俑中的胡人和穿胡服的唐人女子形象也比初唐和盛唐顯著減少。學術界一般認為安史之亂后，唐朝社會開始反省之前對外族文化和胡人的包容開放政策，整個社會對胡人文化的接納度降低，胡服也在唐人著裝中逐漸消失。然而安陽唐墓中赫然出現(xiàn)的帶有明顯胡風的元和“時世妝”、交襟女袍、編發(fā)等服飾元素表明當時人們對胡人文化仍然有很大的接受度，并沒有因為安史之亂而產(chǎn)生顯著的變化。
元和為唐憲宗（806—820）的年號，此時距安史之亂（755—763）已有約半個世紀。唐代詩人元稹與白居易生活在這個時代，目睹了當時胡人文化的盛行，寫下了多首詩批判胡風，呼吁時人以史為鑒，不再重蹈天寶年間胡人作亂的覆轍。這樣的批判固然代表了一部分唐人對胡人文化的排斥態(tài)度，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批判的出現(xiàn)也表明胡風在當時社會中的盛行。如果此時胡風果真消失殆盡，那么批判也就無從而來了。安陽唐墓中的材料便是晚唐時期胡風服飾流行的具體反映。期待今后晚唐考古材料能夠更加豐富，學界也可對這一階段的服飾發(fā)展和漢胡文化的互動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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