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版IFRS9金融工具概覽（上） 一、引言 一直以來，財務報表的編制者、使用者和審計師都認為IAS39的會計處理過于復雜，因此早在2002年IASB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簽訂的《諾沃克協議》 中，就指出金融工具會計是一個需要變革的領域。金融危機的爆發(fā)客觀上使得IFRS9的工作進程明顯加速，包括G20、金融危機咨詢組（FCAG）等利益相關者更要求針對預期信用損失的確認、降低減值處理的復雜程度、企業(yè)自身信用惡化導致的金融負債利得等問題進行研究。 IFRS9的出臺并非一蹴而就。IASB為此發(fā)布了6份征求意見稿、1份補充文件和1份討論稿 ，共收到1000多封評論回函，其艱難程度可見一斑。不過IASB始終忠實地執(zhí)行了分三步走的策略―金融工具的分類和計量、金融資產減值、套期保值會計。2009年11月發(fā)布IFRS9，將IAS39中關于確認的內容照單拿來，新增的只是關于金融資產的分類和計量，由IAS39的四分法變?yōu)閮煞址ǎ?010年10月加入金融負債的分類和計量，主要解決企業(yè)自身信用惡化導致的金融負債利得問題，金融負債的分類和計量則與IAS39無異；2013年11月加入套期保值會計的內容，旨在改進企業(yè)特別是非金融機構風險管理活動的財務報告；2014年7月，加入金融資產減值的內容，將IAS39的“已發(fā)生損失模式”變?yōu)椤邦A期損失模式”，同時對金融資產的分類作出修正，增加一類公允價值變動進其他綜合收益的債權性金融資產。至此，IFRS9塵埃落定，全面取代IAS39。 雖然IFRS9的生效日期是2018年1月1日（可以提前使用），但是我們仍然有必要及早關注這一準則對金融工具計量所帶來的變化，及其對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構報表產生的影響，未雨綢繆從容應對。這是因為：一方面，海外上市的國內企業(yè)可能需要更早接軌新準則；另一方面，國內企業(yè)會計準則（我國目前關于金融工具分類與計量的會計準則與IAS39基本相同）向IFRS9的趨同幾無懸念。 下面我們就分別針對IFRS9的三塊主要內容―金融工具的分類與計量、金融資產減值、套期保值會計一探究竟。 二、金融工具的分類與計量 IFRS9繼承了IAS39關于金融負債的分類與計量原則，即金融負債仍分為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公允價值變動進入損益和按攤余成本計量兩類。不過，對于按照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負債，當報告主體由于自身信用風險增加導致金融負債公允價值下降時，IAS39將此利得確認于當期損益，于是企業(yè)自身信用質量的下降反而成就了企業(yè)利潤的增加，即所謂“自身信用”（Own credit）問題。這個結果不但逆天而且費解。IFRS9開出應對之方，將報告主體自身信用風險變化導致的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且在2018年IFRS9生效之前，企業(yè)無需全盤轉向IFRS9即可提前運用這一規(guī)定。 在金融資產的分類與計量方面，IFRS9與IAS39有天壤之別。IAS39對金融資產的分類是規(guī)則導向的，沒有就為何某一金融工具屬于某一類別提供一個清晰的邏輯依據，其所采用的四分法不僅復雜而且應用困難。在這四類金融資產中（如圖1所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包括交易性金融資產（包含衍生金融工具）和指定屬于此類的金融資產；貸款和應收款項與持有至到期投資均按攤余成本計量，只是后者強調持有到期的管理意圖且有活躍市場；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實際上相當于“其他金融資產”，前三類放不進去的就歸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復雜且彈性的分類系統(tǒng)之下，出現不同報告主體對相同金融工具按不同類別處理的情況固然不足為奇，即使納入某類金融工具的項目具備不同特征似也無可厚非（比如，貸款和應收款類里同時包括源自報告主體的貸款、購買的貸款和CDO中的股權檔）。