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兩個方面闡釋題目，一方面是詩人，另一方面會涉及到佛學和禪。在中國，講到佛學，大家自然會想到禪。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以及整個詩歌史上，自佛教傳入后，幾乎每一個時代的詩人都會多多少少和佛教有所關系。
今天我們只集中講唐代，因為唐代是中國詩歌的巔峰時期，而且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大概在西漢、東漢兩漢之際，東晉前后才開始對中國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產生深入影響。東晉后，佛教中心主要在南方，最為主要幾處中，有當時的南朝首都建康，也就是現(xiàn)在的南京，還有就是會稽，以及廬山。在荊州長江中游也有，但不是最重要的地方。
佛教在唐代發(fā)展到頂峰狀態(tài)，而在此時期，所謂禪宗的影響也逐漸擴大，達到非常高的程度。所以當時詩歌的高峰和禪學發(fā)展的高峰是有交集的，雖然兩個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節(jié)奏有所不同，有各自的起伏路線，但在唐代它們是有交集的。
禪僧交往
這里有一條線索，它是中國禪宗發(fā)展的主要線索。禪宗最早由達摩傳入。達摩到北方后就坐禪面壁，后又傳了幾代，禪宗系統(tǒng)里第二代慧可；第三代璨法師，也就是僧璨；第四祖是道信；第五祖是弘忍。其實到了道信和弘忍階段，禪宗才真正成規(guī)模。弘忍當時是在今天湖北黃梅雙峰山傳道，自弘忍后禪宗開始南北分宗，這不僅是禪宗史上也是中國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禪宗分宗主要是因為弘忍門下的大弟子神秀，神秀當時有很崇高的聲望，他在弘忍圓寂后，到了今天的湖北當陽玉泉寺開始傳道，名聲大振。神秀是一個非常有學問的人，在出家前便已飽讀各種經書，在大概50歲的時候成為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在玉泉寺傳道的影響非常大。大概在他94歲時，武則天把他迎到首都長安，據史書記載，武則天對神秀是真誠跪拜。這也成為禪宗發(fā)展中一個非常大的轉折，從一個地方宗教開始變成有全國影響力的宗教。神秀九十五六歲時，長安、洛陽幾乎所有的重要文人、官員都是他的弟子。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當時在政壇、詩壇都舉足輕重的張說。神秀于一百歲圓寂，他圓寂后的碑，就是張說所寫。
神秀圓寂后，他的影響還在持續(xù)。他有兩個弟子，義福和普寂，其中普寂在北宗系統(tǒng)中被認作禪宗七祖，很受崇敬，因而也擴大了神秀對當時社會的影響。
除此外，還有一個人需要一提，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詩佛王維。王維受禪宗的影響相當深遠，眾所周知一個人接受一種文化、一種思想，或者一個宗教的影響，其實往往并不全是他個人的主觀行為，也受當時社會氛圍和生活環(huán)境所影響。對王維來講，最主要的影響是他的家庭。王維的母親以弟子身份在大照普寂禪師身邊學習三十多年，王維的一個兄弟王縉是普寂的在家弟子，而且后來官位做得非常高，成為朝廷的核心首輔，是宰相級別的人物。眾所周知王維在安史之亂時曾被亂軍關壓，亂軍還非要給他一個官職做，王維沒辦法只好接受。但這在當時就是附逆，是大逆不道的。但王維的仕途后來并未受到此事太大影響，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王維當時寫了一首詩，表達對自己處境和叛軍的不滿；另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兄弟王縉說自己可以不做官，以此為王維抵罪，這樣才把王維保全下來。嚴格講，并無材料能夠證明王維和北宗、普寂有直接的關系，但是他的母親和兄弟都跟普寂、北宗有密切的聯(lián)系，所以我們也可以肯定王維對禪宗北宗也是相當了解的。
