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思維定勢，就是按照積累的思維活動經(jīng)驗教訓(xùn)和已有的思維規(guī)律，在反復(fù)使用中所形成的比較穩(wěn)定的、定型化了的思維。思維定勢對問題解決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在日常生活中，思維定勢可以節(jié)省步驟、縮短時間、提高效率；但在學術(shù)活動中，思維定勢不利于創(chuàng)新思考，往往會造成因循守舊、陳陳相因、刻舟求劍、固步自封，阻滯學術(shù)進步與繁榮。
在《紅樓夢》研究領(lǐng)域，由于紅學家們近百年薪火相傳、鋪陳渲染，在小說作者、創(chuàng)作素材、思想文化、批閱評點、版本流傳諸方面，早已形成了一系列思維定勢。尤其是在曹學領(lǐng)域，大約有十五個比較普遍的思維定勢，左右著紅學家們對《紅樓夢》的正確分析和深入探討，以至于在很多重大問題研究上陷于誤區(qū)而不能自省自拔。突破這些思維定勢，乃是紅學進步繁榮道路上必須推倒的藩籬。
思維定勢一：敦誠、敦敏詩中提及的曹雪芹，就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乾隆年間宗室敦誠敦敏兄弟的詩中，可以證明在他們的生活圈子里，有一個名叫曹霑的人。其人字或號雪芹（一字芹圃），工詩擅畫，好酒嗜飲，具有魏晉風度。這個曹雪芹貧窮潦倒，只活了四十年華就死了。二敦詩中從來就沒有提及其人是《紅樓夢》作者，也不曾透露其人有過小說創(chuàng)作的經(jīng)歷。
思維定勢二：袁枚、明義、永忠說的曹雪芹所著之《紅樓夢》，就是今本《紅樓夢》或《石頭記》。乾隆年間袁枚、明義、永忠的詩中，可以證明有個叫曹雪芹的人，親手拿出一部小說《紅樓夢》給他們看。但這部《紅樓夢》乃是一部篇幅短小、首尾完整、內(nèi)容單一的小說。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足以證明，曹雪芹的《紅樓夢》根本就不是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120回本《紅樓夢》或80回本《石頭記》，而是一部與今本既有聯(lián)系又有重大區(qū)別的版本，并且久已失傳。
思維定勢三：曹雪芹拿給墨香、明義、永忠看的《紅樓夢》，是今本《紅樓夢》的初稿本。明義本《紅樓夢》專寫姐妹們在大觀園中嬉戲的故事，今本其他內(nèi)容均付之闕如。明義的《題紅樓夢》第一首詩就出現(xiàn)了“怡紅快綠”的字樣，說明姐妹們生活的地點是在大觀園。而《紅樓夢》創(chuàng)作的早期，書中只有絳蕓軒，沒有怡紅院，大觀園是后期創(chuàng)作中形成的。因此，明義本《紅樓夢》根本就不可能是今本的早期稿本，而是曹雪芹對原書“披閱增刪”另搞出來的簡本。
思維定勢四：書中脂批透露的《紅樓夢》作者芹溪，就是生活在乾隆中葉的曹雪芹。曹雪芹有“夢阮”之字和“芹溪”之號，乃是通過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證明出來的，而《春柳堂詩稿》作假案已水落石出，不足為證。即使宜泉先生真的與一個叫做曹芹溪的人有過交往，也只能是道光年間的人。既不能證明乾隆中葉的曹雪芹有芹溪之號，也不能證明脂硯齋批語中提到的作者芹溪就是曹雪芹。
思維定勢五：《紅樓夢》書中描寫的由繁華而轉(zhuǎn)入衰敗的家族故事，就是按照江寧織造曹家的風月繁華生活素材創(chuàng)作的。紅學家們在江寧織造曹家的史料中折騰了近一百年，最后哀嘆曹家事跡與《紅樓夢》故事基本都對不上號，形成了一大堆死結(jié)。因此，有人杜撰曹家“二次復(fù)興說”，有人宣揚《紅樓夢》故事“無原型論”，還有人陷入神秘主義的猜笨謎。曹家故事與《紅樓夢》不對號，只能證明曹雪芹不是《紅樓夢》作者，不能證明《紅樓夢》作品沒有生活來源。
思維定勢六：曹雪芹雖然沒有經(jīng)歷過江南的風月繁華，但曾去南京尋訪故地，并擔任過尹繼善幕僚。曹雪芹創(chuàng)作《紅樓夢》過程中，曾經(jīng)親自去南京故居尋訪家族故事的說法，是紅學家們根據(jù)所謂“曹雪芹畫像”推論出來的。紅學界早已證明，畫像的主人是曾擔任兩江總督尹繼善幕僚的“雪芹先生”俞楚江，根本就不是北京的那個曹雪芹。因此，沒有任何證據(jù)證明曹雪芹曾去過南京，當然更不可能擔任尹繼善幕僚。
