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考古是我國近十年來考古學界出現(xiàn)的一個新概念，本文對這十余年的公共考古學的相關研究進行歸納，認為公共考古學在我國現(xiàn)階段的研究成果大體集中在公共考古的定義討論、理論構建與引進、大眾與公共考古學以及公共考古學與傳媒的關系上，盡管公共考古學在這十年里得到一定發(fā)展，但是還是存在很多的問題。
作者簡介：劉文科，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章原刊于《絲綢之路》2013年7月刊。感謝作者授權！
公共考古學，又稱為公眾考古學，這一詞語隨著美國考古學家、遺址保護專家查爾斯·麥克基姆先生的《Public Archaeology》這本研究專著而逐漸走向世界。自2002年在杭州召開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頒證與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是：“考古學與公眾——考古知識的普及問題”。這與“新世紀中國考古學傳播學術研討會”的核心是一樣的：如何向社會、向公眾普及考古學知識？會上已經(jīng)有中國的考古學家明確提出建立公眾考古學的問題。近幾年來，隨著“考古學要走向大眾”的呼聲越累越高，隨著大遺址公園的建設、考古工地的開放、博物館展示方法的改變、考古科普書籍的出現(xiàn)、媒體上的各類考古類節(jié)目的出現(xiàn)，公眾考古學在國內(nèi)紅極一時。本文擬對我國近十年來公共考古學的相關研究進行一個粗略的梳理。
一．公共考古學的定義與內(nèi)涵
公共考古學，這一名詞是一個舶來品，源于Public Archaeology，國內(nèi)對于這一概念的沒有較為統(tǒng)一的稱謂，又可稱之為公眾考古學或者大眾考古學，范佳翎通過英美國家不同地區(qū)的考古學家對這一概念的不同解釋，認為理解的偏重點與不同國家和地區(qū)在Public Archaeology出現(xiàn)背景和所面對具體問題方面的差異[1]。公共考古學，大多數(shù)學者根據(jù)《Public Archaeology》認為，這是一個西方的名詞，同時也認為這是西方的理念，但是高蒙河先生則認為考古學大眾化的理念中國從來就有，并通過蘇秉琦先生不同時期，即5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公眾考古思想的演進而認為蘇先生是中國公共考古學的領軍人[2]。公眾考古學的定義，目前還是沒有一個較為統(tǒng)一的概念。郭立新，魏敏認為考古學家對考古學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以及考古學家社會責任的再思考，這種思考，上升到理論高度，即是所謂的“公眾考古學”[3]。姚偉鈞,張國超認為國內(nèi)公共考古學的定義是考古學的大眾化[4]。錢耀鵬先生認為公共考古就是考古學的社會化[5]。陳淳先生認為公眾考古學是指由政府管理的從公眾共同利益出發(fā)的考古學，即如何由一個形形色色而且互有競爭的大眾群體以他們自己的方法闡釋過去[6]。當然對于公眾考古這一概念提出也并非異口同聲，施勁松，王齊就認為從考古學“公眾考古學”的提法不僅存在著邏輯上的缺陷，而且在實際操作時還潛存著一些難以避免的危險。[7]對于公共考古學的學科建設，錢耀鵬先生認為公眾考古學是考古學研究的新的領域，嚴格意義上來講，公眾考古學似乎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學科分支。[8]梁太鶴先生認為 由于“公眾考古學”頗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因此有論述稱它將是國內(nèi)考古學中“呼之欲出”的一個分支。就所需研究的范圍和問題說，把它作為學術研究的一種方向，分支說自有成立的理由。但是否即建立為新的分支學科，卻值得細加估量[9]。孫波也認為公眾考古學因為缺乏理論而不能稱之為一門學科[10]。
二．理論研究
