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承認在我們之外有某種不依賴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東西，他稱之為“自在之物”，亦即“本體”。這是他的哲學中的唯物主義因素。
但他認為“自在之物”所能影響的只有人的感官而非人的心靈，即人的意識。所以康德建立了主觀唯心主義的認識論學說。
費希特是在康德的影響下開始研究哲學的，但很快提出了自己所謂“知識學”的哲學體系。他認為“自我”不需要依賴任何物質。
而黑格爾則建立起龐大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他對康德的觀點辯證的做了批判。而《歷史哲學》一書實際上是整理出來的他的演講稿，所以內容相較與他其它的理論，是更加通俗易懂的，而且體系較為完善。
首先，要了解哲學的歷史，就必須要明白歷史的意義。
《黑天鵝》一書中說過：“歷史和社會不是緩慢爬行的，而是一步步的跳躍。他們從一個斷層躍上另一個斷層，其間極少有波折。而我們（以及歷史學家）喜歡相信那些我們能夠預測的小的逐步演變。我們只是一臺巨大的回頭看的機器?！睔v史的職責在于記錄，而思考從中而來，所以我愿意把歷史比作哲學誕生的溫床。
黑格爾認為，哲學用來觀察歷史的唯一思想就是“理性”。“理性”就是實體，是無限的權利，它自身的無限性，作為它所創(chuàng)造的所有自然與精神生活獲得基礎。要明白“理性”本身的使命及其與世界的關系，就要先引出兩個概念：“精神”和“自由”。
“精神”是自己本性的判斷，又是自己回到自己，實現(xiàn)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是自身內潛在東西的活動。
而“自由”則是“精神”追求的唯一目的。實現(xiàn)“自由”的手段是外在和現(xiàn)實的。人類的需要，熱情，興趣，個性和才能是行動的唯一源泉。
精神的發(fā)展是一種非己所愿的，反對自己的過程。它發(fā)展的目的，就是“精神”，依照他的本質，依照“概念”的精神。這是發(fā)展的基本對象和主要原則。
“自由”的意識是世界歷史進程體現(xiàn)的原則。第一個階段是“精神”沉沒在“自然”中；第二個階段是它進展到了自由意識；第三個階段是這個仍然特殊的自由形式提升到了純粹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本質的自我意識和感覺。
活動是“精神”的主要本質。一個民族的“精神”是具有嚴格規(guī)定的特殊精神，將自己建造于一個客觀世界中，持續(xù)和生存在信仰，法律和構成其歷史的很多事件與行動中。個人與民族精神的關系是，他將實體生存分派給自己，民族精神變成他的品性與能力，使他能在世界中有個確定地位。民族精神在這種工作中，在自己的世界里得到滿足。
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說過：“任何階級或者任何性別，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予以責備都是荒誕的。巨大的人群從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他們被他們所不能控制的本能所驅使?！?/p>
當一個民族致力于實現(xiàn)自己的意志，抵抗外部暴力保護自己時，這個民族就是道德的，善良的，有活力的。當它解決了現(xiàn)實中的矛盾，獲得現(xiàn)實性之后，便不需要民族精神的活動了。
對于自己走過的歷程，這個民族認為一切都恰如其分，因此心滿意足起來。這種習俗生活，帶來天然的滅亡。習俗中只剩下形式上的持續(xù)，談不上生命目的本來所具有的豐滿與深刻了。即使民族能夠生存，這生存也是沒有興趣和生氣的。為了得到一種真正的普遍興趣，一個民族精神必須采取新的東西。但新的東西從何處發(fā)生呢？這個發(fā)生行為就引起一個新原則，新民族精神了。
黑格爾記敘了中國的“父權”的家庭式封閉統(tǒng)治，印度的癲狂的狂想式的封閉統(tǒng)治，波斯的普遍性精神道德的統(tǒng)治，埃及的秩序精神的統(tǒng)治，希臘的獨立自然的統(tǒng)治，羅馬的主管內在性，日耳曼的宗教影響性等，這些論題能引發(fā)的不僅僅是國家與政府的政治性思考，還有宗教信仰對人類的影響。
現(xiàn)如今可能大多數(shù)人已不再信仰宗教，但是歷史遺留性問題依然存在。我們從哲學中學到的也許不僅僅是對于世界的思考，重要的其實是對于自身的長遠性的思考。就像谷川俊太郎的《體內》所說：“體內有深情的呼喚，嘴因此而閉。體內有永久的黑夜，眼因此而睜?！?/p>
不可否認的是，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有其玄妙的意義，人的意志究竟能改變什么，能改變多少？事實上，歷史就是有歷史的意志所推進的。過去與現(xiàn)在發(fā)生的種種，根本上是“上帝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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