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不僅僅是大唐由盛轉(zhuǎn)衰的轉(zhuǎn)折點，也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安史之亂之后，尚武精神被道德說教一點點蠶食，直至徹底失去尚武精神。安史之亂后，中國人開始自虐，不斷地壓抑個性，強調(diào)集體的重要性，抹殺個性。安史之亂后，中國人失去孩童的純真和率性，圓滑、虛偽、世故被看做成熟的標志。
安史之亂前的中國，追求強大的武力，還有民智的開化，一味純粹地追求強大的武力和民智的開化，而安史之亂讓皇帝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再強大的武力，如果不能為統(tǒng)治階級所利用，那只會對統(tǒng)治造成嚴重的威脅，要把武力關(guān)進籠子，為統(tǒng)治階級所用，這個籠子就是儒家的道德價值體系。而心懷不滿的知識分子則是更大的威脅，嚴莊和高尚慫恿安祿山造反為了滿足自己的自我價值實現(xiàn)。控制知識分子的思維也是安史之亂后統(tǒng)治階級最重要的工作。要實現(xiàn)這一點，就是要與士大夫治天下。
五代時期安重榮說的好，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天子不是世襲的，誰兵強馬壯誰就是皇帝。
在沈括《續(xù)筆談十一篇》中，有這樣一條記載：
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鄙蠈曳Q善。趙匡胤當上皇帝可能認為皇權(quán)最大，這也便是趙普熟思未答的原因。但再問如前后，趙普回答為“道理最大”。所說“道理”，事實上就是指理由、事理或者情理，指言行、治事應(yīng)該遵守的規(guī)范。規(guī)范是怎么制定的，自然就是儒家經(jīng)典。當然也不會說的這么直白。貞觀政要》卷六《慎言語第二十二》也記載了如下一件事：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br> 給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則千載累于圣德，非止當今損于百姓。愿陛下慎之。”
太宗大悅，賜采百段。
貞觀十年（626年），太宗因袒護所寵異的越王而引起魏徵“正色進諫”，太宗于是對群臣說：“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謂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可容易！”（《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五》）。
皇帝關(guān)心百姓不是因為皇帝真的那么偉大，是因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為了自己的統(tǒng)治而已。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統(tǒng)治，而儒家經(jīng)典則強調(diào)這種統(tǒng)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只不過玄宗是信道家的，他注疏過《道德經(jīng)》。
宋代熙寧四年（1091年）三月戊子，宋神宗在資政殿召對二府大臣議事，三朝元老、樞密使文彥博對神宗說：“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的回答是：“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保ㄗⅲ豪顮c《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下稱長編）卷221。文彥博三朝元老，樞密使乃北宋最高軍政長官，與宰相合稱東西二府。文彥博說祖宗的法律制度，不用更改，否則會失掉人心，這個人并非普通百姓而不是士大夫階層或者說官僚地主階層。神宗說，變法改革對士大夫確實有利益損失，不過對老百姓來說是回報很多的，文彥博說，皇帝是靠士大夫統(tǒng)治天下，不是靠老百姓統(tǒng)治天下。
神宗發(fā)問就是神宗有意推行王安石的新法，文彥博司馬光保守派大臣的意見，神宗也很在意，于是就問了文彥博。文彥博的回答異常明確。你要是拿官僚地主階層的利益來取悅普通老百姓，那樣子是行不通的，政策的執(zhí)行者就是這些官僚地主階層，他們不會執(zhí)行一個有所自己利益的政策，決不可能。
后人總是嘲笑王安石這個拗相公，又有人說他大奸似忠，還有人說他導(dǎo)致北宋滅亡。原因很簡單，這個王安石試圖把地主官僚兜里的錢掏出一點點來給老百姓，而寫歷史的正是這些地主官僚。
任何有損統(tǒng)治階層利益的改革注定無法成功，偏偏有些皇帝或者宰相以為自己是為天下百姓做事，為了國家利益做事，硬要改革，最終都落得悲慘下場。王安石還算不錯，雖然被人譏笑，還得善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