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應緣情而言志
在傳統(tǒng)詩學中，對于情與志的理解，從來都有分歧。其結果，不是有忽于緣情便是有忽于言志。事實上，情中含有志，志中亦含有情。二者實不可分，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一、緣情與言志有著同一性
自從《虞書·舜典》提出「詩言志」以后，它便成為我國詩論的「開山綱領」(朱自清語)了。但對「詩言志」中的「志」，在理解上卻各有不同。一種是，把志理解為意的，如漢人許慎《說文解字》訓詁是：「志，意也?！灌嵭ⅰ渡袝虻洹肥牵骸冈娝匝匀酥疽庖病！顾抉R遷的《史記·五帝本紀》，更直截了當?shù)貙懽鳌冈娧砸狻埂Ａ硪环N是，把志理解為情的，如《左傳》太叔答趙簡子問禮，認為「民有好、惡、喜、怒、哀、樂」是謂之六志。唐孔穎達認為志與情是本不可分的，說：「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构湃瞬徽摪选钢尽估斫鉃橐?，還是理解為情，都認為是心理上的活動，所以「言志」與言意、言情，沒有什么質上的區(qū)別。物感心動，則喜怒哀樂等情生；情生必有所念慮，是謂之意動；意動又必有所趨向，是謂之志。言意與言志，都沒有出物感情動的范疇，所以情之一字，是貫穿在作詩的始終的。在古代情與志的概念混為一體時，詩言志的實質，即是詩主情的實質，但求情真，便有志在，從詩經(jīng)到古詩十九首的時代，都是這樣。詩的情味樸厚，而志藏在情中。比如《詩經(jīng)》寫歡喜情緒的《周南·芣苢》，全詩三章十二句，只換了六個動詞。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擷之。
簡單的詩句，簡單的韻律，為什么數(shù)千年來膾炙人口？就因為它緣情之實。又比如《詩經(jīng)》寫感慨的情緒，看《小雅·采薇》末章八句，寫戍邊的兵士，在歸途中備受雨雪和饑渴的苦楚，以及他痛定思痛的心境：「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詩人由歸途所見的景物，回憶起來時的風光，無限感慨之情，極為動人，成為幾千年傳誦的名句?！端嚫拧ぴ姼拧吩u這前四句說：「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過曰春往冬來耳，有何意味？」反之，倘是離情言景，則也不過是春日里楊柳發(fā)青；冬日里雪花飄舞罷了，又有什么意味呢，可見詩是處處離不得情！
如上述，詩言志是離不開緣情的，但由于封建社會強調(diào)「發(fā)乎情，止乎禮義」(《小序》)，「志」長期被解釋為合乎禮教規(guī)范的思想，往往把詩中「情」，誤看成與政教對立的「私情」，在詩論中，就常常出現(xiàn)「言志」與「緣情」的對立。這種重視「言志」而忽視「緣情」的傾向，導致詩的創(chuàng)作，逐漸失去了從詩經(jīng)到古詩十九首時期詩主情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詩味也就逐漸薄了下來。文中子說得好，「詩者，民之性情也?！寡灾炯偃缑撾x了緣情，嚴格地說是「文」，而不是詩了。
但隨著詩論的發(fā)展，越來越使人意識到，籠統(tǒng)地把情就看成是志，還不夠準確，詩主情的可貴，在于它能言志，能言志的情，才是詩中所要寫的典型化的情。所以古人在強調(diào)詩緣情的同時，也在強調(diào)詩言志。如清王阮亭重視詩言志，說：「何謂志？『石韞玉而山以輝，水懷珠而川以媚』，是也。」詩人的志，有偶然興到，流連光景，即事而成詩者，如唐王之渙的《登鸛雀樓》，張繼的《楓橋夜泊》等皆是，詩人的志，有屬于一個時期的思想傾向者，如唐白居易任諫官時，所寫的《秦中吟》一類的社會詩，反映他的兼濟天下的志；他晚年寫的閑適詩，以見他的獨善其身的志。詩人的志，有終身不渝者，如杜甫的一生抱負，志在憂國憂民，他所寫的詩，無不是關心人民疾苦，關心朝廷政事的詩。所謂「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而庵詩話》)，「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說詩晬語》)可見詩品即是人品，人品即是詩志。志為情之帥也?？傊?，言志離不開緣情，緣情亦離不開言志，情因志高而益深；志因情深而益高，緣情與言志，是有著同一性的。
二、緣情與言志又是有差別的
我們既要看到緣情與言志的同一性，又要看到它們之間的差別。同是言志的詩，其詩情，卻有真、偽、深、淺之分。
古代言志的詩人很多，但其一生緣情之真，最為人所稱頌的，要算是屈原、陶淵明和杜甫了。如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陶淵明的「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讀山海經(jīng)》)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北征》)這些發(fā)自真情的憂國憂民的詩句，貫穿在三位大詩人一生的詩篇中。至于偽情的詩，一是歷代封建社會，一些違心歌功頌德、文飾「太平盛世」的詩，其志在文飾，當然其情必然是偽的了；二是「為文而造情」的詩，「愛君憂國之心，未是少陵，無其心而強為其說，縱得遣辭逼肖，亦是優(yōu)孟冠裳，與土偶蒙金者何異？」(清吳喬答萬季埜詩問)明人專學盛唐詩，作詩必欲人人說好，致力于形式上模仿，不能致力于緣真情，其結果連自己應有的面目也失掉了。
至于詩情的深、淺之辨，不妨用唐宋詩作個比較。唐詩尚意興，長于緣情，詩人喜從性情入手寫志。自述己意，真情吐露，詩情深，詩味也就厚。詩至宋則短于緣情，詩人喜從理智入手寫志，詩情較淺，詩味也就見薄了。唐詩情味之所以能厚于宋的，就在于唐人作詩情深，而宋人作詩多在人人知我意上用工夫，便有情之失淺處。總之，詩情真，所言的志，方能感人；詩情深，所言的志，方能化人。
