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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無產階級中的大多數(shù)人追隨著其完全相信真實的革命的領導人時，左翼知識分子卻不大了解前者在信仰方面的情況。也許他們無意識地對工人的態(tài)度感到失望，因為讓這些工人更有感受力的并不是偉大的任務，而是近期就可獲得的好處。藝術家和作家們很少思考英國的工黨主義或瑞典的工團主義。他們有理由不把時間花在研究這些已有的成就上，這些成就雖然在許多方面令人欽佩，然而研究它們卻不需要更高層次的精神思考。在英國，工人出身的工黨領導人通常會表現(xiàn)得比來自知識分子群體的領導人更為溫和。A.貝文顯然是一個例外，但他也被知識分子們所包圍，而工會的書記們則被其對手列為頭號敵人。
法國的情況與此有所不同。在法國，大部分工人把選票投給了共產黨，最有影響的工會的書記亦是共產黨人。而改良主義則被認為是難以奏效的行為。這里就出現(xiàn)了使存在主義者、左翼基督教徒和進步主義者分裂和對立的矛盾，即為什么要與代表無產階級的黨分離？為什么要加入一個更關心為蘇聯(lián)的利益服務而不是為法國工人階級的利益服務的黨呢？若采用合乎情理的方式，這一問題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答案。如果有人認為，不管怎么說，蘇聯(lián)代表了無產階級的事業(yè)，那么，他就會加入共產黨或與共產黨合作。
反之，如果有人認為，真實的解放已在西方陣營中具有最好的機會，或者認為“瓜分世界”為和平提供了唯一的機會，法國就地理位置而言處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一邊，那么，人們就會力圖使工會免遭那些誠實地為莫斯科效勞的人的控制。最后，人們也可以尋求一條中間道路，在內政上是進步主義的，在外交上是中立的，同時又沒有同西方決裂。上述決定均不需要形而上學的空論，同時也沒有使知識分子變成無產階級的敵人。不過，這必須要符合這樣一種條件，即這方面的決定必須是參照歷史的局勢作出的，而不是參照馬克思主義的預言論（prophétisme）作出的。存在主義者和進步主義的基督教徒卻只愿意通過這種預言論來觀察現(xiàn)實。
要與無產階級團結一致的愿望，證明了一種樂于助人的情感，但幾乎無助于在世界中的定位。在20世紀中葉，并不存在世界性的無產階級。如果人們加入蘇聯(lián)的無產階級政黨，那他們勢必就會與美國的無產階級政黨作對，除非他們認為數(shù)千名共產黨員、黑人或墨西哥族裔等無產階級中受剝削最重的階層是美國工人階級的代言人。如果人們加入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法國工會組織，那他們就會與德國的工會組織作對，后者在反對共產主義方面幾乎是鐵板一塊。如果人們以多數(shù)選票為準則（在法國，此類人在30年代時應當是社會黨人，50年代時應當是共產黨人），那么，他在英國必定是工黨分子，而在法國則必定是共產黨員。
用自己的雙手在工廠干活的數(shù)百萬工人并非自發(fā)地具有一種共同的主張或愿望。根據不同的國家或環(huán)境，他們會分別傾向于暴力或順從。真正的無產階級并不是根據產業(yè)工人的實際經驗，而是根據一種歷史學說來界定的。
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的20世紀中葉，在法國這樣一個農民與小資產階級要多于無產階級的國家里，一些關心具體事物的哲學家會重新找到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的預言論呢？薩特向親共產主義方向發(fā)展的路線似乎是辯證的，它包含著“肯定”或“否定”的一種顛倒。由于人們天生具有空幻的激情，因而，說到底，他們往往會把多種不同的“計劃”同樣地視為不會有什么結果的東西。無產階級社會的絢爛多彩的幻象連接著類似于自然主義小說家筆下的令人厭惡的社會，政治樂觀主義往往與人類的卑鄙的行為結合在一起，它就像插在今日的糞堆上的“未來”的小藍花。
一如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批評，存在主義的心理分析通過揭穿隱藏在口頭上的高貴之下的骯臟的私利，使一些學說喪失了信譽。不過，這種方法存在著通向一種虛無主義的危險：為什么我們自己的信仰就一定比別人的信仰更為純潔呢？求助于個人的或集體的意志的法西斯式的決定，為跳出這種普遍否定提供了出路。而無產階級“真實的主體間性”或歷史的法則則為之提供了另一條出路。
總之，存在主義者的哲學是一種道德的激勵。縈繞在薩特心頭的是對真實性、交流和自由的關注。一切使人無法行使自由的處境，皆有悖于人類的目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主仆關系歪曲了良心之間的對話，這些良心彼此之間是平等的，因為它們都平等地享有自由。倫理激進主義（le radicalisme éthique），再加上對社會結構的不了解，會使人習慣于一種口頭上的革命。對資產階級的仇恨會使人放棄平平淡淡的改革。無產階級絕不應當與擁有既得權利的“卑鄙家伙”串通一氣。就這樣，一位排除了所有全體性的哲學家，在未意識到矛盾的情況下，重新引入了工人階級的“天命”。他這樣做與其說是克服了矛盾，毋寧說是掩蓋了矛盾。
進步主義的基督教徒的道德激勵則是另一種情況，他們在良心方面的表現(xiàn)有時頗令人感動。他們的所作所為若放在一位非天主教徒身上，很難不被人視為是虛偽或狂熱的行為。用來對付邊做工邊傳教的教士的措施，使基督教徒煩亂不安。這些措施同樣被這樣一些人所利用，這些人對宗教漠不關心，利用各種機會詆毀教會，特別是求助于一些在遠見力而非思想品質方面值得爭議的人去恢復共產黨的同路人的威望。人們在理解進步主義的基督教徒的態(tài)度時，往往以這一首要事實為出發(fā)點：在法國無產階級中的大多數(shù)人與共產黨存在著聯(lián)系。
由此，《教會的青年時代》一書的作者曾如是寫道：
