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來，得國最正者，唯漢與明。匹夫起事，無憑借威柄之嫌；為民除暴，無預窺神器之意?！睹魇分v義》
孟森老師對明太祖推崇備至，認為自夏商周以來，得國方式最光正的就屬漢高祖和明太祖。而且明太祖朱元璋在歷代君主中出身最卑微，完全沒有權勢可以借助，從草莽中崛起，為了窮苦百姓的安居樂業(yè)而奮戰(zhàn)。
雖然有些過譽，但孟老師對朱元璋寒素出身和起事初衷的評價還是十分中肯的。霄林天并不認同對朱元璋的“原始野心論”，即從他早在參加紅巾軍之前就萌生了稱霸天下的巨大野心，此后在此野心的指引下一步步有條不紊地走向宏圖霸業(yè)。
朱元璋
朱元璋十分清楚這樣的道理，利益與風險總是并存的，統(tǒng)一的帝王霸業(yè)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在野心和代價的抉擇中，會有一個此消彼長的轉變，這就是朱元璋帝王野心的逐步形成過程。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左傳·莊公十一年》
要清楚朱元璋的心路旅程，就必須先了解他成長的環(huán)境——元末亂世。
每個朝代都有鮮明的歷史特征，“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恰是對元朝特征的最佳詮釋。自一代天驕成吉思雄起于漠北，元朝不僅一統(tǒng)了華夏，還三次西征，開創(chuàng)了亙古未有的巨大版圖，蒙古鐵騎甚至直逼多瑙河畔。
蒙古西征路線圖
然而在元太祖忽必烈逝去后，元朝就陷入了長期的內(nèi)斗和衰敗，直至大都陷落，被朱元璋趕回漠北改稱北元，享國祚僅98年。儒化和蒙古化兩條治國體系的分歧，造成元廷歷經(jīng)了七位君主的宮斗和內(nèi)亂，也造成了元末的混亂格局，加劇了元朝的滅亡。
當我試圖探尋元朝這種混亂的根源時，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的本質(zhì)在于集權和割據(jù)的對立統(tǒng)一。
”命于下國，封建厥?！啊对姟ど添灐ひ笪洹?/p>
封建一詞現(xiàn)在被用于指代長達年前多年的中國君主集權統(tǒng)治社會，而它最早出現(xiàn)在典籍之中，卻指的是與“集權”相對立的“割據(jù)”，是封邦建國之意。
中國歷史似乎有這樣一種規(guī)律，那就是“文治武功”的抉擇對國體和國運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我最喜歡左傳的這句話，“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一個人成功的最大助力，往往也是他失敗的最大誘因，對于國家同樣如此。
武力不足久持，因為它所憑借的是一個強大的軍事領袖和一群英勇善戰(zhàn)的將帥，而這是一種極不穩(wěn)定的統(tǒng)治體系。作為君主存在的軍事領袖，以其個人魅力和政治手腕征服并號令者麾下的將領，可以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但是一旦君主喪失了對將領的節(jié)制能力，將領們很快就會裂土封王，最終陷入諸侯割據(jù)的亂局。
文治自然是解決這種弊病的最好辦法，通過文官集團來節(jié)制武將，把軍權和政權都集中于中央皇權。但是文治同樣存在巨大的弊端，文官集團內(nèi)部往往會出現(xiàn)糾紛和分化，繼而形成黨爭之勢，而中央集權會把這種分化擴展到全國，形成一種自下而上的政治內(nèi)斗。對中央集權的爭奪，會把中央集權推向極度的腐化和墮落，最終會因為外敵的入侵或民眾的反抗而滅亡。
安史之亂
