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東亞世界自秦漢起，便形成了所謂中國傳統(tǒng)的天下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一直維持著以中國為中心的獨立國際秩序，同時，中、韓、日三國也在此天下秩序下，大體上和平共存；此種關系在19世紀中葉受到西方外國沖擊之前，一直平穩(wěn)地持續(xù)著，特別是韓中兩國之間的傳統(tǒng)宗藩關系綿延不絕，直到進入19世紀后半葉，才因兩國間突發(fā)的復雜多端的問題而使韓中息息相關的外交關系面臨考驗。
朝鮮一直是中國的藩屬，然而，以東方的觀念，藩屬一詞的意義并非源于條約，而植根于儀禮，不僅朝鮮為中國之屬國，其他琉球、安南、寮國、暹羅、緬甸、尼泊爾、部分的土耳其斯坦，甚至日本，都以中國馬首是瞻，以中國為其教化、文明之源泉。對這些民族來說，中國無論在教化或文明上，都凌駕其上，因此他們也都心悅誠服地承認中國的宗主地位。
然而朝鮮對中國的藩屬關系卻比較特別，中國本身曾一再指出：朝鮮與中國的關系之親密，非任何屬邦可以比擬，朝鮮的在位者，似乎都安于這種獨特的韓中親密的關系，長久以來，朝鮮與中國文化異常親近，這種現(xiàn)象，朝鮮較其他屬邦更“中國化”，也更“儒家化”，某些專家認為，朝鮮文化發(fā)展至18、19世紀，甚至已經(jīng)比中國本身更“中國”化、更“儒家”化了。
19世紀中期以后，由于西方之沖擊，使得中國的天下秩序受到極大的威脅，因而韓中間的傳統(tǒng)宗藩關系也遭到考驗，19世紀中葉以后，韓中外交關系突然發(fā)生許多問題，此正是亟思如何維持傳統(tǒng)宗藩關系的中國、朝鮮與強求依國際公法樹立西歐近代國際關系秩序的西歐及日本間對立沖突的起因。
另一方面，19世紀最后30年間，圍繞朝鮮的國際緊張局勢，和下列四個因素有相當密切的關系：
第一，日本的“大陸政策”以奪取朝鮮作為進軍滿洲的橋梁。
第二，俄國的“亞細亞使命”，欲尋求位置合適的不凍港，而朝鮮的諸多海港，正是其侵占的目標。
第三，英、美亟欲開放朝鮮市場，同時，控制朝鮮是阻止俄國勢力南下的重要關卡。
第四，中國為保持藩屬和鞏固邊防的掙扎。
上列四個因素之間的微妙關系是文化，英、美對于朝鮮的關心主要是在經(jīng)濟利益的考慮上，相反，中國對朝鮮的關心，卻出于基本上對屬邦傳統(tǒng)宗主權的維持與行使之名分及非領土性的行為。然而，俄國對朝鮮的關心，則是因朝鮮處于重要地理要沖，對于其推進南進政策大有助益。而以政治、軍事為出發(fā)點，非因其本身為資本主義后進國而追求經(jīng)濟上的權利。
造成朝鮮局勢呈現(xiàn)緊張狀態(tài)的主要國家是日本，因其對朝鮮有領土野心，故對朝鮮更為關心，明治維新之后，日本朝向軍國主義的道路發(fā)展，而擬訂“大陸政策”；為了構筑侵略大陸的跳板，將箭頭指向朝鮮。因此，日本以其從歪曲的民族史觀出發(fā)的支配朝鮮意識，以及為了解決明治維新后過速推進近代化過程中所顯露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諸矛盾，首先便以使朝鮮殖民地化為國家政策。
二
19世紀以后，新的歷史條件支配著韓、中、日三國的關系，這時候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遠東，韓、中、日都成為其侵略的對象，中國與日本的大門先后被打開，和資本主義國家訂立不平等條約，而其國內(nèi)又發(fā)生內(nèi)亂，封建統(tǒng)治秩序發(fā)生動搖，到了19世紀60年代，清廷開始進行自強的洋務運動，日本統(tǒng)治者則利用人民運動的情勢，實施明治維新，中國與日本這個不同的發(fā)展路線，支配著韓、中、日以后的關系。
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西方列強侵略中國而中國進行反抗是必然的趨勢，歐人的船堅炮利，轟開了中國一向閉關自守的大門，而天朝外強中干的弱點，在外人面前暴露無遺，列強看穿中國之內(nèi)幕，便爭相在中國樹立其勢力，以分享在華之商業(yè)與政治利益，不平等條約之簽訂，喪權辱國之事，相繼而來。