公共考古史一個新的提法，或者說是一種新的理念，這一理念一旦提出，便在中國考古學界引起了不小共鳴。其中不少的學者都開始思考這一問題，但是在理論研究上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有學者認為這一現(xiàn)象與學者們的觀望態(tài)度有一定的關系。目前公眾考古學主要以《中國文物報》和《南方文物》為兩個宣傳的陣營，其中《中國文物報》主要以刊等公共考古學大眾性，普及型文章為主，實時性、思考性較強?！赌戏轿奈铩穭t主要刊登學科理論知識，其中介紹西方公共考古學的文章占有一定數(shù)量。郭妍麗先生通過對考古學科學性和大眾性的分析，認為考古科學化與大眾化的結合點在文物保護，并且通過四種方法可以實現(xiàn)考古學大眾化與科學化的結合[11]。鄭媛則從中國目前經(jīng)濟建設對文物的威脅、公眾對考古知識的盲區(qū)以及考古工作者的行業(yè)尷尬的現(xiàn)狀出發(fā)，認為公眾考古學的建立是公眾需要、文化遺產(chǎn)保護需要、考古行業(yè)需要[12]。魏峭巍通過對國外公眾考古學的研究，認為國外公眾考古學經(jīng)歷了政府參與、公眾參與、公眾導向等三個不同的階段，我國應加強公眾考古學理論建設，找出適合本國國情的公眾考古學道路[13]。李琴，陳淳通過對國外公共考古學的起源與發(fā)展、內(nèi)涵與概念、理念和方法的簡要介紹，認為中國的公共考古學應該在多方的合作下，實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以大眾為中心”[14]。郭立新，魏敏對西方的公共考古學進行了簡要梳理，并提出考古工作中的矛盾與沖突，結合中國現(xiàn)狀認為應該謹慎處理各種關系，考古學家應在公共考古發(fā)展的形式下做好考古知識普及工作，搭建好公共考古的現(xiàn)實平臺[15]。在中國公共考古學發(fā)展模式上，姚偉鈞,張國超認為我國現(xiàn)階段公共考古的途徑大致有四種：考古現(xiàn)場的參觀、摸擬考古、科普考古圖書和直播考古。其中參觀考古現(xiàn)場是目前我國公眾考古最要形式之一[16]。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則選用了現(xiàn)場參觀、科普書籍、動態(tài)講座、考古專題影視等四種方式進行公眾考古學的引導和推廣[17]。上述的幾種方法或者形式基本涵蓋了我國現(xiàn)階段公共考古的運行模式。在公眾考古學基本理論方面，魏峭巍通過考古學、政治學、社會學三個不同的視角觀察，認為三者之間的分歧必須在共有元素考古資源的基礎上進行博弈，從而實現(xiàn)納什均衡，完成遺產(chǎn)保護[18]。崔玉范從美國公共考古學教育的視角，對美國公共考古的機構和運行模式進行了詳實的歸納，認為在政府的領導和支持下，由考古學家發(fā)起，教育學家們積極參與并合并了社會各個團體的公眾考古教育，實現(xiàn)考古學知識和文化資源保護的公眾化[19]。曹兵武認為考古資料具有公共屬性，考古資料不僅僅是考古學家的資料，也應該受到其他領域甚至大眾的關注。而考古學家長期以來只關注考古資料的一個方面，而考古資料和考古知識的分享傳播并非文本所能代替，要在新技術和新媒體的支持下不斷探索其考古資料的載體和傳播的途徑，這不僅是學術發(fā)展的必然，也是文化遺產(chǎn)發(fā)展的需要[20]。麻賽萍、高蒙河根據(jù)考古教育與考古資源的密切程度，將考古教育按照三個不同的場所，考古現(xiàn)場、博物館和課堂加以劃分，剖析在三個場所開展的考古教育內(nèi)容、手段和效果，為以后的公共考古活動提供參考[21]。公共考古學的概念源于西方，故也少不了西方相關的介紹性文章和譯著?！豆部脊艑W的多樣性與非協(xié)調(diào)性》是《公共考古學》一書的序言，在文章中詳細的論述了公共考古學的定義，并提出了“民智不足”和“多角度”兩種模式，在此基礎上如何與公眾進行溝通與交流[22]。而《讓公眾參與博物館考古》一文在分析博物館的強大的媒體功能和為考古服務的性質后，認為其單一的陳設脫離了公眾的需求。在1960年以來，博物館的功能轉向公眾，樹立了公共服務的意識，實現(xiàn)數(shù)碼通道、幕后參觀、外界文物盒等多種方式來提升公眾考古資源的保護、鑒賞意識，從而提升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能力[23]。希爾松·蘭貝利通過對巴西水下文化遺產(chǎn)的種種復雜問題的討論，打破水下遺產(chǎn)由于觀點差異造成的僵局，而水下考古及民族志研究中心則在水下遺產(chǎn)的管理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4]。這些文章為我們了解國外的公眾考古學模式，思考我國公眾考古學開展的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和借鑒的方法。
