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德政”理念、“德治”是儒家“仁政”的主要內(nèi)容，是從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所闡述的，其實，《尚書》才是中國古代政治倫理一體化的早期系統(tǒng)的理論資源，才是“德治”理念的較早深刻內(nèi)容。
《尚書》的最重要論題是治國理政，而在各種治國策略中，對政治倫理統(tǒng)一的治國策略的探索是其核心主題?！渡袝钒选暗轮巍崩砟羁闯墒侵螄碚淖钪匾膶W(xué)說。后世的學(xué)術(shù)流派，無論是先秦儒家還是后來的唐代儒學(xué)、宋明理學(xué)和清代的帝王學(xué)等，之所以把“德治”作為治國理論的主要論題，皆是從《尚書》所開始的。
《尚書》
中國古代政治學(xué)說被認為是倫理政治一體化的理論，中國歷代王朝把道德原則納入到政治管理的理論中，中國古代的政治管理大都是執(zhí)著于堅持倫理原則，這也都是由于《尚書》的“德治”理論的影響有關(guān)?！渡袝返摹暗抡崩砟詈汀暗轮巍辈呗圆粌H孕育了以儒家為代表的“仁政”學(xué)說，而且也奠定了中國古代政治倫理一體化的理論基調(diào)。
《尚書》的治國謀略非常深刻，時至今日，仍是很值得探索和借鑒的?！渡袝纷钪匾闹螄\略，包括三方面的內(nèi)容，即“德治”策略、“明德慎罰”治理理念和“民本”思想，這些內(nèi)容，后來成了中國古代“仁政”學(xué)說的核心理論，成了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治國策略。
第一，《尚書》中的“德治”策略
從堯、舜、禹三帝到夏、商、周三朝，統(tǒng)治者對于“德政”理念是逐漸重視的，而《尚書》在這方面有重要的記載和總結(jié)。比如，堯帝重視“克明俊德”（《尚書·堯典》），舜帝強調(diào)“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尚書·舜典》），禹帝提出“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尚書·大禹謨》）等，皆是圍繞一個基本的政治理念，那就是強調(diào)“德”對于治國理政的重要性，或許，禹的“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最清楚地概括了早期治國策略的基本理念。
“三帝”“三朝”時，其主流政治理念是對于擯棄“德政”持嚴厲的批判態(tài)度。比如，夏王啟在征討有扈氏時曾說：“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保ā渡袝じ适摹罚╋@然，有扈氏的罪責(zé)在于違背天意，只重視威權(quán)，忽視“五行”（金木水火土），怠慢歷法，擯棄德政，所以，上天欲斷絕其國運，夏是順天命而懲罰有扈氏的，屬于正義之舉。 再如，成湯在滅夏時也譴責(zé)了夏桀之罪行：“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天道福善禍淫，降災(zāi)于夏，以彰厥罪。”（《尚書·湯誥》）夏桀的罪責(zé)是“滅德作威”、虐待百姓，所行的是暴政，當然是該被討伐的。又如，武王伐紂時，也是根據(jù)“德政”的理念來闡述他出師伐紂的正義性的，紂王喪失德性，理當被伐：“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zāi)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勛未集?！保ā渡袝ぬ┦摹罚┲档米⒁獾氖牵谙?、商、周，無德君王行暴政，被解釋為是逆天道，所以，對其征伐便是順天道，正義的征伐，乃是在行德政?？梢?，當時的“德政”理念是與天道觀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德治”屬于順天道的善舉，是行“仁政”的重要體現(xiàn)。
據(jù)《尚書》記載，周公攝政時，是在總結(jié)前代政治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比較系統(tǒng)的“德治”理論的。而“德治”策略的提出是與相應(yīng)的政治歷史背景分不開的，夏王建立夏朝，結(jié)束了原先的“禪讓”制，繼位君王的“德性”條件被淡化了，順天命成為承繼王位的最重要條件，夏朝強調(diào)“有夏服天命”（《尚書·召誥》），以非“禪讓”式的繼承制繼位，這使得夏桀不再重視“敬德”傳統(tǒng)，把承繼王位視為是“天命”使然。
之后，湯滅夏建商，雖然沿續(xù)了“天命”觀，但作為商朝開國君主，他開始重視施仁政以德化天下，后來，商朝的幾代君王對“德政”觀念逐漸忽略，直到盤庚繼位，遷都于殷商，復(fù)興商政，才對“德政”又重視了。盤庚強調(diào)：“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保ā渡袝けP庚上》）在商湯和盤庚的治政經(jīng)歷中，重視把“天命”與“德政”聯(lián)系起來，這或許與他們從夏朝滅亡的經(jīng)驗中取得了教訓(xùn)，夏朝的滅亡顯然與忽視政德有密切關(guān)系，商湯和盤庚已認識到了施行“德政”的重要性，而且，他們把“德政”與“天命”“鬼神”聯(lián)系起來，只是，由于當時巫術(shù)文化的重大影響，在“天命”與“鬼神”之間，商朝統(tǒng)治者似乎更重視“鬼神”對治政的影響，把敬神祭鬼與君王的“德政”聯(lián)系起來，商朝的“德政”有著濃厚的巫文化色彩。
