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蘇東坡知杭州時，有個朋友勸誡他，沒事就飲酒賞花，習書法，少寫那些妄議朝政的詩詞，這位給蘇東坡忠告的人叫文彥博。
憑良心說，我是不太喜歡這文彥博的，這是緣于以他為首的文官集團，打壓北宋難得的武將狄青，后來竟直直地將狄青給嚇死了，當然，這其中歐陽修所起的作用也不小。
不擇手段地打擊陷害便也罷了，關鍵是還理直氣壯，當?shù)仪鄦栁膹┎┰驎r，文彥博回答道，“無他，朝廷疑爾?！边@豈不是同后來秦檜陷害岳飛時的“莫須有”如出一轍，分明就是耍無賴的口吻嘛。
當皇帝也覺得對狄青的處置有些過分而求情道：“狄青是個忠臣?！蔽膹┎┱f：“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這一句可算是戳到仁宗的軟肋，太扎心了，于是，狄青便悲催了。
不過，這倒也顯示出文彥博的直率，按說這并不是文彥博其本色，他說話還是要看對象的，我在史書記載他的言辭中，似乎沒找到過對其他人說過類似的話，這就說明，他是從心底看不起狄青的，所以做出“說你行，你就行，說你不行，你就是不行的”姿態(tài)。
文彥博，字寬夫，號伊叟，山西介休人，進士出身，北宋時期政治家、書法家，歷仕仁、英、神、哲四帝，所謂“薦躋二府，七換節(jié)鉞”，出將入相達50年之久；任職期間，秉公執(zhí)法，世人尊稱為賢相，92歲時逝世，南宋初追復太師，謚忠烈。
他是介休三賢之一，從簡介上看，他的太師之前有個“復”字，這說明是失而復得，那是因為他以前是太師，可后來蔡京為相時給剝奪了，并將他同呂公著、蘇軾、司馬光等人一起列入“元祐黨人”，直到趙構在江南立足后，方才恢復平反。
在古代平均壽命普遍較低之時，這文彥博活得夠長，據(jù)說西漢之初還有個活了百余歲的宰相名叫張蒼的，但就影響力來看是遠不及文大人的，所以，文彥博在北宋時期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
他的從小就很有名氣，有個“灌水取球”的故事說的就是他，雖然沒有司馬光的那砸缸那么有名，但很多人卻也是知道的，從這故事中也能看出，他自幼便以機智慎思著稱。
他是21歲時考中的進士，這一榜雖沒有后來嘉佑龍虎榜中二蘇、二程、二曾的那樣風光，但卻也是人才濟濟，云龍際會，其中就有韓琦、包拯、吳奎等一眾人，這些人后來都位至權要，執(zhí)掌國命，當蘇軾們還在科考時，他們這一幫人已經(jīng)開創(chuàng)了“嘉佑盛世”，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富裕朝代的基礎。
文彥博三次改姓，他家族其實原來是敬姓，后來因為要避晉高祖石敬瑭的名諱，于是，將敬字一分為二，有改姓文，有改姓茍，后來也有改回來保持敬姓的，所以，這三個姓實為一個源流。
文彥博考中進士后，分配到山西翼城當了個縣令，又去絳縣當了幾年通判后，便回京任職，先是在監(jiān)察部門工作幾年后，就朝內(nèi)朝外的多地任職，還到我們成都當過父母官吶。
大家都知道，有宋一朝皆為文士掌兵，如當時抵御西夏的就是范仲淹及韓琦等人，都是正宗的文人，文彥博自不可免，他在41歲時入朝為樞密副使及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級的國防部副部長。
在這個職位上，他最大的功勞是平定了貝州王則起義，這也是他被廣泛贊譽的豐功偉績之一，并因此而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集賢院大學士，一舉成為當朝執(zhí)宰，掌北宋政事，不過，對此功績我是小有疑惑的。
王則起義的影響很大，是震撼京師的一場士兵暴動，貝州即現(xiàn)在河北清河一帶，離首都開封并不遠，此次起義時間不長，僅65天即被平復。