大多數(shù)朝代會從武功開國、文治建制開始，歷經(jīng)文武的此消彼長，在二者達到平衡狀態(tài)時達到巔峰。而最終又因其中一方走向極端而開始衰敗，最終在二者的糾纏之下徹底滅亡。以唐宋為例，唐朝的衰敗始于藩鎮(zhèn)割據(jù)，其后又因中央政權的黨爭和腐敗加速了滅亡；宋朝鑒于唐朝毀于割據(jù)叛亂，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最終卻因為黨爭和腐敗衰敗，加上軍事實力的衰敗而亡于外族之手。
然而元朝卻有著不同的情形，因為它自始至終都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文治”。
有周之制度，即有周之八百年；有漢之制度，即有漢之四百年；唐宋皆然。唯元無制度，其享國在武力之上，其能鉗制人民數(shù)十年而后動者，即其武力之橫絕歷代也?！睹魇分v義》
前文曾經(jīng)提及，元朝在忽必烈之后，曾經(jīng)陷入“儒化”和“蒙古化”兩條政治路線的分歧。所謂“蒙古化”的路線，就是類似成吉思汗分封四大汗國的體制，這是比分封制還要落后，純粹以軍權和血統(tǒng)劃分領地。
而“儒化”就是效仿原來的中原王朝，施行儒家思想指導下的中央集權統(tǒng)治。忽必烈在建立元王朝之后也曾做過一些”儒化“的嘗試，但也僅僅是通過薦舉的形式吸納一些漢族儒者來治理國家，并沒有開啟文官制度的最重要基礎——科舉。
元仁宗
直到1313年，恰是元王朝國祚渡過一半的時候，元仁宗恢復了科舉。此舉雖然并未能徹底形成元朝的”文治“局面，但是卻改變了漢族地主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他們接受了元朝政府的合法性，這對元末獨特政局的形成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不健全的”文治“和中央軍事實力的衰落，恰是元朝走向割據(jù)分裂的開始。當元朝的皇族貴胄們忙著用陰謀和政變來爭奪帝位的時候，沒有人注意到他們已經(jīng)逐漸喪失對軍隊和地方的掌控。
其一，對軍隊的掌控。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文治”與“武功”是對立統(tǒng)一的，也是相輔相成的。文官不僅可以節(jié)制武將，避免割據(jù)叛亂的發(fā)生，更重要的是還可以建立完備健全的“軍制”，確保中央軍隊的戰(zhàn)斗力和軍紀。馬上得天下的王者，登基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整頓軍紀，以圖萬年基業(yè)。
對于軍隊而言，對內(nèi)守成遠比向外開拓要難得多，勾心斗角和腐化墮落遠比明刀明槍更可怕。軍隊相當于國家的一把利劍，一旦沒有了敵人，再不加以擦拭，很快就會被銹蝕。而元朝戰(zhàn)無不勝的鐵騎橫掃歐亞大陸之后，很快就生銹了。
元朝政府保留了草原上游牧時的習俗，把蒙古軍隊主要部署在黃河以北拱衛(wèi)京師，而中原及更外圍的疆域則以色目人或漢人部隊為主。除此之外，只在長江下游的富庶之地部署了大量蒙古軍隊，這里要向中央供應糧鹽和賦稅。
色目人
這種部署就讓蒙古軍隊遠離了可能發(fā)生沖突的地方——即那些邊遠和窮困的地區(qū)，那里容易爆發(fā)叛亂和匪患。蒙古軍隊就這樣在安樂窩中不斷地墮化，軍紀廢弛。而地方上由色目人和漢人組成的官軍，則對此視而不見，等到中央發(fā)現(xiàn)問題惡化開始派蒙古軍隊前去鎮(zhèn)壓時，才發(fā)現(xiàn)這些軍隊已經(jīng)難堪大用。
最有意思的例證就是朱元璋參加紅巾軍前的遭遇，當他在外乞討數(shù)年后重新回到了皇覺寺，然而沒過多久，附近就爆發(fā)了元軍與紅巾軍的沖突。然而大多數(shù)元軍并不愿意上戰(zhàn)場與紅巾軍作戰(zhàn)，為了完成任務，他們就把普通老百姓抓來冒充紅巾軍。這使得朱元璋再次逃離了皇覺寺，投身紅巾軍。
其二，對地方的掌控。