周滅商之后，“德政”施行得到了進一步加強，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統(tǒng)治者沿續(xù)了夏“天命”與“鬼神”觀念，但明顯已更重視前者而非后者。此外，在以“天命”來論證周王行“德政”的同時，更是認識到了“德政”其實不僅僅來自于“天命”庇護，而且，“德政”更是應(yīng)重視“利于民”，只有行“德政”的君王才會受到民眾的擁戴。
《尚書》記載著周公論“德政”的重要觀點：“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尚書·多士》）周公認為，上天不把大命給賦予不勉行德政的人，凡是四方小邦大國的滅亡，沒有不是因為怠慢了上天才受到懲罰的。周公的這一觀點，這仍然沿續(xù)著“天命”觀，行“德政”才能受上天庇護，行“暴政”被天懲罰，但是，周公更重視的是“德政”所含有的有德恤民的內(nèi)涵。他強調(diào)說：“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保ā渡袝げ讨僦罚咸觳皇且驗榻y(tǒng)治者是君王才保佑他的，而是因為統(tǒng)治者有德才保佑他。何為“有德”呢？當然最關(guān)鍵的在于“恤民”。
所以，周公便把“敬德”和“保民”聯(lián)系起來了，一方面，周公強調(diào)“惟德是輔”，認為：“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尚書·呂刑》）。對此，孔穎達疏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己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xùn)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于天之下?！边@里強調(diào)的是，能受命于天，受天德庇護，才能長久配享在下，即配天享祿。
另一方面，周公非常重視君臣、君民同“德”，上下勤恤，他說：“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召誥》）這就是周公對周王所說的：“愿王不要讓百姓肆行非法的事，也不要用殺戮來治理百姓，才會有功績。愿王立于德臣之首，讓百姓效法而施行于天下，發(fā)揚王的美德。君臣上下勤勞憂慮，也許可以說，我們接受的大命會象夏代那樣久遠，不止殷代那樣久遠，愿君王和臣民共同接受上天的永久大命。”
《尚書》
第二，《尚書》中的“明德慎罰”思想
受命于天，施行“德政”，其最重要的治政措施就是“明德慎罰”。《尚書》記載了周公所主張的“明德慎罰”的重要思想。
所謂的“明德”，主要是指明確地倡導(dǎo)尚德、敬德政治倫理風(fēng)氣。《尚書·周書》中有多處論述了“明德”思想，如“先王既勤用明德”（《梓材》）；“公稱巫顯德”（《洛誥》）；“皇自敬德”（《無逸》）等，有的地方還把“明德”與“慎罰”一起強調(diào)，比如“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康誥》）、“罔不明德慎罰”（《多方》）等，皆是在推崇“明德”“敬德”思想以及推行的手段。
首先，“明德”思想的形成顯然與總結(jié)殷商的政治經(jīng)驗有關(guān)，《康誥》說：“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xùn)。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這強調(diào)的是：百姓受到教化才會善良安定，周朝的主政者應(yīng)時時思念殷代圣明先王的德政，重視他們安治殷民的治理法則，而且，對于那些不教導(dǎo)殷民，造成不善，并沒有能以善政來保存殷國的失敗經(jīng)驗，應(yīng)該吸取其教訓(xùn)。
周公畫像
周公看到了殷商統(tǒng)治者的正反經(jīng)驗，認識到以德教化百姓，才能使社會安定，才能“爽惟民迪吉康”；而若對百姓不加教導(dǎo)，便會出現(xiàn)“罔政”，導(dǎo)致商朝的衰亡。德政教化對于社會安定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明德”“敬德”與“畏天”“敬天”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周公之所以一再強調(diào)“明德”“敬德”，是因為他認識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周書·多士》）。這即是說，上天是不會把大命給予不謹慎修德之人的。周公認為，周革殷命，是受命于天，文王、武王是以德配天，以“德政”治天下，所以才能代替殷統(tǒng)治者接過天命。所以說：“不顯文武，皇天宏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毛公鼎》）周時，有一種很重要的觀點，即強調(diào)“天命靡常”（《詩經(jīng)·大雅·文王》），認為上天所眷顧的是有“德性”的君王，只有謹慎修德的君王才有資格承受天命，“天眷有德”。