思維定勢七：曹雪芹具有淵博的學識和多方面文學修養(yǎng)，是個超前的思想家和天才的文學家。到目前為止，能夠搜集到的曹雪芹作品，只有兩句殘詩：“白傅詩靈應(yīng)喜甚，定叫蠻素鬼排場”。該詩有詩鬼李賀的遺風，與《紅樓夢》詩詞風格迥異，既不能證明曹雪芹的思想超前，也不能證明曹雪芹的文學天才。用《紅樓夢》書中表現(xiàn)出來的思想和文化，來反證曹雪芹的思想藝術(shù)如何高明，是個不能成立的偽命題，其以賈證曹方法也不足取。
思維定勢八：曹寅的文學修養(yǎng)以及文學活動，可以證明曹雪芹創(chuàng)作《紅樓夢》的家學淵源。紅學家們由于找不到能夠證明曹雪芹本人文學才能的證據(jù)，因此往往熱衷于用曹寅來證明曹雪芹創(chuàng)作《紅樓夢》的家學淵源。曹寅逝世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不論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還是雍正二年，都不可能直接受到曹寅文學活動的影響。曹寅的文學才能如何與《紅樓夢》無關(guān)，祖父的生活經(jīng)歷與文學稟賦，也不可能通過基因隔代遺傳給鏗緣一面的孫子。
思維定勢九：曹雪芹不承認自己是作者而說成披閱增刪者，目的是為了規(guī)避文字獄而故弄狡獪。這是不熟悉封建文網(wǎng)制度的臆測之詞。在乾隆年間文字獄盛行的時代，任何文史作品觸犯朝廷，不僅作者難逃處罰，編輯者、修訂者、出版者也難逃文網(wǎng)，就連閱讀者、傳抄者，甚至刻字印刷的工匠，都脫不了干系。生活于乾隆朝的曹雪芹不可能不知道當時文字獄之酷，既然敢于把自己的名字明晃晃寫入書中，不論寫成作者還是披閱增刪者，都不可能存有故弄狡獪的念頭。
思維定勢十：脂硯齋批語透露的的家庭故事，都是曹家當年由盛轉(zhuǎn)衰過程中發(fā)生的事跡。脂硯齋批語中的確披露出許多當年家族內(nèi)部自殺自滅的事情，但這個家族根本就不可能是曹雪芹出身的江寧織造曹家。因為脂硯齋清楚地說明，這些都是作者“猶記”的三十年前或三十五年前親身經(jīng)歷的事情，由乾隆九年上推三十年或三十五年，曹雪芹尚未出生，脂硯齋不可能說曹雪芹“猶記”自己出生前親身經(jīng)歷過的事情，這在事實上不成立，在邏輯上也說不通。
思維定勢十一：脂硯齋與曹雪芹是同時代人，二人之間的關(guān)系極為特殊并十分密切。紅學家們費盡心機，在曹雪芹身邊根本就找不到脂硯齋的影子，以至于鬧出曹雪芹創(chuàng)作《紅樓夢》十年中，身邊同時有兩個關(guān)系密切卻從未謀面的小圈子、形同國共兩黨地下工作者的笑話。從脂批內(nèi)容可以看出，評點者脂硯齋同他筆下的作者芹溪的關(guān)系確實特殊而密切，但他說的作者芹溪不可能是曹雪芹，而是另一個以芹溪為號的文人。
思維定勢十二：脂硯齋批語的干支系年就是乾隆干支，三脂本都是乾隆年間的抄本。三脂本分別是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書中脂硯齋批語也都是干支系年。紅學家們根據(jù)曹雪芹生存年代，就把這些干支主觀確定為乾隆甲子，缺乏根據(jù)且本末倒置。甲子系年六十年一輪回，把脂本、脂批之甲子上推六十年，回到康熙年間，脂本及脂批解讀中所有的矛盾幾乎都能迎刃而解。因此，脂硯齋本人和作者芹溪都是康熙時代的人，不可能與乾隆年間的曹雪芹有什么關(guān)系。
思維定勢十三：《紅樓夢》后四十回續(xù)作者是高鶚，否定高鶚后只能認定是無名氏續(xù)作。胡適先生的高鶚續(xù)書說早已破產(chǎn)，新出版的《紅樓夢》將續(xù)書作者署名為無名氏。其實《紅樓夢》后四十回中清楚地記載，空空道人將那些“收緣結(jié)果的話頭”交給了曹雪芹。只要排除所謂故作狡獪說，將前八十回的作者回歸康熙時代的“石兄”，讓乾隆年間的曹雪芹回歸《紅樓夢》披閱增刪者的身份，由曹雪芹續(xù)寫后四十回之事實一眼如故且順理成章，無需無名氏冒名頂替。