這一方面可能使報表閱讀者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也為企業(yè)盈余管理提供充足的空間，比如企業(yè)在對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進行初始分類時，可能更傾向于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如此一來，當公允價值下降時不至于立即影響利潤，而需要做大利潤時則可通過操控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處置（出售時累計于權益的利得可通過再分類調整進入損益）時機來實現。 IAS39關于再分類問題的規(guī)定進一步增加了無所適從感和盈余管理空間。交易性金融資產一般不能與其他金融資產之間進行重新分類；但在特定環(huán)境下（比如金融危機）報告主體可將除初始確認時指定為第一類金融資產以外的其他非衍生金融資產從“公允價值變動進入損益”類轉入“貸款和應收款”類；對于持有至到期投資，IAS39規(guī)定若主體當年或前兩年對重要的持有至到期投資在到期日前進行出售或重分類，則其他所有持有至到期投資都需重分類（所謂“感染條款”），當然也有若干例外情況，比如，因被投資企業(yè)信用狀況惡化導致的投資出售，就不影響其他持有至到期投資的分類；可供出售債務工具可以重分類為持有至到期投資。IAS39貌似規(guī)定了很嚴格的再分類門檻，如持有至到期投資的“感染條款”，但是充斥其間的“特定環(huán)境”、“例外情況”、“可以”等詞語，要么左右逢源要么語焉不詳，企業(yè)相應作出趨避之擇。比如，為了規(guī)避“感染條款”，企業(yè)較少選擇將金融資產劃分為持有至到期投資。又如，當公允價值持續(xù)下跌甚至出現計入當期損益的減值損失時，企業(yè)將可供出售債務工具重分類為持有至到期投資，避免公允價值進一步下跌對損益的不利影響。復雜而缺乏內在邏輯的的金融資產分類，導致金融資產減值問題也異常復雜，這一點稍后再言。 針對IAS39的復雜與缺乏邏輯依據，IFRS9給出變革良方，對所有金融工具采取同一分類方法，廢除了嵌入衍生工具與主合同金融工具的分離核算 ，圍繞“商業(yè)模式”和“合同現金流”兩條標準，確定金融資產的分類及其計量，如圖2所示。 乍看之下，IFRS9與IAS39的分類結果差不多，也是攤余成本、公允價值變動進入損益、公允價值變動進入其他綜合收益三種結果，但IAS39對如何分類含糊其辭，IFRS9則給出了清晰的路線圖。如果合同現金流僅為本金和利息，且商業(yè)模式是收取合同現金流，在沒有公允價值選擇權的情況下，就屬于按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如果合同現金流僅為本金和利息，商業(yè)模式是收取合同現金流與出售目的并存，在沒有公允價值選擇權的情況下，這類債權性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進入其他綜合收益 ，這類金融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上按照公允價值列示，對利潤表的影響則與按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一樣，公允價值與攤余成本之間的差額確認于其他綜合收益。除此而外的金融資產都屬于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一般情況下公允價值變動進入損益，對于非交易性的權益投資（如戰(zhàn)略投資），報告主體也可選擇將其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一旦選定不能改變?？梢钥吹剑贗FRS9的分類計量體系下，“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進入損益”是“其他金融資產”，這與IAS39中“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是“其他金融資產”截然不同。在此，還有必要強調一下IFRS9的“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進入其他綜合收益”與IAS39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完全不同，雖然這兩者表面看來頗為相似。但是，IFRS9的“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進入其他綜合收益”是債權性金融資產，其分類經過嚴格的路徑判斷；IAS39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則是“其他金融資產”，既可能是債權性金融資產也可能是權益性金融資產，其分類是企業(yè)自由選擇的結果。