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中國文化遺產(chǎn)日（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Day），所以，小編想借這個機會講一本好書，5月中旬上市的《這盛世如飛天（flying apsaras）所愿》。
一本以敦煌飛天壁畫（Dunhuang Frescos）為基礎(chǔ)的涂色書(coloring book)。
是的，涂色書。
去年，《秘密花園》大火，火到小編在北京積水潭地鐵站的地攤上都看到有賣。小編買了一本，涂了一篇最簡單的便雪藏了。后來市場上又涌現(xiàn)出許多其他的涂色書，讓人視覺疲勞。
不過，上個月，責編袁小茶帶著這本書出現(xiàn)在我面前的時候，我就有一種預感，這回不一樣。
袁姑娘一身水綠旗袍至腳踝以上三公分，曲線窈窕，小跟皮鞋，兩條辮子垂至腰，眉毛和眼線精心勾畫得修長，笑吟吟，說話柔聲細語，像是從舊時時空穿越而來。她還用牛皮紙給我手寫了一封信介紹這本書，讀罷我?guī)捉錅I。
要知道，袁姑娘一年四季著的都是各色旗袍。她是個忠實于內(nèi)心、認真細致、文氣十足的人。這樣的人總有執(zhí)著的情懷，活的有腔調(diào)，做書不會差。
的確，當我翻開這本涂色書，看到半透明的硫酸紙背后可見的莫高窟第一百二十二窟南壁西側(cè)金剛經(jīng)變之反彈琵琶舞的時候，我頸后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樂舞身上的絲帶飄逸律動，仿佛能看到她在時空中舞動。畫的色彩古樸優(yōu)雅，復制出了敦煌壁畫歷經(jīng)千年特有的歲月滄桑。據(jù)說，敦煌研究院特地派專家駐扎在北京一周專門調(diào)這個“敦煌色”。
這頁的背后是飛天的介紹，盡量用較少的文字精準地介紹這本書的主題敦煌壁畫中“飛天”的來源、涵義、技法、顏料和隨時代的演變。畢竟，這是一本敦煌研究院出的書，代表學術(shù)權(quán)威。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小編一樣，總是感嘆，我們國家的文物真品都被藏起來了，即使展覽，也用護欄遠遠地與參觀者隔開。有些時候因為需要修繕和保護，很多真品根本看不到。
就比如敦煌，離省會蘭州還有1200公里的路，前往參觀要花大量時間在路上，到了那里很多好的洞窟卻看不到，真是莫大的遺憾。
這本書里恰好就收錄了一些在敦煌也不能看到的壁畫。這也是敦煌研究院做這本書的初衷之一：要讓承載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文物走進大眾的生活。
涂色書里很多都是普通門票無法參觀的家底國寶
假若老祖宗傳下的寶貝被年輕人淡忘，遺失在歷史的進程中，這是莫大的遺憾，也是莫大的背叛。
在信中，袁姑娘借用敦煌研究院王旭東院長的話說：如果中國年輕人自己都不再能讀懂我們祖先有過如此燦爛的文明，我們就算留住了有形的石窟，也失去了文化的根基。
這本書，通過復雜的電腦繪圖技術(shù)提取壁畫上的線條做成涂色本。于是，千年之后，我們和敦煌的畫工一樣，為敦煌上色，時空交錯。
這里插播一個故事。本來袁姑娘他們想選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之一，世界上最早的書籍佛教經(jīng)典《金剛經(jīng)》 （Diamond Sutra），作為描摹頁，就是北京的小伙伴們可以在建國門地鐵站看到的印在墻上的經(jīng)卷。
給1308歲的大唐《金剛經(jīng)》提線描雙鉤
但是，敦煌研究院沒有版權(quán)，這部經(jīng)典被英國人掠走，現(xiàn)存于大英博物館，得花重金購買，會增加書的成本，只好用現(xiàn)存我國的大唐景龍二年藏經(jīng)洞的《金剛經(jīng)》墨跡殘卷替代，距今1308年。
為《金剛經(jīng)》上色
敦煌，曾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鎮(zhèn)，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六大宗教和十余個民族文化的融匯之地。
公元366年，樂尊和尚在這里開鑿了第一座洞窟（cave）。此后，經(jīng)過長達一千多年的營造，莫高窟成為世界上歷史延續(xù)最悠久、保存較完整、內(nèi)容最豐富、藝術(shù)最精美的佛教藝術(shù)遺存，至今仍保存了735個洞窟，其中包括45000平方米壁畫和2000多身彩塑，涵蓋文化、藝術(shù)、科技、政治、經(jīng)濟、宗教以及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向世人展現(xiàn)出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圖景。
The Dunhuang Frescos, listed a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n 1987, were drawn by the Chinese folk artists about one thousand years ago. Unlike other cave frescos in China, artists for Dunhuang Frescos came from different dynasties during Chinese history, and most of them were not hired or paid by any ancient Chinese governments. They spend their whole lifetime drawing the frescos initiatively without leaving a name. The merely spiritual pillar for them is the faith of beauty.