思維定勢十四：用曹雪芹的身世來反證《紅樓夢》書中究竟有沒有民族主義思想。紅學界都承認，《紅樓夢》書中究竟有沒有反滿情緒和民族主義思想，是紅學研究中不能回避的一個絕大問題。有的紅學家用曹雪芹出身旗人來否定書中有反滿情緒，有的紅學家用曹寅同江南文人的交往來證明曹雪芹有民族主義思想，這都是削足適履的反證或偽證，不足為據(jù)也不足憑信?！都t樓夢》究竟有沒有反滿情緒，應(yīng)該以書中文字為證，不能削足適履本末倒置。
思維定勢十五：凡與《紅樓夢》有關(guān)的文物，只要不符合曹雪芹生平，便判定為偽文物。主要體現(xiàn)在對待所謂“芹溪折扇”問題上，因為扇骨題詞不符合曹雪芹身世經(jīng)歷，便被紅學家判定為偽文物，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其實，該折扇題詞中的被贈人“芹溪”便是洪昇，贈扇人“松亭”便是林之枚，扇骨題詞內(nèi)容出自國子監(jiān)祭酒王漁洋，乃是二人在北京做監(jiān)生時共同的老師。這個“芹溪”，就是《天寶曲史》的校閱者“芹溪”，也是脂批中交代的《紅樓夢》作者“芹溪”。
主流紅學界流行的思維定勢當然不止這十五種，限于篇幅，本文就辨析這些。通過以上辨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三個問題：第一，主流紅學界流行的這些思維定勢都屬于削足適履、本末倒置的偽科學、反科學定勢。按照這種思維定勢去研究《紅樓夢》，把本來清楚明白的事情全搞擰了，搞糊涂了，只能造成一大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謎團，滾來滾去又都變成了死結(jié)”。紅學要想走出困境，紅學家們必須拋棄這些思維定勢，在鳳凰涅槃中尋求新生。
第二，長期以來紅學家們之所以陷入這些思維定勢不能自拔，主要原因在于站在胡適先生“大膽假設(shè)”的原點上，使所有的“小心求證”都服從并服務(wù)于一個錯誤假設(shè)，以至于沿著南轅北轍的道路漸行漸遠。他們研究《紅樓夢》的目的只是是為了證明曹雪芹，研究曹雪芹的結(jié)果卻無助于正確解讀《紅樓夢》，使本來應(yīng)該為《紅樓夢》服務(wù)的紅學，變成了為曹雪芹服務(wù)的曹學。按照曹學刻舟求劍的最終結(jié)局，只能是“《紅樓夢》越研究越糊涂”，“紅學愈昌，紅樓愈隱”（俞平伯語）。
第三，紅學研究必須拋開由這些思維定勢固化的曹雪芹，拋開附著在曹家事跡上的清宮秘史，拋開十八世紀萬馬齊喑的乾隆時代，正確回歸到十七世紀那萬花筒般的文學時代，回歸到明末清初情本文化泛濫的文化大潮中，回歸到江南世族由盛而衰的末世哀鳴聲中，回歸到六朝文化、南宋文化、晚明文化、清初文化的演化軌跡上，才能正確地判讀出《紅樓夢》書中思想文化的來源和傳承。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小說作者考證問題，而是關(guān)乎《紅樓夢》在中國古典文學長河中的定位問題，關(guān)乎《紅樓夢》所代表的思想文化得以正確闡釋的問題，茲事體大，必須拋棄曹學回歸文學，撥亂反正、以正視聽。
筆者的《紅學領(lǐng)域思維定勢辯誤》一文擱筆后，總感覺有些意猶未盡，似乎就這個問題還得說點什么。前文所談的十五個思維定勢，都屬于關(guān)于《紅樓夢》作者版本方面的具體問題，其實這些都屬于“曹學”或者“紅外學”方面的問題，還不是《紅樓夢》研究中的根本問題。紅學的根本問題在于正確判斷書中故事人物的歷史背景和文學背景，從而達到正確解讀而不是誤解誤讀《紅樓夢》的目的。涉及這方面的紅學錯誤思維定勢，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思維定勢之十六：《紅樓夢》寫的是旗人生活，反映了滿族的民俗宗教和旗人文化。這是按照曹雪芹出身旗人家庭，用類似懷疑鄰居“偷斧子”的思維方式猜測出來的?！都t樓夢》書中所表現(xiàn)的民俗宗教以及家庭文化，完全是明末清初時期江南世族生活方式的體現(xiàn)，純粹是漢族的，與旗人無關(guān)。書中描寫女子大小腳混雜是清初《禁纏令》推行期間漢族女子的特有現(xiàn)象，僧道不分是改朝換代后士大夫階層普遍逃禪避世期間的特有習俗，蓄奴制度以及主仆關(guān)系也是由明代延續(xù)而來的江南大族普遍現(xiàn)象。