起義之初，朝廷是派文彥博的副手明鎬前去平叛，明鎬也是進士出身的文人，由于叛軍據(jù)城堅守，久攻不下，遂準備挖地道奇襲；而此時文彥博急不可待，親自前來監(jiān)軍，十日后便由地道攻進城去，將叛亂平息。
如果說這算文彥博功勞的話，區(qū)區(qū)十天時間，這地道怕連工具還沒能準備齊，能作什么用？由此來看，這首功應算在明鎬的頭上，但誰讓文大人是明鎬的上司呢，就如同殲張靈甫和打淮海戰(zhàn)役的是粟裕，而封元帥的卻是陳毅一樣，這叫規(guī)矩。
文彥博為相后，做了兩件大手筆之事，一是與在戲曲中經(jīng)常被描寫成壞人，是包公死對頭的樞密使龐籍一起，裁撤兵士8萬人，大大減輕了政府和民眾的開支；二是啟用了一大批有為之人，這其中就包括后來他竭力反對的王安石。
他比王安石的資格可老多了，文彥博做宰相的時候，王安石還只是一小小的通判，但他慧眼識珠，正是在他的推薦下，王安石才從地方調(diào)來中央，而后來的他卻成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主力。
在宋神宗詢問他對變法的看法時，他說了一段現(xiàn)在最具爭議的一段話，即“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這句話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意思是跟皇帝一起治理國家的是士大夫，而不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何時變，如何變，當然要聽士大夫的意見，而不是一味地考慮老百姓們的感受，因為他們是沒有發(fā)言權的。
這個說來復雜，問題的關鍵點在于何謂士大夫，是官僚還是地主？抑或是人們常說的官僚地主階級？還是通過科舉而得志的寒族？特別是在歷史上被稱為皇帝和士大夫共治最完美的仁宗朝，與后來王安石變法是如何的一種演變過程，引起了后人千奇百怪，各式各樣的爭論。
看似都有道理，條條道路通羅馬，我覺得爭這個意義不是太大，是一個沒有結果的爭論，太形而上了，不過以我的感覺，文彥博的這句話倒算是一句大實話，封建王朝是家天下，我們不能以現(xiàn)在的觀點來看待和評價，現(xiàn)在的國家是人民民主國家，同封建時代是有站本質(zhì)區(qū)別的。
皇帝要維持家天下的統(tǒng)治，必定要依靠某個階層來維持，是靠皇族還是軍閥？是靠士族還是地主？所以我認為還是士大夫要靠譜些，因為畢竟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平民轉(zhuǎn)化而來，至少對底層的生活狀況是有所了解的，而文彥博能說出“與士大夫共治”，已是很了不起了。
自古小民百姓如草芥，如果說皇帝要與百姓共治天下，那無疑于癡人說夢，即使皇帝有此心也是無可行性的，唯有與能代表百姓利益的人共治，哪怕只能可憐的一點點代表性，便也難能可貴的，至少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進步許多了。
即使是正能量滿滿的王安石變法，也很難說清楚是為民謀福還是為皇家斂財，不過，以國家的形式行銀行的職能，強行同百姓交易，這不管從哪個角度說，都是欠妥的。
對王安石變法的態(tài)度，是左右群臣站隊的風向標，也是潮起潮落的根源所在，在這個問題上，不知有多少人栽了跟頭，而且還連帶了他們眾多的門生，如那本身就轉(zhuǎn)身事外的黃庭堅等人，都無一幸免，當然，吃虧最大的還是持反對意見的“舊黨”，輕則貶官，重則發(fā)配，幸好宋代不殺文士，不然，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
文彥博還算幸運，資格老，人緣好，處事還算中庸公允，所以，同司馬光及蘇軾相比，結果要好許多，只是外放為官，不久又回來繼續(xù)主政。
他心胸闊大，仁慈為本，御史唐介彈劾他勾結貴妃，理由是在成都主政時給皇帝的寵妃送過蜀錦，皇帝遂將文彥博杖責，貶謫并外放，并且因唐介言語中有大不敬，傷及了皇家威嚴，也一并貶官外放。