三．公眾與考古學大眾化
公共考古學中的公共包含了兩種含義，其一是公眾，即一種國家行為，這種政府行為以公共利益為前提；其二是公共，是由個人所組成的群體，其本身就是一個多樣化的集合體。所謂的“公共”就是要處理國家、公眾、考古學三者之間的關系[25]。國內(nèi)這幾年來探討較多的還是大眾與考古學的關系。其中早在96年，陳星燦先生就著文《公眾需要什么樣的考古》從考古學學科的性質，研究方法等論述考古學與公眾存在一定的距離[26]。陳洪波撰文認為在目前之國內(nèi)，由于多種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學的專業(yè)性質，考古學實際上距離大眾還是很遠[27]。因此，業(yè)內(nèi)和社會各階層的學者也大聲疾呼，要求考古學走出象牙塔，建立公眾考古學體系。曹兵武先生認為考古的大眾化是社會發(fā)展的一個必然趨勢，這不僅是人民文化的需求，也是考古學家有益的學科嘗試，并且認為考古學家已經(jīng)意識到應該再添加一個“轉換普及”的新程序，在與社會和公眾交流的過程中獲得反饋，認識和確立自身的定位和社會形象[28]。 公眾考古學在我國的興起，截止目前已經(jīng)十年了。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分歧，但是考古工作者一直都在不懈的努力，從各個角度實現(xiàn)考古的大眾化。一大批考古工地的開放，一大批具有科普意識的書籍開始出現(xiàn)，全方位的介紹考古學的真真假假，蘇秉琦先生的著作《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9年），以通俗易懂的形式總結了畢生研究所得，被他自稱為“一本我的大眾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簡潔地說出來”；吳汝康的《人類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被收入“名家講演錄”的科普系列書系，向公眾介紹關于人類起源與進化方面的知識；李伯謙、徐天進先生主編的《考古探秘》，許多大考古學家撰寫小文章，講述考古發(fā)現(xiàn)和考古研究的真知灼見；王仁湘先生策劃并主編的“華夏文明探秘”系列叢書，一共出了40余本； 高蒙河先生的《考古好玩》（《考古好玩》， 高蒙河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的講述了真正的考古生活。許宏先生的《最早的中國》（《最早的中國》，科學出版社，2009年）一書圖文并茂，從多個角度深入淺出的講述了早期中國的形成。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赫章可樂 二○○○年發(fā)掘報告》（《赫章可樂 二○○○年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一書，在編著中采用了“發(fā)掘者說”，用報告慣例之外的通俗語言和視角，隨文配上相關照片圖像，對該編內(nèi)容和關注點等加以概略講述，運用淺顯的語言，輔之以考古學常識。這一本報告是考古學報告編寫新的嘗試，當然這種嘗試與編者力圖推進公共考古學的理念是分不開的，對于科普性的考古學書籍，我們所提及的難免掛一漏萬，但是可以看出考古學者正在不同的角度和視野對考古學的大眾化進行的有益的嘗試?？脊艑W人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公眾考古學與大眾的交流與溝通，李春華認為博物館在促進考古學的大眾化方面有著獨特的優(yōu)勢，博物館的大眾考古要克服陳設簡單，與大眾缺乏溝通的現(xiàn)狀，實現(xiàn)公眾考古學的建立和博物館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29]。施勁松，王齊認為公眾的訴求與考古學的科學性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而這一差異的源于考古學知識的不確定性，考古工作者可以給公眾提供是僅可能多的過去的歷史“碎片”。