再次，“明德”包含著兩方面的內(nèi)容，一方面是君王應(yīng)謹慎修德，應(yīng)施行“德政”，應(yīng)約束自己，勤于政事，寬以待民，才有資格治理國家；另一方面，是教化百姓，強調(diào)以仁德教化百姓，勸民為善。比如，周公認為教化能勸民立德，商湯代夏，以至帝乙，“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多方），勸導(dǎo)教化是使民為善的重要手段。
所謂的“慎罰”，主要是指刑法應(yīng)適中，不亂罰無罪，不亂殺無辜。
如果說“明德”是堅持“德政”的治理原則，是周公所主張的治國方略的主導(dǎo)思想，那么，“慎罰”便是為施行“德政”所必須采取的輔助性的措施?！懊鞯隆睘橹?，“慎罰”為輔，一柔一剛，共同成為周朝治國家的基本措施。
周公闡明了施用刑罰的基本原則，闡述了定罪的具體條件。而謹慎執(zhí)法是基本原則，他主張執(zhí)行刑罰時應(yīng)“敬明乃罰”，強調(diào)謹慎嚴明地施行刑罰。
“慎罰”的原則和具體措施是：執(zhí)行刑罰措施，當據(jù)合理條款，注重“用其義刑義殺”，絕不能隨心所欲，濫用刑罰，“勿庸以次汝封”，應(yīng)當依律量刑。同時，應(yīng)設(shè)專人執(zhí)掌刑殺大權(quán)，不是誰都有權(quán)施用刑罰的，“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康誥》）。其實，這包含著司法權(quán)獨立的思想萌芽。
《康誥》還明確制定了一些刑罰條款，比如，“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之人不能不殺；“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zāi)”之人不可以殺?！犊嫡a》主張執(zhí)法應(yīng)寬嚴有度。
此外，執(zhí)法判刑，事關(guān)生死，務(wù)必應(yīng)謹慎，《康誥》強調(diào)“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同上），即對于幽禁起來的犯罪嫌疑人，應(yīng)仔細調(diào)查，五、六天 甚至十幾天才能定罪，以防止發(fā)生無辜受罪，同時也盡可能維護司法公正。
最后，《康誥》提出了必須嚴懲的四大罪行：一是對于偷竊、搶劫、內(nèi)外作亂、殺越人以取財貨，以及蠻橫不畏死之人，務(wù)必嚴懲不貸，“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同上），這有這樣才能維護公正：二是對于違反道德原則的，須嚴懲不貸，《康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边@是為了維護血緣倫常秩序和宗法原則；三是對于不遵守國家大法的，如“矧惟外庶子、訓(xùn)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jié)”，“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的，務(wù)必予以捕殺，這樣才能維持社會的安定秩序；四是對于那些作威作福、違背王命王親國戚和高官權(quán)貴，若以道德教育無效，必須予以嚴懲，“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明德”和“慎罰”是周公實施“德政”策略的兩個基本方式，“明德”是柔軟策略的積極運用，而“慎罰”是強硬策略的謹慎使用。對于周朝實施“德政”來說，“明德”是關(guān)鍵，是主導(dǎo)，是根本之策；而“慎罰”是補充，是保障，是維護統(tǒng)治的基本手段。
“明德”是“德治”的理論方針和教化學(xué)說，是征服人心，維護統(tǒng)治秩序的思想意識，是禮樂思想的核心內(nèi)容，同時，也是承天命，受上天庇護的統(tǒng)治理由。推崇“明德”，周朝統(tǒng)治者就成了賢明的治政善人，而周取代殷商也當然是名正言順的了。
“慎罰”既是保證“德治”實施的基本手段，同時又是體現(xiàn)“德治”的方式，因為施行“刑罰”是以謹慎的方式進行的，雖執(zhí)行的是“法制”，但卻是慎而行之。周朝統(tǒng)治者即便用強硬手段，也力求體現(xiàn)仁德精神。后世有“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之說，這似乎可以用來幫助了解周公“德治”輔以“法制”，并慎用“刑罰”的治政策略。
“明德”與“慎罰”統(tǒng)一于“德治”，以德化人，以刑罰約束人，其根本目的是為了讓周王朝能長治久安。在周公看來，教化與刑罰都是“為政以德”的內(nèi)容，前者是以教化規(guī)勸的方式來實現(xiàn)的，而后者是以處罰、制約的方式來實現(xiàn)的。為政者以德治國，民眾大多數(shù)都能受到感化，心悅誠服；而對于那些沒有能誠服者，就要用“刑罰”來對待他們，以硬手段讓他們服從?！懊鞯隆弊屓肆⒌卵Y；“慎罰”使人遵規(guī)守法，兩種策略并用，軟硬兼施，以保證周王朝能長治久安。