第二個我要說的是南宗。慧能當時在閩南傳道，他到弘忍那里求法，但是他實際上只是在寺廟里做雜役，做完雜役后就照《壇經》說法。當時弘忍要傳法，要求大家做一個偈子表示他們的覺悟，神秀做了一個偈子“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據記載慧能幾乎是不識字的，他聽了別人念后，覺得這偈子沒有表達出真諦，就自己做了一首并找人代筆寫成，“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弘忍看到后就傳法給了慧能，并讓他到南方傳法?；勰艿搅四戏胶蟮茏颖姸?，這里列舉了幾位，非常有名的是神會，他對南宗禪的推廣至關重要，把慧能的思想推廣到了全國。南宗禪原來的影響范圍局限在南方，慧能離開弘忍后到南方18年，這18年中，他基本上就沒有傳法，日日混在獵人當中?！秹洝防镉兴约旱幕貞?。后來他開始說法，神會繼承了慧能的這些意見，就開始向北傳播。他一開始在湖南，后來到了南陽傳法，所以當時人們都叫他“南陽和尚”。他到了南陽后，主要是批評北宗的一些說法，并寫了名為《顯宗記》的文章，指出禪宗的北宗是所謂“漸”，南宗是所謂“頓”，即頓悟成佛。神會代表了慧能的思想，立足南方禪宗思想對北方的禪宗提出了強烈批評。安史之亂后，南宗禪影響更大，最后終于壓倒北宗，獲得勝利，流行于全國。
神會是一個禪宗的系統(tǒng)，它和詩人的關系還要說到王維。王維和北宗禪沒有非常確鑿的聯(lián)系，但是他跟南宗的聯(lián)系是非常確定的。學界有不同的說法，一種說法認為是在開元末年，一種說法認為是在天寶初年，王維在南陽遇到神會，跟神會進行了交流，這是一個說法的過程，當地一個姓寇的看守和官吏們還參與了此次說法。當時神會有一個說法是人不需要修道，王維聽后非常驚訝，并表示疑惑不解，神會回應他說，因為人本性清靜所以不需要去修，如果修的話，起心來修即起念要來修，其實也是妄心，所以還是得不到解脫。
這些自述后來都保存在敦煌藏經洞，20世紀初被發(fā)現(xiàn)后，被帶到了法國和英國。1920年胡適去法國和英國博物館里去搜各種各樣的材料，然后看到了敦煌出土的神會和尚的這些自述，這些自述記載得非常清楚。神秀最早是說“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他是有一套修煉的功夫并時時去實行的。而對慧能來講，這不是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時時拂拭的，只要本性清靜，拂拭的功夫其實是不需要的。
由此可見王維身處盛唐時代，也經歷了安史之亂以及整個唐代大變動的時期。在禪宗發(fā)展的關鍵時刻（弘忍以后神秀和慧能南北分宗，開始北宗影響力非常大，后來南宗的影響力逐漸擴大，最終壓倒北宗），王維和他的家庭都與禪宗有密切聯(lián)系，他本人對禪宗的北宗、南宗都很了解，甚至和慧能非常重要的弟子神會有直接接觸，他在南陽驛站見到了神會并受到其欣賞。正因此，慧能圓寂后，神會請王維為老師寫了一個碑，唐代這種事情是非常普遍的，都會請當時著名的文人為高僧大德圓寂后作碑。王維為慧能作的碑叫能禪詩碑，這個碑是了解早期南宗禪以及慧能最重要且確鑿的一個文獻。
從嚴格的歷史學意義上來講，碑的史料價值是第一位的。因為碑是當時作的，而且作碑的文人所獲得的資料都是高僧大德的弟子提供的第一本材料。敦煌本《壇經》肯定是晚唐五代時候的，宋代也有，但最流行的是元代的中薄本。最早的敦煌本《壇經》連一萬字都不到，但是元代的中薄本《壇經》已經有兩萬多字了。在某種程度上，王維的經歷和神會的經歷介入到了禪宗發(fā)展的關鍵時刻。
與王維同時期的還有一個最了不起的詩人，就是詩圣杜甫。他是儒家思想非常重要的人物。杜甫其實與當時的禪宗也有接觸，而且與南宗、北宗都有接觸。杜甫早年漂泊，后來在長安十年求了一個小官，安史之亂后，他也被叛軍所抓，但他沒有王維那么重要，叛軍是一定要給王維個官做的，以便把他看管起來。杜甫當時被囚在長安城內，可以自由活動。他詩中提到自己在長安城的那幾個月還去訪問了僧人，其中一個僧人叫贊上人。他還為贊上人寫了九首詩。其實在唐代很多詩人都會和高僧交往，但為一個僧人寫九首詩的情況還是不多的。
后來杜甫到了四川，最后在成都草堂度過很多時日，晚年則在夔州，并寫了秋興八首，達到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巔峰時期。當時他寫了一首詩叫《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是給兩個當時做官朋友的。這一百韻是五言長篇排律，是杜甫詩集里最長的五言排律，詩中他回顧了自己一生的經歷，包括早年在長安以及后來在四川的漂泊。所以這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對杜甫來講是一個自傳性回顧平生的作品，也是一個比較鄭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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