敦煌壁畫于198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創(chuàng)作者是1000多年前的中國民間畫師。跟中國其他的石窟壁畫不同，敦煌壁畫的畫師來自于中國歷史上不同朝代，其中大部分都不是政府雇傭的。他們自發(fā)地窮盡一生畫壁畫，未留姓名。他們的精神支柱是對美好的追求。
小編在寫本期的讀書專欄時查看了很多關(guān)于敦煌的歷史資料，感慨萬千。下面就講一講陳寅恪所說的：“敦煌者，吾國學術(shù)之傷心史也”。
1906年，英國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新疆米蘭古河道畔挖掘米蘭遺址（唐代軍事戍堡遺址），結(jié)束了在羅布泊地區(qū)的考古任務(wù)之后，向敦煌進發(fā)。他聽說，敦煌有個叫王圓箓的道士在一個秘密的石窟內(nèi)發(fā)現(xiàn)了滿滿一屋的古書，官府已下令封存石窟，由王道士負責看管。
斯坦因隨身攜帶一本《馬可波羅游記》（Travels of Marco Polo）和一本玄奘的《大唐西域記》（Memoirs of the Western Regions）。為了將“考古發(fā)現(xiàn)”運輸出去以便輾轉(zhuǎn)運回英國，除了駱駝之外，他還準備了十五匹馬、三十頭毛驢和很多空無一物的大木箱。1907年春天，在結(jié)束數(shù)月艱辛的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之旅，斯坦因抵達敦煌。
斯坦因多年來有個嚴謹?shù)牧晳T，就是得閑就把自己的旅行見聞所思所感通通記錄下來。比如，他把在中國西北部的經(jīng)歷記下，寫成《中國沙漠中的遺址》 （The Ruins of Desert Cathay），于1912年出版，內(nèi)容詳盡，還附上旅途中拍攝的照片。比如：
Often had I thought of him (Hsun Tsang) during those hard days at Miran, and liked my ruined temples all the more as I remembered how in all probability their walls, then no doubt already sadly decayed, must have seen my Chinese patron saint with his caravan of sacred relics pass by. I sometimes wondered behind which of the Stupa mounds he might have sought shelter during a brief rest. In a region where all is dead and waste, spiritual emanations from those who have passed by long centuries ago, seem to cling much longer to the few conspicuous landmarks than in parts where life is still bustling.
王道士一直是個富有爭議的人物。斯坦因發(fā)現(xiàn)他是一個孤傲的忠于職守的人，見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緊張，臉上還不時露出一絲狡猾機警的表情，不太好對付。
傳說中的王道士
在精明的中國師爺?shù)闹更c下，他發(fā)現(xiàn)王道士雖然對佛教知之甚少，卻很崇拜唐僧。斯坦因在與王道士的交往過程中緩慢滲透，他讓閉塞無知的王道士相信將石窟里來自印度的經(jīng)卷運回故鄉(xiāng)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
最終，王圓箓收下斯坦因200兩銀子，讓他們把九千多卷文書和五百幅佛像絹畫帶走。
其中就有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之一，世界上最早的書籍佛教經(jīng)典《金剛經(jīng)》，現(xiàn)藏于大英博物館。
十個月之后，29歲的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抵達敦煌。跟斯坦因不同，伯希和精通包括漢語在內(nèi)的十三種語言。他一口流利的漢語給王道士留下了好感。隨行的一名攝影師對莫高窟進行了第一次全面拍攝。
斯坦因因為不懂漢語，只將他認為有價值的經(jīng)卷帶走，給伯希和留下了不少好東西。伯希和在藏經(jīng)洞里呆了三個星期，就著燭光，前十天每天打開1000捆經(jīng)卷，創(chuàng)造了一個小時100捆的記錄。
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30歲生日的前一天，他用五百兩銀子換得7000卷藏經(jīng)洞文物，離開敦煌。
1909年9月4日，北京的六國飯店，伯希和在宴會上展覽了一箱敦煌寫本精品，震動整個北京學術(shù)界。當時中國的宋版書已很稀少，更不要說從未見過的六朝隋唐古寫本。
1909年冬天，清政府下令，押送剩余的經(jīng)書進京。由于押送過程簡單粗暴，僅用草席遮蓋，并未裝箱，使得一路都有經(jīng)卷遺失。更可惡的是，押運的官員直接把經(jīng)書拉進自家，挑選精美的經(jīng)卷據(jù)為己有，又怕被人發(fā)現(xiàn)，將完整經(jīng)卷一撕為二。
陸陸續(xù)續(xù)地，各國侵略者們又對敦煌莫高窟進行盜竊和掠奪。
王道士與敦煌的掠奪者們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London Warner)來到敦煌，粘走26方壁畫，取走一尊唐代彩塑。俄國人拿走敦煌文物三百件，日本人購得四百件。今天，敦煌藏經(jīng)洞中的文物散落在世界十多個國家。
后人總結(jié)說，藏經(jīng)洞文物藏于英國者最多，藏于法國者最精，藏于俄國者最雜，藏于日本者最隱最秘，藏于中國者最散最亂。
70多年前，在敦煌藝術(shù)的感召下，常書鴻先生毅然從巴黎起程，回到中國，冒著抗戰(zhàn)的烽煙來到敦煌。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成立，一批年輕的藝術(shù)工作者接踵而來，成為守護莫高窟的第一代“敦煌人”，翻開了中國研究和保護敦煌文化遺產(chǎn)的新篇章。
我們奉上一個小視頻，細數(shù)敦煌的珍寶，震撼人心，來感受一下：
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更多“敦煌人”的故事，可以看去年出的書《敦煌：眾人受到召喚》，以及央視的十集紀錄片《敦煌》。
參考資料：《眾人受到召喚》、紀錄片《敦煌》
編輯：左卓
中國日報網(wǎng)雙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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