中國早有引入西歐文化的渠道，而且在東亞國家中，又是第一個和西歐列強沖突，締結不平等條約的國家，倘若早在南京條約締結之后，便積極引入西歐文化，促進現(xiàn)代化，則可領先日本發(fā)展現(xiàn)代化國家。但是，中國在1860年英法聯(lián)軍侵入北京之前并沒有積極采取西歐的文明，反而繼續(xù)制抵，此種閉鎖的態(tài)度，可說是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思想影響所致。
在近代西歐文明傳入之前，中國發(fā)展出獨特的中華文明，成為東洋文化圈的中心。周邊的國家均敬慕中國為先進國，不僅要求政治上的援助，還深受中國文明的影響，因此造成中國的優(yōu)越意識，認為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民族，中國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除了中國，其他國家都是劣等而野蠻的國家。在政治方面，中國以絕對的優(yōu)勢，行使家長式的權威，使得周邊國家成為朝貢國或被保護國，在這種意識下，在東洋世界形成了“中國傳統(tǒng)的天下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并以此維持傳統(tǒng)的國際關系和行為模式。
中華思想特具的功能之一是成為支撐中國和朝貢國間關系的精神支柱。19世紀中葉后，宗主國——大清帝國被平素當作蠻夷的西方國家武力侵略，訂立城下之盟，以至割地賠款等，威信幾乎盡掃于地，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自然開始崩毀，也因而使得中國和周圍朝貢國間的宗藩關系受到嚴重威脅。
朝鮮由于歷史和地理因素，所以比其他周邊朝貢國更密切地維持同滿清的關系，從清朝開始，便享有特別待遇，但自從新的國際關系產(chǎn)生后，韓中兩國間便發(fā)生許多史無前例的復雜問題。因此，兩國間更需要確切樹立合理的關系，以適應緊張關系的情勢變化，可是清廷處理變局的彈性不夠，導致喪失東三省屏藩，朝鮮則越來越無定見地排斥宗主國，對具領土野心的外來勢力亦束手無策，終于遭受亡國之辱。
大清帝國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帶給日本許多影響，對日本來說，這件事成了導入西歐科技文明的契機。
在日本，最先認識西歐文明的優(yōu)秀性而采取門戶開放政策的并不是明治維新政權，而是德川幕府。因此，幕府體制若繼續(xù)存在的話，也有可能推進近代化運動，但是在幕府的封建體制下，若要推進近代化運動，非改變?yōu)榻慕y(tǒng)治機構不可，然而這實在并非易事，況且藩閥間的對立與糾紛也不容易消除。所以，如在那種情況下，近代化的推進一定會很緩慢，不過，在王政復古的旗幟下進入明治新政府，政體的轉換就容易多了，這不但使日本能夠轉換為中央集權的近代國家，也是推進近代化的動力。此時，由于明治新政府，使日本的政治權力由從前二百八十余封建領主集中到薩摩、長州、左佐、肥前四個明治功臣身上，而他們只是下級武士出身的士族。
明治天皇政權一開始就朝向軍國主義方向發(fā)展，極富侵略性。特別是在明治維新實施廢藩置縣政策后，如何處理那些原來享有身分特權及經(jīng)濟特權的浪人武士，便成了明治政權的大難題。日本經(jīng)濟的活動范圍若能擴張到朝鮮半島，當然就能夠提供無數(shù)的浪人武士一個新的活動舞臺。所以日本便開始關心近鄰諸國的關系，特別是朝鮮。假如能把朝鮮置于勢力圈內(nèi)，便可以朝鮮為據(jù)點，不但將勢力擴充到大陸，還可以排除俄國染指朝鮮的可能?；谶@個想法，明治政權就把解決因維新改革而衍生的各種社會矛盾訴求于對海外的擴張侵略上，在這種氣氛下，“征韓論”自然成為明治政權的外交政策上最重要的爭論點了。