這些碎片由公眾在考古學者的正確引導下完成“歷史拼圖”[30]。范佳翎以最成功的“公眾化”實驗考古項目之一英國Buster古代農(nóng)場（Buster Ancient Farm）為例，認為“實驗考古學”具有很大的考古科普優(yōu)勢，應該在公眾參與實驗考古的過程中逐漸理解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31]。同時，范佳翎認為考古影像信息更能客觀地記錄現(xiàn)場，更具有視覺沖擊力，更容易被公眾所接受，做好影像的真實性、全面性、科學性收集對于公告考古學的發(fā)展也是大有裨益[32]。在公共考古學實施與推廣中，程艷妮從陽陵公眾考古的實踐活動出發(fā)，認為公眾考古活動中的年齡限制、經(jīng)費缺少、模擬考古教練的缺失等幾個方面的因素正在日益束縛著考古大眾化的發(fā)展[33]。麻賽萍根據(jù)上海市政府產(chǎn)學研的“三區(qū)聯(lián)動”城市戰(zhàn)略，積極尋找考古普及化在這一戰(zhàn)略下社區(qū)化，認為考古社區(qū)可以降低消費成本、擴大范圍、并且以多種形式，多種途徑落實考古學的普及[34]。上述的這些學人及其研究，有科普性，也有科普常識性的，同時也有實踐性，這正反映了學人們正從不同的角度在嘗試考古知識的普及和公共考古學的落實。
四．公共考古與傳媒
公眾考古學的發(fā)展離不開傳媒的參與，加強與傳播機構的合作，借助新聞媒體、網(wǎng)絡媒體等平臺進行發(fā)布，使之成為考古報告外的成果展示渠道。隨著媒體越來越多的參與，考古學家越來越重視與公眾的交流，公眾活動越來越影響考古活動與考古學的形式。但是媒體是把雙刃劍，可以擴大考古學在公眾中的影響，也會由于媒體追求賣點和轟動效應而陷入非客觀的考古報道。于是，關于公共考古與傳媒的關系，也不乏學人關注。曹兵武先生認為媒體希望從考古發(fā)掘中尋求新聞點、興趣點甚至經(jīng)濟增長點，但不可否認，客觀的結果是普及了考古學知識。如果適當?shù)丶右砸龑c規(guī)范，甚至可以對考古學的進步、文物保護意識的提高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35]。孫波認為信息化和網(wǎng)絡等傳媒的飛速發(fā)展，考古行業(yè)可以通過媒體而傳播考古知識，但是由于考古學或者文博行業(yè)與的行業(yè)狀況，以前的一些做法正在被質疑，文物部門正在從危機事件中的被同情者轉化為被問責者。正是這樣，在危機關頭更需要建立公眾考古進行應對[36]。張士坤、王志華從考古學共享現(xiàn)狀及問題出發(fā)，剖析了考古學與媒體接觸中存在的問題，認為存在呈現(xiàn)不均衡，呈現(xiàn)模式與語言有悖考古學的嚴謹?shù)葐栴}，進而提出考古學工作者在與傳媒的接觸中應該主動些，積極些。這樣有利實現(xiàn)考古知識的共享[37]。郭云菁從考古傳播人才培養(yǎng)為切入口，認為公眾考古傳播應將各類媒體作為主要的研究和合作對象，探討考古與媒體的最佳合作模式。要完善和增進考古界和媒體界的交流機制，加強兩個領域之間的信息和人員互動，特別是專業(yè)公眾考古傳媒人才的培養(yǎng)，一是立足于培養(yǎng)一批與媒體交流的公眾考古人員；二是著重培養(yǎng)具備基本的考古學知識的媒體從業(yè)人員[38]。當然，對于媒體持保守態(tài)度的也有，他們認為媒體的炒作嚴重違反了考古學的規(guī)律，違背了考古學的科學精神?！襟w的任意推導、大膽結論、甚至是無中生有，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干擾了考古工作的正常進行。這些不是考古學傳播，無疑對考古學這門嚴肅的學問是一種傷害[39]。 陳洪波就公眾考古學與傳媒的關系認為傳媒與大眾的關注立場是一致的，傳媒關注的是考古學以外的東西，而不是考古學本身，這傳媒和大眾的功利的心理顯然與考古學家的思想觀念是難以合拍[40]。
五．存在問題