可惜，到了戰(zhàn)國時期，各國君王并沒有能像周公一樣實行“明德慎罰”的策略，“德治”并不受列國君王所歡迎，只有在理論上，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發(fā)揮了“明德”思想，形成了儒家的“仁政”學(xué)說。而到了秦國統(tǒng)一天下之后，“明德慎罰”思想更是被擯棄了，秦始皇重刑罰，輕道德，以“法治”取代了“德治”，這或許就是秦王朝沒有能保持長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尚書》
第三，《尚書》的“民本”思想
“德治”策略和“明德慎罰”思想，其實都是以“民本主義”為理論根基和治政宗旨的。在《尚書》中，有一最根本的理論觀點：“德政”的建立離不開“民本”思想，而“德治”的最重要體現(xiàn)和基本目的，就是為了“保民”，因為民為國之本?！熬吹隆笔菫榱恕氨Ｃ瘛?，“明德慎罰”是為了教化民眾，保護百姓。
《尚書·堯典》舉了不少例子來闡述“敬德保民”的道理，比如，在贊美堯帝的德政時認為：“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xié)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痹偃?，講述舜帝繼位時所作的頭一件事是囑咐十二州長應(yīng)做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如，禹任攝政時主張：“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尚書·大禹謨》）還有，禹之子啟立夏朝之后，傳至太康，漸漸失德，而他的弟弟們以歌勸誡他道：“皇祖有訓(xùn)，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
此歌詞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觀點，可以看成是中國早期政治家所倡導(dǎo)的“民本”思想的核心內(nèi)容。
在講述武王伐紂時，《尚書》對前代君王進行總結(jié)評價，以借武王的話語闡述了伐紂的正義性：
“上天惠愛人民，君主遵奉上天。夏桀不能順從天意，流毒危害于天下。上天于是佑助和命令成湯，使他降下廢黜夏桀的命令。紂的罪惡超過了夏桀，他傷害善良的大臣，殺戮諫爭的輔佐，說自己有天命，說敬天不值得實行，說祭祀沒有益處，說暴虐沒有害處。對紂的鑒戒并不遙遠，就在夏桀身上。上天讓我治理民眾，我的夢符合我的卜兆，吉慶重疊出現(xiàn)，討伐商國定能成功。紂有億兆平民，都離心離德；我有撥亂的大臣十人，能同心同德。紂雖有至親的臣子，卻比不上我周家的仁人。上天的看法，出自我們民眾的看法，上天的聽聞，出自我們民眾的聽聞。百姓有所責(zé)難于我，我一定要依從民意前去討伐商紂。”
這一段話在《尚書》中的原文為：“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jiān)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xié)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保ā渡袝ぬ┦闹小罚?/p>
這一段話的核心主題是：君王必須能察民意、聽民心、順天意，而這也是武王伐紂之所以正義性的理由，其其根本點就在堅持“民本”思想。
周公輔政，明確推行“敬德保民”策略，堅持“德治”之道，周公的觀點非常明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保ā渡袝げ讨僦罚┘词钦f，上天對待下面的人，是沒有親疏之分的，其所庇護的是有德之人；在民眾心中，沒有一成不變的君主，他們所擁護和懷念的是仁愛的惠民之主?！熬吹隆本褪巧享樚煲猓马樏褚?，“敬德”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民”，君主只有順應(yīng)民心，才能使江山永固，“保民”是治國的根本策略和基本目的。
周朝的“民本”思想成了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內(nèi)容，孟子明確提出了“民本”觀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保ā睹献印けM心下》）就是說，民眾是根本，有民方有國，有國方有君；得民心者得天下，君王只有順民意，才能治理好國家。君王只有施“仁政”，行“德治”，守“王道”，社稷才能安定繁榮。孟子說得很明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跎稀罚?/p>
總之，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發(fā)展為孟子的以保民、惠民為主旨的“民為貴”的“仁政”理論，“民本”思想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學(xué)說中的優(yōu)秀理論成果。“民為貴，君為輕”，君主若敢行霸道、施暴政，民眾便可以實行“湯武”式革命，推翻暴君，維護社稷安定。
可以說，《尚書》所記述的周公的“民本主義”思想是中國古代的政治理論的精華，是流傳幾千年而不衰的治政真理。
“民本”思想、“德治”策略、“明德慎罰”理論共同構(gòu)成了周公的政治倫理學(xué)說，成了中國古代影響十分深遠的政治謀略，在當代，這仍然是很值得借鑒的治國理論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