軍隊秩序的敗壞，自然就造成了地方政局的失控。當天災人禍不斷醞釀的時候，政府卻不能發(fā)揮其作用，叛亂和匪患四處滋生。這種無秩序的狀態(tài)造成了一種可怕的“全民軍事化”。
底層中最不安分的人為了生存開始占山為王，四處劫掠；地方的地主階層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則開始招募鄉(xiāng)勇，筑城自保；普通老百姓被這種亂局所裹挾，人人自危，不得不拿起武器，并最終也變成匪盜或是地方軍隊的一員。
而逐漸形成氣候的匪盜和地方軍隊，開始占據(jù)一方，發(fā)揮其非法的政治作用。從此，元廷就漸漸喪失了對地方的掌控權，直至完全的分崩離析。
有學者將元末的地方實權勢力劃分為四類。
而這些地方實權勢力的領袖人物的政治抱負，決定了元末亂局的最終走向。
如導言中所說的，利益和風險總是并存的，一個人能取得多大的成就，決定于他愿意付出多大的代價。對于這些地方實權勢力而言，可以說每個人都有皇帝夢，但在實際行動中他們卻又并不愿意去踐行這個夢想。
這就是封建割據(jù)的一種趨勢，一旦開始了列土封疆，大多數(shù)諸侯想的都只是維持現(xiàn)狀。生存總是第一位的，那些含著金湯匙出身的皇子王公或許可以為了帝位不顧生死，而好不容易成為一方諸侯的強者卻不愿意輕易失去自己拼盡一生的所得。
保境安民
元末的這些地方實權派也不外如是，對于那些表面忠于元廷的地方派勢力，他們大多數(shù)無所謂元廷是否被覆滅，只希望沒有人來逼迫他們交出地方權力，所追求的只有“保境安民”而已。
而對于盜匪和宗教組織，他們大多數(shù)也并不打算推翻元朝政府，反而樂于維持當下的亂局，甚至有的會尋求向元廷要挾合法的地位。這也是一種天然的惰性所致，宏圖霸業(yè)往往抵不過紙醉金迷。張士誠就在全面掌控了蘇杭地區(qū)后完全進入享樂模式，不再想繼續(xù)開疆擴土。而方國珍則是滿足于浙東三路，靠著海上劫掠不斷在元廷和朱元璋之間游走。
那朱元璋又是什么樣的政治抱負呢，這就要談到他帝王野心的塑成。
朱元璋從一位落魄僧人到紅巾軍中的一員將領，再到封為吳國公，直至建立明朝，他的帝王野心絕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個逐步發(fā)展的過程。
霄林天認為，朱元璋帝王野心的塑成，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朱元璋的少年時代是很凄慘的，自從他父親從江蘇盱眙遷居到安徽濠州，一直窮苦潦倒。直到他17歲那年遭遇了一場大變故，父母長兄皆因饑疫亡故，只剩下朱元璋和他的生病的二哥，以及拉扯著兩個孩子的大嫂。
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不可能指望他的大嫂和二哥，只能遁入空門，在皇覺寺出家。誰知道亂世之中連寺廟都難以為繼，朱元璋進寺一個月后，眾僧人四散逃荒。為了活命的朱元璋不得不四處乞討，在走過光山、固始、汝陽、潁上等紅巾軍活動的區(qū)域后，又重新回到了皇覺寺。
在這期間，朱元璋應當與紅巾軍人士發(fā)生過交集。而回到皇覺寺后不久，紅巾軍就擴展到了這里，因為元軍抓百姓，又有紅巾軍內(nèi)友人的書信，朱元璋知道自己注定與佛門無緣，決定再度出走。
太祖時年二十四，謀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當舉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閏三月甲戌朔入濠見子興?！睹魇贰ぬ姹炯o》
而在此之前，他去寺中的伽藍殿占了一卜。以留在皇覺寺或是出走他方進行卜算都是大兇，朱元璋不由子言到，“難道要讓我成就一番大事嗎”，再一卜為大吉，這才投奔了郭子興。
很多人認為這或許只是朱元璋自己杜撰的故事，抑或是為了彰顯他投身紅巾軍是“天命所歸”。但從朱元璋在此之前的經(jīng)歷來看，此時的他僅僅只是想求得一條生路而已。