思維定勢之十七：《紅樓夢》文字使用的是京片子，摻雜有部分吳語方言。這也是用曹雪芹生于南京、長于北京的身世，以“偷斧子”的思維方式推論出來的。書中所使用的假語村言，與其說是今天的京片子，不如說是今天的東北方言，也就是三百年前的北京方言。書中摻雜的吳語詞匯，如“茄鲞”、“翠樾埭”等，既不是蘇州的吳儂軟語，也不是南京的江淮方言，而是浙江寧紹杭嘉湖一帶的方言，書中關(guān)于飲食服飾等生活用語的描述，也摻雜了諸多浙西特別是杭嘉湖一帶方言。
思維定勢之十八：《紅樓夢》是小說，小說創(chuàng)作允許虛構(gòu)，不需要生活原型。這是紅學家們在曹雪芹身上找不到書中人物的生活原型以及書中故事的創(chuàng)作素材的困惑中，無可奈何之下所作的最無理的狡辯?！都t樓夢》是原創(chuàng)性世情小說，創(chuàng)作必須有生活體驗和積累；“作者自云”明確交代，此書是按照“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的原則寫成的。小說創(chuàng)作審美建構(gòu)中確實允許合理虛構(gòu)，但文學虛構(gòu)也不過是生活剪裁而已，也需要以生活為基礎(chǔ)。不能為了遷就曹雪芹而削足適履，把生活氣息濃郁的《紅樓夢》說成是作者憑空杜撰的產(chǎn)物。這不是贊美而是褻瀆《紅樓夢》。
思維定勢之十九：《紅樓夢》具有反封建思想，賈寶玉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紅學界流行的這種觀點，“階級斗爭紅學”的色彩相當濃重，也是在曹雪芹那個時代找不到思想來源的紅學家所作的人為拔高解釋?；氐健都t樓夢》創(chuàng)作的正確年代，才能找到這些思想的來龍去脈。書中賈寶玉的“異端思想”并非異端，乃是明清易代時期封建上大夫的通常思想。寶玉、黛玉的愛情婚姻觀，是十七世紀“情教”流行期間青年仕子和知識女性的普遍觀念。寶玉對封建大家庭的叛逆，乃是清初江南世族“死而不僵”直到“茫茫白地”期間青年一代的必然選擇。
思維定勢之二十：《紅樓夢》打破了傳統(tǒng)的小說寫法，其文學藝術(shù)是作者天才的獨創(chuàng)。這也是在曹雪芹生活的乾隆年間刻板嚴肅的文壇上找不到同類文學作品情況下，紅學家們所作的唯心主義解釋。《紅樓夢》確實是一部優(yōu)秀的小說，優(yōu)秀小說也不能憑空出現(xiàn)，其誕生也必須有適宜的土壤、陽光和水分，體現(xiàn)出文學積淀、文學傳承的痕跡?！都t樓夢》是晚明文化氣脈延續(xù)到清初的產(chǎn)物，是言情文學思潮與民族主義情緒互相激蕩的產(chǎn)物，是對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的批判繼承，是按照“非情不傳”的戲劇手法寫出來的小說，是小說化的“水磨腔”和故事化的“梅村體”。
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學史》書中，都把《紅樓夢》作為古典長篇小說高峰的標志，并依據(jù)曹雪芹生平，把高峰定位于十八世紀中葉。在那萬馬齊喑的乾隆年間，何以孤零零出現(xiàn)一部《紅樓夢》，并且形成了古典文學的高峰，這是很奇怪的，是不符合文學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的，就像把現(xiàn)代小說的高峰定位于文革期間一樣莫名其妙。其實只要摘下曹雪芹有色眼鏡，把《紅樓夢》放回到明末清初的文學大環(huán)境中，與這一時期的“情本文學狂潮”下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的小說、傳奇作品對比研究，不難看出，《紅樓夢》乃是明清易代初期在“末世”環(huán)境下誕生的文學作品，是十七世紀文學長河中的一朵絢麗的浪花，而絕不是乾隆“盛世”的產(chǎn)物。中國古典文學的高峰出現(xiàn)在十七世紀晚期，比文學界公認的時間要早上整整一個甲子。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學史》都需要重新編排，還原《紅樓夢》的文學史位置，大是大非，不可不察。
作者：土默熱 來源：土默熱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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