通過上述綜述，我們對近幾年的公共考古學的研究現(xiàn)狀有了簡要的了解，從整體的研究狀況來看依舊非常的薄弱。我們尚未發(fā)現(xiàn)一部關于公共考古學研究的專著。國內(nèi)大多關于公共考古學的認識還依然不夠清晰，盡管公共考古學從發(fā)展階段上，已經(jīng)跨越了宣傳與吶喊的階段，但是似乎大多數(shù)考古學家對此并不是很熱衷，甚至冷眼旁觀。國內(nèi)學界在公共考古學的理論和模式進行全面研究的相關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并且在公共考古發(fā)展之今天，依然存在許多理解的誤區(qū)、錯誤的認識等充斥在公共考古學領域，這些錯誤的認識和存在的問題不給予及時的厘清和糾正勢必會影響公共考古學的發(fā)展。
1．公共考古學內(nèi)涵的縮小化趨勢。目前，一旦提起公共考古，人們就會認為這就是考古知識的普及，這種認識不但存在普通公眾的思維里，而且普遍存在我國文物工作者和文物管理者的意識里。公共考古這一概念發(fā)源于西方，盡管沒有一個統(tǒng)一明了的概念，“公眾考古學是服務于公眾興趣的職業(yè)考古學研究方向，協(xié)助立法保護古代遺址與發(fā)現(xiàn)、管理博物館收藏、并向公眾展示古代歷史、與開發(fā)商協(xié)商盡可能的減少建設項目對古代遺跡的影響。大部分考古工作還是旨在創(chuàng)建與出版專業(yè)的學術知識，20世紀70年代以來，考古學發(fā)展出一系列超出其學術規(guī)范的專業(yè)領域，公眾考古就是用來界定這一發(fā)展與多樣性。博物館不再是一個文化機構，而是藏品與檔案的收藏、解釋與展示的專業(yè)實踐場所。公眾考古學還包括了公眾對古代遺存的普遍興趣。公眾考古學遠遠超越了學術的范圍?？缬蛄嗽S多學科?！?/span>[41]這一段話不是給考古學下定義，但是可以看出公共考古學所涉及的領域遠遠已經(jīng)超出了考古學本身。誠然，正如曹兵武先生所言“公眾考古學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考古學家在向公眾普及考古知識方面的作為”。但是公共考古學并不是考古科普化，考古科普化只是公共考古學大眾化過程中一個很細微的方面，屬于考古知識的宣傳，而不是公共考古學。
2．公共考古學展現(xiàn)方式的模式化。近些年來，以國家和地區(qū)考古學機構為主體的生力軍正在以自己特有考古學普及和展示手法推廣公共考古的實施與落實。但是綜合起來現(xiàn)在各個地區(qū)落實公共考古學的方法和手段已經(jīng)近乎模式化，科普讀物、工地參觀，模擬考古、博物館教育等為主的中國公共考古學運行模式，這一中模式實際上更多是考古知識普及，換言之就是公共考古學內(nèi)涵縮小化之后的行為反應。
當然，隨著公共考古的提出，中國考古學知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種普及，這一種普及使大眾廣泛的參與到考古學知識的了解和認知當中去，這一舉措對于提高國民素質、提升國民的文化遺產(chǎn)的認知，增強國家文化的保護力均有非常明顯作用，但是公共考古學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中國的公共考古寫還需要不停得探索，找出適合本國國情的公共考古學發(fā)展模式。
注釋：
[1] 范佳翎：《如何理解“Public Archaeology”？ 》，《中國文物報》2012年3月16日第7版。
[2] 高蒙河，麻塞萍：《蘇秉琦考古公眾化思想的形成與發(fā)展》，《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1期。
[3] 郭立新，魏敏：《初論公眾考古》，《東南文化》2006年第4期。
[4] 姚偉鈞，張國超：《中國公眾考古基本模式略論》，《浙江學刊》2011年1期。
[5] 錢耀鵬：《價值實現(xiàn)與公共考古學》，《考古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 陳淳：《考古學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7] 施勁松，王齊：《“歷史圖景”、“公眾考古學”及其他—參觀《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有感》，《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6期。
[8] 錢耀鵬：《價值實現(xiàn)與公共考古學》，《考古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9] 梁太鶴：《2008年公眾考古案例盤點及思考》《中國文物報》2009年6月26日007版。