即使是參加了紅巾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朱元璋也只是個“打工者”。盡管他在后來得以獨立向南發(fā)展，建立起了自己的隊伍，占領了滁州，他依然是郭子興手下的部屬，微弱的實力讓元朝統(tǒng)治者根本沒有覺察到他的存在。
所以在這個階段，朱元璋沒有什么遠大的政治抱負，他所求的只是一個安身立命之所，一個在亂世當中的避風港。
然而當他攻克滁州后，事情開始發(fā)生了轉變。失散多年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紛紛來投，朱元璋還收留了從湖南逃難而來的沐英為義子。或許是子侄輩的存在讓朱元璋感到了肩上的擔子又沉了許多，加上滁州多山、難以獲取糧食，他開始向和陽方向拓展，繼而打開了渡江南下之路，開啟了裂土封王的初想。
攻占和陽，開始讓元廷第一次注意到朱元璋這股“悍匪”的存在，很快匯集了廬州路和集慶路的元軍在采石阻擊朱元璋。得到廖永安等人相助的朱元璋擊敗了元軍，順利占取了太平，并在此得到了名士陶安的指點。
太祖召安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方鼎沸，豪杰并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碧嬖唬骸拔嵊〗鹆辏绾?？”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jù)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碧娲髳偅Y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睹魇芳o事本末·卷一》
從這段與陶安的對話中可以看出，渡江后的朱元璋已經(jīng)心有定計，要攻取金陵作為自己的大本營，以此來經(jīng)營屬于自己的基業(yè)。雖然在話語中陶安多有溢美之詞，稱拿下金陵即可“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但是這并不能說明此時朱元璋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成熟的帝王構想。
十里秦淮
這就好比是一位普通職員在和總經(jīng)理的對話中，夸贊他“只要做好了這個項目，您一定會成為第二個馬云”，總經(jīng)理當然會欣然接受這種吹捧，但卻不會就此信誓旦旦地表面一定要成為“馬云第二”。
朱元璋也是如此，盡管模糊的帝王野心誰都會有，但是這種野心是完全不成體系的，只是一種人人都會有的空想。
另一個表現(xiàn)了朱元璋這一階段政治抱負的重要證據(jù)，是一個名叫納哈出的元朝官員。納哈出是成吉思汗時代四杰之一——木黎華的后人，朱元璋在這一年的六月攻打太平的時候捕獲了他。
從朱元璋從屬的紅巾軍角度來看，他們與元廷的矛盾是最不可調(diào)和的，此時抓住了元廷的重臣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處死，然而朱元璋卻“待之甚厚”。更為離譜的是，在當年的十一月，朱元璋就“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史籍中對朱元璋此舉的記載也十分微妙。
納哈出，木華黎裔孫也，拔太平獲之，待之至厚。納哈出居郁郁不樂，至是，太祖召語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況爾有父母妻子乎！”遂縱之歸?！睹魇芳o事本末·卷一》
僅僅是一個各為其主和“爾有父母妻子”的理由就放走了一位元廷重臣，簡單的交代不由讓人產(chǎn)生很多假想，主要有兩種可能。
無論是哪種可能，可以確認的是，朱元璋在此時萌生了與元廷和好的想法，最起碼是留下了一條后路。很多人會有疑問，那為何朱元璋要在渡江后才開始向元廷示好，而在示好元廷的同時還要繼續(xù)攻打南京的元軍、擴展勢力？