同是緣情的詩，但其詩志，卻有著高、下、邪、正之分。如杜甫的《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和岑參的《與高適薛據(jù)登慈恩寺浮圖》，同是緣情而寫的兩首詠塔詩，但在言志上，卻絕然不同。岑參的詠塔，局限于詠塔勢之高，以及周圍的景物，就塔詠塔；而杜甫卻能借詠塔，表達他的憂君愛國的大志，落想時就與岑有云泥之隔，「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箤碌膽n慮使他發(fā)出「回首叫虞舜，蒼梧云正愁」的呼聲。進而為「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的人民流離慘狀而擔憂。借塔勢的增高，杜甫聯(lián)想到國君應居高而思危；岑參隨塔勢的高出世間，卻聯(lián)想到自己的消極出塵，「凈理了可悟」，「覺道資無窮」，這種厭世出塵的志，比起杜甫憂國憂民的志，高下可不言而喻了。
詩志也有邪正之分，同是緣情寫的愛情詩，如李商隱的《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乖娙艘袁F(xiàn)在之景，預期著未來；又期未來，能重現(xiàn)現(xiàn)在，道出愛情的委曲與真摯。再看看杜牧的《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乖娙藢懽约涸趽P州淮南節(jié)度使幕中，時與妓女作冶游，而今雖屬是懺悔的回憶，但其詩句畢竟是近于淫言媟語，反映出詩人當年玩弄女性的卑邪之志。比較起來，夜雨寄北就不同于遣懷了，它寫的愛情真摯動人，屬于思無邪的范疇。
綜上所述，緣情與言志，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差別?！秆灾尽骨盀楹我由稀妇壡椤梗渴且驗樵娬摪l(fā)展到今天，「志」的概念，已經(jīng)不同于古人時，一提起言志，就偏重在詩的立意、見識、抱負等方面的理解，似乎不包括詩的情感內(nèi)容在內(nèi)。于是在詩的創(chuàng)作上，一強調(diào)「詩言志」，便出現(xiàn)了只重視詩的理性、政治觀點等，而忽視緣情的不良傾向。事實上，詩一離開緣情，就會立即失去了「言志」的本體，流向政治說教，詩味全無了。另一方面，為何在緣情的前提下，還要強調(diào)言志呢？就因為緣情一離開言志，便會使情失去宗旨，墮入庸俗。詩中的情，應是有志之情；詩中的志，應是有情之志。
三、緣情與言志均尚其真
古今的好詩，不僅緣情真，而其言志也真。古人作詩有云：「詩到真處一字不可移易?！篂楹卧娨@么強調(diào)一「真」字呢？「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fā)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nèi)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莊子》)詩未有無所為而作者，皆到發(fā)憤處為詩，所以成為絕調(diào)，不論悲、憂、喜、怒，自足感人。如杜甫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不眠憂戰(zhàn)伐，無力整乾坤」(宿江邊閣)，「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詠懷》)杜甫的悲憂喜怒的情志，是和人民的疾苦、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的。杜甫到發(fā)憤處為詩，因而他寫的憂國憂民的政治詩，真摯動人，后人尊他為「詩圣」。
「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惯@是清人袁簡齋的詩論，很有見地。詩為什么難以真？這里既有社會原因，又有詩人自身的原因。封建社會統(tǒng)治者，只愿聽歌功頌德，不真愿聽納忠之言，于是社會上，既出現(xiàn)了文飾升平的歌功頌德的假詩，又出現(xiàn)了禁止「訕謗」的文字獄。這就是詩難于真的社會原因；另外，詩人也更難于不顧個人的名利得失，敢于堅持真理，詩中見性情。詩人有歡笑，也有悲哀，這是人生的真情所在，不過笑與哀的內(nèi)容和目的，是因詩人志之高下，而有所不同罷了。詩人的面目，是由詩的情志所凝成的形象，偉大詩人的情志形象，應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形象，這個情志形象，是貫穿在詩人一生作品之中的。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與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茍，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清葉燮《原詩》)詩人如不能終生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鮮有不因個人得失的「勢」，而隨時轉易自己性情的！這是詩難于真的個人原因。
詩惟其真，方能有詩史的價值──詩內(nèi)見詩人、詩外見社會。寫詩，要緣真情而言真志?！冈娧灾尽?，不一定都指的是言政治，凡屬物感情動，情動有所趨向，皆謂之「志」。只要這個「志」，是屬于真、善、美的，都應該提倡。比如陶淵明寫的田園詩，王維寫的山水詩，以及白居易寫的閑適詩，只要是思想健康、意趣真切，有美學價值的，皆可謂之緣真情而言真志的好詩。
「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為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為敦龐大雅之響，故陶潛多素心之語；李白有遺世之句；杜甫興廣廈萬間之愿；蘇軾師四海弟昆之言?！拭吭娨匀艘?，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為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后世。」(清葉燮《原詩》)什么樣人必然要寫什么樣的詩；什么樣詩，就反映著什么樣人。詩即便可以假于一時，也絕不可假于萬世。屈原的《離騷》，后世更重視于當時；陶淵明的詩，鐘嶸當時僅列為中品，后世卻尊之為誰也仿效不來的上品；杜甫的詩也是越來越受到后人的推崇。三位大詩人，之所以能夠經(jīng)時愈久，愈為人們所重視，也就說明了真詩之可貴，說明了只有真詩才經(jīng)得住時間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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