不久后，皇帝想起了文彥博的各種好來，感覺處罰太重，便招回京并復其相位，可他卻久久不回，上書朝廷，請求將唐介一并復職，不然就奉詔，結果自然是二人同時復職并成為好友，還在皇帝那兒和眾人心目中，贏得了極好的口碑。
這點我們從他同包拯的關系上也能看到，二人不僅是同科進士，而且還是兒女親家，但那戲劇舞臺的“黑包公”也是個執(zhí)拗之人，二人因不同政見也是鬧得不可開交，但于私誼卻一直很好，因為這二人都是出于公心，所以，任何爭執(zhí)都不會影響其友情，這點比起那在黨爭中以私利為事之人，不知要高尚了多少。
文彥博可以說是士大夫推崇的標桿人物，首先，他的為政之道是行中庸之策，不偏不倚，不枉不縱，即不徇私情，也不懼權勢，本人亦清正廉潔，大節(jié)無虧，而且活的時間又長，歷四朝而不倒，似大宋的一根定海神針，所以，有人將他稱為“北宋第一名相”。
在我的心目中，如王安石和張居正這樣的人才能稱為名相，而所有守成有余，開拓不足者都不能享有這一稱號；但是，現(xiàn)在我的觀念中，也作了一些修正，其實那些守成固本，維護現(xiàn)在體制之人，也是很不容易的，他們應該獲得本應得到的認可和贊賞，比如這文彥博。
對小民百姓而言，一旦認定了某個運行體制或規(guī)則，便會成為其擁擠人，對所有試圖改變的法令或人帶有天然的抵觸情緒，所以，努力維護好原有社會框架，是在朝在野的人們共同努力的方向，他們都在舊秩序的運行中有著自己的位置。
眾所周知，北宋是我國最富裕的王朝，但卻也是歷史上盛衰兩極分化嚴重的朝代，以宋仁宗為代表的北宋官家，一方面是奉行“無為而治”，另一方面卻又不停地為增加財富而折騰，當然，這其中原因有二，一是官僚集團太過龐大，而且又是高薪俸養(yǎng)；一是連年戰(zhàn)事不斷，雖無大危機，但這軍費開支亦是很驚人的。
左沖右突，忽左忽右，一會兒改革，一會兒又廢除，不僅朝堂上爭執(zhí)不休，各勢力派形同水火，民眾也無所適從，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一個能鎮(zhèn)得住之人還真是不行，朝廷需要一位能服眾的人來保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作，而文彥博正是這樣一位主心骨之人。
他的存在并不是如王安石一樣，通過變法和改制來締造一個強盛的國家，也不是如司馬光等人一守舊制，以人事為準來衡量是非得失，他的作用就是兩個字，即穩(wěn)定，即推進風險較小的進步，又恪守早已完善的制度。
這種態(tài)度大致應該與蘇東坡所持觀點相同，但蘇同學鋒芒太露，太張揚，在政治資本上不能同德高望重的文彥博相比，所以吃虧太多，文人嘛，在邊上喊兩嗓子也就罷了，真正要定國安邦，還真得要文彥博這樣老成之人不可。
據(jù)《宋史》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沖御侮于千里之表矣?！庇纱丝梢姡坏趪诵哪恐杏兄绺叩牡匚?，在四夷心中也是有威望的人物。
當然，在封建社會的組織架構中，一個人能力再強，威望再高，最終的決定權還是掌握在皇帝手上，這就要看他是否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和支持，而這完全取決于他內(nèi)心是否真的是公心，或者是在民眾和皇家之間，能保持最好的平衡，并在此基礎上效益最大化，而文彥博正是這方面的高手。
北宋的黨爭讓人有些看不懂，很多人在下邊都是好朋友，師生之誼，同年之誼，學者之誼，文士之誼在他們中間縱橫交錯，千絲萬縷，何以一弄去朝堂之上，便要整得個你死我活，水火不容。
王安石為相，盡黜不同政見之人，司馬光執(zhí)政，全數(shù)罷免王黨之人，章惇上臺，對舊黨反攻倒算，非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向太后掌權，舊黨又欲將新黨趕盡殺絕，徽宗親政，蔡京立“元祐黨人碑”，不僅將舊黨徹底摧毀，還將這些人的后代一并清算，不準入朝做官，如果不是金人入侵，弄出了靖康之難，還不知這黨爭要何時才能了結。