《教會的青年時代》還寫道：
工人給世界帶來了生機，而共產黨則又與工人存在著有機的聯(lián)系，但是，“只有根據計劃，并只有通過工人們自己的生存條件與斗爭條件所決定的方式，工人地位才可獲得提高” 。由此，人們可能毫不猶豫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工人階級將重新信仰基督教——對此，我們充滿希望——但是，只有當他們在自己所具有的內在哲學的指引下，并通過他們自己的手段，工人階級才可能征服人類?！?此外：“人類正通過工人運動重新獲得了新的生機?！?nbsp;
我覺得有必要指出，上述引文中所反映出來的這些謬誤，純粹是“知識分子”的錯誤。不過，這些錯誤并非僅出現(xiàn)在個別知識分子身上，而是正流行于某些知識分子的圈子里。他們認為，正如共產主義者所宣傳的那樣，馬克思主義科學地解釋了工人的悲慘處境。這種態(tài)度不啻是將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與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或是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與現(xiàn)代生物學混為一談。左翼基督教徒天真地接受的那種馬克思主義，把導致壓迫和貧困的責任歸于政治體制。它還把工人階級遭受的不幸歸咎于財產法和市場機制。這種所謂的科學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
此外，馬克思主義也不是“無產階級的內在哲學”。工廠里的雇傭勞動者或許傾向于認為，整個社會被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所統(tǒng)治并剝削。對工廠的所有制的指責，對貧困的原因不加區(qū)別，要資本主義對所有罪惡承擔責任，凡此種種皆表明，工人有時更傾向于法共宣傳所助長的粗淺的判斷。但是，“只有革命才能解放工人階級”的斷言，遠遠不能表達無產階級的內在思想，它只屬于法共從未使其追隨者完全信服的學說。
馬克思主義并不是關于工人不幸的科學，共產主義也不是無產階級的內在哲學，工人階級本身決不會相信自己是拯救人類的“選民”。繼這兩個錯誤而來的是關于階級斗爭和新世界的降臨的第三個錯誤。我不打算討論左翼基督教徒加在工人身上的美德，因為我們承認自己不了解這方面的情況。當我們讀到：“工人階級是一個誠實的族類。正是出于對自由的熱愛，它有朝一日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遠離教會，但它會更加遠離資產階級用來控制教會的各種結構與外在形式” ，“人民中的大多數(shù)男女……是忠于'山上寶訓’的” 時，我們既不想去否認它，因為普通人的善良并非是一種傳說；也不想去贊同它：天選階級的神話明顯充斥于字里行間。
任何一位天主教徒均有權利相信，集體財產所有制或計劃經濟與被稱為資本主義的制度相比，會更有利于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正是在這里，存在著人們能夠加以肯定或拒斥的關于世俗事物的看法。天主教徒還有權利相信，歷史將朝著它所喜愛的體制的方向發(fā)展。此外，天主教徒還有權利承認，為國民收入的分配或社會的組織而展開的階級斗爭是一種事實。如果他把社會主義的降臨稱為“歷史的意義”，如果他把共產黨的掌權美化為工人的解放，如果他賦予階級斗爭一種精神價值，那么，他就會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并且會徒勞地致力于把一種基督教的異端與天主教的正統(tǒng)結合在一起。
把基督教徒在其本人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誘惑到工人群眾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當中的，正是宗教經驗的殘余和反響：無產階級分子和黨的活動分子，就像基督最早的信徒一樣，生活在一種對新世界的期待之中。他們仍舊是純潔的，并且還心懷仁慈，因為他們沒有剝削他們的同胞。給人類帶來生機的階級，正起而反抗腐朽的過去。左翼基督教徒主觀上雖仍舊信奉天主教，但在行動上卻已把宗教事務置于革命之后。“我們無所畏懼：我們篤信我們的信仰，篤信我們的教會。我們此外還知道，教會絕不會長時期地與真正的人類進步作對……如果有朝一日工人前來與我們談論宗教，甚至懇求我們給他行洗禮，我想，我們將在開始時就問他，是否思考過工人生活悲慘的原因，以及是否會參加他的同志們?yōu)闋幦∷腥说睦嬲谶M行的斗爭?！?nbsp;
人們已經邁出最后的一步：讓福音傳教服從于革命。當進步主義的基督教徒以為自己在使工人皈依基督教時，他們已經被“馬克思主義化”了。
天主教的信仰并非與對先進政黨、工人運動和計劃化的好感互不相容，但它卻與馬克思主義的預言論互不相容，因為后者只在歷史的變化中看到通往拯救的道理。被共產主義行動作為目標的“解放”，可以讓人進行客觀的描述。在某些情況下，盡管付出了代價，選擇革命暴力而不是選擇緩慢的改良進程，同樣合乎情理。但是，理想的解放并沒有產生所有進步的條件，而是只在對事件的純宗教的解釋中才留下救世的第一階段的痕跡。共產主義者實際上也從信仰中獲得活力的：他們并不反對僅僅以合理地組織自然資源的開發(fā)與集體生活為目的，而是渴望主宰宇宙的力量，以及主宰不同的社會，以便揭開歷史之謎，并把對超驗性的沉思轉移到自身滿意的人類上來。
理想的解放，只要它用借自基督教傳統(tǒng)的方式來表達，就會使左翼天主教徒受到誘惑。而它之所以能對存在主義者產生誘惑，則是因為無產階級似乎為被內心孤獨所困擾的哲學家們提供了一個神秘的共同體。此外，它之所以能誘惑以上兩者，還因為它保存著“未知”、“未來”和“絕對”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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