其一，為什么朱元璋要在渡江后才向元廷示好？
因為朱元璋是在進攻和陽后才開始被元廷注意到，在此之前，以朱元璋的實力完全無法引起元朝統(tǒng)治者的關注。此時朱元璋擊敗了長江中游的元軍主力，雄赳赳氣昂昂地向金陵邁進，此時的他才有了和元廷討價還價的資本。
其二，為何要在向元廷示好的同時還進攻南京？
我們在上一章對元朝地方實力派政治抱負的論述中闡明了這樣一個觀點，很多非法的地方勢力都會極力爭取元廷承認他們的合法性。元朝中央軍隊的衰敗和對地方掌控力的減弱，導致它不得不直接把非法性地方勢力招安為合法的地方諸侯，只要表面上效忠元廷即可。
甚至于像張士誠和方國珍這種反復叛降的存在，依然能讓元廷一次次地選擇招安他們。所以擴張實力和向朝廷示好并不矛盾，二者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讓元廷承認其割據(jù)的合法性。
朱元璋自然也是有樣學樣，一方面?zhèn)鬟f出了示好的信號，一方面通過加強實力來威逼元廷，企圖通過軟硬兼施的手段來實現(xiàn)他在長江中游地區(qū)的裂土封王。這成為了朱元璋第二階段的政治抱負，一直到另一位關鍵人物的出現(xiàn)——察罕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生于一個高度蒙古化和漢化的色目人家族，他的社會地位比漢人要高很多，也曾參加了為蒙古人和色目人開設的科舉考試。
影視劇中的察罕帖木兒形象
他的軍事才干十分出眾，在元末很快崛起為山西、山東、河北乃至陜西一帶的地區(qū)性領袖。起初他與朱元璋并無交集，因為他們被山東、淮河一帶的紅巾軍分隔開來。
然而在1361年形勢發(fā)生了變化，察罕帖木兒收復了濟寧一帶的田豐和王士誠，打擊了劉福通、毛貴等北方紅巾軍，有大舉南下之勢。覺察到危險的朱元璋很快采取了措施，派人到汴梁暗通曲款。
”遣使至汴梁，與察罕帖木兒通好“——《明太祖實錄·卷九》
這樁記載在明實錄上的歷史應該是可信的，畢竟明實錄是明代的官方史料。據(jù)聞朱元璋不止一次地于察罕帖木兒“通好”，甚至傳言有”貪龍衣、御酒、八室頂及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等等封賞。
無論如何，察罕帖木兒在中原的勢力擴張，加劇了朱元璋通過元廷獲取合法諸侯身份的渴望。或是為了自保、亦或是韜晦之計，朱元璋在面對北面強大元軍的壓力時，果斷地采取了更為主動的”遣使通好“。這說明此時朱元璋的政治野心仍然是游離在諸侯割據(jù)和統(tǒng)一霸業(yè)之間的，待情形而做最后的抉擇。
而這最后的抉擇來的卻很快，僅僅在朱元璋“遣使通好”的第二年，1362年，察罕帖木兒就因田豐和王士誠的再度叛亂而身死，察罕帖木兒的義子擴廓帖木兒又與朝中實權派孛羅帖木兒以及陜西的李思齊等人互相攻訐，中原和華北再度陷入了混亂，朱元璋再一次被隔絕開了。
察罕帖木兒的身死以及緊隨其后的元廷北域混亂，讓朱元璋徹底認識到元廷終將走向滅亡，從這一刻開始，他正式開始了對帝王霸業(yè)的追求。
朱元璋從一個放牛娃到出家做和尚，再歷經(jīng)坎坷直至稱霸一方，最終走向帝王之位，他付出的代價是不可計量的。不能因為他執(zhí)政后一些所謂“鳥盡弓藏”的殺功臣行為，就片面地將他陰暗化和丑惡化，夸大他的政治野心。
通過對史籍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帝王霸業(yè)是一步步形成的，并且是包含了個人不同時期的正常訴求，符合人性的發(fā)展和變化，而從人性的角度的出發(fā)，朱元璋這個平民皇帝，自然是最體恤老百姓的，自然是可以稱其為“為民除暴，無預窺神器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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