黨爭開始之時，還是因政治觀點或施政措施不同而相互攻訐，后來卻是墮落到成為小團體甚至個人之間的爭權奪利，毫無人間可言，最后竟發(fā)展到以個人恩怨為準繩而進行了一場無原則的血戰(zhàn)，最終是將北宋王朝拖向了覆滅的深淵。
文彥博是這場大戰(zhàn)的親歷者，也是舊黨中的重要一員，但他受的傷害并不嚴重，僅僅是逐出京城，去外地當了一陣地方官，轉(zhuǎn)了一圈便又回來了，在舊黨生存空間被擠壓到退無可退之時，他依然能在朝堂的立而不倒，與五代時那十朝元老的馮道有一拼。
與馮道相比，二人都是德高望重，海內(nèi)景仰，本心辦事，以安民為最高準則；不同的是，文彥博的話語權顯然要重許多，而馮道直如一蒙古國的海軍部長一般，頂著個空名頭，對哪朝皇帝都無威脅，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在那亂世之事，各朝皇帝們也樂得用他的威望，混一個禮賢下士的好名聲。
文彥博其實嚴格算來，是一個不朋不黨之人，他以前不僅推薦了王安石，還同共事多年，有著很深的交情，但自變法以后，以他不喜折騰，公心為民的本心，是反對變法的，而王安石又是著名的“拗相公”，對一切反對自己的人都是要加以處罰的，所以文彥博不幸地被劃入舊黨之列了。
文彥博書法
盡管現(xiàn)在王安石是妥妥地正能量之人，說他心胸開闊的人也不少，舉例便是一句話救了蘇東坡，但要知道，那時他已罷相，他救蘇軾是愛其才，如果蘇東坡無大才，是一同他對著干之人試試？
文彥博長壽，這是他的立四朝而不倒的本錢，而且還能干，蘇軾說他“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边@個就很難能可貴了，他一直干到八十余歲，雖然年年都在請求致仕，但皇帝們都不同意，都希望他繼續(xù)為其站臺。
平陽石洞本天然，上有幽林下有泉；
野客棲遲堪養(yǎng)道，蓬萊無處不成仙。
晚年信佛的他，養(yǎng)生自有其一套，上而這首《平陽洞》還算比較契合他的心境，也許這也是他得以高壽的原因吧。
文彥博最大的長處，是知道什么時候說什么話，對象不同用詞及態(tài)度也大相徑庭，這倒不是說他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而是一種智慧。
文彥博墓
正是具備這樣的智慧，使得他進退有度，張馳自如，即不像賀知章一樣成天嘻哈度日，也不似歐陽修一般為朝堂醉翁，所以，他即使是在黨爭最為激烈之際，也顯得游刃有余，蘇大學士如果能在這方面能學得一星半點，何至于去嶺南吃荔枝。
而且他也是一位極有見地的實干家，史載，“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font>
文彥博在待人接物方面是極為謙遜，又愛好行善，心情極為平和，故而享年夠長；但作為宋代知名文人，其著述極少，詩歌雖說寫得寡淡平平，但卻禪意充盈，風格秀逸，可能著書立說太累，他可不愿為此損傷身體。
雖說他“沉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但觀文彥博在北宋四朝所起的作用，看似并無特別出彩之處，一如清時李光地曾言，“富鄭公、文潞公，看來不過是有學問的老實端正一邊人?！?/font>
但是我覺得，在太平之時而朝內(nèi)波濤洶涌之際，有這樣一個人來鎮(zhèn)臺也是不可或缺的，他的“老實端正”也正是能壓得住陣腳的法寶，正如黃山谷詩云：“披拂不滿襟，時有暗香度?！?所以，文彥博是一位不應被現(xiàn)今遺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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