“征韓”思想可說是下級士族變革派所產(chǎn)生的藩閥思想。而不久之后，由于國內(nèi)變革的不徹底，為了避人耳目，便借天皇的權力，把征韓思想散布到民間。由此，日本知識分子扭曲而變態(tài)的民族觀念便深深影響了對朝鮮的支配意識，使民眾認為支配朝鮮為殖民地即代表日本的成功，明治政權便是由此出發(fā)，企圖采取軍國主義，犧牲鄰國來解決自己國內(nèi)矛盾，因而高舉擴張主義和侵略主義的旗幟，這個政權的誕生使東亞和平蒙上烏云，成為不祥的前兆。由于日本對朝鮮有著強烈的支配欲，而中國對朝鮮又絕不讓步，極力主張其宗主權，于是兩國不可避免地在朝鮮問題上發(fā)生對立、緊張和沖突。
三
以中國為中心，使周邊的“夷狄”國家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奉其正朔，并向中國朝貢，也可說是中國羈縻周邊夷狄國家的諸關系之總體。
天下秩序在理論上到周代封建制度時大致已成定型。到漢帝國再恢復部分封建秩序，以皇帝和諸侯之間的主從、上下關系投射到漢皇帝與夷狄君王間的關系，并結合儒教的王道思想，形成獨特的國際秩序觀念。如此所形成的天下秩序，經(jīng)秦漢到隋唐已達成熟的階段。
中國與周邊“夷狄”國家的此種關系便稱為宗藩關系（宗屬關系、朝貢關系）。此種“宗主國”、“上國”對“屬國”、“藩屬”、“朝貢國”的關系和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所謂對殖民地的榨取與掠奪之經(jīng)濟侵略形態(tài)的特質(zhì)全然不同，乃是以儒教的倫理觀為基礎，注重精神、形式及禮儀等方面之獨特的國際關系。在此，夷狄間的直接關系并不成立，只有與中國的宗屬關系。因而，中國傳統(tǒng)上的宗藩關系是沒有所謂主權平等或自主概念的。
西歐近代的國際關系是從16世紀初到17世紀前半葉的國際紛爭過程中所漸次形成的國際秩序，其起源乃建立在“國家主權”的觀念、“國際法”原理、“權力均衡”（Blance of Power）政策之三大支柱上。
中國傳統(tǒng)的宗藩關系與西歐近代國家關系具有全然不同的性格。若依西歐近代國際關系所產(chǎn)生的國際公法，宗主國（Suzerain）乃對外代表屬國（Vassalstate），屬國則意味著不僅對外無國際人格，同時其主權的大部分為宗主國所控制，為完全的隸屬國，因而宗主國對屬國的內(nèi)政外交負有無可旁貸之責任，然而因為中國傳統(tǒng)上的宗藩關系立足于儒教的倫理觀上，重視精神、禮儀等方面，所以中國允許其藩屬參與天下秩序，僅僅必須接受中國的冊封，奉其正朔，按期納貢便覺滿足，至于藩屬的內(nèi)外政命，幾乎任其自主，但在屬國受到領土威脅的時刻，基于宗主國的立場，也會負起保護的責任，然而中國如此之傳統(tǒng)宗藩關系就西歐近代國際關系的觀點來看，是完全無法接受的。他們認為中國聽任其藩屬的內(nèi)外政令自主權，正是意味著藩屬在國際公法上亦具備了獨立自主國之資格或類似的意義。然而，另一方面中國卻又負有保護其藩屬的責任，兩者相交之下，便形成矛盾，西歐列強與日本正是巧妙而徹底地利用這種空疎的宗藩關系觀念，欺壓清廷，并作為侵略中國藩屬的藉口。
中國傳統(tǒng)上的宗藩關系乃是以封建制度秩序的“君對臣”、“父對子”、“主對從”之觀念所構成，以儒教思想為基礎，因而其道德的約束力量遠勝過法律上的效力，或者也可說是兩廂情愿、私下相許的關系，但是在西方近代國際關系上，兩國的宗屬關系必須取得國際承認才能成立，僅僅由宗主國與藩屬國私下相許是不能產(chǎn)生任何效力的，因而中國因藩屬間問題與列強發(fā)生糾紛之時，應該一開始便斷然主張對屬國的宗主權，并對外明白宣布確認中國可以完全掌握對藩屬內(nèi)政外交的控制權，以努力取得國際間對中國傳統(tǒng)的宗藩關系之認可，并經(jīng)由此認可，自可封鎖列強對中國藩屬的野心，然而，因為當時中國上下皆拘泥于中華思想，太過執(zhí)著傳統(tǒng)上的宗藩觀念，因而要期待清廷能采取以上的措施，根本是不可能的。