再者，IFRS9的“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進入其他綜合收益”包含了公允價值和攤余成本兩種計量屬性的信息，且使用與其他債權性金融資產一樣的減值模式；IAS39按公允價值計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只涉及公允價值，其減值處理也是另起爐灶（詳見三、金融資產減值）。 鑒于“商業(yè)模式”和“合同現金流”是IFRS9對金融資產進行分類的邏輯依據，我們不妨細析。 所謂商業(yè)模式，指報告主體如何管理金融資產以產生現金流―收取合同現金流，出售金融金融資產，還是兼而有之。其中，收取合同現金流的模式與“攤余成本”類金融資產為映射，收取合同現金流與出售兼而有之的商業(yè)模式與“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進入其他綜合收益”類金融資產相呼應。判斷企業(yè)管理金融資產的商業(yè)模式，應注意兩個方面：一是商業(yè)模式的判斷一般既不針對個體金融工具，也不在報告主體層面，而應在投資組合層面進行判斷；二是不能僅憑管理當局的聲明或意圖來判斷商業(yè)模式，而應關注事實，諸如業(yè)務計劃、管理人員的薪酬方式、出售活動（包括歷史信息和預期數據）的頻率和金額等所有相關的客觀信息都應予以考慮。出售金融資產的信息能夠提供關于報告主體如何實現現金流的證據，但僅有出售信息并不足以判斷商業(yè)模式。不能因為報告主體出售金融資產，就斷然將此金融資產從攤余成本類中排除。例如，若出售的頻率很低或金額不重大，或由于金融資產信用質量惡化導致出售，則仍可認為商業(yè)模式是收取合同現金流。相較而言，收取合同現金流與出售兼而有之的商業(yè)模式涉及更高的出售頻率和數量。比如，報告主體為了保持某一特定的利息收益率水平或為了使金融負債及其所支持金融資產的持續(xù)期（Duration）相匹配，就會采用收取合同現金流與出售兼而有之的商業(yè)模式。秉持商業(yè)模式的概念，IFRS9中金融資產的再分類問題也得以大大簡化，只有當管理金融資產的商業(yè)模式發(fā)生變化時，金融資產才能重新分類。 金融資產分類的另一判斷標準是看“合同現金流”是否僅為本金和利息（Solely payments of principal and interest，SPPI）。只有具備SPPI現金流特征的金融資產才可成為按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或是屬于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進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IFRS9明確指出，利息不僅包括貨幣時間價值和信用風險報酬，也包括流動性風險報酬、費用抵補及獲利等組成內容。利率可以是固定利率，也可以是浮動利率（如LIBOR+3%），但不可以是反向浮動利率（如10%-LIBOR），反向浮動利率不符合利息定義。始終應當銘記于心的是，SPPI現金流必須包括與基礎借貸協議相一致的報酬，若合同現金流包含權益價格風險報酬，則已非SPPI現金流。這也是處理所謂“修正經濟關系”（Modified economic relationship，指本金與利息之間的經濟關系可能因杠桿、利率重置和其他合同條款而發(fā)生變化）的基本原則。例如，貨幣時間價值是僅考慮時間對價的利息因素，通常設定利率的時期與所用利率具有內在聯系，如3月期適用3個月LIBOR。若金融資產的利率定期重置，但重置頻率與利率期限不匹配，如每月按3個月LIBOR重置利率，此時貨幣時間價值因素被修改，需要評估修改后的合同現金流是否還是SPPI，即需要判斷貨幣時間價值因素修改后的合同現金流是否與修改前的合同現金流存在重大差異，具體做法是找到一項可比金融資產，該可比金融資產每月按1個月LIBOR重置利率，除此以外其在期限、信用質量等方面均與每月按3個月LIBOR重置利率的金融資產相同，若二者的現金流存在重大差異則修改后的合同現金流不是SPPI。又如，杠桿也會改變本金與利息之間的經濟關系，重要的杠桿增加了合同現金流的變動性，使其不再具備利息的經濟特征，期權、遠期合約和互換協議都屬于包含重要杠桿的金融資產，其現金流不是SPPI。金融資產包含的改變合同現金流時間或金額的條款，也可能改變本金和利息的經濟關系，報告主體需要評估考慮條款影響的現金流與不考慮條款影響的現金流是否符合SPPI特征。例如，對于帶有提前支付條款的金融資產，若提前支付發(fā)生時的現金流與提前支付未發(fā)生時的現金流均與SPPI特征一致，則該金融資產的合同現金流為SPPI。此外，對于政府或監(jiān)管機構設置管制利率的情形，IFRS9指出只要未引入與基礎借貸協議不一致的風險，則此種現金流可視為SPPI。 作者單位：審計署審計干部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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