[10] 孫波：《新傳媒時代的“公眾考古學”與危機公關》《中國文物報》2012年8月31日005版。
[11] 郭妍麗：《考古學的科學化與大眾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4年1期。
[12] 鄭媛：《試論在中國建立“公眾考古學”的必要性》，《文物世界》2010年4期。
[13] 魏峭?。骸秶夤部脊艑W研究現(xiàn)狀綜述》，《南方文物》2010年3月。
[14] 李琴，陳淳：《公眾考古學初探》，《江漢考古》2010年1期。
[15] 郭立新，魏敏：《初論公眾考古》，《東南文化》2006年第4期。
[16] 姚偉鈞，張國超：《中國公眾考古基本模式略論》，《浙江學刊》2011年1期。
[17] 劉國祥：《公共考古的開展及其意義》，《中國文物報》，2010年6月25日。
[18] 魏峭?。骸斗制缗c整合：公共考古學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江漢考古》2011年2期。
[19] 崔玉范：《美國的公眾考古教育—實現(xiàn)文化遺產(chǎn)保護目的的一個途徑》，《南京社會科學》2007年8期。
[20] 曹兵武：《資料·信息·知識·思想——由專家考古學到公共考古學》，《南方文物》2011年2期。
[21] 麻賽萍，高蒙河：《考古現(xiàn)場·博物館·課堂：考古教育的三個階段》，《博物館研究》2011年3期。
[22] 【美】尼克·麥瑞曼著，周暉譯，方輝校：《公共考古學的多樣性與非協(xié)調(diào)性》，《南方文物》，2007年2期。
[23] 【美】尼克·梅里曼著，黃洋，高洋譯，陳淳校：《讓公眾參與博物館考古》，《南方文物》2012年1期。
[24] 希爾松·蘭貝利：《保衛(wèi)巴西水下文化遺產(chǎn)：法律保護與公眾考古學》，《國際博物館》全球中文版2008年4期。
[25] 郭立新，魏敏：《初論公眾考古》，《東南文化》2006年第4期。
[26] 陳星燦：《公眾需要什么樣的考古》，《讀書》，1996年12期。
[27] 陳洪波：《考古學和公眾的距離到底有多遠？—關于公眾考古學的思考》，《中國文物報》2005年8月12日007版。
[28] 曹兵武：《考古學與大眾》，《中華讀書報》2003年9月3日。
[29] 李春華：《博物館與公眾考古學》，《中國文物報》2005年8月12日007版。
[30] 施勁松，王齊：《“歷史圖景”、“公眾考古學”及其他—參觀《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有感》，《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6期。
[31] 范佳翎：《“公眾化”實驗考古》，《中國文物報》2012年8月17日007版。
[32] 范佳翎：《公眾考古中的影像信息采集》《中國文物報》2009年4月10日。
[33] 程艷妮：《從文化圣殿到民眾樂園——漢陽陵公眾考古活動的思考》，《文博》2012年12期
[34] 麻賽萍：《文物知識普及與社區(qū)化》，《上海文博》2009年1期。
[35] 曹兵武：《考古學與大眾》，《中華讀書報》2003年9月3日。
[36] 孫波：《新傳媒時代的“公眾考古學”與危機公關》，《中國文物報》2012年8月31日005版。
[37] 張士坤，王志華：《略論大眾傳媒與考古共享的互動關系》，《東南傳播》2009年5期。
[38] 郭云菁：《公眾考古傳播的人才培養(yǎng)機制》，《中國文物報》2011年9月2日第7版。
[39] 熊焰：《解析考古新聞“秀”》，《新聞前哨》2002年4期。
[40] 程洪波：《考古學和公眾的距離到底有多遠？—關于公眾考古學的思考》，《中國文物報》2005年8月12日第7版。
[41] 【英】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邁克爾·尚克斯，陳勝前譯：《公眾考古學/博物館學/保護/文化遺產(chǎn)》《考古學：關鍵概念》，中國人民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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