中國與韓國僅一水之隔，兩國人民也早已建立了密切的關系，遠自漢唐，民間便開始了經(jīng)濟貿(mào)易、移民、通婚，有不少韓國人到中國留學，有的甚至留在中國做官。中國的經(jīng)學、文學和典章制度不斷地傳入韓國，中國的文化交流，就像那鴨綠江水長流不息，韓中兩國人民長期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結成深厚的友誼。雖然中國歷代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者都自尊為上國，而將韓國置于受中國皇帝冊封，稱臣納貢的藩屬地位，但是當韓國受到外來侵略時，兩國人民也會聯(lián)合起來，共同抗御外侮，明代李如松率軍援朝抗倭便是韓中兩國唇齒相依的范例，韓中兩國直到甲午戰(zhàn)爭前，依然保持著那種宗法封建制度上所建立起來的宗藩關系。
四
十九世紀中葉，在西方國家介入兩國之前，韓中的關系極為平穩(wěn)，朝鮮竭盡對清的藩屬之禮，并表現(xiàn)恭順之誠意，清也將朝鮮視為最親密的藩屬，給予各種優(yōu)待，同時兩國基于儒家思想的君臣、父子關系，在外交關系上亦得以正常發(fā)展，不是依循條約或任何協(xié)定，而是以“禮”的行為規(guī)范。
而所謂和平相處，就是在雙方無重大瓜葛時，以一些規(guī)定的交流方式或儀式來表達，如納貢、返禮、互遣使臣，接受冊封或道賀，當太平盛世時，藩屬以這種方式來表示對上國的服從，然而即使這些儀式也不過是上國想從其中獲得些許對藩屬的控制權和管束權。實際上，中國從韓國只是獲得一些外在的象征性的禮物而已?？墒且坏╉n國遭遇危機時，中國以父親的立場仍擁有完全的控制權，可采取任何行動，不需要任何的法律規(guī)定。
19世紀中葉以后，列強企圖擴展勢力到朝鮮，因而要求朝鮮開放門戶和締結修好通商條約，但由于朝鮮堅決拒絕此要求，他們根據(jù)國際法判斷清廷與朝鮮的關系乃為一種從屬關系，為了打開朝鮮的門戶，便首先試圖與清廷接觸，又在與朝鮮發(fā)生沖突時，要求清廷居中調(diào)停。
此時，清廷對于列強要求對朝鮮問題居中調(diào)停未能慎重考慮，建立對策，反而始終以畏葸怕事的態(tài)度表示即使朝鮮為其屬國，但“一切政教禁令，向該國王自主，中國從不與聞”作為回答，這使得列強認為朝鮮乃名義上為中國的屬國，實際上卻是獨立自主國。因此列強便嘗試用合法的征服來取代非正式的屬邦關系，他們了解一個宗主國同時也控制屬國的對外關系，所以，當清廷拒絕對朝鮮與列強的交往負起責任時，他們認為這代表清廷放棄了對朝鮮的宗主權。這樣便導致往后清廷鼓勵朝鮮與西方國家訂約，以平衡諸國權力時，朝鮮即被視為獨立之國，西方人也將中國與朝鮮的關系，視為毫無法律效力了。
19世紀中葉以后，韓中外交關系上所發(fā)生的無數(shù)問題幾乎均如前所述，由于列強強要與中國——朝鮮樹立近代的國際關系秩序，因而產(chǎn)生許多對立沖突，韓中間的問題也多導源于此，列強此時亟思如何才能使朝鮮從中韓宗藩關系中脫出，是被認定是自主獨立國，以達成他們侵略的目的，但因當時清廷缺乏固定的外交方略，僅求敷衍妥協(xié)，及至日本的介入，使得朝鮮問題愈顯復雜。日本利用“朝鮮自主”作為口號，在國際社會中爭取支持，掩飾其對朝鮮的侵略，中日修好條約的締結或云揚號事件后簽訂的江華島條約均可說是日本為了實現(xiàn)此種陰謀所進行的政策之一環(huán)。
鴉片戰(zhàn)爭以后，歐美列強以武力征服大清帝國，并強行樹立西歐的近代國際關系，給予中國的天下秩序及中國的傳統(tǒng)宗藩觀念極大的影響。即使如此，韓中兩國統(tǒng)治者卻徹底遵守從來王道天下的“忠”或“義”之道德觀，欲持續(xù)其間的宗藩關系。
直到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為止，清廷仍采取傳統(tǒng)的宗藩觀念來推動對韓政策。清廷一心追求的仍是舊秩序的維持，以及行使不侵略領土的、名義上的主權，雖然部分學者將1882年之后視為清廷對朝鮮的積極干預時期、且視清廷之拘執(zhí)大院君為帝國主義控御殖民地之政策，但此類說法仍有待商榷。然而，朝鮮不滿清廷之善意干涉，為了脫離清廷，反受控于日本帝國主義，這一點實為朝鮮之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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